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古代泰山岱阳地区佛教探微 |
| 范文 | 摘 要 佛教在岱阳地区的传承发展，在帝王封禅与因之而形成的特殊文化空间、各时期佛教政策、僧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及佛道交锋的作用下，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兴衰起伏，呈现不同的面貌。佛教在岱阳地区与道、儒等意识形态共存并交流互动，在相当程度上会通融合，成为泰山三教合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泰山，岱阳，佛教兴衰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46-08 佛教传入泰山地区后，在山体各个方向的传布和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在岱阴和泰山西麓，因有神通寺、灵岩寺、神宝寺等名蓝大刹的存在，虽屡经起伏，佛教总体上保持长时段的兴盛发展，并成为该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岱阳的情况与泰山其他地区迥异，封禅所代表的山岳崇拜与信仰和与之密切结合的道教，在该地区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恒久的文化信仰空间。佛教在此空间内传承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怎样的兴衰嬗变？佛教与空间内的道教和儒学互动关系如何？三者是怎样会通融合的？本文旨在对岱阳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演变进行梳理总结，对造成这种兴衰演变的原因进行探查与蠡测，并且对佛教在岱阳地区与山岳信仰、道教、儒学等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相互间的会通融合进行窥探。① （一）南北朝时期：佛教扩张的努力 泰山地区的佛教滥觞于僧朗的东行传法，僧朗于前秦皇始元年（351年）移卜泰山，在岱阴金舆谷创建寺院——朗公寺，“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②僧朗圆寂后，志湛、僧意等人继承其事业，以朗公寺为依托，将佛教在周边地区继续发扬光大，历北魏、北齐、北周而不衰。此后，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法定禅师在泰山西麓方山（即灵岩山）之阳创立灵岩寺，僧明亦于同年在宝山之阳创建神宝寺，上述三寺皆在后世兴盛一时，在全国具有极高知名度。另外，这一时期在泰山周边地区创建的佛寺还有衔草寺（今长清县人头山，北魏）、武顶寺（今岱岳区满庄镇，北魏）、光化寺（今徂徕山东麓，北魏）、四禅寺（今徂徕山西麓，北齐）等。这些寺院率皆位于岱阳周边，距离不等，问题是当时的佛教势力为何只是在泰山岱陰、西麓及周边支脉立足发展，而未向岱阳核心地区扩展？须知这样的扩展客观上对佛教的传布光大极有裨益。 事实上，佛教不可谓未曾做过这样的尝试，泰山经石峪的摩勒《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摩崖石刻中的空前巨制，该刻石后未留年月及书刻者姓名，主流观点认为其为北齐时所刻，至于书刻者则古今以来众说纷纭。①据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②王子椿为北齐武平年间梁父县令，其主持在徂徕山东麓造有两处佛经摩崖，其一为大悲庵故址东南映佛岩下之《般若波罗蜜经》刻石，北齐武平元年（570年）所刻，古朴遒劲，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其题款为“般若波罗蜜经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普达，武平元年僧斋大众造，维那慧游”。③另一处在光化寺东南巨石上，亦为《般若波罗蜜经》，题款为“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造，椿息、道升、道昂、道昱、道恂、僧真共造”。④由此可知，当时徂徕山东麓的佛教不仅有地方宰官作为檀越护法，且有寺院作为基地，有僧团支撑，积极向外扩展佛教的影响也就毫不奇怪，经石峪的刻经极有可能是此时佛教势力向岱阳地区扩张的举动。 （二）隋代：帝王奉佛及对泰山岱岳寺的眷顾 进入隋代，隋文帝杨坚虔诚崇佛，据《法苑珠林》，“隋高祖文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馀州，立舍利塔”。⑤《释文纪》载《五岳各置僧寺诏》“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并田庄”，⑥泰山岱岳寺即应在此时创建。