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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太阳神苏利耶图像

范文

顾虹赵声良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印度的苏利耶图像、至后笈多时期的古代期为中心，探索有关苏利耶图像的历史变迁、图像变化，以及苏利耶图像外来表现形式的由来，及其图像系统。探明苏利耶图像在塞族·帕提亚时期、贵霜时期、笈多后期几经演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图像变化，那些造型变化都是以吠陀以来的苏利耶形象为基础。而苏利耶图像中非常浓厚的外来影响与历史因素密切相关，这就是苏利耶图像的特征。

关键词：太阳神;苏利耶图像;图像样式;贵霜时期;笈多时期;印度

中图分类号：J18;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3-0055-11

Abstract： Focusing on images of the Indian god Sūrya depicted in records from ancient India to the Post-Gupta peri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iconographical changes the images underwent as well as certain iconographical forms from outside of India.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visual changes of the Sūrya image from the Parthiam Seythian and Kushan periods to the later Gupta period， plotting an icon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would later underlay the images of Sūrya from the Vedic period on. The strong alien influence that can be seen in these im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of this process of change and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ūrya images.

Keywords： Sun God; images of Sūrya; image style; Kushan period; Gupta period; India

引言

太阳神苏利耶，虽然比不上湿婆和毗湿奴，但也是集中了印度多种信仰的造像之一。在印度本土受到普遍喜爱、有着丰富变化的裸体形象的印度诸神中，太阳神图像则强调其正面性、硬直的造像特色，显示出异样的特点。太阳信仰可上溯到文明及吠陀时期，在公元前2世纪逐渐诞生了人格化神的太阳神图像。苏利耶直到后代一直保持着相当纯粹的太阳神性格，很少像湿婆和毗湿奴那样吸收了多种多样的要素而发展起来。苏利耶图像中非印度性、外来要素非常浓厚，这正是苏利耶图像的造像特征。

本文对于印度的苏利耶图像，至笈多时期为止的古代期为中心，探索其图像的历史变迁，尤其是要探明图像的变化及其變迁的状况。同时考察苏利耶图像外来表现形式的由来及其图像系统。

一贵霜王朝以前的苏利耶像

1. 最早期的苏利耶像

印度的太阳崇拜很古老，相关图像有史前时代的岩画以及文明时期的陶器、印章，之后经历了吠陀时代的空白期。虽然发现了前5世纪以后的刻印模压钱币、印章等，但都是一些象征性的图像纹样，并没有出现具有人类形态的太阳神形象[1-3]。

在吠陀宗教中，太阳神和其他诸神一样，还未被偶像化。不过，在颂歌集里关于诸神形态的描写，为之后的图像提供了依据。《梨俱吠陀》中，太阳神苏利耶的性格被描述得最具体、明了。太阳本身也被称为苏利耶，在颂歌中反映的是苏利耶的神名，还是对天体的解释？往往难以定论[4]。虽然对苏利耶的描述几乎常常离不开明亮的太阳形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人格化的表现，最典型的范例就是乘着七匹马（有时是一匹）拉的车、奔驰在天空的姿态（Ⅰ.50.8，Ⅶ.63.2，ecc.），还有赞颂苏利耶像年轻人追逐少女那样，同黎明女神乌莎斯追逐着黑暗的姿态（Ⅱ.Ⅰ.115）;也有模拟成飞鸟的造型（Ⅰ.50.12）。

从《梨俱吠陀》以后直到《奥义书》，对苏利耶的信仰根深蒂固。这些文献把苏利耶称为光明的授予者、治疗者、善恶的监视者、灵魂的支配者，有较强的抽象性、精神性，还没有发展到具体的人格化神的形象[3]41-176。

人类形象的太阳神，最早出现于前2世纪。虽然上溯到贵霜王朝以前的太阳神造像的实例不太多，但是，在前2～前1世纪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太阳神图像。首先是出现于巴克特里亚王国发行的凯普纳达贵霜钱币[5][6]，在钱币背面雕有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us）的正面图像，有放射状头光，乘着四匹马拉的车。虽然在马车左右各有二匹马头相对的马，但是马的身躯全部向右方，前蹄腾跃{1}。这是希腊系的赫利俄斯图像唯一留存在钱币上的实例，作为最早期的太阳神图像之一受到关注。

