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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水城星曜曼荼罗看汉藏夏之间的文化勾连

范文

内容摘要：1931年，聂历山利用西夏文文献《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根》，判定并阐释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星曜曼荼罗。而该仪轨所据的根本文本之一当为《诸星母陀罗尼经》，从敦煌藏经洞所见大量汉藏文本到黑水城、武威等地陆续发现的西夏文异译本《圣曜母陀罗尼经》，提示该信仰在河西这个文化汇流的核心地带的重要性。对比西藏与内地的材料，重新解读西夏图像，对于汉、藏、夏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联，对于多维度的影响以及河西的自身創造，无疑会有更准确的认知。

关键词：西夏；黑水城；星曜曼荼罗；《诸星母/圣曜母陀罗尼经》；文化交流；星学

中图分类号：K879.49；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4-0031-14

二内院九曜——形象与序列

《陀罗尼经》记载两段陀罗尼，第一段为星陀罗尼（即九曜真言的连缀，前引藏文校译本将真言依序与身色、方位交织在一起叙述）；第二段为诸星母/圣曜母陀罗尼，后部再次出现九曜真言。前后两见的星曜名称有不同，第二遍在诸星母陀罗尼中多采用常用名（火曜、土曜除外），而第一遍星陀罗尼则倾向于采用别称：土曜因其身色而被称为“黑色”（另有一别名nīlavara“青色”）；罗睺则因婆罗门教传说其搅乳海求不死甘露而被称为“喜甘露者”{2}。由此推测，星陀罗尼是在作坛的同时念诵并观想，因此那些具有描述意味的别称同时也是观想其形象的指引（表1）；诸星母陀罗尼则更注重称名顶礼。无论如何，《陀罗尼经》中两处九曜的序列完全相同，却不同于《供养根》的排序与方位，这一点应予注意。

曼荼罗的设计上非常注重秩序与方位，因此，诸曜布置必蕴深意。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相次直日”[21]、罗睺计都缀后的序列普遍通行。七曜日起源于古巴比伦（一说埃及），至今为公历所用，最初直接按星神名字定名，日文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直至土曜日，亦非常清晰。中国最早的记载见开元六年（718）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九执历》[22]，其人出身于天文学世家，为中天竺后裔，敦煌遗书具注历日表明唐代这一传统就已进入河西，至迟9世纪也传入回鹘等民族地区[23]。在此基础上增罗睺、计都成九曜，表1列示的诸曜真言正循此序。至于在具体分布上，为首的日曜居中，可以区分出两个亚型：

I型螺旋式，置月曜于东，右绕布置四方，再从东南开始右绕布置四隅（图2a）；

Ⅱ型周绕式，不分方、隅，历东、东南、南……右绕直至东北（图2b）。

黑水城曼荼罗（图2c）与这两种布局的共同点主要是日曜居中，藏文亦称其为gza bdag“星主”或gza chen“大曜”。《汉书·天文志》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24]太阳居中的曼荼罗格局既然是此种星曜曼荼罗最基本的特点之一，重审《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根》，其“中道”一词或与此有关，存此备考。

另一种顺序则清晰体现出汉地星学色彩，即将五星与五行、十二辰联系起来，因此有自身独特的方位安排（图2d）：安五星于五方，再在四隅安日月罗计。针对炽盛光佛图、火罗图{1}等星辰列布的图像，这一点非常显要：如土曜往往置于中央主尊身前，盖缘于五行以土居中；炽盛光佛乘牛车亦可能与此有关。其他布局如西藏恶趣清净曼荼罗系图像中的八大曜（无计都）曼荼罗，又大不同（图2e）{2}。

尽管藏文校译本对解读星曜曼荼罗颇具价值，不过，图中诸曜方位与对应形状仍存差异。就此，钟碧芬在印度多元文化的各种星曜曼荼罗中找寻，最终找到非常接近的一例，即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奉行至今的圣典派九曜曼荼罗（navagrahamaala in the Mahārārian Smārta tradition）或称星天曼荼罗（grahadevatā-maala），在相关研究沉寂多年之后终获进展。她进而推测：“当时中亚与吐蕃深受佛教影响，因此极有可能是借由来往印度、中亚、吐蕃的僧侣、朝圣者或商旅，作为主要的传播者，将古印度星象的知识与图像传入白高大夏。”{3}

