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题之隐：共相、因果与演绎 |
| 范文 | 关键词 高考复习，晚明大变局，白银帝国，贸易顺差，东西格局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11-0046-06 众所周知，高三备考的最有效方式是研磨高考真题，但是如何有效进行呢？一线教师通常的方式是从答题技术、基本史实等操作性角度“就题论题”，但这缺乏对高考试题的系统性理解，备考的或然性大大增加。笔者据备考经验浅见，把近几年已经考过的一些具有“家族相似”特征的高考真题归类，然后分析这些考题背后的考点，并找出这些考点的“共相”；同时，在考试大纲的指导下，依据“共相”并结合教师深阅读的知识储备，以及对学术前沿的了解，找出这些考点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试图演绎分析出相关尚未考查的可能考点。“显”“隐”结合，如此形成一种有效的真题备考模式。 本文尝试以“晚明大变局”为例作出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是“晚明大变局”是当前的学术热点，而高考试题与学术热点或者学术前沿研究紧密相连。①李伯重先生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就是晚明大变局学术观点的典型代表作。除此外，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以及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大变局》等都是这方面的标志性著作；二是“三晚”（晚唐、晚明、晚清）作为中国历史的重大社会转型时期是近年高考试题中的高频“高考热点”；三是新课标全国卷近四年都有试题在考查这个考点，如2014年全国卷II第27题、2015年全国卷II第32题、2016年全国丙卷第27题。尤其是2017年全国卷以主观题高分值的方式重复考查这个考点，即：全国甲卷第42题12分题、全国丙卷第40题25分。这更应该引起师生的注意。下面就以“晚明大变局”为“共相”，以这些试题为例证具体阐释并操演上述备考模式。 一、例证的因果解析 2014年全国II卷第27题“据记载，清初实施海禁前，‘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这一记载表明当时：A.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此题的考点是16至18世纪的明清中国是白银帝国。②2015年全国卷II第32题“17世纪60年代，茶叶在英国只是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到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品。这反映了当时的英国：D.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此题是借茶叶贸易考查东方（中国）在16至18世纪东西方贸易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2016年全国丙卷第27题“明末有人描述江南农村的变化时说，百年前的雇工‘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如今‘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这一变化反映了：A.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此题是用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来考查明末江南经济的发展。看似孤立地考查江南，实则考查明朝“棉花革命”①下江南棉纺织业、丝纺织业发展，进而带来的东西方“丝—银”贸易的发展。2017年全国丙卷第40题“中荷战争”（试题略）的实质则是考查郑氏海商集团与西方17世纪海上大国荷兰之间以军事战争的方式解决国际贸易经济利益之争。2017年全国甲卷第42题则是以晚明时期“中西对比”（试题略）的方式笼统考查白银资本及其与科技的结合状态在东西方所引起的反差性巨变。 通过上述试题考点的分析，可以按试题年份顺序得出一个考点因果链：2014年考查重大历史史实明清白银帝国——2015年考查为什么明清中国是白银帝国？原因是贸易顺差——2016年考查为什么在早期全球化贸易中明清中国处于顺差地位？原因是明清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经济发展——2017年则考查东西方以军事冲突的方式试图解决中西方贸易顺差逆差引发的利益不平衡问题，以及白银所带来的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据此，结合相关学术研究可知：这些试题考查的共相是：晚明大变局。所谓晚明大变局是指：在欧洲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及早期殖民扩张背景下，由中国江南经济发展及全球白银流动所引发的晚明到清初的经济、军事及文化变局。经济变局包括江南早期工业化、白银内流、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及早期全球化的“丝—银贸易”；军事变局主要指以热兵器军事革命为标志的中外战争，它是大国在东亚国际秩序权力真空条件下经济利益冲突的必然产物；文化变局主要指以经济贸易为媒介所引起的西学东渐。中国江南经济、欧洲新航路开辟、白银、贸易与军事冲突等是这场变局的核心要素，也是前述考点的关键词。 下面我们围绕这个“共相”具体分析2014至2017连续四年高考真题所考查的经济、军事变局的诸考点之间的因果联系。 自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完成后，又由于明朝以来洪武型经济中的“棉花革命”，江南地区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江南主要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等组成的八府一州地区。这些地区借助于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的水路网络，形成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核心经济体，且以“核心—边缘”的方式辐射全国其他地区及海外地区。②中国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时间大约是1550～1850年间，其核心特征是农村与城市手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所占地位及比重的提高。