在巴特那出土的赤陶圆盘上的图像（巽伽朝？）被认为是苏利耶。在四匹马拉的车上，御者旁边有一身站立的用劲拉满弓的人物形象[3]292-293[7]，但由于缺乏比较的例证，还不能肯定。画面中四匹马的姿势都是侧面方向，并列重叠排在一起。相同类型的并列重叠式的四匹马的马车形式，在巴迦第19窟的浮雕中也有表现[8][9]。在这个浮雕中，苏利耶乘着四匹马拉的双轮马车奔驰，他好象用力踩踏在象征“黑暗”的怪物状的裸女身上。苏利耶通常的冠饰为印度贵族装束，跟随在他身边左右的女性分别持拂尘和伞盖。

这个图像中的苏利耶，是否和因陀罗[Indra）？）成对的图像中表现出来。这点尚有异议[10][11]。但是，从代表黑暗的怪物形象，四匹马拉动的马车，以及两个女性随从等因素看，这应该是太阳神苏利耶。可是，四匹马呈侧面方向重叠排列的组合形式，在苏利耶图像表现形式中极少。应当说这种重叠排列的组合形式，继承了亚述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等西亚的造型传统。附带说一下，在巴尔胡特和山奇的故事浮雕中常常出现相同的图像形式[12][13]。

2. 正面性的苏利耶像

与此相关联，初期的苏利耶图像的普遍表现形式，拉动马车的四匹马都是左右各二匹，分别朝向左右两侧，而苏利耶和马车表现为正面，正如以下作品所强调正面性的独特表现形式。

在菩提伽耶的浮雕（前1世纪）中，有初期苏利耶图像的代表实例[2]432[8]57[9]图34[14]（图1）。图像中各有二匹马都是向着侧面方向，马前蹄全部腾跃，在马车中央位置的苏利耶露出半身像，右手上举，左手抓住车厢边沿，在其两侧有呈同样姿势，向着外面方向拉弓的左右对称的两身女神像。在这两身女神的下方，分别蹲伏着畸形怪状的人物形象，是象征驱逐“黑暗”的拟人化的造像手法。主神的头顶有伞盖，还有放射光焰的圆盘形背光。

奥里萨邦、坎达吉里第3窟浮雕[1]56[3]295-296，和菩提伽耶前述作品的构图形式相近。虽然左侧的二匹马残损，但是画像中有四匹马向着两侧方向疾驰这一点不会有错。车上的主神右手不清楚持何物（莲花？），左手叉在腰上。有两身女神随侍左右，其一持佛尘，另一持伞盖，高举在主神的头顶。在画面左右的上方有表现日月的图像，从右下角可看见象征（黑暗）的怪物形象。

北方邦坎普尔地区的拉拉巴加德出土的柱子上，也有同样构图形式的苏利耶造像[2]433[3]295（后1～2世纪前后，勒克恼州立博物馆）。图像中马车的下方也有两身女性像，站立在畸形怪状的侏儒群上，这是特异之例。

在以上三个作品中，苏利耶图像虽然在细部有些变化，但是主神呈正面像，其两侧安排两位女神和象征“黑暗”的畸形怪状的人物，是它们共同的基本构成。黎明女神乌萨斯随同乘着马车的苏利耶在天空疾驰的姿态，是吠陀以来的传统表现形式。图像中还出现了复数的乌萨斯的形象，这时，年轻的天女们在日出之前出现，作为驱逐黑暗者受到赞颂[2]432[4]19-27[8]57[9]19-27。实例中的两身女神通常分别持拂尘和伞盖，但是，菩提伽耶的浮雕表现两身都是拉弓姿势。笈多王朝以后，尤其是中世纪的苏利耶图像，两位女神通常呈拉弓姿势。但这种拉弓姿势在古代时期的实例极少。虽然跟随主神的这两身女神很有可能是乌萨斯，但在文献中很难找到充分的依据，因此不能断定{1}。

初期的苏利耶图像虽说是基于吠陀的传统，但是太阳神乘着四匹马拉的车，其中每两匹马分别向着侧面方向，这一图像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在吠陀时期对苏利耶的描绘是乘着一匹或是七匹的马车。尚未模式化的吠陀神，在最初的图像中也可看到个性化的表现。而强调正面性的独特的那样造型，在古代印度初期美术中则是少见的。正如布萨利（M.Bussagli）考察[15][16]，正面描绘乘着马车的太阳神，是公元前以来从俄罗斯南部向伊朗、及欧亚向东西方广泛传播的产物，印度的苏利耶图像也是其影响的一部分。

