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努力进取 再创辉煌 |
| 范文 | 关键词 南开大学，世界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18-15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于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高校三个世界史“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之一（其他两个兄弟单位是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与历史系同步发展，承担着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内的主要教学任务，自1923年建系之初到今天，世界史学系的发展奠定了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的基础。根据历史系老主任魏宏运先生编订的《魏宏运年谱》，1984年包括美国、日本、拉美研究中心在内的历史研究所“从历史系分离出去”以前，世界史学科的所有教师均担负着本科教学的重任，此前在校的本科生都聆听过上述各研究中心老师的授课。系所分立以后，系里的老师以教学为主，所里的老师以科研为主，系所老师共同承担了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工作。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始于1923年，当时深受校长张伯苓器重的蒋廷黻刚刚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老校长的恳切劝说下，回国加盟南开大学历史教学，创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根据校档案馆珍藏的第1卷档案，蒋廷黻先生从1923年到1929年期间，讲授了多门课程，其中可以归属于世界史学科的课程包括：西方历史概论、现代殖民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政治史、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运动史、欧洲历史概论、1789年以后的欧洲史、欧洲经济史、欧洲革命史、欧洲扩张史、现代欧洲经济史、现代欧洲政治和社会史、法国大革命、1815年以后的欧洲史、英国通史、通史概论、欧洲外交史，等等，在14个学期中，每学期讲授2～3门课。除了讲过两次“中国外交史”外，蒋廷黻主要讲授外国史。上述课程使用的教材都是当时美国高校中流行的最新教材，英文版未做翻译，直接在南开大学课堂上使用，在加强学生对欧洲历史及其发展过程中重大事件学习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我们没有那个阶段同学学习情况的记录资料，无法对其超高标准的外国史教学效果做出评价，但是他在南开大学任教7年，且每周教学时间保持在10小时左右，就足以反映其课程受到欢迎。也许在“国学”教育占主流的当时，他的纯“洋味儿”双语教学非常另类，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就是因为其课程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因此薪俸也逐年增多，从最初的200大洋最终升到260大洋。只是当时的学生如今大多作古，似乎没有留下课堂笔记或回忆文章，我们对于他在南开大学的教学活动细节不得而知。大约在蒋先生回国任教的同年，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刘崇鋐也到南开大学任教，虽然只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但还是讲授了一些西洋近代史的课程。蒋廷黻和刘崇鋐先后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余协中主任（即余英时的父亲）主持工作一年，世界史教學暂时停顿。此后，余协中因妻子难产离世携带幼子余英时返回南方老家，历史系也因此并入新成立的文学院。 为了弥补西洋史教学的不足，南开大学于1930年特别聘请美国伊里诺伊大学硕士毕业生蔡维藩加盟，他在南开大学任教长达16年之久（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开设了包括西洋通史、欧洲外交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革命史等多门外国史课程，但抗战胜利后没有随同复校教师团北上，而转任教于云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外国史教学的短暂停滞很快便再度接续，1947年下半年，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杨生茂加盟南开大学。根据《魏宏运年谱》，1949年魏宏运被南开大学录取后，文学院下属的历史系已然有了十余位教师，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重要奠基者的杨生茂和黎国彬在册，后者是抗战胜利后自西南联大返校任教于地理学系的青年教师。1950年，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专攻亚洲史和东西交通史的吴廷璆从武汉大学调任南开大学，为此杨生茂主动让贤，举荐吴廷璆担任历史系主任。次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的辜燮高到南开大学任教，开设英国史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外国史教学的氛围，根据当年历史系的课程表可知，南开世界史学科的各位奠基者除了讲授各自专长的外国史课外，还开设中国史和史学理论课程，譬如吴廷璆还讲授《中国近代史》，杨生茂还讲授《列宁主义问题》。显然，直到1951年底，历史系仅有十余位教师，其中三人为教授。在他们中，为南开世界史乃至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几位世界史前辈学者教学的范围比较宽泛。 客观而言，1923年建立的历史系发展并不顺利。最初，张伯苓校长赴美学习考察西方现代教育时，就没有完全理解美国各大名校中设立历史系的初衷，也缺乏对于培养现代国家治国理政人才的整体思路，更不了解各校历史系相关课程的设置理念。因此，蒋廷黻在张校长支持下建立历史系后并没有形成思路清晰的整体教学方案，也没有在师资队伍补充和后续人才引进上有任何的新举措，更没能建构起英、美式的教育体系。蒋廷黻一人多年承担全部外国史课程的教学说明，历史系的外国史教育只是模仿西方历史学教育的表面形式，而不能掌握其真谛，更不能完整全面地构思历史系的建设和课程计划。也许我们不能苛求于一位刚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报效祖国的热情有余，其在美国名校接受系统历史教育的知识储备有余，但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规律了解还不深刻。或者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张校长与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合格人才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和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两人分手，后者离任进京去清华大学教书。 草创之“草”除了反映在建系思想理念上，还表现在历史系有关外国史的课程建设方面。我们从前文提到的课程可以看出这一点。由少数留洋归国教师开设的这十余门课程主要集中在欧洲近现代史方面，特别是美英法等国，以及近现代欧洲重大社会运动和革命等历史事件上。按照我们今天的世界史课程建设标准看，只相当于其中“大国史”系列和专题史系列课程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看，它们并不涉及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凡亚、非、拉、澳各国都没有纳入其中。从时间视角看，它们也不涵盖上古中古特别是外国古代各重要文明的内容。有些课程题目虽大，但课时偏少，如《西方历史概论》每周课时不过3小时，显然就是专题性质的系列讲座。也许这也是我国世界史课程体系与欧美相关课程设置的最大区别。为了弥补课时上的不足，有关课程的讲授时间逐年增加，最多时4门课不超过11学时，远比我们目前世界史专业本科生的课时少。如果从世界史的理论和专题研究视角看，当年的外国史教学内容就显得十分单薄和片面。 这不能不说是草创建系留下的痕迹。然而，草创建立的历史系和外国史教学却有高标准甚至超高标准的要求。无论是蒋廷黻这位主讲教授（其薪俸收入比照当时南开大学其他学门教授的收入，属于教授中的最高级别），还是刘崇鋐和蔡维藩，他们不仅使用英、汉双语授课，而且学生使用最新的全英文教材，这都表明，当时的授课标准是“与国际接轨”和“与世界名校同步”的。在这种教育的高标准要求下，毕业生的质量之好也是无可置疑的，虽然我们缺乏相关的证明资料，但是据推测，这些毕业生后来大多追随老师，投身于中国政府外交和对外交流事业。蒋廷黻建系之功不可小视，他与刘崇鋐和蔡维藩等前辈的高水平教学又以当时领世界风气之先的欧洲历史为主要讲授内容尤其可贵，这在当时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属于佼佼者，对于后来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这样的办学特色只能出现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或者出现在外国基金会创立的大学中也未可知。 1952年6月，全国范围开展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涉及所有高校（同时私立高校退出历史舞台），南开大学变动很大。其工学院整体调归天津大学，财经学院也先后独立出去，成为文理见长的高等学府。根据教育部文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和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调入南开大学，分别担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组主任、世界史教研组主任，从而揭开了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发展新的一页。如果说，如今很多高校同仁还纠结于当年的院系调整，认为损伤了他们各自学科的话，那么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史学科则是此次调整的受益者。随着雷海宗教授主持南开大学世界史教研组工作，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开始了全面的奠基工作，为此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师资队伍规模稳步扩大。 雷海宗不仅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二级教授，还被指定为南开大学世界史教研组主任。他将清华大学中外兼通的学术理念带来南开，特别是弥补了南开大学世界史教学中缺少外国古代史的不足。他不仅曾主讲过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等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课程，而且还主讲了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外国史学史、世界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门外国历史与文化课程。为了便于同学学习，他还在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起创办的新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刊物《历史教学》上发表多篇希腊和基督教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进而奠定了南开世界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他的到来，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开启了师资队伍建设稳步发展的进程。 在先期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各位先生努力下，南开世界史的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一方面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一部分教师加盟历史系世界史教学科研，例如，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黎国彬和外文系的周基堃先后到历史系工作。