手工业生产行业主要涉及丝、棉纺织业；制茶、榨油、谷物加工、制盐、酿酒、食品加工等食品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造纸业与印刷业等；工具制造业与建材行业、造船业等。这些行业中间，棉丝纺织业是早期工业化中最大的部门。而对早期全球化“丝—银”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丝织业。全汉昇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品比较丰富。”③这四大优势使中国产品无论是在日本、东南亚，还是在欧洲和西属美洲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西方出现了新航路开辟及早期的殖民扩张，大量的白银流入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手中。然后又流入中国的商人手中。1494年的“教皇子午线”划定势力范围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洋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方贸易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澳门的贸易许可权后，利用中日之间的由于倭患问题引起的正常贸易的中断、日本盛产白银，以及中国白银通货与日本黄金通货的比差，开辟了以远东地区为核心的一条贸易航线：澳门—长崎贸易航线。贸易的主要内容是：用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黄金等换取日本人的白银，再用白银购买中国的货物。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中介贸易，从而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可以说：葡萄牙输入中国的白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日本的白银。当然，另外两条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与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也以同样的“丝—银”贸易的方式把里斯本、塞维利亚与西班牙的部分白银运输到了澳门，进而流入中国。但葡萄牙并不是唯一往中国输入白银的国家。1580年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马尼拉大帆船太平洋丝绸之路。①这条航线连接福建漳州的月港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中经马尼拉到达西属美洲的阿卡普尔科（今属于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地区。从中国运出去的主要是生丝、丝绸、瓷器等，从西属美洲运回的主要是白银。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荷兰通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及多次葡荷战争的胜利，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逐渐占据中、日、西方贸易的主导地位，也使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关于这些国家的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弗蘭克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内，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了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②中国成为“白银帝国”。 然而，中国本土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西属美洲与经葡萄牙、荷兰转手贸易的日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江南如何与白银形成经济链条呢？或者说这些白银为什么要流入中国进而塑造成“白银帝国”的？这需要从白银引起的中西“价格革命”与东西方贸易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工业革命以前，16、17世纪的欧洲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故其实体经济是相对恒定且有限的。白银、黄金等贵金属大量涌入欧洲后，造成商品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巨大反差，从而引起工农业品物价的大幅度上涨。据统计：“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法国的物价指数比16世纪初高2.2倍，英国上涨2.6倍，荷兰为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将近2倍。”③这就是西方的价格革命。不过，这种通货膨胀需要实体经济的弥补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18世纪中期以前的欧洲明显不具备这种经济能力。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恰恰相反，由于明朝洪武型经济体制及棉花革命的刺激，实体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商品货币却严重不足，故物价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货币与经济的反差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潜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而历史证明：暂时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西方的白银与中国实体商品进行交换互补。欧洲人早期的殖民扩张实现了这种交换，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丝、瓷器等实体商品则流入欧洲。而欧洲的价格革命引起白银外流入中国，从而刺激中国物价的上涨，导致中国的“价格革命”。两个价格革命实现了中西方有效的贸易连接。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只能用白银交换中国的商品呢？这是由东西方的商品贸易结构决定的。