正面性描绘乘着马车的太阳神形象，最古老之例有出土于斯基泰人居住的库班河流域的克斯特罗姆斯卡雅古墓的金制头饰（前4世纪）[17]图像，分为上中下三段。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认为中段的画像表现“受到赫利俄斯型影响的伊朗的太阳神”。太阳神乘坐的马车由一对分别朝向左右方向的马拉动，是非常强调其正面性、左右对称性的构图形式。

此外，在卢里斯坦古老的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正面性、左右对称性的太阳神图像，特别具有帕提亚美术的典型特征。这是由一对马构成的呈左右对称性展开的马车（LatteLagedepLoyé）[18]图像，这种构图形式大概是融合了西亚帕提亚美术正面性描绘传统，融合乘着希腊式马车的太阳神图像而创造的。虽然关于这种图像形式的起源还有多处细节不明确，但从帕尔米拉出土浮雕上主神乘坐的由两头豹子拉动的车，或是在罗马钱币中发现的雕有密特拉神和沙帕什神的浮雕中表现的乘着四匹马车的太阳神图像等，或许能够找到这种图像系统[19][20]。

关于前1世纪以后出现的印度的苏利耶图像，恐怕与在此期间已占领了西北印度的塞族人，乃至印度帕提亚族的造型风格有关系。事实上，在他们统治期间（前1世纪中期～后1世纪中期）制造的大量化妆盘[21][22]中也发现了几例乘着马车的太阳神图像，全部为正面性描绘。以国立吉美东洋美术馆收藏的化妆盘[21]66，67为代表，这尊太阳神雕刻在中央位置的长方形画面中，周围有莲瓣纹图案环绕，在四角呈对角分布的小画面分别刻有一对花纹和人物胸像{1}。太阳神乘坐二匹马拉的车，头戴帽子，身着似翻领的服装。这种装扮的太阳神属于伊朗系呢，还是印度系？尚不明确，但这种图像形式至少反映了斯基泰世界或是帕提亚世界的影响。在化妆盘上还有与太阳神相关联的图像，在此图像中表现了一对饮酒的男女，乘坐二匹或是四匹马拉的车奔驰在天界的场景。塔代伊（M.Taddei）认为这个图像中的男女形象是太阳神夫妻[21]56，57[23]。笔者认为这种图像恐怕是升天信仰，是在这个崇拜太阳的图像中添加了天上再生的元素。其乘骑都是呈左右对称性的马车正面形象。

菩提伽耶和坎达吉里第3窟初期的苏利耶图像，本身都是源于印度西北部的太阳神图像，是在传承吠陀驱逐黑暗形象的基础上添加了拟人化的形象而创造的。

二贵霜王朝时期的苏利耶图像

1. 犍陀罗

在贵霜王朝治下繁荣兴盛的犍陀罗美术和马图拉美术中，同样有苏利耶图像，但图像表现形式截然不同。

犍陀罗的蘇利耶图像不多，特别是单独像几乎没有。但是，犍陀罗的太阳信仰是跟佛教信仰混同一起，从佛教尊像与佛传美术中所采用的太阳神像即可窥知其造型样式。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收藏的通常称为太阳神的小雕像（高度50厘米），是极其珍贵的单独像实例[24]（图2），图像中的马前蹄奋起腾跃，左右各有一对马全是向着侧面方向拉动马车，主尊（头部缺失）坐在藤座上，左脚下踏呈半跏坐，其两侧有两身侍者（1身缺失）。此尊像为太阳神，头后带有圆盘形大背光，并且在两肩上刻有三日月形图像，有两身似女神形象的侍者跟随左右。在马车下方呈蹲踞姿势的阿特拉斯型的人物形象，受到希腊、罗马造像的强烈影响。如果考虑是前代以来象征“黑暗”的拟人化形象，那么，这个主尊像正是苏利耶。

可是，这个主尊上身裸露，身着天衣，佩戴项链的半跏菩萨形象，左右侍者也是向着内侧方向（通常是向着外侧方向），从这些方面看，要说是苏利耶像颇费踌躇。此尊像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三日月形表现也有点费解），也有可能是采用了太阳神形象的菩萨形象[25][26]。总之，塞族、帕提亚系的四匹马拉动马车，希腊、罗马系的阿特拉斯风格的“黑暗”，印度系的菩萨等，这些因素被创造性的、颇有意思的融合在一起，显然反映了把菩萨信仰与太阳信仰混同一起的状况。

