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族群政治与卢旺达大屠杀：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
| 范文 | 摘 要： 族群政治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这是基于族群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抗甚至冲突的形态。从卢旺达来看，在国家独立的重要历史关口，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从而建构起一种割裂和对立的族群政治。卢旺达独立后，对立的族群政治立场和以族群为界限的排他性统治，始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对于胡图族而言，这种族群政治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广大族众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争夺和维护“共有”资源，不仅取得所谓“多数人统治”的合法性与力量，且最终形成“多数人暴政”，并以大屠杀的方式呈现出最糟糕的结果。 关键词： 卢旺达;图西族;胡图族;族群政治;大屠杀 非洲国家卢旺达有三个族群，即胡图（Hutu）、图西（Tutsi）和特瓦（Twa），族群结构相对简单。三族人口比例虽较为悬殊（分占全国人口的85%、14%和1%），①但在全球范围内也并无出奇之处。然而它们之间充满暴力的当代族际关系却值得重视，胡图族针对图西族有过多次悲剧性的杀戮，1994年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尤其令世人震惊与困惑：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才会在这样一个国度酿成如此惨剧？此种疑问吸引了大量探寻真相的熱切关注。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大屠杀与比利时殖民者有直接关联，尤其是他们所创造的“含米特”假设，为大屠杀提供了种族主义理论基础。② 荷兰学者海伦·欣特金斯（Helen M.Hintjens）则总结出三种代表性解释类型：其一，侧重外部因素，认为大屠杀是受到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影响所致;其二，侧重内部因素，认为卢旺达人口过剩和社会分裂是大屠杀的原因;其三，侧重社会心理学，认为卢旺达社会高度分层，又相对固化，容易产生极端服从和盲从的跟随效应（即便是杀戮行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然而也存在着一些盲点（blind spots）：第一种解释将大屠杀责任完全推给外部因素，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干预，还是战略性撤退，卢旺达人都只能被动地做出回应;第二种解释将大屠杀归咎于诸如人口压力（人地关系紧张）和族群忠诚等国内因素，认为卢旺达人对内部压力也近乎是机械性地反应;第三种解释容易将人类屈从权力的普遍倾向，简单化为卢旺达的特殊与极端经验。Helen M.Hintjens，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7， No.2（1999）， p.243. 欣特金斯是著名的卢旺达研究专家，其文发表于1999年，当时是大屠杀后“百家争鸣”的高峰期，足以网罗足量文本类型进行剖析，其见解洞若观火，至今依然有深刻的参考价值。她提醒我们，卢旺达大屠杀的影响因素众多，原因高度复杂，因而对大屠杀行为的解释是多元而充满张力的，但面对各种解释需保持充分的警惕与反思。笔者亦主张多维度或多层次的解读视野，且认为被赋予“族群名义”的大屠杀，在某种意义上是卢旺达族群政治演化的产物。不过本文对此抱有更为审慎的态度，尝试通过一种历时性观察维度，将大屠杀置于卢旺达族群政治的历史分析框架之中，在族群政治产生与发展这一结构过程的宏观视野下对大屠杀进行思考和解答。 一、卢旺达族群政治产生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图西族与胡图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李安山：《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然而两者确实存在显著的族群边界，大致可以按生计方式区分为牧民与农民两个职业化群体。“图西”最初可能是牧民中精英阶层的自称，它们创建了众多王国，其中17世纪建立的尼津亚（Nyiginya）王国脱颖而出，不断兼并和扩张（直至19世纪末现代卢旺达国家的疆域基本成型才告结束），在此过程中将图西之名赋予几乎所有牧民;“胡图”一词最初就带有贬义，意为仆人或奴仆，同样随着尼津亚王国的强盛被用来泛指整个农民群体。Jan Vansina， 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 The Nyiginya Kindo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4， pp.37，135.因此图西与胡图之分也隐含社会分层之意：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基本上都掌握在图西族手中，他们自然“高人一等”;而胡图的称呼则表达了对农民的贬低与轻慢，喻示其身份低下。尽管如此，两族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紧张关系，而且在王国的政治制度、婚姻制度、财富制度中都留存有互渗的空间与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有可能完成族群身份的转换。