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日本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环境 |
| 范文 | 周颂伦 [关键词]选择性记忆，细菌战，分割占领，政策转变，酿成环境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13-07引言 近二十年来，围绕着战争认识问题，日本与东亚各国形成了巨大的认识对立。诸如日本认为，南京大屠杀被杀人数（平民和战俘）最多6万人而不是中国所主张的30万;慰安妇是战场特殊环境下的商业行为;日本发动了战争但美国的原子弹为何专向居民人口密集的广岛、长崎投下;日本只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输给了美国的强大武器，等等。日本并没有否认“大屠杀”而只承认最多6万人;不是没有慰安妇但其是商业行为并非强征;原子弹使大量平民死于核爆冲击波，却并不讨论美国为何要投下核弹;太平洋战争史观，只讨论日军的战争能力劣于美国，但不反省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不义的，等等。从所举例子可窥知，日本右翼右倾势力对战争的反省和历史的认识，同全世界向往和平人民的观点存在巨大偏差。近十年来，出现了为日本的所有开脱说词深感困惑的人们：大凡理智健全，是不应该在铁证面前作如此蹩脚的躲闪和强词夺理的。有些学者则认为，日本社会的主流集团或许已经患上严重的记忆缺失症，于是想借用“选择性记忆”概念为日本留下一些颜面和退路。 “记忆”原来一直是在心理学界和教育界使用的概念，德国心理学家、关于记忆的实验研究先驱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1885年所著《记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了“遗忘曲线”的考察和方法并公布实验数据，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掌握记忆方法同遗忘作抵抗，使单独个体运用“遗忘曲线”所示的规律曲线加强记忆，而不是为有意忘却作辩护。这对于知识的学习有重大意义，告诫人们重视知识的后期保持和再确认。很显然，在单独个体实验中所获得的对“遗忘”规律的认可，并不能用作对战争损害这样重大历史问题也予认可的条件。从这种担心出发，学者们用“集体记忆”区别个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是集体行为留下的历史印记，存在于由无数个单独个体集合而成的集团中，因此个体性的遗忘规律很难同时作用于集团所有成员;2.集体记忆具有关键词传承的运行规律，这些关键词在平常时间内因不断重复而加强了强调的力度而趋近于符号化;3.集体记忆具有内部的约束力机制，它强制性地要求每个个体成员不可擅自作出违反“共识”的举动。如果将“日本”作为一个“集体”，而东亚各国作为另一个对应的“集体”，那么形成的集体记忆对立可大致表述为“我们那样做是有理由的”和“日本曾侵略我们、大量杀人、残酷践踏我们的尊严”。东亚各国人士的结论是：日本对战争并非没有记忆，而是按自己的意志去说一些让人们尽量减轻对其追责的话语。日本这个集体的记忆的选择性特征就是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的确需要一种主观环境的帮助，参与其中的各国各方都需要冷静理性地加以反省。一、被隐匿的细菌战犯罪事实 1946年1月19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发布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布告。宣称：作为投降条件之一，将对包括虐待俘虏在内的所有战争犯罪予以“严峻审判”。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至今的起诉状可知，远东法庭对日本战犯们提起的犯罪审判理由大致可列举为反和平罪、杀人罪和反人道罪。①故而，如果一旦发现用细菌武器施加于敌对军人或平民的罪行，无疑属于典型反人道罪。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曾在浙江、湖南等地用飞机投放鼠疫病毒，是人所共知的史实（笔者掌握细菌战被害人解剖写真）。但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军队的这种犯罪却没有得到“严峻审判”，而一手制造细菌武器的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即731部队给水部长，连同其细菌战犯罪事实统统没有列入战犯審判之列，全身而退安然脱身，在1959年才因喉癌死去。有些史料称，石井是在1947年时向美军允诺将细菌实验的报告数据全部转交美军，才得以逃脱审判。1945年8月9日苏军发动对关东军的攻击后，731细菌部队随之解散，石井指挥部队对731的设施及罪证进行破毁后，经中国东北和朝鲜乘机回到东京。② 据原关东军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的回忆，当时日本政府试图尽可能迅速地引导苏联军队进入朝鲜，以期出现美苏对抗的局面。同时，朝枝还向石井传达了将731部队一切证据物件尽数销毁的命令，石井以731研究成果是可以夸耀世界的文献论文，销毁太过可惜作答。朝枝于8月10日在“新京”机场乘机离开，731部队在8月14日之前将用于活体实验的“马鲁他”404人全部杀害并焚尸灭迹后，全员乘列车向韩国釜山撤退。石井曾以威胁口吻作了一次“守秘”训话。翌日，石井又在“新京”车站站台对乘车回国的部下作了最后一次“守秘”训话。18日，石井在上海日军司令部向同僚们告别，说“今天乘飞机先被带到香港”，这个“带”字暗示接着会去美国。