1955年梁卓生从教育部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年陈文林也调入南开大学。另一方面还陆续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届优秀毕业生中选择人才充实世界史的教学科研力量，包括1953级的林静芬、李景云，1954级的张象，1955級的黄若迟、丁朝弼、俞辛焞，1956级的曹中屏、许盛恒，1958级的洪国起和雷海宗教授的副博士王敦书，1959级的李元良、梁吉生、米庆余、于可，1961级的林和坤、吴木生。在此期间还从其他单位调入了一些老师，如1959年从莫斯科大学留学归国的张友伦，1963年加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冯承柏，北京大学的陈楠、张义德、刘克华、王振锁等人也加入南开世界史队伍。如果加上先期一度加入世界史教学的林树惠，后来调入的陆镜生、易廷振，1978年重归南开大学的1957级毕业生武安隆和1960级毕业生王家骅，为日本研究资料翻译辛勤工作的李约瑟，以及最后留校任教的张伟伟、樊文治，则南开大学世界史师资规模一度达到30多人，是院系调整前师资队伍的4倍以上，可能也是当时我国高校中人数最多的世界史教师队伍。 第二，学科整体框架的完善。 世界史学科师资队伍兵强马壮必然促进教学组织机构和学科整体框架的完善。从两三个教师根据各自专长担任多门课程的主讲，转变为系统设置完整的课程体系，历史系逐渐设立了更为全面的外国史系列课程，并围绕课程需要建立了相应的教研室。譬如，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建立的世界史教研组进行扩编，并按照教学需要增设教研室。作为历史系世界史教学基础课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和现当代史都设立了教研室。各教研室的师资力量陆续得到加强。雷海宗先生开创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后来由陈文林、于可、王敦书接任上古史部分，世界中古史则由辜燮高（不久调任近代史和英国史课程主讲）、陈楠、李景云接任。杨生茂先生长期主讲的世界近代史后来发展为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张义德、刘克华、张象、黄若迟、曹中屏、洪国起、许盛恒、林和坤、吴木生、张伟伟、樊文治等教师参与教学，其中由张象、黄若迟主持的世界现当代史教学在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为了强化本科生的专业外语能力和史学理论知识，黎国彬先生还开设了相关课程，他为此付出全部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推进本科教学工作，雷海宗教授受上级委托于1955年编写了《世界上古史讲义》，后被确定为高校历史系交流教材。吴廷璆教授于1956年受命为教育部编写了《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在高校中通用。雷海宗教授领导下的世界史教研组还具体制订了相应的计划推进教学科研工作，订阅了200余种外国历史与文化的刊物。20世纪60年代，杨生茂教授还参加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的编写工作，并担任了近代史分卷的主编。这部“周吴本世界通史”成为全国高校使用的主要教材，影响极大。直到1980年代初，被学生称为“小蓝皮”的“世界古代史”自印本还分发给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它是陈楠、于可等老师通力合作编撰的内部交流教材。 世界史教学科研的内容丰富，涉及时间长、范围广。上述世界史教师在完成基础课教学的同时，都在不同研究领域发展各自的专长，并在教学科研中形成了特色。1964年，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高教部计划在高校建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南开大学为此建立了日本史、拉美史和美国史三个研究室。这三个研究室的建立不仅极大地充实了世界史学科的教学工作，而且形成了日后南开大学世界史地区国别史研究的特色和优长。由吴廷璆教授担任主任的日本史研究室包括俞辛焞、王敦书、米庆余等，由梁卓生先生领衔的拉美研究室包括周基堃、黄若迟、丁朝弼、洪国起、梁吉生等，由杨生茂教授任主任的美国史研究室包括辜燮高、陈文林、冯承柏、林静芬、李元良等。这些教师在深入研究相关领域重大问题的同时，为本科生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这样的良好态势一直延续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走上正轨。杨生茂先生的美国史课、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课、梁卓生先生的拉丁美洲史课、于可和王敦书老师的世界古代史专题课、张义德老师的苏俄历史课、张友伦老师的国际工运史课、张象老师的非洲史课、洪国起老师的世界现代史理论课、刘克华和辜燮高老师的英国史课、黎国彬先生的外国史学史课，等等，都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学争相选修的课程。 应该说，那个时代的本科生是幸福的，他们有幸聆听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各位老师的教诲，也耳闻目睹了南开世界史老师多样的风采。这样的幸运在1984年历史系、历史所分立后就再也没有了，因为包括三个研究室在内的历史所从此脱离本科生教学，南开大学世界史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全部由历史系的教师承担。根据初步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201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培养了将近4000名本科生，他们的世界史教育都是在南开大学世界史教师的努力下完成的。与此同时，自此直到2019年毕业的数百名博士和近千名碩士研究生的培养则主要由研究所的老师承担。 第三，教学科研特色的形成。 谈到教学科研特色，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高校争相发展的时候，就已经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当有人就此询问时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杨生茂先生时，他明确表示，南开大学的特色就是“全面”。这个鲜明的特征是相对于其他一些具有世界史教学的高校而言，因为它们或是长于欧洲史等地区史，或是长于英国史等国别史，或是长于世界断代史，而南开大学没有明显的缺项，其教学科研的内容覆盖了世界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南开大学世界史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努力的结果，是南开世界史老一代教师精心布局而形成的。正是因为这个鲜明的特点，1973年教育部为落实周恩来总理加强世界史人才培养的指示，决定在全国高校中确定若干所条件成熟的单位设立本科世界史专业，南开大学有幸进入这一名单，中国史和世界史专业的分别设立充分反映了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全面发展的良好情况。直到20世纪末，南开大学世界史仍旧是全国高校中5所设立世界史本科专业的“获批”（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带星号的世界史专业属于教育部批准的学科）单位。 在教学科研中，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发展最有特色的学科方向是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和世界古代文明，先期成立的三个研究所科研力量集中，发展措施得当，在后备人才培养和研究资料平台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译著，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科研成果得到全国同仁的认可，进而逐步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学科优势。1978年，南开世界史学科获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1年，杨生茂、吴廷璆先生获批地区国别史博士生导师资格，1984年正式成为第二批博士点（地区国别史）单位。这对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嗣后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系、所分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教学、科研侧重点有所不同也符合当时学科快速发展的需要。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研究方向的迅速发展另有专题文章论述，这里重点概述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取得的成就。 首先要提到的是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该方向最初是由雷海宗先生创设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学者，回国后曾任教于西南联大等高校历史系，调任南开大学后，先后开设了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门世界古代文明方面的课程，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奠定了南开世界史古代文明史方向的发展基础。但是，他于1962年过早去世，未能持续其事业，该学科方向的研究力量也未能在两年后与其他三个研究室同期组建机构，发展受到影响。直到我国高等教育恢复正常，于可先生担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后，与王敦书等老师共谋大计，在完成沉重的本科教学任务的同时，继续推进雷海宗先生未竟的事业。 于可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马丁·路德研究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学术观点。根据《于可自述》（陈洪主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二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他是秉承雷海宗先生的指点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因为雷先生曾对他说：“不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学好世界史的。中国学术界自‘五四以来，无人专门研究基督教史，你如有兴趣，将来可以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但难度很大。”于可先生在这个“无人专门研究”的领域，艰苦探索，成就非凡。《试论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马丁·路德早期政治思想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资产阶级——兼与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比较》（《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论西欧资本主义早期的观念更新问题（兼评加尔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当代新教的发展趋势》（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章）等论文，在其50多篇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其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一、在基督教史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研究结论，对基督教的全部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系统学术观点。作者认为对原始基督教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知识性的了解和教义信条的解读，而是应在当时的历史变动背景中去分析其政治思想。