关于图西人与胡图人身份转换问题，参见赵俊：《族群边界、权力介入与制度化——卢旺达族群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政治逻辑》，《西亚非洲》，2019年第3期。 19世纪末，尼津亚王国沦为殖民地，德国与比利时相继对其实施殖民统治，卢旺达现代国家的雏形就此奠定，并对图西人与胡图人的族际关系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特别是1916年比利时获得卢旺达的委托统治权后，不仅宣扬种族主义观念的“含米特”理论（the Hermitic theory），而且设计和推行身份证制度，让原本具有一定流动性的身份类别制度化和板结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卢旺达人族群身份的认同模式。所谓含米特理论，即认为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明成就皆不属于土著黑人，而应归功于外来的“含米特人”，这个种族是欧洲白种人的“近亲”，图西人就是黑皮肤的“含米特人”;1933—1934年，比利时人在卢旺达实施首次人口普查，赋予每个人以官方认定的族群身份，并登记在身份证上，几乎不可更改。身份证制度的确立服务于比利时人为了维护殖民统治而推行的“扬图西、抑胡图”的歧视性族群政策。相关文献可以参见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9;马雪峰：《大屠杀、含米特理论、族群身份以及其他——由 “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所想到的》，《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等。图西族与胡图族之分野从生计方式转为现代“种族主义”及“移民与土著”的范畴：前者为外来的、高贵的“含米特”种族，其精英集团更是比利时人实行“间接统治”的帮手，享有一定特权;后者是低贱的黑人土著种族，因粗鄙愚钝的种族“劣等性”，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被彻底边缘化。在殖民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强烈不对等的地位是卢旺达族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图西人与胡图人不平等地位的一些具体内容可以参考Villia Jefremovas， “Society Contested Identities： Power and the Fictions of Ethnicity，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in Rwanda，” Anthropologica， Vol.39， No.1/2（1997）， pp.96-97. 二战结束后，卢旺达迎来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催生出再度重塑胡图人与图西人族际关系的巨大力量。首先，民族主义浪潮席卷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各族的自主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其次，卢旺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托管理事会敦促比利时允许更多卢旺达人参与政府管理，逐步向独立过渡，国家权力分配进入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最后，殖民统治前期和中期，保守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倾向于利用当地图西精英管控殖民地，但殖民后期新一代“开明”的传教士却一反其道，对图西少数群体的统治产生抵触情绪，极力鼓吹“社会多数统治”的新思想，“正义”的天平开始向无权无势的胡图人倾斜。比利时殖民当局亦决意抛弃图西“盟友”，寻求与胡图族携手合作。 [美]金泽著，延飞等译：《千丘之国：卢旺达浴火重生及其织梦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或进入神学院深造的胡图族知识精英开始“觉醒”，以族群名义高擎“革命”大旗，动员族众与图西族争权夺利。于是，围绕族群议题的族群政治在卢旺达应运而生，构成该国独立前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二、盧旺达独立前族群政治的建构及表现 事实上，直到1950年代中期，胡图精英还未将自身权益与族群身份联系起来。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是胡图族第一批知识分子领袖， 1953—1955年任《道友》（LAmi）杂志主编，任职期间撰写过揭露当时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文章，但从未将其视为胡图—图西族际不平等的产物，甚至还为种族间、阶级间的团结合作唱赞歌。James Jay Carney， “Beyond Tribalism： The Hutu-Tutsi Question and Catholic Rhetoric in Colonial Rwanda，” p.185.然而在殖民统治的收官阶段，随着独立的步伐愈加急促，图西人仍然想方设法主导未来国家规划的愿景。胡图人终于做出应激反应，“消化”了内外变局带来的影响而“觉醒”，“最进步的元素在胡图人中萌发，而且开始出现公开的要求”。