更早的例子还可追溯到尼泊尔的日曜曼荼罗唐卡（图2f；1370或1379年）{1}，可管窥当时加德满都河谷的信仰。其星宿形象塑造与本文讨论的星曜曼荼罗有差异，十二宫为右绕排列（分布并不均匀）；但九曜相对位置则颇近似（木水两曜对调），只是旋转了180°。这件尼泊尔唐卡九曜安置与其背后的宗教底蕴、星学逻辑显然尚需进一步解读。

《供养根》在叙述为九曜奉献祭品、为十一曜奉献食物时，虽未重复方位，但叙述顺序与前文绘画坛城时基本一致（三处水曜顺序均不同），再次确认了该序列的权威与意义。而该文本在叙述东北角的十一大曜时，却仍以七曜日为序，罗计附后；至于源于汉地星学、新补入大曜星神当中的炁孛，紫炁被认为是“木余”，因此列木曜之后；而月孛在罗睺之后，从这个位置以及她（有时也作男性）披发等形象特征来看，应与印度星学中的罗睺尾（sgra gcan gyi mjug ma；梵kalāgni，dus me“劫火”）有关，位置与罗睺头（sgra gcan gdong也就是罗睺，黄白升交点）相反，为黄白降交点{2}。根据McCoy判断出的月孛位置（见图2c），可以看到精心的布局形象地诠释了时人对“余气”与大曜的关系的理解。

三四门尊神——炽盛光佛、不动尊与天供遗痕

前文已论述，诸星母陀罗尼中后部的九曜真言部分和星陀罗尼顺序一致，并且诵咒、观想、献祭、奉食的时间顺序与他们在曼荼罗中方位存在对应的逻辑关系；却不同于《供养根》以及黑水城星曜曼荼罗中的位置。另诸星母陀罗尼的起首、结尾部分还重复礼敬佛菩萨等众的真言，这一次则与《供养根》及黑水城图像配置高度近同，藏文本更堪称吻合无间（表2）。

曼荼罗四门尊神的选择体现出早期密教美术构图中尚存叙事元素并重象征意涵的特点：佛在旷野大聚落，金刚手从诸天菩萨大众中起身作礼，请佛说法；闻法菩萨中，文殊在这个阶段经常和金刚手匹配，分别代表显密传承；加上观自在则成事部三怙主，也是该曼荼罗在密教发展过程中处事密阶段的标志[25]。尤需注意，佛教诸神中以上诸尊和星学关系密切：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不空译、代宗广德二年（764）其弟子扬景风修注的《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两卷（简称“宿曜经”，T.1299）是与历法、星占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的佛教文献之一。《火罗图》中下部的局部（星曜曼荼罗）即以骑狮文殊（应作八字文殊）为主尊，可见一斑。在西藏的清净恶趣系曼荼罗中，八曜曼荼罗以金刚手为主尊，也勾勒出此尊与星曜的关系{3}。如意轮观音则与北斗七星信仰相关联。

然而，西夏文本与图像之自身特色亦甚鲜明。首先，宣说陀罗尼的佛——释迦牟尼——被与星宿信仰关系更密切的炽盛光佛（图3a）所取代，实际上，《供养根》在供养仪式后描述行者坐定，观想莲花光芒中显现咒语，然后召请曼荼罗中描绘的神祇，而该咒应还原如o muni muni mahāmuniye svāhā{6}，也就是释迦牟尼真言；换言之，这个仪轨尽管替换掉了释迦牟尼，却未对真言作相应替换，透露出底本原来的面貌。同样，求法的金刚手菩萨被替换为不动尊（图3b），但在观想中却现金刚手身形，保留底本原状{7}。指尖转轮的形象也见于西夏{8}壁画（图4）。修炽盛光法之时，秘藏其曼荼罗，悬挂不动尊像以替之，清晰可见二者的紧密关系[26]。至于不动尊与大曜宫宿的关系，亦可以从唐密天供得到充分解释：