他根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基督教不仅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且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其政治思想和行动纲领包括：揭露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提出建立现实的、平等的、公共消费的、劳动人民掌权的新社会;指出推翻罗马统治并建立理想国的途径和依靠力量。这一研究成果以坚实的史料证据和严谨的逻辑论说，拨开了认识原始基督教的层层迷雾，有助于人们对基督宗教的全面了解。于可先生还在全面梳理基督教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代基督新教做了广泛调研，高度概括出当代基督新教的发展趋势，即信徒结构深刻变动、重心逐渐转移、在西方信仰危机的背景下呈现世俗化、神学和教会组织的多元化、世俗化和两极化趋势、第三世界信徒增加和民族化。这一观点系统总结了当代基督新教的深刻变化。二、对马丁·路德研究提出创见。以同样的研究思路，于可先生对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是在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巨变的时代，在人民群众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下，提出了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思想，包括作为其政治思想理论基础的“因信称义”和三大政治主张，即驱逐罗马教廷的政治特权、经济势力于德意志国土之外，实现民族独立;政教分离，君权独立，建立民族的与廉俭的教会;批判等级制度，为市民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难得的是，于可先生分析了马丁·路德早期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认为它是16世纪德意志历史的产物，反映了当时正在成长的、不成熟的市民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明显的软弱性、不彻底性与对国内封建势力的依赖性，因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必然投效诸侯，反对农民战争，这是那个时代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的具体反映与表现。这一观点突破了当时中国在马丁·路德研究中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思维，实有振聋发聩的学术意义。三、于可先生最为学界认同的是对加尔文和宗教改革的整体研究，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与德意志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环境不同，其中心任务是批判天主教的封建神学，建立适合法国国情的资产阶级神学理论，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和宗教依据，加尔文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包括“天命说”“拣选说”和“呼召说”）和救赎理论，是其继承保罗、奥古斯丁的救赎理论并推进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的重要思想成果，将被动的宿命论变为法国资产阶级急需的新救赎观，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精炼地解释了经历改革的基督教是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于可先生在基督教史和宗教改革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历史学和宗教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同，奠定了他在这一陌生领域的学术地位，不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次聘请他进行学术演讲，领衔完成相关课题，而且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多次受邀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专题研究国际大会。1993年开始，于可先生受邀参加“马丁·路德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参加了在美国圣保罗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举行的相关国际会议。20世纪末，他当选为多卷本《路德文集》编辑委员会的轮任主席（隔年轮任，另一主席为美国教授）。其近10种相关书籍和近60篇学术文章在不同层次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可教授于1984年开设的基督教史课是在国内首先开设的此类课程，经陈志强教授在一段时间里讲授，如今已经由郑玮副教授继续传承。 同样在南开世界史学科古代文明方向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王敦书先生。他于1979年回归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后，致力于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和教学，在其近20篇学术论文中，《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考》（《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和《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古希腊史研究之一》（《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最能反映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他认为，公元前10世纪斯巴达人进入拉哥尼亚后，曾進行土地分配。但到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财产分化。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斯巴达人转向对外扩张，通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并将其土地分成份地。这些土地本质上仍属公有地，由国家所有，公民只是占有者。但到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的土地国有制度急剧瓦解，私有制迅速膨胀。此文是王先生在雅典访学期间完成的，充分利用了当时国内罕见的古代史料，全面借鉴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王敦书先生对古希腊英雄时代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是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属于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该时代不同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后者属于迈锡尼文明覆亡后的公元前11—9世纪。这一结论为学界接受和重视，也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王敦书与于可两位先生合作在城邦与帝国问题研究上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王敦书、于可：《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评《世界上古史纲》关于城邦和帝国的观点》，《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他们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城邦的概念和历史地位、城邦的规模和“帝国”的概念、城邦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做出了解读，指出“城邦结合，以城为邦，这是城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关于城邦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国家与古代（上古）的城邦在性质和历史地位上根本不同。前者形成于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而后者出现于原始社会瓦解后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此外，他们关于城邦存在的地区、城邦的规模、城邦“帝国”的概念、城邦的经济制度、城邦的政体和城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等，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王敦书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并主持南开大学的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1993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并在南开大学成功召开了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共有70位欧美各国知名学者到会，开启了中国和西方学者直接学术对话之先河。大约与此同时，于可和王敦书先生致力于后备学术人才的培养，他们在基督教史和古希腊史研究方向培养的研究生目前分布在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发挥着学术领导人的作用。两位先生还曾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当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多次学术大讨论，譬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城邦与古代帝国问题的争论，都提出了独到见解，为学界所关注，并极大地扩展了南开世界史学科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影响力。王敦书先生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全面总结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成就。他呕心沥血数十年，先后整理出版的雷海宗文稿有：《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历史·时势·人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和《雷海宗文集（全六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雷先生的这些遗作既是他本人学术成就的体现，也是南开世界史学科的宝贵遗产，在国内外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2002、2012年主持召开雷海宗先生诞辰100、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第四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展示了数代学人对雷先生的怀念和传承。作为如此众多著作的主编和大型会议主持人，王先生功莫大焉。王先生的个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他在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贻书堂文集》，反映了他在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古希腊罗马史、日本史、史学理论、西方史学经典翻译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中对雷先生生平、学术成就、治学特点的总结和相关研究的评述，对于自己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的回顾，充分显示了二位先生之间的深厚师生情谊和学术上的薪火相传。