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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方”世界：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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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民

1989年东欧剧变后，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将一统天下。时至今日，“历史终结论”已经成为历史笑料，西方国家要以“民主、法治、市场”等西式发展模式一统江湖的梦想正在走向“终结”，其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方面的话语优势迅速消退。面对“民主、法治、市场”三支箭失灵带来的“后西方世界”之乱，应如何应对？“后西方世界”将走向何方？只要世界“后西方化” “去西方化”的进程未完结，世界乱局就不会了结。这一漫长过程需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8.002

近年来，世界乱象纷呈，人们议论已久的所谓世界“后西方化”进程加快，“后西方时代”正在来临。然而，世界“后西方化”进程将如何演进、会不会反复？所谓“后西方”世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有何新特征？这些关系到世界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政治与战略问题，迄今并无完备答案。

世界“后西方化”进程正在加快

所谓“后西方世界”，是西方战略界率先提出的概念。“9·11”后，美欧战略界有学者陆陆续续提出所谓“后西方世界”、“后美国世界”等概念，其内涵大体是指美欧等西方国家近代数百年来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优势及其国际主导权正在丧失。他们不无焦虑地预言21世纪的世界将是“后西方的”“后美国的”或者说是“非西方的”“非美国的”，并为如何应对、阻止或推迟所谓“后西方世界”来临而出谋献策。

“后西方”“非西方”之说在西方战略界一时兴起的直接背景有二：一是“9·11”冲击。冷战结束不过十年，美国在其实力和影响力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实力与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时，却突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不但遭遇人员重创，美国及整个西方在经济、政治及战略自信心方面也深受打击：貌似强大无比的美国及西方竟然经不起一二十个恐怖分子盗用几架民航客机发动的一场恐怖袭击！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中俄印巴等在内的“金砖国家”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加速发展、崛起，越来越多地分割美欧等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在世界经济、政治及国际主导权“大饼”中的份额。美欧等西方国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优势以及其长期保有的国际主导权不断“缩水”，有被非西方国家“赶超”甚至取代之势。以中国的发展为例。仅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GDP总量及贸易总量就陆续超过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G7”成员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虽然非西方国家崛起势头有所减缓，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颓势及国际权势下滑趋势并未反转，其被非西方国家“赶超”甚至取代的总趋势没有变。不仅如此，由西方战略界此前提出的世界“后西方化”进程由概念变成国际政治现实，并成为世界乱象丛生的总根源。

在非西方国家，世界“后西方化”进程开始引发“非西方化”，甚至“去西方化”浪潮，一些非西方国家甚至公开打出了“去西方化”旗号。

菲律宾原是美国殖民地，美国对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发生后，奥巴马政府原以为可依仗美长期影响、利用中菲在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方面的主权争端、以菲为跳板对中国施压。不料菲律宾人民自主选出杜特尔特任总统，而杜特尔特一方面在南海等问题上与中方合作，同时疏离美国、脱离美国“轨道”，采取了一系列“去西方化”政策，尤其是顶住美日压力，坚持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为基本国策，甚至就所谓“人权”“民主”“法治”和发展道路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打嘴仗”，这是史无前例的。

土耳其曾是伊斯兰世界搞西式现代化的“模范生”，并致力于加入欧盟，在控制中东难民入欧的“巴尔干通道”方面尤其积极配合欧盟。但2016年7月在土耳其国内发生了一场未遂军事政变，企图替换埃尔多安政府。美欧有策划政变之嫌，并在政变失败后继续施压，要求土尊重人权、“宽容”政变分子，这激怒了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开始疏离美欧，并转向与俄罗斯及伊朗合作，其结果是美欧在土耳其及中东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在美欧等西方国家，世界“后西方化”进程表现为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日益成为主流民意，并驱动美欧从全球化舞台退缩。这可以视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非西方化”甚至“去西方化”活动，其主要特征是民间先行，并以民粹主义为旗号。