United Nations Visiting Mission to Trust Territories in East Africa， Report on RuandaUrundi， 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Twenty First Session， Supplement， No.3（1958）， p.5.胡图族觉醒的政治运动，以《胡图宣言》的诞生为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它的出台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族群政治现象已然发轫。 （一）《胡图宣言》 1957年2月，卢旺达高等委员会（High Council of Ruanda，图西人控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拟订了一份《意见书》，恳请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督促比利时尽快把权力移交给图西执政当局。意见书强调种族关系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不过它指的是白人与黑人间的关系，阐明摆脱殖民的理由与急迫性。意见书也承认卢旺达存在严重的社会等级性，但极力淡化胡图与图西族作为群体意义上的不平等。High Council of Ruanda， “Statement of Views，” in Trusteeship Council， Report on Ruanda-Urundi， Trusteeship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Twenty First Session， Supplement， No.3， Annex II， 1958， p.44.正如当时的国王穆塔拉三世鲁达希格瓦（Mutara Ⅲ Rudahigwa）所言：“并不存在区别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客观标准。” [法]勒内·勒马尔尚著，钟槐译：《卢旺达和布隆迪》，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66页。图西统治者用“白人—黑人”的殖民议题掩盖“胡图人—图西人”的族群议题，是为了避免他们在接管新国家的权力移交中出现变数。 然而《意见书》不仅没有起到掩盖族群议题的预想效果，反而加速催化了胡图人与图西统治者的决裂。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九位胡图知识分子共同发布《胡图宣言：卢旺达本土种族问题中的社会因素分析》（简称《胡图宣言》）予以回应。宣言内容丰富而犀利：描述胡图人的惨境;批驳“图西人天生就是统治者”等诸如此类的陈旧观念;声讨剥削和压榨胡图人的乌布哈克制度（Ubuhake）等等。更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宣言》与《意见书》针锋相对，首次把胡图—图西议题正式摆上台面讨论，言明两族之间的矛盾既是一个“种族问题”，也是一种“社会问题”。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图西族一家独大的垄断”，从政治垄断发展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垄断。因此宣言建议采取一系列反垄断、提高胡图族地位的举措：消除种族偏见、提升胡图族担任公职（包括殖民者引入的现代行政体系和传统机构）的比例、增加胡图族青少年儿童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等。Gregoire Kayibanda， et al.， “Manifesto of the Bahutu： Note on The Social Aspect of the Indigenous Racial Problem In Ruanda，” in Trusteeship Council， Report on RuandaUrundi， Trusteeship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Twenty First Session， Supplement， No.3， Annex I， 1958， pp.39-42.此外宣言中还有各种针砭时弊的建言，火力十足。 图西统治集团面对胡图族首次强有力的发声做出妥协。1958年3月，鲁达希格瓦国王同意设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专门研究胡图—图西问题，成员共十人，来源较为广泛，包括《胡图宣言》部分作者、图西保守分子，以及图西改革派酋长（不满图西保守派，也反对胡图激进派）。委员会直面胡图族的不公遭遇，承认该族在教育、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中所占比例与其人口规模严重不符。James Jay Carney， “Beyond Tribalism： The Hutu-Tutsi Question and Catholic Rhetoric in Colonial Rwanda，” p.188.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并未转化为任何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方案和行动。而在两个月后，宫廷中一批强硬的图西元老发布一项挑衅性声明，对委员会的认识予以驳斥。其中特意强调图西人尼津亚王国的先祖基格瓦（Kigwa），是在不断征服胡图族的过程中才取得统治地位的，因此“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兄弟关系的基础”。