由于农耕社会农工资源的地理区域比较优势以及社会上层对奢侈品的习惯性特权需求，自汉朝陆海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及丝织品等就不断通过中亚远销到西方。新航路开辟后，以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为代表的农工产品的比较优势所带来的贸易结构差异并没有改变。而西方却没有具有同等比较优势的农工产品与中国进行交换。直到19世纪初，西方人找到了不受购买力限制的非理性消费商品鸦片并通过走私贸易才逐渐打破这一贸易结构。④之后，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美价廉的机械制成品实现了这一贸易结构的倒转。 但是，16至17世纪的中西方的“丝—银贸易”并不平静。早期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早期军事全球化，代表着经济利益的“账簿”与其保卫工具“火枪”紧密互动相连。由于晚明衰落所造成的东亚海上权力真空的事实，又由于近代西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间大国的兴衰更替及其与郑氏海商集团在亚洲殖民利益的争夺。故以军事战争的方式解决贸易利益的冲突凸显。以2017年全国高考丙卷第40题中所涉及的“台湾”为例，其典型史实有：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633年，郑氏海商集团于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者的商船以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的保护费才能安全通过中国水域；1581年荷兰通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获得独立后，于1642年打败西班牙，独占台湾；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李伯重评论道：这些基于经济利益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传统军队的优劣，而在于热兵器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威力。这种革命主要涉及火药革命与强调战斗方式与军队组织方式的军事革命。郑氏海商集团之所以能在中荷战争取胜，关键在于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火枪与船只。① 二、共相的考点演绎 在分析了已考过的经济、军事变局诸考点间的因果联系后。基于“晚明大变局”的共相，以2017年全国甲卷第42题的考点“晚明时期白银资本及其与科技的结合状态在东西方所引起的反差性巨变”为始点，笔者试图演绎分析出一些没有考过的但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对“东西方反差性巨变”的理解。 就白银资本而言，16至17世纪由此引起的价格革命，在西方与中国所造成的巨变恰恰相反：西方不断崛起，中国则不断走向衰落。对于西方而言，价格革命进一步分化了西欧各国的原有财富与贵族地主、早期资本家等有产者阶级。一方面，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新航路开辟所获的白银除大部分输入中国外，剩下的部分则输往英法荷等国。这主要是因为贵金属大量涌入造成西、葡国内剧烈的通货膨胀并使物价大幅度抬高，又由于西葡两国封建性过于强烈，白银主要用于奢侈品购买与战争耗费，近代民族工业不发达。②这为英法荷等国的商人们向西、葡市场输出商品与劳务提供了契机，并以较为低廉的成本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再加上16世纪以来的“商业革命”以及英法等国对贸易型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③其结果是西葡不断衰落，英法荷等民族国家不断崛起。另一方面，由于物价脱离了生产成本的约束，从而使那些生产商品或者能够贩卖商品的早期资本家获得大量的额外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于土地贵族与靠工资生活的人。由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契约法传统与租地者的法定的抵抗权，在相当长的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时间内，土地贵族只能按照契约收取既定数额的地租。他们并不能因为价格革命而随意调整地租。这使他们依靠土地所获的财富在奢侈品交易中大幅度贬值。“贫穷贵族”“无产贵族”成为当时的一道历史奇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不只是发生在西葡，还发生在英法等国。以英国为例，据统计：“从1559年到1620年，英国占有40座庄园以上的土地显贵由原来的39家锐减至19家。1600年时，大约2/3的英国旧贵族在财政上入不敷出，甚至濒临破产。都铎王朝的末期，由旧贵族组成的上层结构已接近解体的边缘。”④“金银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⑤金银贵金属作为一种初始动力改变了财富的分配状况。财富越来越聚集在早期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带来阶级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由于资本本身的扩张性及主宰性质，早期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载体不断要求加强产权保护并进行制度革新，以维护资本及資产阶级的至上地位。这种“革新”的方式就是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甚或王权的政治革命。把封建权力逐步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而代议民主政治对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取代实现了资本的愿望。因此可以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实为财产、资本的革命。这就是西方崛起的根本奥秘。 与此同时，就白银资本与科技的结合状态而言，需要注意二者的紧密勾连及其带来的巨大的滚雪球式的财富效应与社会化效应。①资本与科技的结合而不是分离改变了西方的整个社会结构，促进了西方的崛起。马克思评论道：从东方传播过去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水（风）磨和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的发展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代做了准备。”