作为太阳神和菩萨像混同一起之例，雕刻在菩萨像头巾冠饰上的苏利耶像[25]11-14也有数例：一身为呈禅定印的菩萨坐像（现在所在不明），另一身为菩萨立像（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这些雕像全部雕饰在头巾的正面，而乘坐四匹马拉车的苏利耶像朝向侧面。前者为向着外面方向拉弓的两身女神像，后例还是御者表现。除此之外，还有表现在菩萨头巾冠饰正面部的一个小浮雕（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小浮雕中也有乘着马车的苏利耶像（左手持矛），御者拉着马缰绳，两位侍者向着外面方向，同样还是强调正面、左右对称性的图像表现形式。出现在这个浮雕中的菩萨头巾冠饰，应该是当时菩萨像所普遍采用的吧。

在菩萨头巾冠饰上，正面描绘苏利耶像的这些菩萨像，正如佛传故事中的阎浮树下观耕的情节[27]，赋予了禅定思维的悉达菩萨（释迦菩萨）具有与太阳神相当的光辉照耀的特性。另外，塔莱利出土的菩萨臂钏饰品（直径4厘米）上也有相同形式的苏利耶图像[28]。在配置莲花的圆形画面中，苏利耶乘着四匹马拉的车，右手好像是持矛。笔者认为出现在臂钏上的苏利耶像也和头巾冠饰上的表现形式相同，具有同样的象征意味。

犍陀罗受欢迎的佛传美术之一的“出城”场面中，也能感到悉达太子和太阳神苏利耶被混同在一起[26]259-276[29]。“出城”浮雕较多地雕刻在窣堵坡正面的人字形装饰上。此浮雕表现的骑着爱马的太子像为正面形象。虽然佛传经典中记载的太子为夜半逾城，可是此浮雕强调了形如光辉灿烂的白昼。从造型方面来看正面描绘的悉达太子与太阳神苏利耶是同样的表现。

犍陀罗地区的苏利耶像大多出现在装饰性的小画面中，作为柱头装饰的实例也不少，斯瓦特河谷地区abarutinaru遗址出土实例{1}[30][31]最具代表性。这个图像表现形式和菩提伽耶的苏利耶像近似。此图像正面描绘了苏利耶乘着四匹马拉的车，两位侍者拉着缰绳，主神右手上举，左手抓住车沿。跟这个实例相类似的图像，还有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柱头装饰[32]。在这个图像中，苏利耶乘着马头向其前后方向的四匹马车，跟随在他身边左右两侧露出半身的两身女神分别手持莲花和马缰绳，主神手持矛，矛的前端缺失。在中央位置还配置了具有马车标志性特征的一个车轮，车上没有御者而是展开翅膀的鸟。

此外，在萨里·巴柔鲁（Sǎri·barorǔ）遗迹出土的“难陀出家”浮雕[33]图像，佛陀飞翔在天空施展神通力之际，也像苏利耶像那样表现象征性的天空。这例雕刻在小圆盘中的太阳神像乘着四匹马拉的车，同样是正面性描绘，值得关注的是主神右手持莲花形物品，左手持类似矛的东西。手持莲花姿势的苏利耶像始于马图拉地区，在印度本土很普遍。

根据以上犍陀罗地区的苏利耶像表现形式，虽然还没有作为礼拜像来表现，但和佛教信仰融合而创造多种图像造型颇有意思。这些图像形式继承了前代塞族·帕提亚系的基本造型。

2. 马图拉

与此相对的是，贵霜王朝时期的马图拉美术中，也有一些单独的苏利耶像，但图像表现形式与犍陀罗不同。

马图拉地区saputasamudor遗迹出土的高浮雕雕像（图3）[3]298-299[34]，是马图拉苏利耶像的代表作。这例浮雕中的太阳神乘着四匹马拉车的形式，承袭了历来正面性描绘的传统样式。主神的装束很有特点，即为蹲踞（bhadrāsans）坐姿，身着游牧民族长袍，右手持莲蕾，左手持剑，头上有冠帽状头饰，发垂肩，脚穿长筒毡靴。这种造型完全是游牧民族的王侯风范。主神两肩部有鸟翼，身后有大圆形背光。背光边缘用阴刻线表现光辉。在这个苏利耶图像中同时融合了塞族·巴克特里亚系的正面性描绘四匹马拉车的形式、贵霜系的游牧民族王者风范的太阳神形象以及吠陀系的鸟翼、光辉表现的三个系统的要素。