正是由于于可先生、王敦书先生他们这一代学人对雷海宗学术传统的继承，才奠定了南开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作为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历史系世界史的数十位前辈学者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譬如黎国彬先生除了常年坚持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专业外语课外，还翻译校对了10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特别是在外交部委托南开大学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工作中，发挥了高水平的学术把关作用。在其多种翻译成果中还包括《朝鲜气候区域志略》（上海新地学出版社，1951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大陆诸国》（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尼加拉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牙买加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等。黎国彬先生一生勤奋，始终坚持工作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直到他去世前，还在批改同学的作业。自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系历届本科毕业生和部分世界史专业研究生都受益于他的授课，他们大多精心保留着被他批改得“满篇红色”笔记的珍贵纪念品，其中一些已经陈列在南开大学档案馆中。陈文林先生则充分发挥其精通俄语和英语的特长，积极参加了《古代的东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再版）、《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再版）、《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国南北战争文件集和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还抱病参加《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书的撰写工作。说起联合国文件的翻译，黎先生和陈文林所代表的南开大学团队，在解决联合国正式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大批文件急需翻译难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1971年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大量的法律法规、程序条例、文件模板、历史记录都需要翻译。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外交部选择了南开大学参与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而黎国彬和陈文林两位先生在这个工作中不仅带领团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在关键性文件的翻译中举足轻重，他们对翻译中难题的判断和建议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这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团队在那个特殊时代为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的杰出事例，也因此获得了多方面好评，赢得了高度赞誉。 刘克华和辜燮高两位老师开启的英国史教学科研工作卓有成效，他们分别出版的翻译作品均围绕英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其中《1870—1914年的英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1689—1815年的英国（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和《1689—1815年的英国（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都保持了非常高的翻译质量，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参考书，而且还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辜燮高先生在《世界历史》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代表了当时中国英国历史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例如，《从继承制看马克白斯在苏格兰历史上的地位》（《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是其发表的16篇学术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文以对比方法探讨英国王权继承问题，其宏大的视野涉及世界各地主要国家最高君主权力的继承方式及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其得出的重要结论为学界所接受。正是在刘克华和辜燮高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下，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英国史团队力量不断增强，新一代年轻教师张伟伟、樊文治加入其中后，在两位老师的扶植下迅速成长。张伟伟完成的《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成为其近十种围绕相关课题发表的成果的代表作品，该论文因其研究的高质量而获得1990年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首届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樊文治的《英国独立劳工政治运动与费边社会主义》（《世界历史》1990年第2期）也反映出南开大学英国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兴起。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英国史方向良好的发展趋势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而中止，我国前辈学者培养的首批英国史博士钱乘旦先生每论及于此深感可惜，而他每至南开大学访问必去拜访年事已高的辜燮高先生，因为后者是他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俄罗斯研究方向也在李景云和张义德两位老师长期努力下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李景云老师常年坚持在本科生基础课教学第一线，同时结合教学需要开展对世界中世纪史多种课题的研究，在她出版和发表的3部书籍和10余篇学术文章中，《缙绅会议和俄国君主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中世纪俄国黑色农民的经济状况》（《南开史学》1985年第2期）和《十六、十七世纪俄国的衙门制度》（《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最能够反映其在俄国历史问题研究上的功力。张义德老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其熟练掌握俄语、深入研究苏联史的特长，围绕教学开展科研，不仅撰写了《苏联现代史（191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还先后发表了17篇相关学术文章，其中《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孙中山的电报和书信》（《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和《苏联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最能代表他长期从事苏联史研究的新成果。李景云和张义德两位老师在俄罗斯及苏联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得到国内学界同仁的认可，他们联手开展的教学使世界史专业的大国史系列得到完善，让选课同学受益匪浅，一度成为南开世界史教学工作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今，由他们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由张义德先生的弟子肖玉秋教授继承。 张象教授既是本科教学工作的干将也是科研工作的能手，他长期围绕世界现当代史和非洲研究开展教学科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在非洲研究方面完成的11种书籍中，涵盖了非洲地区重要的国家，如南非、刚果、塞内加尔、冈比亚等，是中国非洲研究中最早具体涉及具体国家的作品。张象先生发表的90多篇学术文章中，有2/3聚焦于世界现当代史的重大问题研究，其中《试探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和《20世纪历史巨变的综览》（《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最有代表性，它们集中探讨了世界现当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重大转折点，力图揭示出这一重要发展时期的规律性变化，进而帮助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当代世界抓住历史走向的主要线索。他在世界现当代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得到黄若迟老师的鼎力相助，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黄若迟老师虽然常年讲授本科生基础课和其他选修课，但在完成沉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根据教学需要开展世界现当代史问题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一種专著和发表了20篇世界当代史研究的专题学术文章，其中《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和《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续）》（《历史教学》1985年第10期）受到关注，她提出的重视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代世界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可。张象和黄若迟老师在非洲史和世界现当代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在完善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南开世界史在断代史方面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 南开大学世界史的地区与国别史研究方向还有一个亮点，即曹中屏教授对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朝鲜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和《当代韩国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集中了他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以大量文献和考古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理清了朝鲜半岛曲折发展的历史线索，就该地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半岛地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阶段性特点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意见，深受中国、朝鲜和韩国学术界的重视。