小野四种念诵云：四臂不动为中尊云云、十二天、九曜、二十八宿，合谓五十天。或加四大明王、除罗计二天，谓五十二天。大师御作云：“五十天供，十二天、二十八宿、九曜，加四臂不动尊云五十天也。”亦加四大尊、除罗计，云五十二天也。五大尊、十二天、北斗七星、十二宫神、五星、二十八宿，已上六十九也。

四臂不动、四大明王、十二天、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大吉祥天、北斗七星、十二宫神及以五星、二十八宿，已（以）上七十天。[27]

相应的《七十天供》（图5）坛城五重，其中内院第二至第四重主要包括九曜、十二宫、二十八宿，内院四方为佛、莲华、金刚三部众与文殊，四隅为降三世等四大明王；第五重为八方天与四天王等。此处中尊不动的身份是教令诸天四臂不动明王，内院佛部为佛眼部母菩萨{1}，莲华部为观自在，金刚部为金刚手。虽然除西方观自在而外其余三尊的方位以及佛部尊神的选择不同于黑水城星曜曼荼罗四门尊，但整体结构的相似值得深思。

四四隅的安排——星象观测依据与陀罗尼中的线索

黑水城星曜曼荼罗四隅的安排仍可回溯至陀罗尼（见上文表2），还可进一步思考其逻辑或传统。二十八宿（图6）着冠袍、蓄髭须的形象并不同于《供养根》描述的“戴有项链，身着天衣”的女性神灵，然而肤色各异、持物有别，贴合《供养根》记述（图6a，对照图7a）{1}，不取持笏的王侯造型传统（图7b）。他们围绕月曜，可能是因为二十八宿分布在白道即月曜的运行轨道上。这种安排亦见于东寺火罗图月天像（图8a），右下角注明“廿八宿”（同图另画二十八宿周绕中台）。另外日天像（图8b）标注“七曜者”；而黑水城图像日曜居中，在东北在这个位置又以日曜像代表十一大曜，这两者可能同源{2}。

尼泊尔保存的梵文本中有一种组合，即在诸星母陀罗尼之后再抄罗睺曜消灾陀罗尼（rāhavagrahaānti-upadrava-dhāraī）与计都曜息灾陀罗尼（ketugrahaāntidhāraī）{3}，三者显然相关。前引索罗宁等论文披露国图藏西夏文本《观星聚本续中罗睺流曜和宫宿》（摔篿礌糜袭百碍紻槽菋滁碍婚槽），审题目特意标举诸星、罗睺、流曜（当指计都），可见一斑。不管怎样，罗睺咒名强调“消灾”，很可能因此在布局中将sarva-upadra“一切灾患”安排在罗睺形象旁侧。

至于诸星母陀罗尼最后一句所称颂的sarvavidya“一切明”，初未必指具体的神祇，而《供养典》确指为孔雀天母（皻皶递皽），当可归因于孔雀经咒与星宿的密切关系，或亦与其较早人格化有关；而稍晚在藏传佛教信仰中，西北隅则被《陀罗尼经》的人格化星曜佛母所占据{1}。

五黄道十二宫——曜宫宿的关系与组合

黑水城星曜曼荼罗上黄道十二宫表现在小圆圈当中，不过它们在内城周边并非均匀分布，或因月曜周边密布二十八宿，故布局时有意跳过了东南角；小圆圈中的图案大多漫漶，难辨画迹，目前仅可勉力识出东墙北侧的宝瓶和双子（图9）{2}。这二宫时空并无衔接，因此图上十二宫虽大略成周绕之势，但排列既不均匀，有理由推测亦不循序。《宿曜经》记载有宫、宿、曜的对应关系，节录几条：

第四，氐一足，房四足，心四足。荧惑（按：即火曜）位焉。其神如蝎，故名蝎宮。……第七，虚二足，危四足，室三足。镇星（按：即土曜）位焉。其神如瓶，故名瓶宫。……第十，昴三足，毕四足，觜二足。太白（按：即金曜）位焉。其神如牛，故名牛宫。……第十一，觜二足，参四足，井三足。辰星（按：即水曜）位焉。其神如夫妻，故名淫宫（按：即双子宫）……[28]