此外，在马图拉地区詹马布米出土的佛传嵌板图像的一角也发现了苏利耶图像[31]195，描绘了比较大的四匹马。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图像中，马车表现普遍较小，或是完全没有马车相伴。马图拉博物馆收藏的其它单独像[31]190中，也有表现一对比较小的马，主神犹如坐在（váhana）小马上。马图拉地区苏利耶图像的表现特征，就在于主神为蹲踞姿势、身着游牧民族服飾的王侯形象。

坎卡利·蒂拉出土的单独像[34]46[35]，也有以上所见特征（图4），即蹲踞坐姿，身着游牧民族外套式上衣、裤子、长靴服饰。还有头戴圆帽、垂发、留胡须等特征。右手持棍棒形的莲蕾，左手握着剑柄，剑吊在腰带上，已经没有马车相伴。雕像两侧还配置了一对向着正面方向的狮子（或是马？），台座正面配置祭火坛。也有研究说这个雕像是贵霜王侯像，笔者根据其它实例推断这是苏利耶神。

综上所见，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像最典型的特征为蹲踞坐姿、身着游牧民族服饰以及手中有持物（莲花和剑），马车表现处于次要。

但是，正如罗森菲尔德（J.M.Rosenfreld）所指[31]189-191，马图拉的苏利耶像基本接近贵霜王者维马·卡德菲希斯和胡毗色伽王钱币上的王者风范[31]79，如维马王者姿态，两腿呈蹲踞姿势，蹲坐在长椅上，头戴与身材等高的帽子，身着窄袖上衣、裤子、脚穿长靴，右手持棒形棍或是持矛戈，左手下垂或是握住剑柄。苏利耶图像中出现的这种贵霜王者姿态，不难推测是马图拉地区苏利耶像的原型。苏利耶手持莲花姿势是笈多王朝以后的普遍表现形式，而马图拉地区出现的手持奇特的棒状形的莲蕾，应该是在王者手持棍棒形物的基础上产生的。

贵霜钱币上出现的希腊系的赫利俄斯和伊朗系的密斯拉/（梵文为密特拉）太阳神，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和苏利耶图像形式有没有关联[31]192。因为贵霜王朝的王侯像与太阳神苏利耶图像混淆在一起。至于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苏尔赫·科塔尔遗址神殿和马图拉郊外的伊朗系的马特神殿供奉的贵霜王者雕像，是印度古代美术实例中还没有的单独雕刻的王者肖像，而在样式上又有相同之处，反映出古代伊朗神格化的帝王观[36]。古代伊朗的宗教观念里，帝王的住处最初是在天界，太阳和月亮作为兄弟，化作雷电降落到人间。帝王是太阳神密斯拉的化身，长着黄金足，坐在黄金玉座上，头戴黄金王冠[37]。虽然对于贵霜王朝神格化的帝王像的实际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还是能够推测出伊朗系神格化的帝王像和印度的太阳神苏利耶混淆的缘由。

颇有意思的是与造像相关的还有苏尔赫·科塔尔神殿的小浮雕。这个小浮雕和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像相同[38]，是在环绕神殿一周堞口部壁上的一个顶部发现的，同样还是呈蹲踞姿势的王侯形象。这尊雕像头戴冠帽，披着斗篷，好像穿着裤子。左手下垂，右手所持棒形物鼓起成梨形，可能是表现莲花。这尊雕像恐怕也是苏利耶。苏尔赫·科塔尔和马图拉地区的造像样式，应该是贵霜王朝美术的据点。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图像形式，显然是在贵霜王朝美术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三笈多王朝-后笈多王朝的苏利耶像

1. 笈多王朝

笈多王朝后期，苏利耶图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后笈多时期到波罗王朝时代，以北印度为中心的造像日趋繁荣。在此以4～8世纪前后的苏利耶像为实例，试探索这些图像特征。事实上，5世纪以前笈多王朝时期的苏利耶像的实例非常少，对于笈多时代的苏利耶信仰与初期造像样式，很多问题难以辩明。马图拉地区出土的4～5世纪的苏利耶像[39]（阿什莫林博物馆藏），为蹲踞姿势的王侯姿态，造像原封不动地承袭了贵霜时代的图像样式。还有5世纪初期雕刻在北印度帕瓦亚横梁上的“毗湿奴的三步”浮雕中[40]的苏利耶像，在两匹（大概是四匹的省略）马拉的车中央雕有露出半身的苏利耶像，承袭了犍陀罗地区的造像风格。