《古朝鲜开国神话考》（《韩国学论文集》2000年）、《古朝鲜的中心方位与疆域》（《韩国学论文集》2005年）、《统一新罗在韩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09年）、《朝鲜历史学与编纂学考》（《韩国研究论丛》2010年）和《朝鲜半岛的史前陶器文化》（《东疆学刊》2016年第1期）等40篇论文，大多以坚实的文献与考古史料为依据，深入解读古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丰富了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东亚研究领域的成果。作为南开世界史学科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如今朝鲜半岛研究也由孙卫国教授传承，并推进到新的层次。 毫无疑问，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在这一阶段取得了稳健长足的发展，在此进程中，除了上述取得了丰硕成就的老师外，丁朝弼、许盛恒、李元良、林和坤、吴木生、冯承柏等老师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也正是这个时期的稳步快速发展使得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以美国、日本、拉丁美洲研究和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为龙头迅速崛起，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和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高质量的科研带动高质量的教学，这在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9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首批原国家教委确定的本科教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研究生培养工作也得到新的提升，1998年，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的古希腊史专业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为了强化世界史学科教学科研工作，加大南开大学和历史学院对该学科发展的支持力度，2003年建立不久的历史学院，申请正式建立中国高校中第一个世界史学系，获得南开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从而揭开了南开世界史学科发展新的一页。 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也直接促进了南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南开大学以世界史学系为中心的世界史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具有重要影响，1987年、2002年、2007年多次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在2012年评估中位列第二），并入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1996年以后，南开世界史学科得到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财政支持，推动该学科迈向更高水平。“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于2004年入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同时，以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为基础的“985工程”二期建设基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也落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史学科自从1995年以后就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海外资助的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与中国史、考古学一道于2009年成为教育部确立的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立世界史一级学科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同年，美国史研究增设“美国学”研究生培养方向;2012年以日本史为基础的日本研究院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美国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和希腊研究中心进入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2017年，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世界史学科名列第三，世界史学科还于同年入选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目前保持着稳健活跃的可持续发展势头，世界史学系侧重于全方位的教学工作，美国、日本、拉丁美洲研究所侧重国别和区域研究及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全国世界史学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各高校竞争态势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中，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明确定位和学科内研究重点布局，密切关注国内外相关学科发展动向，发挥传统优势，扶植新兴亮点，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补齐短板，加大投入和国际化，整体上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根据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工作计划和历史学院对世界史学科总结工作的分工安排，这里重点介绍目前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情况。 南开大学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建设延续了前辈学者和所有老师共同努力形成的稳步发展势头，新世纪之初便不断扩大师资队伍的规模，不仅先后有多位优秀博士毕业生如王以欣和叶民留校任教，而且加大力度引进优秀人才如哈全安加盟教学科研工作。目前该研究方向的教学科研重点集中在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和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两个方面。 古希腊研究始于雷海宗先生，后有其弟子王敦书先生大力发展，目前由杨巨平教授和王以欣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继承先辈基业的基础上，正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向更高的研究水平努力。杨巨平教授是王敦书先生的开门弟子，硕士论文以《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为题，后师从北师大刘家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希腊化研究。2004年作为引进人才重返南开大学，加盟世界史学科以后，重点研究希腊化文明与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相关著作。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被誉为“希腊化研究第一人”。他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首次将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开通联系起来，代表性成果为《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认为，亚历山大东征及其所开创希腊化世界的历史意义应该置于东西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的背景下重新评价定位。丝绸之路的开通，既要归功于中国方面汉武帝的经略西域，张骞的万里凿空，也与亚历山大东征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密切相关。希腊化世界的水陆交通体系，统一的通用货币、语言，以及分布于交通要道的城市，都使得张骞一旦进入中亚，实际上就踏上了通往地中海的大道。正是这种中、希两方面的相向而进才使这条横贯欧亚、影响深远的千年文明交流之路得以形成。因此，就丝路开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该文发表之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先后被国内外多家刊物转载或摘登，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历史月刊》（2008年3月号），美国华盛顿大学《丝绸之路》杂志（The Silk Road， 6（2009）），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杂志αγορα（2012年创刊号），波兰古代史杂志《阿纳拜西斯：古典与东方研究》（Anab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4（2013））。其观点也被Christoph Baumer、Khodadad Rezakhani、Frank Holt等多位外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引用。美国华盛顿Saylor研究院的公开课程网站（Saylor Academy. Org）在“HIST341： The Silk Road and Central Eurasia”专题中提请读者阅读该文，指出这是在考古学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向世人表明，学者们是如何利用考古学资料来揭示在那些被亚历山大所征服的亚洲地区发生的文化互动以及亚历山大帝国对于丝绸之路拓展的重要意义。二、揭示了希腊化文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丝绸之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希腊化信息在中国》（“Hellenistic Information in China”， CHS Research Bulletin 2 （2014））等可谓这方面的系列之作。它们的基本观点是：阿伊·哈努姆遗址无疑是个希腊式城市，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东方文化的因素。虽然此城被希腊人遗弃，但其他的希腊式城市却在后来成为丝路重镇。希腊式钱币是希腊化文明主要文化遗产之一，被后来的当地民族和外来民族接受、改造，成为流通于丝路的主要货币。希腊的神也传到东方，但往往会和当地的神混合，娜娜女神就是一个东方神希腊化的例子。张骞之后，希腊化世界的信息首次传入中国，这在中国的“前四史”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及其信息传入中国之路。三、重点探讨了希腊化时期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代表性论文是《“Soter Megas”考辨》（《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和《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他通过对中西文献的梳理和求证以及钱币资料的分析，初步认为，贵霜钱币上的无名王“Soter Megas”，既非《后汉书》中的阎膏珍，也非“Rabatak铭文”中的Vima Taktu，很可能是那位受命“监领”天竺的将军。他割据一方，僭称王号，以“Soter Megas”自居。因此他有可能是一位僭位者。该观点已作为一家之言被国外学者介绍（J.Cribb，“The Soter Megas Co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ushan Kings， Kujula Kadphises and Wima Takto”， Gandharan Studies， 8 （2014） 94）。