这个声明激起胡图精英更为猛烈的怒火。 勒内·勒马尔尚：《卢旺达和布隆迪》，第281页。声明也进一步印证了《胡图宣言》所揭露的卢旺达族群不平等的根源，胡图人唯有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总之，《胡图宣言》是胡图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宣言表明胡图精英已意识到图西—胡图议题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而公然将这一问题摊牌，尖锐地批评图西统治者，积极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些论述为后来大多数政治行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宣言提出的诸多议题成为胡图人报刊讨论的主要内容，并在民众中间传播，营造了紧张而热烈的氛围。很快，卢旺达就迎来改变历史的胡图“革命”。 （二）胡图“革命” 随着卢旺达独立步伐的加快，政党逐渐建立起来，集中体现了族群关系的二元对立特征：1957年3月，卡伊班达领衔创建“胡图社会运动（Hutu Social Movement）”，1959年9月改组成著名的“帕梅胡图党”（Parmehutu）;图西保守派于1959年9月创建“卢旺达民族联盟”（Rwandese National Union，简称民族联盟），该党是坚定的“保王派”，执意维护图西贵族的利益。M.Catharine Newbury， “Colonialism， Ethnicity， and Rural Political Protest： Rwanda and Zanzib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5， No.3（1983）， pp.266-267.这两个政党扮演各自族群代言人角色，主导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政党建立后推动局势进一步发展，触发了胡图人的“革命”风暴，直到独立前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革命”。1959年11月1日，一位胡图族社会活动家（也是罕见担任小酋长职位的十位胡图人之一），被一群图西暴徒袭击而受伤。但关于该人死亡的谣言迅速传播和发酵。胡图族开始聚集，并攻击图西族酋长和民族联盟成员，很多图西族（既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的房屋被烧毁。国王和民族联盟展开反击，组织突击队袭杀胡图族。在此次暴乱中，约有300人死亡。比利时当局逮捕了1231人。直到12月中旬，一种严厉管控的社会秩序才得以重建。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9-50. 1959年11月事件是卢旺达历史上族群间第一次系统性政治暴力，图西族面临的挑战从口头争辩发展到血腥的现实。很多图西人认为这次冲突是胡图农民的“暴动”，是一场有预谋和组织的“屠杀”;而对许多胡图族而言，这是胡图“革命”的开始，是其从图西族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标志，这场斗争激发了他们最终夺取胜利的勇气。 第二阶段：1960年市政选举。在比利时人的组织下，卢旺达于1960年6月26日至7月30日举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市政选举，开启了胡图族与图西族在所谓“民主”形式下争夺政治权力的首次尝试。在当时紧张的族际关系氛围下，民主对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胡图族有利，因为民主意味着实行多数统治，而多数统治意味着胡图族统治。 不出意料，胡图族候选人获得压倒性胜利。新当选的市长（burgomaster）共229位，图西族只有区区19位，其余皆为胡图人，来自帕梅胡图党的就有160位。在全部市议会的3125个席位中，帕梅胡图党及同盟阿普罗索马（Aprosoma）党取得2623个席位（计83.94%），因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包括民族联盟在内的两个图西政党仅拿下9%的席位，与其他地方性政党和独立候选人获得的席位大致相当，可谓惨败。M.Catharine Newbury， “Colonialism， Ethnicity， and Rural Political Protest： Rwanda and Zanzib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267.选举结束后不久，亲胡图族的比利时人盖伊·洛吉斯特（Guy Logiest）上校迫不及待地宣布：“革命已经结束了。”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53.图西统治者转眼间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 第三阶段：吉塔拉马（Gitarama）政变。1961年1月28日，卡伊班达等胡图族领袖自行召集2800多位市议员，在帕梅胡图党大本营——卢旺达中部的吉塔拉马省举行国民大会。大会决定废除君主制，并单方面宣布成立卢旺达民主共和国。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帕梅胡图党的一些重要据点，如鲁亨盖里（Ruhengeri）省，大批胡图群众聚集庆祝。James Jay Carney，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Ethnic Revolution： Catholic Politics in Rwanda， 1950-1962， Ph.D.Dissertati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2011， pp.310-311. 