笈多王朝时期发生的苏利耶图像变化，似乎在马图拉地区。这一地区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笈多时代以及笈多以后的苏利耶像。依据安各瓦拉（V.S.Agrawala）博物馆收藏的藏品目录可知，笈多时代的苏利耶像多达17身[35]67-69。可这些雕像的照片资料大多没有刊布，多半雕像都已磨损、残断，加之一些是小像。其制作年代，大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目前以这些收藏品目录为基础，整理出图像的形式特征如下。

（一）主尊身着中亚式服装（因图像多处磨损，细节不明），呈蹲踞姿势或是趺坐姿势，立像姿势不多。

（二）主尊持物的场景，多半双手持莲花，少数左手持剑（3例），全部呈蹲踞坐姿。

（三）乘坐马车的场景（9例），除破损的图像外，全是七匹马拉的车，也有御者阿卢那随同的实例（4例）。

（四）主尊左右两侧的两身女神像，呈拉弓姿势朝向外侧的有4例。

（五）也有少数是主尊的右胁侍为持笔和多罗叶的青目（pingala），左胁侍为持杖或是矛的檀丁（dandin）的。有的两胁侍仅剩残断雕像。

以上为笈多时代马图拉地区苏利耶像的造像特征。其中一部分苏利耶像继承了贵霜时代的造像样式（呈蹲踞坐姿，左手持剑），双手握着一束莲花，而七匹马拉动的马车形式则是全新的元素。

还有在安各瓦拉目录中遗漏的马图拉博物馆收藏的小浮雕[31]插图46（no.4016）像，主尊呈蹲踞坐姿，乘着三匹（大概是七匹马的省略）马拉的车，双手握着一束莲花，主尊两侧的两身女神像呈拉弓姿势，这是复兴了古老的菩提伽耶时期的苏利耶图像。安拉阿巴特（北方邦）的garuwa出土的横梁部[41]两端的圆盘图形中见日天（苏利耶）和月天（钱德拉），左端的苏利耶大致也是同样的表现形式。这个图像中的主尊头戴高宝冠，趺坐在七匹马拉的车上，两侧是朝向外面拉弓的两身女神像。跟这二例同属于一组的雕像，还有来自马图拉地区神话传说中的卡撒瓦神庙的苏利耶雕像[41]96，122[42]。这个雕像表现在gavǎkusha的（龛内窗子装饰）上，苏利耶头戴宝冠，身著中亚式服装，脚穿长靴，呈趺坐姿势，双手握着一束莲花。也可能是由于画面小，没有表现侍者和马车。可以看出这个雕像为gavǎkusha的造型样式，与以下叙述的布马拉湿婆神庙大体同时期，可推定为6世纪前半[43]。

以上所述，笈多时期的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像普遍形式是双手持莲花，呈蹲踞坐姿或是趺坐姿势，乘坐七匹马拉的车，也有在主尊两侧配置呈拉弓姿势的两身女神像。与此相关联的，依据安各瓦拉目录，呈立像姿势的苏利耶像有三身，三身像中的二身像有檀丁和青目两胁侍随同[2]3[3]插图15a，都没有马车相伴。另外，报告中也有七身檀丁和青目的残断雕像。两侧有檀丁和青目两胁侍随同的情况，估计苏利耶为立像，但无马车相随。檀丁和青目形象的出现，是苏利耶图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这些立像姿势的苏利耶像在安各瓦拉属于笈多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仍需今后进一步研究。但是，檀丁和青目相伴的苏利耶立式雕像，在6世纪的中印度很盛行，以下实例可以说明。

6世纪前半叶的布马拉湿婆神庙里有雕刻在gavakusha圆形区间浮雕中的苏利耶像[44]，为笈多后期苏利耶像的典型代表。苏利耶像在中央，青目为右胁侍，檀丁为左胁侍，都是立姿，为单纯的三尊造像样式，没有马车。苏利耶有头光，戴高宝冠，双手持莲花（右手部分缺损），呈直立形;身着游牧民族特有的长袍，系着腰带，靠在膝前的双臂上挂着条帛，脚穿长靴或是绑腿。青目和檀丁都是头戴尖顶帽，服装和主尊相同。檀丁右手持矛或是持杖，青目持物不明确。帕纳吉（Panaji）认为右手持莲花，或是右手持笔，左手好像持墨水壶。