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提出，印度的罽賓有可能是与中国西汉王朝建立正式藩属关系的第一个印度-希腊人王国。四、帕提亚这个所谓的“爱希腊”帝国与希腊人、希腊城市、希腊文化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一文对此做了明确回答：帕提亚统治者对希腊文化的情感复杂，这是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的。“爱希腊”既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宣传口号，也是他们对希腊化文化坦然接受、借鉴、为我所用的真情表白。但他们最终难免伊朗化的结局。五、结合中文资料，对印度—希腊人的归属、历史地位做了新的定性分析。《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等文章认为，进入印度的希腊人一方面确实在努力坚持他们的政治统治，使用他们的语言，坚守他们的宗教信念，崇拜自己的神;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接受印度的文字、神祇和宗教观念，并最终融入了印度民族和文明之中。但印度—希腊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印度人的胜利，而是二者在文化上乃至民族上的成功融合。六、在以上个案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概念。《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远东希腊化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但也有印度、波斯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参与。该文明对当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远东希腊化文明圈”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杨巨平教授长期坚持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坚持认为：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尤其是近10年来关于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受到普遍好评，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10多篇文章在国际英文杂志发表，多次应邀到哈佛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牛津大学和莱顿大学等国外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研究或讲学。他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术传统，多次到中国西北、中亚和伊朗的丝路沿线遗址实地考察。其学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将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研究结合起来，运用中、外古典文献和考古材料三者互证的研究方法，证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从而开辟了“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题主持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以杨巨平教授为首的丝路古代文明研究团队已经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拥有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8人，国内学者20多人。2016年初，学校批准成立了“南开大学丝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目前，该方向已经培养出博士、博士后10多位，他们分布于国内外各高校，分别从事希腊化世界、帕提亚（安息）、大月氏—贵霜、粟特、萨珊波斯、草原游牧民族等早期丝路沿线国家和文明的研究，8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王以欣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希腊史领域，尤其是古希腊的神话和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商务印书馆，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本）和《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作品。《克诺索斯“迷宫”与克里特的“王权”》（《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克里特公牛舞——神王周期性登基祭礼的一部分》（《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与导师王敦书教授合作）、《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起源和发展》（《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等文章探讨了爱琴青铜时代文明的相关问题。例如，《克诺索斯“迷宫”与克里特的“王权”》评述了学界有关克诺索斯迷宫的功能及克里特政权的性质的讨论，剖析了青铜时代克里特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起源和发展》一文利用线文B泥版文书、考古和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分析迈锡尼宫殿时期的政治制度， 说明迈锡尼人的王权是高度集权的体制， 以宫殿为行政管理中心， 对国家事务， 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国王位于社会等级制之首， 享有世俗和宗教双重领袖的地位。文章还追溯了迈锡尼时代王权观念和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介绍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假说， 并就迈锡尼人君主的宗教职能及其是否具有神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迈锡尼时代——希腊英雄神话和史诗的摇篮》（《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神话与历史：忒拜建城故事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与导师王敦书教授合作）等文章分析了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概念、类型和发展阶段，分析了所谓的“英雄时代”在神话传说中的意义及其现实的历史基础，强调“英雄时代”总是与创作英雄的民族所经历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相关联，因而有可能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信息。《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等文章探讨了神话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例如，《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一文就是用功能主义神话理论为指导，侧重阐明希腊神话在论证土地所有权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认为希腊神话中的“地生人”、移民迁徙、联姻婚配都具有论证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又如，《理性、人性和美——希腊神话拟人特征剖析》（《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认为，希腊神话的拟人特征可能有其近东渊源，但希腊人将之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希腊人的理性、人性和审美情趣决定的，是希腊宗教世俗化的产物。近年来，王以欣教授还对古希腊神话与宗教中涉及的神祇的起源与演变做了一些个案研究，如《女巫基尔克：起源与嬗变》（《跨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塞壬的起源、形象与功能》（《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等。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叙述了自米诺文明后古希腊青铜时代的考古史和对后来发展的深刻影响，充分运用现代西方学者的成果，对希腊神话和历史现实的关系，神话所包含的思想，“对古希腊神祇谱系的由来和演化、英雄崇拜的起源和表现、希腊人关于域内外其他神话传说的建构与社会影响等诸多神话和历史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郭小凌：《增订本序言》，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增订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王以欣教授在古希腊的神话、宗教领域的成就受到中外学界的注意。 叶民副教授的代表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最后的古典》）。该书首先肯定了阿米安的史学地位。在一个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阿米安给后世“留下了发生在公元4 世纪的关于社会政治结构演变和各族人民道德变化的历史的极具价值的材料”，真实记录那个巨变的时代。因此，他的著作自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该书从对罗马史的研究态势、范式和方法进行考察，其结论独到，颇值得称道。该书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大多数相关著作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主要局限在政治史、经济史方面， 这与西方学术界对古罗马社会文化史的热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关于罗马史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罗马帝国之前的历史（这当然与现存的罗马共和国的史料丰富有关），对罗马帝国及帝国后期的所谓“古代晚期”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这与罗马帝国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的情况很不一样。《最后的古典》在国内罗马史研究中与这“两种倾向”颇有不同：其研究的主要领域不是古罗马政治史、经济史，而是难度更大、研究者亦较少涉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也不是前人热衷的罗马共和国，而是罗马帝国。再者，作者在有关阿米安的重要认识方面提出独特的见解。如对阿米安著作历史观念的分析，对其历史命运观和罗马观的分析尤显鞭辟入里，特别是对阿米安著作中关于基督教历史边缘化的论述更见独立思考（以上参考冯定雄：《罗马帝国社会文化史新作——评〈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正因为如此，第一届“日知世界史奖”编委会于2013年授予该书三等奖。除此，叶民副教授的《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古罗马人的希腊观》（《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从紧张忧虑、反观比较和鉴别选择三种态度分析罗马人的希腊观，认为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世纪初，罗马经历了重要的文化转型，罗马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全面影响。