据目前资料，岱岳寺是泰山岱阳的第一座佛寺，其创建对于佛教的意义无疑十分重大，这表明佛教势力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进入泰山的中心地区，并建立基地和活动场所——寺院，而这一历史突破又直接得益于崇奉佛教之最高统治者的一纸诏令。仁寿时期，隋文帝命分布舍利于天下寺院，并创建舍利塔，岱阴之神通寺⑦和岱阳之岱岳寺皆在其中。《续高僧传·释慧重》载“仁寿置塔，敕召（释慧重）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续流照。岳上白气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庙门无故自开，如是者三，识者以为神灵归敬故也”。⑧《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也有类似记载，祛除其神幻成分，能在此起塔并安放舍利，至少可以说明岱岳寺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想来应有一定的规模。岱岳寺的具体位置无确证可考，泰山学者周郢先生认为当在今岱庙西北一侧。 （三）唐宋时期：岱阳佛教的沉寂 进入唐代，泰山其他地区和周边支脉的佛教兴盛一时，其主要表现就是佛寺的肇建和繁盛。唐代神通寺进入极盛期，寺院规模庞大，信众众多，造塔造像运动声势浩大。灵岩寺也迎来了其繁盛时期，不仅成为重要的译经场，且因其历史悠久、殿宇雄壮、高僧辈出，闻名天下，宰相李吉甫称其为“域内四绝”之一，可见其时之盛。神宝寺也成为一方名蓝大刹，“诚梵王之福地，真释地之名区”。⑨同时，泰山周边支脉也有多处佛寺肇建，综合各时期泰安地方志，这些佛寺有：大云禅寺，共两处，一处在今泰安城西南35公里布金山，一处在城东南60公里尧山，皆创建于唐，具体年代不详;精礼寺，在城西南张侯村玉女山阳，建于唐贞观时;天封寺，在城东南15公里旧县，建于乾封年间;三教寺，在砖会，建于开元四年（716年）;白马寺，在城西南夏张，建于开元二十一年等。可见泰山周边的佛教在唐代，尤其是唐中前期处于自传入以来的空前炽盛状态。 相对于其周边的兴盛繁荣，据现有资料而论，唐代岱阳佛教可谓平静、弱势而又乏善可陈。据泰安地方志，唐开元时期在东岳庙（即岱庙）偏东创建冥福寺，普照寺位于凌汉峰下，对于其创建时间无确证可考，一说为六朝古刹，聂剑光《泰山道里记》称其为“唐宋时古刹”，今姑存其说。虽有新的寺院得以创建，但也仅此而已，目前已有资料未见有唐一代岱阳寺院重构修葺、规模宏大、声名煊赫，或有道高僧住持传法抑或四方信众踊跃崇信的记录。而且普照寺的建立时间多说并存，难以明确，其始建于唐代的可能性极小，岱岳寺和冥福寺等仍然位于山麓而非山体内，可以说佛教依然未能进入山体内部区域扎根立足。而且，相对于传统的山岳崇拜及道教信仰，佛教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北宋时期岱阳佛教沉寂衰微，据已有资料，岱阳地区在北宋时期未有新寺院创建，已有寺院亦乏善可陈，也未有知名的传法高僧，可以说整个宋代岱阳佛教均处于停滞沉闷的状态。 （四）金元时期：岱阳寺院的长足发展 金元时期，泰山岱阳佛教相比前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可谓甚为繁荣，主要表现在普照和竹林两大寺院的兴盛上。普照寺于金大定五年（1165年）奉敕重修，赐额为“普照禅林”，获得官方资助与支持。竹林寺更为兴旺，其位于泰山黑龙潭之上，据明汪子卿《泰山志》，该寺有钟纪年为“明昌”，其为金章宗年号，说明该寺至少在金代就已经存在并进行活动。元初，法海住持其中，其曾赴京参礼临济高僧海云印简，印简称其为“明慧大师”。法海及其法嗣几辈人苦心孤诣，建设寺院，传播佛法，一方面寺院规制完备恢廓，“能仁有殿，祖真有堂，云宾有舍，庖食有厨，三门挟库及下院木场所宜用者，悉备矣”;另一方面其实力异常雄厚，“四方下院三百余处，剃度小师千有余人，俗素豪士受持三归者莫知其数，前后斋僧几千百万”;再者其影响极其深广，“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送施者朝暮不绝，以资贿衣物积如邱阜”，①虽处于泰岱深山中，但其崇信所至已涉及华北大部地区，可见竹林寺当时之盛。 （五）明清时期：岱阳佛教的繁盛及深入发展 明代及清代中前期，除去王朝易代的混乱时期外，岱阳佛教基本保持了颇为繁盛的态势，此主要表现在竹林、普照两大名寺的重建修葺及名僧满空、祖珍等的传法事迹上。同时，佛教与道教和儒家等信仰有了相当程度的会通融合，这也是岱阳佛教在这一时期内深入发展的表征。 1.岱阳寺院的兴复与繁荣 元末明初岱阳各佛寺皆残破不堪，朝鲜僧人满空禅师的到来使得岱阳佛教在瓦砾榛莽中得以恢复并重新振作。据普照寺西南侧的《泰安州普照寺重开山第一代云公满空禅师墓塔碑铭记》所载，“永乐间，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满空禅师因机缘登泰山，重修荒废的竹林寺，“殿宇圣像俱以完成”。