此外，nǎchunǎ的一座废寺入口顶部装饰的浮雕[40]111图像，对于研究笈多后期的苏利耶图像的发展极为重要。这是呈立像姿势的苏利耶与马车形式融合起来的图像。直立在七匹马车上的苏利耶（面部和双手缺失），身边有七位眷属随同。苏利耶前面是御者阿卢那，左面是持笔和墨水壶的青目，右面是持杖（矛？）的檀丁，都是半身像，外侧分别有呈站立姿势的男性侍者。上方两侧有向着外面拉弓的两身女神像，为左右对称性的构图样式。这尊浮雕像可以说是布马拉发现的有檀丁和青目跟随的立像姿势的苏利耶像与马图拉地区较为普遍的乘着七匹马的车，并有呈拉弓姿势的两身女神跟随的苏利耶图像融合的产物，也可说这个图像样式是后笈多王朝以后中世纪苏利耶图像的祖型，具有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地位。威廉姆斯（J·williams）认为这是6世纪初的浮雕图像。关于制作年代还有再讨论的余地，但作为融合了两个系统样式的苏利耶图像的最早实例受到关注。

2. 后笈多王朝

6世纪后半～8世纪的后笈多王朝时代，继承了笈多后期的苏利耶图像，虽然图像形式发展不大，但被广泛传播到北印度的整个区域{1}。特别是在比哈尔和孟加拉为中心的恒河中下流域地区发现了这个时期数量众多的苏利耶像。后笈多时期的苏利耶像为单独造像，头戴宝冠，身着中亚游牧民族服装，脚穿长靴，左腰佩剑，双手持莲花[45]，或者是在同类型的苏利耶立像的内侧普遍安排了檀丁和青目的小像[45]插图49，57，90，127-129，156，194[46]，尤其以后者居多。在这些雕像中的苏利耶由手持一束的莲花发展到盛开的莲花，青目则常常变成了腹鼓形状，但都看作是同一类型的图像。

此外，在后笈多时期还出现了不同于上述造像的特异之例，在nǎchunǎ发现的立像姿势与马车形式融合起来的图像数量较少，但在东印度较流行。如加尔各答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北印度迦什布路（kǎsipuru）的7世纪的造像[3]436[45]61，以及孟加拉国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deǎra的造像[45]61等實例中都有表现。前者是在主尊两侧安排了两身呈拉弓姿势的女神像（几乎缺失）和阿卢那驾驭着七匹马拉的车，全部向着同一个方向，这是独特之例。后者有御者，呈拉弓姿势（？）的两身女神，以及侍者檀丁和青目围着车上的苏利耶。

马图拉地区churǐwariteku遗迹出土的圆板浮雕[47]为8世纪作品。此浮雕（图5）两面的图像构成大致相同，苏利耶表现得颇有意思。在阿卢那驾驭的七匹马拉的车上，主尊身着游牧服装，脚穿长靴，把身体武装起来，呈蹲踞坐姿，两侧有六位眷属随同。靠近前面是侍者青目和檀丁（但图像两面的持物不同）{2}。其背面是呈拉弓姿势的两身女神像，还有两身女神像是苏利耶的妃子，同是持佛尘和花（？）侍奉。这个浮雕中表现了包括两身妃子的所有眷属，这种图像样式反映了中世纪苏利耶图像的起源。

结语

通过探索苏利耶图像的历史变迁，可知在塞族·帕提亚时期、贵霜时期、笈多后期几经演变而具有多种多样的图像变化。虽然那些造型样式都是基于吠陀以来的苏利耶像而创造，但各时期的图像形式又分别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太阳信仰，可看到印度以外传来的表现形式。苏利耶图像中非常浓厚的外来影响跟历史因素密切相关，这正是苏利耶图像的特征。

依据塞族·帕提亚时期正面性描绘乘坐四匹马拉车的太阳神图像形式，推定继承了来自希腊影响的中亚游牧民族（塞族、帕提亚民族）的太阳神图像。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也继承了这种图像形式，而在马图拉又采用了新的图像形式。被视为太阳神的神格化的贵霜帝王像，身着游牧民族服装，呈蹲踞姿势的王侯姿态，成为马图拉地区苏利耶图像的基本形式。对于同在贵霜王朝治下犍陀罗和马图拉图像形式明确不同的情况，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还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政治统治和雕刻制作的出资者与作坊的关系，考虑是接受了贵霜王朝美术应有的图像样式。