在同希腊的对照中，罗马人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叶民副教授与其导师王敦书先生合作发表的论文《伊达拉里亚人起源考》（《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总结了有关伊达拉里亚人起源的多种说法，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提出新的结论，指出伊达拉里亚文化是起源于意大利本土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的渐进发展与东地中海城邦的殖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伊达拉里亚人则是在本土因素和殖民因素综合作用下，伴随着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兴起而形成的古代民族。这些成果得到学界的认同。 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团队也持续加大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强化了优秀博士毕业生如郑玮和武鹏的选人留校，同时加大国外知名高等学府优秀博士毕业生如王薇和庞国庆的引进工作。目前该团队由陈志强教授领军。博士学位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的陈志强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致力于中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其出版的数十本书籍和发表的180余篇学术文章都聚焦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他于1980年代初受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留学希腊专攻拜占庭史和希腊语时起，便深感发展我国拜占庭学责任之重大，为此长期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努力为我国拜占庭学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并力争形成我国拜占庭学的话语体系。为了探寻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拜占庭史发展宏观理论，他就拜占庭史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其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学报》和《世界历史》等专业刊物上。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拜占庭军区制的历史定位和重要作用提出新见解。《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拜占庭“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等文章认为，拜占庭历史发展之曲折起伏，核心问题在于7世纪进行的军区制改革。这次改革不仅解决了拜占庭帝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和财政危机，而且找到了走出帝国早期危机的道路，使得拜占庭历史进入了数百年的稳定发展阶段。也是由于11世纪以后军区制的瓦解，拜占庭帝国开始走下坡路，进入漫长的国家危机和帝国衰亡阶段。可以说军区制是解开拜占庭史起伏发展的一把钥匙。军区制是拜占庭帝国经历其早期历史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庭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而渐臻成熟的成功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当时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困境，因此成为推行于全国的军政一体化管理方式。特别重要的是，军区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军区制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产生，这种侵蚀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武装割据势力的兴起是推行军区制的必然副产品。军区制从其形成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庭统治者即要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不能不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军区制的演化和军事贵族的发展，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庭统治阶级越是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保证中央集权统治，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拜占庭统治者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深刻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也促成了拜占庭国家的灭亡。陈志强教授以此观点为基调出版了近十部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书籍。二、对拜占庭皇权传承制度展开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等文章。他认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是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其多样性、复杂性、残酷性等特点源于拜占庭专制皇权制度和拜占庭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把握住其特点便抓住了拜占庭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由此也能够深入理解拜占庭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政治生活的关键在于集政治、司法、经济、财政、军事、外交、宗教与文化各种权力于一身的高度专制的皇权，它决定着帝国政治生活的走向。要了解拜占庭政治制度的演化，就必须研究其皇帝继承问题。而有关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的特点研究最主要的是改变传统的注重个别皇帝的细节研究方法，进行宏观研究的理论突破。三、从生态环境史视角对“查士丁尼瘟疫”展开的研究。《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视角》（《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历史研究变革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和《“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等文章认为，拜占庭史的许多现有结论需要在新的研究视野中重新探讨，例如用生态环境史的观点分析查士丁尼瘟疫，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在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拜占庭史发生的真实演变，特别是深刻影响拜占庭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的生态环境因素。新的视角将为我们的研究开拓更广阔的领域，有关这一命题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不仅相关文献尚待进一步挖掘，而且更为有力的考古学证据也有待发现。特别是，此后持续爆发的鼠疫在缺乏抵御经验和有效抗体的地中海和欧洲世界造成了何种长期影响，其对农业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破坏如何，以及瘟疫如何影响欧洲人口下降和劳力短缺，并引起欧洲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的机构性变化，尤其是“查士丁尼瘟疫”与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四、对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往进行考古学研究。《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拜占庭金币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6期）、《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铸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是拜占庭帝国与古代中国交往的最有力证据，应该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纠正了在此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误解。近年来，中国学者比较关注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交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深入研究。由于我国发现拜占庭金属货币的历史学意义大于古币学意义，因此作者认为不可能根据我国现存拜占庭货币总结出关于拜占庭货币体系的知识，但却有可能从这些货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地点、使用状况、出土时间、铸造年代等信息中探索其中的历史学信息。换言之，我国发现的拜占庭古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附加的信息（如出土时间、发现状况、发掘地点等）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学证据，而缺乏此类附加信息的拜占庭古币尚难构成关于古幣本身的系统知识。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货币及其仿制品百余枚（不包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捐赠品），其中半数缺少研究必需的附加价值，也难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而有益的帮助。五、对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开展拓展性研究。以拜占庭研究为基础，陈志强教授扩展研究视野，开展对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考察，并在《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和《拜占庭文化与巴尔干火药桶》（《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等作品中进行具体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关于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研究的作品问世。陈志强教授在世界史宏观理论上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和《“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视野下的当代世界》（《南开学报》2013年第1期）等系列作品。他还充分认识到后备学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在我国高校中开设了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本科选修课，而后逐步完善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逐渐完善了完整的系列课程计划。其培养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骨干，其中已有十多人成为正教授。正是在陈志强教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个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于2001年获得南开大学批准正式建立。