③有资料透露，此时石井已经开始同美国情报部门接触。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石井于8月24日出现在釜山港，指挥先期到达的731部队官兵将所有由火车运抵的物资全数装上随即泊岸的军舰。从18日到26日，石井的行踪有许多不明之处，已经无法核准（是否还在同美国方面接触）。 事实上，1945年6月23日，有一份《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报告书递到麦克阿瑟案头。④该报告第二条专述细菌战，第四条专述活体试验，并提到在哈尔滨负责细菌炸弹实验的头号人物叫石井四郎。麦克阿瑟乘机到达厚木机场时，下机便问：“石井将军现在何处？我想问他一些有关科学的事。”⑤1945年8月下旬，麦克阿瑟委派美国细菌战专家桑德斯从迪特里克堡基地赴日调查日本细菌战和石井四郎的情报。石井部下内藤良一竟成了桑德斯的翻译。美国人同意内藤担任桑德斯的翻译是认为这是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好途径，内藤良一曾一度诱使桑德斯相信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但后来桑德斯仍然弄清楚了细菌炸弹和人体实验情报，于1945年11月1日提出了调查报告书。接任桑德斯的汤姆森，亦于1946年5月31日提出调查报告书，两份报告书确认了若干细菌战事实，但学者们认为并不详细。⑥ 与此同时，苏联已经从俘虏的731部队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等人的供词中掌握了人体实验的情况。⑦1947年1月，苏联向占领当局参谋二部提出审问石井等人的要求，当时麦克阿瑟正在同731部队的战犯们进行免罪和所有实验情报的交易，遂敷衍了苏联方面。麦克阿瑟说：“细菌战相关人员如果提供细菌战情报，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后来接替调查工作的美国化学战部队的菲尔，在对石井等人的询问中直接告诉石井，将细菌战资料交给美国，将会免除对他的战犯起诉。而石井则回答：“希望能得到美国的雇佣，为了准备对俄作战，我可以拿出积累20年的研究经验和成果。”麦克阿瑟随即批示，禁止报道有关日本细菌战的消息，因为华盛顿认为“日本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性，而追缉战争罪犯的重要性是有所不及的”。①二、无疾而终的分割占领计划 自从日本社会有识之士了解731部队的恶行以来，要求对之进行审判的民间呼声从未中歇。“作为日本国家，有组织地让军队实施残虐的细菌战，必须得到历史的审判。”②但从上述梳理的事实来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当局在实施占领军政之前，就没打算对石井等人进行法律追究。美国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竟纵容犯罪者逃之夭夭？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希望得到731部队所有实验数据资料，尽管有一些数据是对美国俘虏进行人体实验所获取的。但另一个原因，日本某记者在书中这样分析：接替桑德斯工作的是兽医中校汤普森，赴日之前在美军细菌战迪特里克堡中心任职。他审问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队军官，在问及“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吗”时，石井的回答是纯属个人的“科学的空想”。又问“天皇接受过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报告吗”，石井答“完全没有，天皇是仁爱之人”。作为兽医，汤普森对第100部队以白人战俘为材料进行马疽菌实验导致多人死亡的情况了解颇深。但汤普森离奇自杀死亡了。“也许是他知道的太多了，除了死没有办法可以解脱。”③这里关键的推测是，如果一旦发现天皇同细菌战相关，那天皇则必须作为战犯接受审判。 故而，美国不能摆脱包庇石井等细菌战战犯的干系。而这种包庇行为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石井四郎悄然无声地在新宿住处失踪，是去了美国还是直接去了朝鲜已无法查证。日本经济从朝鲜战争的“特需”中获得了喘息的时机。现已查明，美军向日本预定的“特需品”中，有生化武器和大量用于传播媒介的老鼠。1951年6月，驻扎“三八线”附近的联合国军突然流行起流行性出血热，这种传染病就是731部队的军医们以最初发病地名命名的“孙吴热”。④曾任731部队属下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的目黑正彦证实：朝鲜战争大爆发后，美军发来大批订单，几乎所有订单都是斑疹伤寒疫苗，生产了约1000万人份的疫苗。 2004年9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在图书馆内库发现《鼠疫菌论文集》，其编者是原731部队的军医高桥正彦，在1942—1943年完成。2016年，笔者曾参与对1940年吉林省农安、白城两地突发性鼠疫流行调查，查明鼠疫大规模流行造成数千人死亡，是由731部队为获取实验数据播散鼠疫病毒所致（笔者保存大量调查史料）。论文集作者之一金子顺一正是凭借1942年流行现场所获取数据完成论文，取得了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89年3月，东京新宿区居民抗议WHO在当地进行“预研所”，以危险病原体可能泄漏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该所建所地址位于原陆军军医学校院内，与石井四郎若松町的住宅非常近。