又看到古刹普照寺颓废残破，于是在泰山住锡，募化以兴修寺院，获得四方宰官士民的大力支持，“鼎建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以新，寓内庄严，绀像金碧交辉”，同时获得包括高官名宦在内的僧徒信众的敬信，“僧徒弟子及湖海禅衲依法者何止数千也，名公钜卿信向，从师礼待之”。②普照寺自满空禅师重开山后，法脉传承不辍，“灯灯相续”。竹林寺亦相承不衰，直至明中后期仍规制严整，有较大规模，嘉靖时大臣汪伊作《游竹林寺》诗：“胜地幽怀久，肩舆冒暑来。攀藤行曲径，嗽石听轰雷。古木环宫殿，轻云落酒杯。扫苔看卧刻，钟磬出林偎。”③万历三十年（1602年）该寺得以重新修葺，吴维城作的《重修竹林寺记》中记载其“绿竹千竿，银杏双挺”，④仍颇为兴盛。 进入清代，岱阳寺院中普照寺一枝独秀，在清前期其声名远播于山左乃至华北地区，其法脉自清初至清末传承不辍，不仅如此，还播散到岱阴谷山寺及长清衔草寺等寺院。康熙时期该寺住持祖珍禅师是泰山乃至齐鲁佛教史上的名僧之一，其影响所及远至京城及江南地区，这在客观上无疑促进了普照寺的繁盛与兴旺。有清一代，普照寺规制严整，气象峥嵘，“明静轩敞，竹森于后，梅馥于前，四时花卉不凋，六朝之松犹在，遂使名山生色”，⑤始终是华北临济宗著名丛林。 2.佛教与道教的融合 （1）佛教與碧霞元君信仰的融合 宋真宗封禅并奉祀泰山玉女，元代后期道教徒逐步将其纳入神仙谱系，自明代起被加冠封号的泰山玉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⑥获得由皇室至民间各个阶层的崇信。弘治十六年（1503年）孝宗遣内监致祭元君，祈请“永佑康宁，福佑家邦”;嘉靖十一年（1532年）皇太后遣官祭拜元君，祈祷“俾子孙发育，早锡元良”。⑦到明万历时期，民众对于碧霞元君的崇奉已达到“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⑧碧霞元君的影响远及整个华北地区，“香火自邹鲁齐秦以至晋冀”。①清代程穆衡经过泰安，“路逢人进香者男妇累累，蓬头倛面，或乘牛车，或骑驴，前负香亭供元君号”，②亦是赴泰山朝拜元君而来。泰山碧霞元君崇拜的炽盛，由明及清，直至今日不辍。 我们注意到，香火飙盈的元君信仰亦融入了相当程度的佛教成分。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母亲慈圣李太后死后，神宗尊之为“九莲菩萨”，在天书观碧霞殿之后建九莲殿奉祀，改天书观额为天庆宫。崇祯时，思宗也效法乃祖，尊其母为“智上菩萨”，在天书观元君殿和九莲殿后建智上殿奉祀。如此，碧霞元君和两位皇帝杜撰的佛教“菩萨”同居一观，比邻而居，共受香火。相比上层统治者，广大民众的信仰则更具代表性，据王锡爵所撰《东岳碧霞宫碑》，“齐鲁道中，顶斋戒弥陀者声闻数千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问之，曰：有事于碧霞”，③跋涉而来朝拜道教女神碧霞元君，口诵的却是弥陀佛号。明末张岱曾游览泰山，其初登山时“山上进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弥陀佛，一呼百和，节以铜锣”，“甫上舆，牙家以锡钱数千搭樏杠，薄如榆叶，上铸阿弥陀佛字”;岱顶拜谒元君神庙，见“铁栅如椽，从窗棂见佛像不甚大”，又见“四方香客日数百起，醵钱满筐，开铁栅向佛殿倾泻”。④山顶并无佛寺，何以登岱进香者以“阿弥陀佛”自号，并铸刻于锡钱上，而博学如张岱者也以“佛殿”“佛像”称呼碧霞元君宫观和神像，遑论普通大众。《南巡惠爱录》记叙了康熙一行至泰山对碧霞元君的祠祀，其中如是描述碧霞祠：“惟见殿阁巍峨，金容灿烂，庄严净度，俨若灵山，即观音大士变身说法处也”，⑤将碧霞元君的祠宇比作佛家圣境灵山道场，也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在突出反映明清民间信仰状况的宝卷中，碧霞元君亦是这样一种佛道融合的形象。《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中讲到碧霞元君的来历，说元君父亲“原是西牛贺洲升仙庄金员外，母黄氏”，元君“泰山苦行三十二年，神通广大……三官大帝上奏玉帝，玉帝满心欢喜，牒伸天佛，天佛亦准，天佛牒文，玉帝敕令，升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⑥据此宝卷所说，碧霞元君生于佛教四大部洲之一的西牛贺洲，在泰山修炼成道后，由道教的“三官大帝”上奏，由“天佛”和道教最高神祇“玉帝”共同降旨敕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由此可见，是时的碧霞元君信仰并不是纯粹单一的道教崇拜，而带有一定程度的佛教色彩。⑦ （2）观音菩萨与碧霞元君的并峙与同尊 明清时期，在泰山地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观世音菩萨与碧霞元君的并峙与同尊。明清时期观音信仰在泰山区域内，尤其是周边乡村中颇为兴盛。据泰安地方志，明清泰安城内建有观音寺院，分别有：莲花庵、永福阁、观音堂、瘟神庙、白衣堂等。而碧霞元君除去岱顶碧霞祠外，还有中庙红门宫及下庙灵应宫等祠宇，佛道的两位慈悲女神，一在山上，一在山下，相峙而立。