殖民后期，比利時殖民者已有意“疏远”图西族，与胡图族建立了愈发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这次政变中更是坚定地站在胡图族一边，仅四天后就正式承认这个事实上的政权。但联合国 “卢安达—乌隆迪问题委员会”对局势的看法较为务实，它意识到：“在卢旺达已经建立了一党的种族专政，最近十八个月的发展意味着从一种形式的压迫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制度。极端主义者受到赞赏，而图西少数民族在滥用权力面前有无法自卫的危险。” 勒内·勒马尔尚：《卢旺达和布隆迪》，第361页。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国家正式独立前的几个月内，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关系不断恶化。1962年初，民族联盟游击队在北部的比温巴（Byumba）省发动袭击，导致数位胡图族警察、公务员和平民死亡。当地胡图族进行疯狂报复，在极短时间内就杀害了1000～2000名图西族人。同年，帕梅胡图党与民族联盟各自的支持者在南部爆发了“夏季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3000多间房屋毁坏以及22 000人流离失所。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129. 尽管如此，独立工作继续按议程推进，1962年7月1日，卢旺达正式宣布脱离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卡伊班达在总统就职演讲中感谢了天主教团的“文明教化”，赞美比利时40年的政治治理，宣扬卢旺达的政治新主张：“自由、合作与进步。”James Jay Carney，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Ethnic Revolution： Catholic Politics in Rwanda， 1950-1962， p.314.但之后迎来种种令人窒息的冲突与暴力，却越来越像是对这一信条无情的嘲弄和践踏。 三、卢旺达独立后的族群政治与大屠杀 1959—1961年爆发的所谓胡图“革命”，除了展现摆脱殖民统治的划时代意义，另一后果也许只是完成了族群间权力的转换，不仅没有挑战或超越以族群分类作为政治组织的方式，相反更加强化了象征意义上族性（ethnicity）作为革命动员和后来国家统治的基础。胡图族取得“革命”胜利，颠覆了图西族主导的权力格局，掌控了国家命脉，同样建立起排他性的族群专制统治。1962年至1994年，卢旺达历经卡伊班达和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两任胡图政权，国内族群政治多表现为二元对立性，既敏感、脆弱，又残忍、暴虐，多次引发惨烈的杀戮，给卢旺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卡伊班达时期的族群政治与暴力 卡伊班达政权建立伊始，一部分逃亡邻国的图西民族联盟成员，不断组织力量在卢旺达边境骚扰，制造暴力事件，被卢当局称为“蟑螂”（Inyenzi）。为了报复这些“蟑螂”的行动，卢旺达政府放任甚至鼓励胡图激进分子在全国范围内袭击图西公民。尽管气氛紧张，但民族联盟还是被允许推选两位成员进入内阁。与此同时，民族联盟掌握着议会的7个席位，当时它还拥有自己的报纸——《团结报》（Unité），用以监督和批评政府。John F.Clark， “Rwanda：Tragic Land of Dual Nationalisms，” in Lowell W.Barrington， ed.， After Independence： Mak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ion in Postcolonial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p.88.但图西族有限政治参与的希望很快成为泡影，1963年初他们拥有的内阁席位被剥夺，在同年8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帕梅胡图党也是“一枝独秀”，几乎实现完全垄断的局面。民族联盟流亡势力改变了斗争策略，从小规模的侵扰发展到直接入侵，导致1963年的杀戮行动。 1963年杀戮。1963年12月，民族联盟开始实施入侵计划，其游击队顺利通过布隆迪—卢旺达边境，一路挺进到首都基加利的郊区。在比利时军官协助下，政府军成功地将入侵队伍阻止在离首都20公里外的地方。遭遇战中，大多数图西族入侵者阵亡，少量被捉拿或向边界驱逐。与此同时，民族联盟留在国内的很多领导人遭到逮捕，突击审讯后宣布以叛国罪处以极刑。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疑似民族联盟支持者投入监狱。实际上，此时的民族联盟已分裂为“流亡派”与“国内派”，两派因观念大相径庭而分道扬镳。国内派放弃了暴力主张，并于1962—1963年间切断了与流亡派的联系（被流亡派视为叛徒），但仍遭到毁灭性打击。另外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游击队入侵的第一天，国内数百名图西精英就被迅速逮捕，说明胡图政权的行动早有预谋。 更可怕的杀戮于12月23日向全国蔓延。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南部基孔戈罗（Gikongoro）地区，此地当时聚集了大量图西流民，形势非常复杂，胡图族害怕这里隐藏着所谓的“第五纵队”。由于部分图西人借游擊队入侵大肆宣扬图西王国即将“复辟”的谣言，导致当地紧张情绪升温。