开工现场挖地基时，发现了100多具人体遗骨。鉴定测试表明，这些人骨是当时被731部队用作活体试验的，是不包括“日本人的亚洲人种”。⑤ 美国于1947年9月决定对石井四郎等人免于追究战争责任，盖由于731部队的日本军官们主动向美国提供了所有“研究成果”的数据。美国国务院远东小委员会于9月8日建议麦克阿瑟作出承诺不起诉石井等人。在苏联方面严厉追逼的情形下，麦克阿瑟指令陆军“将日本细菌战情报保存于情报系统中，不应以此资料作为确认战犯的证据”。东京审判期间，美国事实上已全部掌握了731部队细菌战事实，但东京审判没有对细菌战进行审判。美国在没有知照所有戰胜国（被害国）的情况下，利用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将731部队的罪证尽数隐匿，使之逃脱了法律的严惩。在证据可谓确凿的情况下，1947年6月，GHQ法务调查课向美国政府报告：“关于石井部队相关的残虐行为的证据，几乎不存在。”⑥美国的做法包庇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同时也为日后日本右翼右倾势力在谈及战争犯罪时的“选择性”记忆预备了一个足以容身的环境。 自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的热议话题之后，人们习惯上会将德国与日本对待战争责任的态度作比较。尽管该问题牵涉到许多相关问题，但一般性的结论是：当日本努力为自己的侵略行为开脱之时，德国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追捕漏网战犯。纳粹思潮在德国时而也会泛出水面，但许多喜好强烈反差的人们仍乐意作这样对照性的描述。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是战后惩罚性分割占领军政更有利于作恶者从历史反省中汲取教训。 从1945年5月起，美、英、法（盟军指挥下的自由法国军队）、苏迅速派出军队，将德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别开始军政统治。1949年5月23日西德成立，1949年10月7日东德成立。此后一直到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轰然倒塌，两德再次统一。随着对德战争的顺利推进，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1944年的伦敦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对德分割占领统治逐年具体化。同盟国在讨论对德战后处置时也一并考虑了对日处置方式。 根据美国远东协调小组起草的占领战败日本本土的计划，首先预成立一个由主要盟国构成的军政府。该政府致力于协调各参与对日作战盟国的责任;在对日起诉问题上制定原则;英国、中国以及有可能加入对日作战的苏联，有责任与美国一起占领日本，且有义务分担相应负担。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在华盛顿签署，宣誓共同参与对日作战;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会议上，美、英、中、苏再度确认对日作战的决心;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开罗宣言》，宣誓将战斗至日本无条件投降。1944年6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宣称：“我们坚持认为日本要处在同盟国的占领和控制之下。”当年9月5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中国政府：“若发现有必要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军事管理，将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积极参与对日作战的国家来组成一个政府。”1945年4月3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英国参与占领日本及组建军政府。由此可见，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对日反攻步伐的步步逼近，对战败日本分割占领的计划也逐渐清晰起来。① 美国从1941年2月起，就在国务院成立了负责对德对日政策咨询的特别调查科。从1942年8月起又在其内成立了东亚班，一些大学教授和在东京大学有过研究生经历的“日本通”参与其内。1945年3月硫磺岛战役结束之后，美国对日本作战已呈现不可逆的压倒优势，由东亚班逐渐发展成的远东小委员会起草的《战败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于6月公布于众。这一文件的内容可归纳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依据开罗宣言处理领土问题，排除军国主义，建立民主政府，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等等。②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特别重要的变化，即初期方针的第一条内已经悄然无声地将“直接军政”修正为“间接统治”。“直接军政”，必须宣布最高司令长官，而一旦转化为“间接统治”，就转成占领军通过天皇或日本政府实施管理。③但军事分割占领计划尚未否决。分三个阶段实施的军事占领，第一阶段以占领后3个月为期限，目标是解除日军武装，镇压任何反抗;第二阶段以9个月为期限，除了继续解除武装以外，还有士兵复员和推动非军事化政策，摘除日本再度发动军事侵略的根芽;第三个阶段实行联合国对日本的共同管理。