城内如此，乡野亦如是，周边乡村不仅充盈着对于元君的深切信仰，存在大量祠奉元君的堂庙，也有大量以向元君进香为宗旨的香社。同时也遍布祀奉观音的观音堂庵，民国《泰安县志》载：“（观音堂）村村皆是，何暇枚举？”⑧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两位女神在泰山上也有同居一庙，共受尊崇的现象。碧霞元君中庙红门宫，西为元君殿，东为弥勒院，供奉弥勒佛，中间由跨道之飞云阁相连，阁内供观音大士。玉女山庙，一名后石坞，“正殿肖元君像，左为观音阁、吕祖堂，曲径参差”。⑨ 3.佛教与儒家在岱阳的融合 岱阳佛教与儒家的融合在明清时期表现最为明显。明嘉靖时，朱衡在岱顶建孔子庙，自此，佛教寺院、道家宫观和儒家庙宇在岱阳同处共栖。在同一祠宇中，三教圣贤神祇共受尊奉的现象也很普遍，前文所述之天书观、红门宫、玉女山庙即是佛道共尊。岱阳亦有关帝庙，始建于明代，供奉关帝、碧霞元君及佛教观音菩萨等神祇，是三教合一的庙宇。而且，关帝本身即集儒家“武圣”关夫子、道教“关圣帝君”和佛教护法伽蓝神于一身，是儒道佛三家的纽带人物。清代普照寺祖珍禅师的“粹然儒者之言”亦极具代表性。援儒入佛，佛儒合一，是其思想的最大特点。作为禅僧，其倡导忠君爱国，认为佛儒同源，佛儒合一，他曾说，“佛与儒名异而理亦同……夫忠臣孝子之心即佛心也，即天性也”，①并在自己画像边题字道“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尼父，知我者释迦”。②祖珍禅师的友人及后学在评价他和其作品时也说“公固释者也，其行释也，其情儒也”，③“古翁（祖珍别号，引者注）之于释非归也，寄也，寄之释而仍不离乎儒也”。④祖珍禅师的这种亦僧亦儒的“儒僧”形象和言行是清代岱阳佛儒会通融合的生动体现。 上文梳理了各主要历史时期岱阳佛教的兴衰嬗变，有果必有其因，岱阳佛教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状貌必然是该时代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兹对其因由作如下蠡测。 （一）帝王封禅与岱阳文化空间的限制 如前所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岱阳做出过扩张的努力，但据现有资料，这一努力并未取得良好效果，自经石峪至岱顶未发现同时期佛教遗存。经石峪刻经最后也有十数个未完工之双勾字，亦未留下题款，整个工程有突然废弃之嫌。若此工程真属王子椿主持创刻，从空间关系来看，王为“冠军将军，梁父县令”，梁父县属泰山郡所辖，其治所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离泰山尚远，泰山其时在同属泰山郡的奉高县辖境内，王子椿在其本县内固然是最高行政首脑，但在他县辖境内其势力、影响以及可供调动的资源显然会大打折扣，当为经石峪刻经虎头蛇尾的原因之一。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是岱阳因帝王封禅而在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空间，及其在中原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地位。《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⑤《白虎通》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⑥很明显，在中原王朝的传统及话语体系中，泰山是异乎他山的、独特的存在，具有特殊的神圣性，是王朝应天受命、彰显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灵山神府，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与其他山岳等同的，而岱阳即是彰显泰山上述地位、发挥上述作用的核心地区，换句话说，这里的“泰山”实際指的就是岱阳。东汉光武帝后至南北朝封禅停止，且少数民族纷纷进入北方建立政权，但泰山的这种特殊地位无疑传承了下来，且少数民族政权亦逐步学习和吸收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制度与文化，自然包括泰山、封禅所代表的制度与文化，北齐大臣魏收曾奉诏撰封禅文，其对曰“封禅者，帝之盛事”，⑦可见在北齐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泰山封禅的性质和作用与秦汉魏晋等传统中原王朝无甚差别。岱阳这一因封禅而形成的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特殊文化空间，必然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意识形态的进入和发展产生有形和无形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可以说是作用于岱阳佛教传布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唐宋两代表现尤为明显。 