2016年，英国通过了“脱欧公投”。2017年，新上任的特蕾莎·梅政府决定“硬脱欧”。英国“脱欧”大大刺激了欧洲主张反全球化、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势力，疑欧主义在欧洲各国更加甚嚣尘上。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新近举行的第一轮总统大选中取得优势，其民调支持率持续上升则是民粹主义、疑欧主义、“非西方化”及“去西方化”在欧洲进一步发酵的最新表现。由此，欧洲正由全球化及西式“全球治理”的发动机变成障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甚至开始怀疑其民主制度与价值观及其发展模式的“政治正确性”。不久前，德国、荷兰等国力阻土耳其官员赴欧在其旅欧侨民中拉选票，受打击的其实不是土耳其，而是暴露出欧洲人对其价值理念和民主制度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

在美国，尽管一些精英人士和主流媒體极力“妖魔化”特朗普，后者却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竞选期间，特朗普反复宣称“美国优先”，主张废除TPP及其他一些多边贸易协定，声称反移民、反贸易自由化，主张美国从全球收缩、不再无条件承担保护盟国安全的“责任”、不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特朗普凭借这些政治主张战胜了得到美国主流精英、媒体支持的希拉里，这本身就说明反全球化、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对美在世界上继续力推西式民主等，正在成为美主流民意。特朗普上台百日之内，废除TPP、高调启动美墨边境“筑墙”计划、颁布“禁穆令”，表明其正在将具有“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性质的竞选言论付诸实践。美欧这些变化，是世界正在进入“后西方时代”的有力证明，不但将驱动世界其他国家加快“非西方化”“去西方化”进程，其本身也构成了“后西方”世界“非西方化”“去西方化”进程的一部分。

西式“民主、法治、市场”

三支箭失灵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乱象丛生”的总根源在于世界正处于从“西方化”到“后西方化”“非西方化”以至“去西方化”的政治“阵痛”之中。世界走向“后西方化”“非西方化”“去西方化”的政治本质在于：数百年来，尤其是冷战后20多年来，西方奉为“圭臬”的所谓“民主、法治、市场”等三大治国理政法宝弊端丛生，越来越不适应愈益全球化、信息化的新世界和“后西方”世界，越来越违背世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规则。当前不但非西方国家开始纷纷怀疑、抛弃“民主、法治、市场”等西式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就是西方自身也在反思、怀疑甚至调整其“民主价值观”及其体制，包括其“民主、法治、市场”三支箭。推展到国际层面，则“非西方化”“去西方化”表现为西方苦心经营数百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也面临深刻危机。

曾以发表“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最近曾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忧心忡忡地预言：“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福山的“民主倒退论”，正是当前世界“非西方化”“去西方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西方精英们的焦虑，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福山得意扬扬地宣称“历史终结论”过后仅20多年时间，世界就开始经历“非西方化”“去西方化”浪潮。

如果换一个视角，用大历史观来解释，当前世界开启“非西方化”“去西方化”进程及其引发国际乱象丛生的最后根源，则在于人类历史进程遭遇西方及“西方化”扭曲数百年后，开始进行“报复性”反弹。

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列强依仗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强行把广大非西方国家纳入西式全球化进程，通过投资、贸易及赤裸裸的掠夺等方式，从非西方国家榨取大量财富，在喂肥自己的同时，也使广大非西方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造成西方与非西方经济、政治发展的极不平衡。二战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化进程。此时广大非西方国家虽然普遍取得了反殖民斗争的胜利，但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仍受制于美国及西方。

冷战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所谓冷战“胜利者”的幻象及“历史终结论”的鼓噪声中，打着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旗号，在全世界力推西方的“民主、法治、市场”模式，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展开新一轮“奴役”。他们在政治上诬称非西方国家专制独裁，热衷于向这些国家输出西方“民主制度”；经济上在非西方国家强推美欧发展模式，文化上抹黑、打压非西方国家传统文化，通过互联网、电影、电视、新媒体等输出西方文化、宗教与价值观。在全球事务上，他们通过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等国际机构、机制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到处插手广大非西方国家内部事务，大搞“颜色革命”（如“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广场革命”等），对稍有反抗者，动辄施行军事打击。由此，西方与非西方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不平等愈益加剧，全球化及世界历史进程的扭曲程度也愈益严重。