第一阶段美国出动陆、海军85万人;第二阶段美军减至31.5万人，英国出动16.5万人，中国出动13万人，苏联出动21万人，合计总出动82万人;第三个阶段美国出动13.5万人，英国出动6.5万人，中国出动6万人，苏联出动10万人，共计36万人。根据计划，中国军队进驻四国地区，英国军队进驻九州地区，苏联军队进驻北海道和本州东北地区，美国军队进驻本州大部地区。东京由美、英、中、苏共管，大阪由美、中共管。美国还承诺进军驻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而苏联则进驻朝鲜半岛北部。美国还声称随着各国军队的进驻，美国应逐步减少驻军负担，撤回部分军队。④ 然而，这一军事分割占领日本的计划在瞬间便无疾而终了。按约定，中国应派出步兵第二师团和第一师团加入占领军，然而国民党政府称忙于内战，表示无力参与。⑤此外更大的意外是，8月16日斯大林向杜鲁门总统要求苏联占有北海道北部。这一要求完全违背了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秘密达成的协议，即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条件是获取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托管权。但协议并未涉及有关北海道苏联有占领或托管等权利。苏联的这一变化加剧了对日本分割占领计划的困难性，后来的结果是，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中国社会对美国单独占领已然成为现实反应不及，《大公报》在1946年1月以《共管日本》为题，发表评论说：“对共管日本的新开始，我们大慰寄以热切的期望。因为管制日本，其影响于中国者至大;而欲保证管制日本的成功，就必须以美、英、中、苏的合作为前提。”① 对德国是分割占领，体现了占领的对等性。对日本是单独占领（名义联合国军），对等性是缺失的。这里要考虑的一个条件是，苏军对德国侵略者的反攻进程中，获取了大量东欧被德所侵犯的土地及德国盟国土地，在1945年5月德国纳粹投降时，苏联已经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构建了事实上的军队驻扎体制。相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施压状态。杜鲁门总统对日本分割占领计划并不积极。随着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日本迅速地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某些日本将军宣誓的“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也由于美国流露出对“国体维持”的暧昧态度，转而代之以接受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欢迎参与对日作战的同盟国加入对日占领。同日，英联邦军队抵达日本，但随即被编入麦克阿瑟指挥下。麦克阿瑟的权力事实上遍及全远东地区，军政的直接责任亦由美国担当。②社会舆论一直在关注分割占领计划能否推行，4月《大公报》以《占领日本政策，麦帅拒绝苏要求》为题发文称：麦克阿瑟对苏所提对日占领计划直接予以拒绝，惠特奈少将对苏所言指责，严加驳覆。③ 从历史的后果来分析，对发动不义战争的日本来说，多国分割占领比之美国单独占领的形势更为严峻。虽然苏联在进驻前突然提出的要求和蒋介石表示无能力参与占领，并不能说是美国转而单独占领的最主要原因，但却可称是重要因素。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日本野蛮侵略的亚太诸国和地区来说，经济赔偿、政府悔罪、文化尊严等对日惩罚要求，其重要性是远远高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和大国在新形势对利益的追逐。大国的责任，需要大国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基准来考虑。三、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 1945年9月8日，占领军正式进驻日本。3天后联合国军逮捕东条英机以下39名战犯。天皇及其皇族能否幸免于难？全国上下一片焦虑，东久迩内阁的反应是，“严守投降条件，以确保国家的生存权”，④只能对美军占领表示恭顺以换取宽容。美国国内社会舆论调查表明，33%的人认为应处天皇死刑，17%认为应判处有罪，11%认为应处以无期徒刑，9%主张流放，即70%的美国公民认为应当严厉处置天皇。⑤1946年1月1日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后，1月24日时任首相币原要求会见麦克阿瑟，直接要求保留天皇制。⑥他提议，日本决定放弃战争权，以作为保留天皇制的条件。麦克阿瑟在回忆录里谈到，天皇曾于1945年9月27日访问美国大使馆，并向他表示自己愿意为战争完全负责，以“自我牺牲”的姿态感动了麦克阿瑟，⑦给麦氏留下了“第一绅士”的印象。⑧币原说服麦克阿瑟的努力，使保障天皇安泰象征的天皇制写入了战后日本国宪法。自然，美国方面内部已经达成不以战犯身份起诉天皇。 仅次于国体问题的是如何赔偿。1947年6月14日以联合国名义发布的对日基本政策，比之前述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已缓和许多。指明赔偿应不影响非军事化计划的执行和保障日本国民的最低生活基准;而初期方针则表示日本保有领域的所有资产物资应全数交给占领方面。