唐代岱阳周边地区及泰山支脉佛教颇为兴盛，岱阳佛教却乏善可陈，北宋岱阳佛教更是近乎于停滞，这种状况与两代对泰山的封禅活动密切相关。唐代高宗和玄宗二帝曾前往泰山封禅，“报元天之眷命，为苍生之祈福”，⑧以期与天神沟通，昭示“受命于天”的政权合法性与心系万民的王道仁政，并加封泰山之神为“天齐王”，这强化了泰山在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巩固了泰山“五岳之伯”的传统山岳信仰并将这种信仰的众多神祇及相关元素纳入道教的自身体系中。无论佛教在岱阴、西麓及周边地区如何兴盛，在岱阳这一特定空间内，山岳信仰和道教所拥有的巨大优势是佛教难以匹敌和撼动的。宋真宗封禅，为泰山神加号为“仁圣天齐王”，后又晋封为“天齐仁圣帝”，由王而帝，不仅是封号的升级，也代表泰山在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真宗之后仁宗、英宗、神宗、徽宗等继承了其“崇道”的传统，仁宗作有《崇道赋》，“朕观三教，惟道至尊”，①徽宗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其崇道抑佛，将对道教的崇奉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这些显然不是岱阳佛教发展的福音。 当然，山岳信仰及由此所产生的封禅活动对岱阳佛教的影响并不仅仅是负面的，在特定情况下亦有积极作用。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敕天下郡县各置寺观□□等□”。②《汴京遗迹志》载：“开宝寺，旧名独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齐天保十年创建。唐开元十七〔应为十三〕年玄宗东封还，至寺，改曰封禅寺。”③而建于泰山下之寺院则长久无闻。据北宋《赐升元观牒碑》，泰山下“有建封院一所，逼连岳庙之后。殿屋完备，田产颇多，只一村僧占据住持”。④据此可知，北宋时岱庙之后有佛寺名建封院，但其源流却难以稽考，综合其寺额及位置，周郢认为此寺即奉玄宗诏敕在泰山下所建之佛寺。宋真宗封禅时也有“诏泰山朝觐坛陪位诸僧并加恩赏”⑤的记载，可见僧侣亦加入了东封队伍并得到赏赐，其中亦当包括泰山本地僧侣。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山岳信仰和佛教在岱阳并不是决然二元对立的，在特定情况下，前者会对后者发展有积极作用，后者也会融入前者的崇祀活动之中。不过应当认识到，这种积极作用是暂时、有限、有条件的，而抑制效应则是长久而广泛的。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后世金元和明清这样岱阳佛教在纵向上对比颇为兴盛的时期，其寺院仍旧僻处岱阳相对偏远的地区，普照、竹林两寺分别处在凌汉峰下和西部溪谷中，皆远离盘路沿线和岱顶等热点核心区域，佛教为什么不利用此时相对有利的形势向核心区域进军，以占据地盘，建立寺院以广弘其教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空间的影响。 （二）各时期佛教政策的影响 各历史时期，政府采取的佛教政策对岱阳佛教的起伏兴衰亦有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岱阳扩张固然有地理及文化空间的限制，但当时的历史环境亦当是重要因素。从徂徕山刻经的年月（武平元年，570年）来看，此时已至北齐末期，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在位的北周武帝对佛教持禁断政策，佛教遭受沉重打击。唐代前期，帝王两次前往泰山封禅，其对岱阳佛教的压制前文已述及，会昌时期（841—846年）唐武宗大力灭佛，这对唐中后期整个泰山地区佛教的发展均是极为不利的。北宋脱胎于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对佛教采取全面禁毁政策，使佛教再遭重创。后周世宗灭佛的余韵未散，佛教尚未从其影响中恢复和发展，宋廷对佛教又采取了利用和限制并举的政策，客观上也不利于佛教在泰山的传播发展。 纵观其发展史，可以看到金元时期佛教首次在岱阳获得长足发展及持续性繁荣，这与两个朝代的特色及其奉行的佛教政策息息相关。首先要看金元这两个政权的鲜明特色。二者皆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之政权，不同于传统的汉人王朝，而以外来者的、利己的态度面对泰山及其中的各种信仰，而不必如北宋般为了政治需求而大力扶持山岳信仰及与之深入融合的道教。故此，此时的泰山在两个朝代的官方话语中不似北宋那样与政权紧密相连，而更像是还原其作为一座山岳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代朝廷敕修普照寺并赐额，元代竹林寺达到如此兴盛的地步，也未见政府做出相关举措——维护“正统”，压制“异教”。 