陈志强教授长期致力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并在发展中国了拜占庭学方面取得初步成就，受到国内外同仁的首肯。2013年10月15日，希腊驻华大使科斯蒂斯先生代表希腊总统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向他授勋，颁发经由希腊议会讨论通过、希腊总统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先生和外长迪米特里·阿不拉莫布鲁斯先生亲笔签名的证书和金质勋章。 郑玮副教授长期从事拜占庭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但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是《雅典（公元267—582年）：从古典城市走向基督教城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深入研究仔细修改的成果，凝聚了她在毕业前后留学希腊和加拿大期间广泛收集相关原始资料基础上精心研究的心血。该书利用雅典市内保存的大量历史遗迹和文物，结合多方面文献资料，全方位考察古代晚期的雅典是如何从古典城市向基督教城市的转变，从这一个案研究中观察东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是如何向拜占庭文化变迁的。作者利用的大量考古资料为中国学者首次关注，反映了其扎实的学术功底。武鹏副教授与其导师陈志强教授合作完成的《现代拜占庭史学家的失忆现象》（《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不仅注意选取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新视角，而且充分注意到在相关文献史料挖掘和考古学证据收集中研究方法的调整，进而提出由于研究视角的变化，带动和引发从史料收集到得出结论的治史方法每个步骤的调整，许多新史料、新领域、新结论也由此出现。他先后发表的十余篇学术文章中最有其个性化研究特点的是《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该文以翔实的史料探讨中地中海世界的地震灾害及其破坏性影响。他的学术处女著作《4—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奠基与东地中海世界的转变时代》（暂定名）即将出版，深为同仁所期盼。庞国庆2014年从雅典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归国任教后，积极投身到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研究工作中，在完成大量教学和学科建设事务性工作的同时，先后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其中《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该文认为，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时期，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古希腊文化逐渐得到基督教会的认可与接纳。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颂扬皇帝完美形象的有效工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的普遍使用，使得拜占庭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的核心特征之一。拜占庭人在延续传统“罗马人”政治身份的同时，逐渐接纳“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其他族群也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将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这一观点受到学界的认同。新近留校任教的邵大路博士师从杨巨平教授，其精心撰写的《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表现出优秀的发展潜质，此文是对希腊化城市塞琉西亚建立背景及过程的考证。通过重新解读相关的古典文献，综合利用楔形文字材料、钱币材料以及考古报告等新材料，对该城建立的时间、选址原因以及历史作用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代早期建城运动中最典型的一座希腊式殖民城市。塞琉古在公元前308年左右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发起东征，在东征过程中称王。前304—前302年，塞琉古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建立塞琉西亚城作为王国都城;塞琉西亚位于塞琉古王国东部核心区域巴比伦尼亚，有利于监控巴比伦城等原生民族地区，加之地处两河流域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具有天然防御和交通优势，所以成为新都的首选之地;尽管其后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另建都城，但是塞琉西亚作为东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旧是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包括塞琉西亚在内一系列希腊化城市的建立，是希腊-马其顿人重要的殖民统治手段。塞琉西亚的建立与演变，实际上也是塞琉古王国统治兴衰的缩影。 上述青年学者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充分表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团队年轻力量的兴起。为了促进这一团队的发展，在南开大学和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王薇博士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徐诗薇博士正在努力工作。以徐诗薇博士为例，她从德国海德堡和柏林高等学府分别取得埃及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埃及国王铭文类型及其演进，古埃及语法、修辞学，国王王权的图文象征等。其主要著作为德文专著《法老王的形象——国王铭文和古埃及文献“形象表达”的研究》（荷兰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17年）和中文专著《古埃及王的形象》（德国金琅学术出版社，2015年）。这两本书主要探讨法老铭文中的语言修辞学技巧，例如明喻、隐喻和转喻等使用以及国王如何藉由“形象表达”来充分显示自己的王权以及代表国王的“形象表达”与图像的关系。国王利用5个全名来表示他与神祇之间的关联，国王一方面以神之名来命名，另一方面也强调自己与神明之间的父子关系，以此宣告自己取得王权的合法性，以及其神明在地上代理人的身份。同时国王利用图像搭配铭文形成了“图文叙事”来达到宣传王权的效果，显示自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不仅保护国土和人民，也扩张领土并击退邻国的侵略。作者以“形象表达”的视角来重新探讨古埃及王权的显现，为埃及学注入了一股新的研究气象。她在埃及学的权威期刊《埃及考古学期刊》发表《古埃及国王铭文的演进》（英国牛津2012年第98期）浓缩其硕士论文的精华，对至今一直难以归类的国王铭文给予定义并将其划分为王名献词、国王年鉴、国王诏令、国王叙事文和国王赞颂文，该文探讨各个时代出现的类型并给予解析和范例。徐诗薇博士还以不同语言发表了30多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形象表达”在各种古埃及文献类型使用情形，利用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角度来反观圣书体意符的演变情况，进而探讨国王王权里国王与敌人“空间方位隐喻”的关系。她对古埃及护身符、古埃及人的情绪表达和古埃及晚期时代铭文的研究将取得重要突破。 目前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10人构成的学术团队，他们全部具有在国内外著名高等学府留学的博士学位和多次出国进修学习的经历，这支老中青结合的学者队伍凭借其强大的研究实力，以前辈学者打下的坚实学术成果为基础，建立了“希腊研究中心”，并获得教育部批准于2017年入列“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他们将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美国、日本、拉丁美洲研究团队的老师们一道，共同推动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由陈志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和杨巨平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先后获得批准，落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目前两个项目正在按照计划顺利实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最终成果包括6卷本《拜占庭帝国通史》和多卷本《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丛书，也将于近年完成问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个重大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一支由中青年学者为主力军的研究队伍正在形成，他们完成的数十项研究成果作为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陆续发表在《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学科顶尖刊物上，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活力和学科发展的后续力。这些学科发展的生力军具有新时代学者的特点，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广阔、思维活跃、动手能力极强、接受新鲜事物欲望强烈，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密切跟踪，相信他们将推动南开大学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再上新台阶。 縱观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方向的发展历史，该研究方向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难开拓，持之以恒不懈努力，先有蒋廷黻、雷海宗等先辈学者的大胆开创，后有于可、王敦书等前代教授的奋力发展，为今日的辉煌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理解的是，该研究方向是在紧密围绕从本科到博士各层次学生教学工作展开的，是在历史系（学院）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良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等优势学科研究方向稳健发展带动下兴起的。正因为如此，以成立于1993年的南开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成立于2001年的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为主体，合并建立的南开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于2017年获得教育部批准，与日本研究中心（培育）、美国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一起，进入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备案）中心名单，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项目。该团队全体教师有信心在未来的工作中，为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添砖加瓦再创辉煌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王向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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