虽然尚未发现赔偿增设的两个条件实际上可能估价多少财产数量，但说明日本在考虑赔偿时获得了斡旋空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居然使日本在赔偿问题上有了选择的机会。由于美国断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否认其参与媾和会议的资格，致使日本居然可以选择向哪一方赔偿。于是，著名的“吉田书简”就应运而生了。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被认为是冷战对峙局面在亚太地区形成的重要一环。本来已经对蒋介石极其失望的美国，鉴于日本、冲绳、中国台湾、菲律宾已经成为东西对抗的最前线，于1951年同日本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致力于使台湾坚定站在与大陆对立的西方一侧，于是设法使日本和中国台湾通过赔偿问题结成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这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冷战”价值。蒋介石方面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同美国务卿顾问、后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几度会谈，使蒋介石方面允诺参与媾和会议。而吉田茂则对美国表示：“不希望同北京政府缔约，希望与国民政府媾和。”①吉田茂1951年10月18日在国会发表讲话：“如所周知，‘中共是美国政府不承认的国家，但英国也不承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如果选择权在日本方面，如何实行这一选择，日本将在认真考虑于列国间的关系基础上，才做出决定。”②而此时，日本大致已经了解蒋介石“以德报怨”放弃战争赔偿的基本想法。同月28日，吉田向美国和蒋介石表示：“意识形态姑且不论，以现实外交的立场出发当然要作出自主决定。日本认为可以在上海开设在外事务所。”③日本的这一态度对美国和蒋介石都是冲击，杜勒斯担心日本在中国国共两党取舍问题上犹豫不决，会影响旧金山和约在参议院获批，于是于12月末向吉田发出了一封书简并要求吉田签名后再交还给自己。这封只是由吉田签名的书简这样说：“我国政府将在法律可能的前提下，而中国国民政府又期望的话，准备与之签署两政府间再开正常关系的条约。此条约依据同多国政府间所签订的诸原则。两国条约的有关事项，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支配下及今后可能进入的所有领域。中国共产党政权，因该政权被联合国非难为侵略者，所以确信日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间不签署两国间条约。”④吉田茂发挥外交手腕，迎合美国意志，利用蒋介石担心进攻的心理缺陷，选择蒋介石作为媾和对手。“国民政府”承诺放弃赔款，所得仅仅是日本本来就不得不做的以“國民政府”为媾和对手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华和平条约》。在旁观者看来，俎上之肉翻身成为自由游动的鱼，日本可谓幸运之至。 1945年5月10日，在聯合国决议支持下，南朝鲜经过单独选举，李承晚于8月15日成为大韩民国总统;8月25日北朝鲜最高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选举，金日成当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挟“三八线”为界，南北朝鲜军事对立骤然紧张。苏美两国占领军队各自从南北两侧撤军之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进攻韩国，朝鲜战争开始。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说”确认了东西冷战局势，朝鲜战争以其“热战”特色增加了冷战的紧张。以朝鲜战争为平台，苏联、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迅速向国家战略利益对立升级。在这种对峙中，日本的价值被放大，而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却被看轻了。1951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召开的旧金山和会，日本与美英等48个国家签订和平条约，曾深受日军侵略的中国未获参会邀请，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对条约内容不满拒绝参会，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签字。反过来，日本却仅以声明放弃本来便不属于它的“中国台湾岛及澎湖列岛、南洋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所有权利，权利主张和请求权”，轻而易举地完成结束战争状态、获得重返国际社会的大回报。 在美国占领日本之初，为了使日本不可能再度成为以军事力量挑战美国的国家，美推动的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如开除公职、强化工会组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消灭地主制，的确是要将日本改造成为民主、和平国家。另外随着警察制度重建，成立公选教育委员会以及实施非武装政策，政党复活，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气氛活跃起来。 