其次，金元两代均奉行崇佛政策。据王德朋先生的研究，金代的佛教政策总体上是“利用与限制并行，但以利用为主”。⑥元代自世祖忽必烈起空前崇奉藏传佛教，但对于和藏传佛教系出同源的汉传佛教同样采取优容保护政策，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支持。元人危素说：“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⑦故此，在金元时期，除去朝代更迭所带来的混乱阶段，不仅岱阳，其周边的佛教也皆能得到兴复和发展，灵岩寺在金元时期先后由一时硕德住持，寺院建筑得以修葺重建，且在元代拥有了大量田地与众多佃户，形成了坚实的寺院经济体系。元代神通寺在道兴和德云等名僧的住持下，亦迎来了唐之后发展的另一高潮，并拥有了多达28处法属下院。 （三）僧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 明清时期，虽稍有差异，但两代的佛教政策可谓一脉相承，大同小异，即采取承认、保护、限制和利用的政策方针，在国家政权的调控之下发挥其“阴翊王度、劝善化俗”的作用，①这对于岱阳佛教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但明清时期岱阳佛教能得到兴复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某些历史机缘，具体说是僧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明代满空禅师是朝鲜僧人，永乐年间渡海而来，受到明成祖的礼敬，“钦奉圣旨，勒赐金襕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谴关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明宣宗即位后亦尊崇禅师，“宣德三年，亦钦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壹道，勒令天下参访礼祖”。②满空至泰山后能募资庀材，修复及重开榛莽已久的竹林、普照二寺，且受到众多僧俗的崇信及支持，必然与其身份和最高统治者的礼遇有重大关系。 清代祖珍禅师亦是如此，其之所以在清初泰山拥有极高声望与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其个人修为与诗文的卓异。另一方面，其师承渊源及与皇室的关系恐怕也是重要砝码。祖珍出身于明末清初声名显赫的临济宗天童系法脉，其师父为天岸本升，师祖木陈道忞是明后期中兴临济一脉的名僧密云圆悟的法子。道忞与本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赴京为顺治帝说法，受到信任和荣宠，有帝师之称。顺治曾对道忞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可也”，③并下旨“天岸随老和尚出京还青州，可分付他不要更赴别请，当常住山东，教化北方，盖过了黄河，直抵京师”。④若以此论之，本升与顺治皇帝乃师兄弟关系，而祖珍则为顺治的法侄，与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对以祖珍、灵辔、奚林等为代表的天童系徒子法孙辈清初在山东地区的兴盛和煊赫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祖珍曾迎驾于泰山御帐坪，并将其语录进呈御览，得到康熙赞许。在封建专制时代，僧人与皇室渊源密切并受其尊敬崇信，这带给其法系和寺院可见或不可见的益处是巨大的。 （四）佛教与道教的交锋 佛道斗法由来已久，《广弘明集》引《汉法本内传》曾言佛教传入初期佛道斗争之事，五岳十八山的道士群集上言，要与僧人斗法，岱岳道士焦得心参与其中，然《汉法本内传》属佛教伪史，其事未足确信。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道在政府组织下进行了数次论争，胜负不论，至少说明在这段时期内两者关系并不平和。受历史大势的影响，泰山地区亦必有程度不一的佛道斗争。岱阳地区的道教与封禅所代表的山岳信仰密切结合，一般而言，在有帝王封禅的朝代，岱阳的道教势力越盛，对佛教的压制也就愈加明显。唐朝为李姓皇朝，自称为老子后裔，尊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大部分时间内均重道轻佛，唐太宗就曾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⑤道教对佛教的优势显而易见。宋代在“道君皇帝”徽宗时期，泰山出现了佛寺改道观的事件，是泰山佛道之争的缩影。佛寺建封院因任由民间放置亡人棺柩，“秽恶不蠲，深虑触渎真仙”，⑥泰宁军兖州官员娄寅亮于是上疏乞请将该僧院改为道观，尚书省准其所请，并颁发敕牒，以“升元观”为新道观名额，其时受官方支持的道教势力对佛教的压制和打击可见一斑。 宋代之后封禅活动停止，但泰山玉女（即后世碧霞元君）信仰的出現及兴盛，进一步巩固了泰山道教的优势地位。