②而欧洲本土的近代科技革命如天文学革命对新航路开辟中“地圆学说”及“海图制作”的贡献；数理实验科学革命对世界图景的数学化与机械化彰显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宰控意志；博物学革命对近代人文主义中人的财富欲望的刺激；物理学中的力学、气压学革命对热兵器革命、生产机器的革新等都体现了科技与财富的互动增殖效应，从而促进了西方的崛起。 与西方社会阶层分化所造成的西方崛起相反，由白银资本引发的价格革命之下的明清中国，由于阶层的固化则走向了衰落。明清的商人阶层主要是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商帮组织。与近代西方新型的、主动掠夺性的早期资产阶级相反，他们是传统宗族式的、被动性的紧密依靠政府的官商组织。以徽商为例，“他们经商不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谋生养家。他们走上经商之路不是有由于经济发展使社会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而仅仅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们不能以力田，只能以经商作为谋生养家的方式”。③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开关”以后，白銀大量涌入中国，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的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徽商获利之后，其商业资本或用于养家糊口；或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或以“报销”“捐输”的方式获取科考功名；或捐赠与传统社会控制紧密相连的宗族祠堂、乡里庙宇、书院、义塾修建等公益性事业；或受农耕文明分家析产支配；或因缺乏产权保护制度而被专制政府剥夺财产等。商帮的资本的产生及这种运用性质就表明了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以商读、耕读为本”的传统本质。晋商等其他商帮在本质上与徽商有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推论：白银涌入中国积聚的大量财富使明清中国的商业资本退出了流通领域，直接影响了资本的积累与产业资本的转化，妨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政治影响就是使明清中国的官商两个阶层走向合一、固化。工商阶层成为不具独立性质的、对传统皇权地主阶层依附性极强的阶层。而这强化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④致使明清走向衰落。 同时，就白银资本与科技的结合状态而言，需进一步演绎分析明清中国的传统科技、西学东渐传过来的近代科技是否如西方一样与白银资本相互勾连产生社会效应并促进中国的崛起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由于极端的实用性且主要在农业、天文学等方面直接服务于封建王朝的政权需要，故其效果与发展空间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除非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否则就没有了发展动力。而这个极限在宋代则已经达到了顶峰。而西方由于秉承了古希腊的作为自由的“不讲实用、为理论而理论”数学及自然哲学传统，科学发展具有无限的空间，故其在一千多年后仍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①具体到晚明清初时代，医学领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工科技领域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理学领域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它们仍然属于传统的、经验性的总结性著作。其主要内容仍集中于中医、农政、荒政、舆地描述等范畴。②其服务于传统生产方式与传统王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科技很难与白银资本结合产生西方式的财富效应。以中西贸易为载体，随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的译介，如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部分《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利》；王徵与邓玉函合译的《奇器图说》等。③其主要为少数好奇的士大夫所研用，也没有与白银资本结合并社会化开来，进而如同西方一样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和社会变革效应。到了清朝初期，由于清朝统治者害怕新技术流散于汉人壮大敌对势力而限制技术流传，以及中西礼仪之争等原因，西学东渐逐渐中止。明清的中国走向衰落。 以上所述就是笔者以晚明大变局为例对“共相、因果与演绎”真题备考模式的一种例证性探讨。其实，基于这个“共相”，还可以演绎出：晚明白银内流与隆庆开关；晚明白银涌入与张居正“一条鞭法”赋税改革；“丝—银”贸易下的江南市镇经济与奢侈风俗的变迁；白银引起的中英奢侈消费革命对比；白银涌入与女性地位的提升；④白银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危机、移民运动、改土归流的因果关系等。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不过由此并结合前述可进一步得知：由于是“共相”，所以它是相对恒定的。由于有“因果与演绎”，所以“共相”的视域又是相对宽阔开放的。这就为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演绎分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的根源又在于师生的深阅读与对学术前沿、热点问题的有效的课程转化性把握，并据此形成与高考命题者甚至是学术本身的对话知识体系。而这就是研读高考真题于我们中学老师具有无尽的魅惑所在。 【作者简介】税光华，中学一级教师，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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