在战后最初的众议院选举中，39名女性当选为议员。1947年新宪法颁布后的选举，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领袖片山哲成为内阁首相，共产党议席数量也明显增长。由于得到所谓“劳动三法”的保护，社会党领导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和共产党领导的产别会议发动了一波连一波的劳动运动攻势。劳动攻势又与反“麦克阿瑟宪法”、反日美同盟和“全面媾和”运动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947年2月1日的全国总罢工。吉田茂称：“在当下如此穷乏贫弱日本之实际状况下，诉诸致命性的社会武器，是决不能容忍的。”他还非难发动大罢工的领导者们：“利用令人担忧的经济状况”乃“不逞之辈”。① 这种态势远远超出了占领当局的预先估计，对占领政策和亚太国际政治的动向都产生了令麦克阿瑟不愉快的影响。从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间，占领当局发布一系列法令，对左翼社会运动进行控制乃至镇压。GHQ内部中国派与日本派角力的结果——日本派的“温存政策”即安抚和利用日本战前旧势力的政策占据了制高点。非军事化政策和民主化政策逐步向与旧势力的温存和使之复活的政策转变。曾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的石桥政嗣在评论这一转变时说：“因战争犯罪被判有罪，刑满后旋即担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可谓最为典型的例子。”② 东西侧冷战、中苏和美日的东亚冷战、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国内左派势力崛起的担忧，即所谓大小冷战加上局部热战局面，在1945年后短短数年内纠葛缠绕地混生出了一个对战败日本有利的国际环境，致使日本获得了可以对冷战、中国国内战争、朝鲜战争加以恣意利用，以减轻战争罪责、摆脱惩罚的空间。坐以待毙的日本，有了在被告席上为自己巧言辩解的机会。 研读过东京审判档案的学者发现，战争罪犯们自始至终在自我辩解。譬如：违反不战条约的不仅仅是日本;“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的不得已举动;由于文件烧毁，南京大屠杀的控词对日本是不利的;诺门坎事件苏联才是侵略者;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日本不得以开战;珍珠港攻击不是偷袭;虐杀俘虏只是偶发事件等等。广田弘毅说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和英美的和平，无可奈何而已;木户幸一说自己的一生是同军国主义者斗争的一生;东条英机说对美、英、荷的战争是这些国家挑衅所致，等等。 正是在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环境形成过程中，日本的战争罪犯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作出如此的自我辩解。细菌战犯罪事实被有意隐匿;分割占领日本计划的无疾而终;双重冷战与朝鲜热战的叠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崛起与战前旧势力的复活等，致使今天日本选择性战争记忆主观环境的逐步酿成。回顾这一段历史以及此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值得汲取的教训有两点：其一，大国应当深思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往往有公正性失衡的弱点;其二，不得已卷入大国利益的小国，可以以自主性的行为保护自身利益，这样有利于遏制国际政治中的悖逆公理行为发生。 The Realistic Causes of Selective Memory in Japan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some Japanese political activists deal with war cognition with selective memory. Until Japan repents completely， this situation will continu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omments on the reasons for Japans longstanding insistence on this position. Although the Cold War background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been discussed since its defeat and capitulation，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study it in depth because the details have not been reached. The concealment of the fact of th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the harboring of the war criminals， the futile end of the plan of partition and occup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policy