综上所述，一方面，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尤其是冷战后的所作所为扭曲了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进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技术及财富等向非西方国家扩散、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提升以及政治与民族大觉醒，再加上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这些国家“非西方化”及“去西方化”情绪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矛盾不断增多，且其不再能从非西方国家任意榨取、掠夺财富以弥补其国内不足。由此，西方国家既不能在国内顺畅地玩“民主、法治、市场”游戏，也不能再以“民主、法治、市场”话语忽悠全世界，更不能在国际上像过去数百年那样肆无忌惮地支配非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及全球事务。

1989年东欧剧变后，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将一统天下。时至今日，“历史终结论”已经成为历史笑料，西方国家要以“民主、法治、市场”等西式发展模式一統江湖的梦想正在走向“终结”，其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方面的话语优势迅速消退。

“后西方化”

世界将如何演变？

当前由西方“民主、法治、市场”三支箭失灵，以及由于西方国家攫取经济、政治、技术优势和国际主导权而导致的长达数百年的国际不公平、不公正，进而导致世界历史的“报复性反弹”所引发的国际乱象，在世界经济、政治及国际安全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然而，与后冷战初期的国际乱象相比，这一轮国际乱象又具有不同特征。一是冷战后初期主要是非西方国家陷入动荡，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也成了国际动荡之源。经济低迷、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欧元及欧洲一体化危机、民粹主义撕裂社会等，直接困扰欧洲及西方世界。二是当前国际乱象的根源与西式“民主、法治、市场”模式及其“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制度观的失败直接关联。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以政治“另类”形象上台、法国勒庞选情高涨，都是“民粹主义+‘一人一票制”的产物，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经典模式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西方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及其国际观、“全球治理”观的直接否定、批判。三是随着西方综合实力，尤其是相对实力的下降及其战略自信心和经济政治优越感的下降，以及其内部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主义抬头，西方正在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倡导者向后退缩，这有可能造成全球政治“真空”，甚至引起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的倒退。总之，当前之乱，是“后西方世界”之乱，是“去西方化”之乱。只要世界“后西方化”“非西方化”“去西方化”进程未完结，世界乱局就不会了结。

如何应对“后西方世界”之乱？“后西方世界”将走向何方？这是本文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数百年来西方在全世界强推西式“全球化”“西方化”及其种种弊端中总结教训，寻求启示。

第一，多样性原则。世界是多样的，各国发展模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在“后西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应由各国、各民族依据各自的具体特点、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按多样性原则由其自行选择，而不应由大国、强国按自己的意志搞“一刀切”，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冷战后西方搞经济、政治模式“一刀切”，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把所谓“民主、法治、市场”原则强加于广大非西方国家，导致了一系列恶果。这些原则不但对不少非西方国家药不对症，就是西方国家自己，面对全球化、信息化、非西方力量崛起等新形势，这些曾驱动其走向繁荣富足的“法宝”也不得不有所调整。这正是当“后西方时代”来临时，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都陷入乱象丛生的主要政治根源。

第二，平等、互利和公平原则。在“后西方时代”，世界应秉持平等、互利和公平原则。不论国家大小、不论白人黑人、也不论穷富或先进落后，都应享有同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同等的国际地位。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向以“自由平等”口号自我标榜，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就是以自由、平等、公平等词汇装点起来的。但他们的平等原则在国际上主要适用于西方内部，在其国内主要适用于白种人、富人和精英，对非西方国家，对有色人种和穷人，则只是说说而已。这正是当“后西方时代”来临时，西方遭遇世界历史的“报复性反弹”并引出国际乱局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命运共同体原则”。“后西方时代”的世界，不但是一个“地球村”，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化的推进，信息化、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地球资源及地球承载力的有限性等，造成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更加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要求世界各国树立“命运共同体”理念，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尤其是对于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承担更大责任的大国，更要勇于担当，要通过世界各国加强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经济、政治和国际安全难题。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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