古人用占星图直观显示上述多重对应关系，还包括五行、五星、十二支（辰）等内容，如9世纪西天竺国婆罗门僧金俱吒撰集之《七曜攘灾决》附图（遣唐僧宗睿865年请回日本，今所见者据1802年长谷寺藏本刊）应视为汉地吸收理解之后的再创作。西夏有非常类似的占星图，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学者对西夏文星占文书《详占》（汲繏，俄藏инв.№5722）的解读[29]，附图与《七曜攘灾决》《宿曜经》插图等同类图像既有承续也有区别，此不详述。

据上引文献与星图所载星宫关系考量星曜曼荼罗中十二宫位置，可证双子宫正当水曜，然而宝瓶宫则远离土曜，余宫图像漫漶殆尽，难以印证宫曜的排布逻辑；而且五星各主两宫，因此星与宫本身并非一一对应。不过循此理路，可解释黑水城出土的纸本设色星宫宿神组合图像（图10）。这两件纸画标志性图像细节清晰，且尚存西夏文榜题，因此容易掌握具体信息。鸡冠、怀抱琵琶的女神“□{1}方金星”（□粮柏碍）头后描绘金牛宫，身侧可见昴宿（桓碍）与另一宿，按金牛宫历昴、毕、觜三宿，故另宿当毕觜之一；火星与天蝎宫神、氐宿（刺礙）表现在一起，另一身小像从榜题残存收笔笔画判断当为房宿（滁碍）。两图尺寸不大，易携带，进而似可推测它们从属于一套完整的组画，用于某种祈占星宿的仪式，例如星图或星曜曼荼罗的拆解形式。

六小结

炽盛光佛的初创借汉地固有的北极（紫微）信仰之力；在《陀罗尼经》入夏时，类似的作法再现——此经与炽盛光信仰直接关联起来。这一点在夏乾祐十九年（1188）西夏文《陀罗尼经》（俄藏инв.№ 705）卷尾比丘尼讹布氏慧度的发愿文中可窥端倪：

今闻：虚空九曜轮，悟善无多；地上万民庶，为灾众伙。故我佛慈悲，设为方便；炽盛光相，立便摄持。一一授之密咒，事去损伤；各各立其誓言，语取增福。一心受持，八万种呈祥除祸；一时供奉，百岁秋长寿无忧……[30]

除了指名称颂，这里提到的“八万种呈祥除祸”显然化用炽盛光经中所谓“若有苾刍、苾刍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能成就八万种吉祥事；能除灭八万种不吉祥事”{2}。另外，西夏炽盛光经的特色之一是前有启请，西夏（俄藏инв.№ 951）、汉文本提及{3}：

蔲菢羋拆竃贴艱聻睫礝繕癐酱霹

或现身为大元帅，震动乾坤万国中。

蔲綃柏瑞簕拔艱挤稯癝篎癐蘈疾

或现勇猛圣金刚，摧灭降伏诸外道。

这两句文意明朗，但出处不详。征之《供养根》，行者观想炽盛光佛胸前o字放射光芒、显现持铁钩和索的忿怒神，他们召集因陀罗和其他十一尊大神现身（按：或即十二大天），并以铁锤和大槌击打，使之变化为十一大曜。两种表述似有渊源，而其间关系尚难厘清。尽管炽盛光佛相关信仰应回溯汉传佛教，但西夏文《九曜供养根》中对他的赞颂采用九字一句，这并不符合汉地文学传统，不排除译自藏文学的可能性。

钟碧芬的研究带来了印度星学的视野，而如何传入西夏，在时空上尚需寻找传播的节点。本文尝试通过逐一讨论星曜曼荼罗的细节，证明《陀罗尼经》为根本文本，经与咒可解释曼荼罗的多数元素，一方面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汉地佛教传统元素、河西既有信仰根基；另一方面，由此发现西藏的同体系文本群与图像，互作参照，进而找到尼泊尔梵文本与类似图例（见图2f），可初略勾勒出经尼泊尔、后藏萨迦至西夏的可能性。尽管西夏接受到周边多维度投射的影响，此星曜曼荼罗仍独树一帜，为讨论西夏仪式佛教、星学卜占等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承匹兹堡大学Michelle Malina McCoy博士纠正拙稿对宝瓶宫和紫炁、月孛的误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任小波副教授答疑释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魏文博士惠示其最新研究成果，并申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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