toward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Cold War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causes of Japans selective memory. Key Words： Selective Memory，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artition and Occupation， Policy Change， Realistic Causes ① 半藤一利、保阪正康、井上亮：《〈東京裁判〉を読む》，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② “破毁是为了毁灭证据。即处理细菌炸弹、毁坏木造房屋、杀死关押的所有‘马鲁他（丸木）。”“很多囚犯被投放了氰化钾的早餐毒死，那些因发现而拒食者立刻被用手枪射杀。特别是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男女老少无有幸免，尸体被泼上汽油焚烧，埋入地下。”常石敬一：《消えた細菌戦部隊》，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第233頁。 ③ 以上均见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731——アメリカが免罪した日本軍の戦争犯罪》，東京：株式会社草の根出版会，2002年，第55～60頁。 ④⑤⑦ 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731——アメリカが免罪した日本軍の戦争犯罪》，第65、66、68頁。 ⑥ [日]松村高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载解学诗、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① 以上均见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731——アメリカが免罪した日本軍の戦争犯罪》，第71～73頁。 ② 731·細菌戦展示会実行委員会（代表西川重则）等：《〈裁かれる細菌戦〉資料集シリーズ8》《731部隊細菌戦裁判第一審判決》，東京：一瀬法律事務所，2002年，第150頁。 ③④⑥ 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731——アメリカが免罪した日本軍の戦爭犯罪》，第73、109、83頁。 ⑤ 常石敬一：《消えた細菌戦部隊》，第290頁。 ①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NationalComposition of Forces tu Occupy Japan Proper to the Post-Defeat Period，资料番号：国務省10進分類ファイル State Department Records Decimal File， 1945-1949 “740.00119 CONTROL （JAPAN）/18-1845”（Sheet No. SDDF（A）00444）1945年8月13日（August13，1945），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②④ 竹前栄治：《占領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第16～17、26～27頁。 ③ 竹前栄治、中村隆英監修：《占領管理の体制》，《GHQ日本占領史》（第2巻），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年，第6頁。 ⑤ 川島真：《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20頁。 ① 《共管日本》，《大公报》（天津）1946年1月5日，第2版。 ② 竹前栄治、中村隆英監修：《占領管理の体制》，《GHQ日本占領史》（第2巻），第21頁。 ③ 《占领日本政策，麦帅拒绝苏要求》，《大公报》（天津）1946年4月19日，第2版。 ④ 江藤淳：《憲法制定経過 日本本土進駐》，《占領史録》（下），東京：講談社，1982年，第58頁。 ⑤ 竹前栄治、岡部史信：《憲法制定史》（第1巻），東京：小学館，2000年，第35頁。 ⑥ 服部龍二：《幣原喜重郎と二十世紀の日本 外交と民主主義》，東京：有斐閣，2006年，第226頁。 ⑦ 五百旗頭真：《20世紀の日本（3）占領期 首相たちの新日本》，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年，第90頁。 ⑧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New York：McGraw-Hill， 1964， pp.290～291. ①③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6、37頁。 ②④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2007年，第453、468頁。 ① 五百旗頭真：《20世紀の日本（3）占領期 首相たちの新日本》，第279、281頁。 ② 石橋政嗣：《石橋正嗣回想録〈五五年体制〉内側からの証言》，東京：田畑書店，1999年，第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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