泰山玉女信仰的出现，使得泰山在拥有威武刚强的男性神“天齐仁圣帝”的同时，又多了悲悯温婉的女性神，这拓宽了泰山道教信仰的广度，增大了其信众特别是女性信众的规模。据记载，泰山玉女最迟在宋末即已经得到官方祠谒，《山左金石志》载元祐丁卯（1087年）“兖海守刘衮奉诏祈雪，次谒玉女祠”。⑦不过，就现有资料看，泰山玉女信仰在宋代总体上较为淡薄，元明之后则逐步炽盛，成为与东岳大帝并驾齐驱甚至超乎其上的泰山主神，这客观上对于岱阳佛教的发展形成有形无形的压制和阻碍。 綜上所述，由于其起自远古的以应天受命为核心的山岳崇拜及历史演进中与山岳崇拜密切结合的道教信仰，在泰山岱阳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传承不绝且在某种意义上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空间，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这一空间中立足和传布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因不同的佛教政策、时代特色和历史机缘而有兴衰演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在岱阳地区，不论其纵向对比上的兴盛抑或衰微，相对于山岳信仰及道教则从始至终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千载而下，佛教虽在泰山几经起伏，依旧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与儒、道二家互动交流，并有相当程度的会通融合，成为泰山“三教合一”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高强，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史、明清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A Study on Buddhism at Southern Mountain Taishan in Ancient Times Abstract： The southern Mountain Taishan area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mountain worshipping and Taois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untain worshipping. Buddhism disseminated and developed across this area， it had its ups and downs and showed various features during those historical periods due to emperors offering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earth in Mountain Taishan and special cultural space generated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 Taishan caused by such behaviors， various policies on Buddhism in different dynasties， struggles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special links of monks and royalties. Buddhism co-existed， interrelated with mountain worshipping，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at southern Mountain Taishan area， and showed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symptoms with one another to certain high extents，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untain Taishans including and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 Southern Mountain Taishan， Buddhism， Tao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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