笈多后期的苏利耶图像，基本上是身着中亚游牧民族服装，脚穿长靴，双手持莲花，乘着七匹马拉车的形式。造型姿势为蹲踞姿势或者增加了趺坐姿势，并出现了新的立姿苏利耶像。许多图像都有两胁侍檀丁和青目随同，这是苏利耶图像从古代期到中世纪时期发展过程中巨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与历史因素有关，虽然不明，但从时代上看正是处于■哒·白匈奴的统治时期。

有关记述苏利耶图像的文献有《burihatsuto·sanhito》（57，46—48）（B.S）[2]437[3]305[48][49]、《摩根德耶往世书》（261，1—9）（M.P）[3]306[48]150-151[49]139、《阿耆尼往世书》（15，1—3）（A.P）[3]306-307[49]140[50]、《毗湿奴往世书》（Ⅲ，67，2—11）（VDh.P.）[2]437[3]305-306[49][40-41][51]等，在这些文献中记录了苏利耶的马车和神的服装、持物、侍者等，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相同的，也有未记录车乘的，但对于乘物的记载，持不同观点的有：M.P和A.P明确指出，是乘着一个车轮的七匹马拉的车。对于苏利耶双手持莲花的（padma）说法，全部文献的记载一致。对于服装，B.S.认为身着“北方人的衣服（udicyave■a），从胸部遮盖到足部……系着腰带（viya■ga）”。VDh.P.大致上也有相同的记述。对于侍者檀丁和青目的持物问题，有若干不同的记述。M.P认为两者都可能持剑，A.P认为右胁侍檀丁持笔和墨水壶，左胁侍青目持杖，（A.P还认为出现檀丁和青目的名称有错被替换了）。VDh.P.认为右胁侍青目持笔和多罗叶，左胁侍檀丁持矛和盾，都是身着北方人的服装。

这些文献记述，显然与笈多王朝以后的苏利耶造像相对应，文献本身也不可能上溯到笈多王朝以前。B.S.和VDh.P.明确指出苏利耶身着北方人的服装，考虑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历来对这些服装的记载，都是简单地与贵霜王朝时期的马图拉地区的苏利耶造像结合起来，应当考虑到是在笈多王朝后期新的历史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侍者檀丁和青目的出现含有神秘色彩。据一种说法[37]305-306，这跟伊朗的太阳神即掌管正义的密特拉的侍者斯罗尸和罗什纽有关系，罗什纽根据死者的善行与恶行来权衡死者灵魂的归宿，斯罗尸把善行者送到天国[52]，罗什纽就是用笔记录善行和恶行的青目，斯罗尸是持杖或是持矛的檀丁的原型。

笈多后期的苏利耶像是乘着七匹马拉的车，双手持莲花，这方面应该是复兴了印度的传统，这时期的苏利耶图像的确接受了中亚新的图像形式。从笈多后期至后笈多时期的苏利耶图像的巨大变化无疑反映了复杂的历史状况。关于阿富汗—克什米尔的苏利耶/密特拉图像，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再作探讨。

原文《太陽神スーリヤの図像につぃて》，载于《インド佛教美術史論》第4章，第250～272，2010年，东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出版。

补注：

跟本稿相关联有益的研究还有：噶姆存（H.Diserens），《Two Stone Reliefs of Sūrya from Gum—A Study of the Sun-Charīot and its Teams—》，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卷5，幕府，1997/98，P329—351。近年来的研究还有藤原達也「インド·イランの太陽神」『太陽神の研究（上巻）』（村松一男‘渡辺和子編）リトン、2002年、P49—99，论述了伊朗系的密特拉/米斯拉的主要观点。关于阿富汗、克什米尔的苏利耶造像，参考了以下研究：肖尔曼（Sherman E.Lee），《Clothed in Sun：A Buddha and a Surya from Kashmir》，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刊，1968，pp.43—50;伯尔纳德（P.Bernarder）、格莱耐特（F.Grenet），《Decouverte d unc statue du dicu solaire Surya dans la région de Caboul》，《伊朗研究》，第10卷，1981，pp.127—141.另外，关于巴米扬东大佛佛龛天井壁画为主题的论述也有很多，待有机会再作考察。

附记：

本稿是对发表在1984年『仏教芸術』156号“古代インドにおけるスーリヤの図像について”文章的一些内容补订。

译者注：本文英文注释由宋彦鹏先生翻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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