圣诞节这天，在一位帕梅胡图党市长的组织和领导下，基孔戈罗的自卫队发起了恐怖攻击，大规模屠杀一直到1964年元旦才告结束，估计5000～14 000名图西族人被杀害，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James Jay Carney，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Ethnic Revolution： Catholic Politics in Rwanda， 1950-1962， p.361. 民族联盟流亡势力在1963年12月入侵时遭遇“滑铁卢”，实力直线下降，最终一蹶不振，逐渐放弃了推翻胡图政权的既定目标（后来还组织一些小型反抗活动，一直延续到1967年）。卡伊班达政权“如芒在背”的外部威胁终得到缓解，积蓄了更大力量进一步打压国内图西族。 族群政策与“净化”运动。卢旺达政府制定了具有显著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图西族在行政序列中层级较高的职位被全部清除，只保留极少数低等级的文职人员;明确规定图西族在各级学校，以及其他任何公共部门的人员比例都不能超过9%。John F.Clark， “Rwanda：Tragic Land of Dual Nationalisms，” p.89.图西族的力量远远不足以与胡图政权抗衡，面对这种打压政策，大体上持沉默和忍受的态度。经过一系列斗争，卡伊班达完全建立了排他性的族群专制统治。 然而，这个外强中干的政权虽然主导了与图西人的政治互动，但对于胡图人反对势力的强力挑战却左支右绌。1970年代初，卡伊班达政权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试图挑起族群政治事端，重现过去同仇敌忾对待图西“蟑螂”的氛围，以期达到释放压力缓解危机的目的。“恰逢”1972年5—6月邻国布隆迪爆发图西人控制的政府大肆屠杀胡图人的事件。这一事件产生了强大的传导效应，在卢旺达胡图族中产生了恐慌。卡伊班达政府借机发起了一场所谓“净化”运动。1972年10月至1973年2月，政府组建了各级治安委员会彻查各级学校、行政机构甚至私营企业，以确保9%的族群配额政策得到严格执行。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的人数不多，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精神创伤，引发图西人又一次大规模流亡潮。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p.61-62. 通过制造族际冲突转移矛盾视线的方法，没能挽救已丧失生机的卡伊班达政权。而且在针对图西族的迫害中，胡图族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导致政局混乱、人心涣散。卡伊班达在1973年7月的一场军事政变中黯然下台，来自卢旺达北部的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夺权成功，开启了新的统治时代。 （二）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卢旺达爱国阵线与1994年大屠杀 相较于卡伊班达，哈比亚利马纳的统治思想更为成熟，1973年到1980年代末这段时间，卢旺达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政治也较为平稳。尽管胡图族内部地区集团的斗争已成为国内政治的核心，但族群政治依然是潜在的问题。为应对这种危险，哈比亚利马纳在解释和实施族群政策时，刻意含糊其辞。一方面，这个政权仍维持胡图族的绝对统治权，排斥图西族。胡图族占据几乎所有省长职位，议会中仅有两位图西族议员，担任部队军官与内阁部长的图西“幸运儿”均只出现过一位。另一方面，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又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族际紧张关系。卡伊班达时期的族群配额政策虽被保留下来，但执行得并不严格。各级学校的图西族学生比例常常会超过规定的9%，低层公职人员情况亦是如此。图西族是歧视政策的受害者，不过其日常生活较之卡伊班达时期，状况有所好转。甚至一些知名图西族商人与政权维系着友好关系，获得商业上的成功。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77.由于哈比利亚马纳善于操控政治平衡术，他的政权得到大部分胡图族的支持以及大部分图西族的容忍。但“波澜不惊”的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束了，卢旺达迎来了独立后最黑暗和血腥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卢旺达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因咖啡（主要出口商品和财政来源）的全球市场价格大跌，出现严重危机;政治上遭受国际社会巨大压力，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不得不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民主，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动荡的状态。由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图西族流亡乌干达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简称“卢爱阵”）迅速崛起，与卢旺达政府呈“分庭抗礼”之势，打破了自民族联盟衰落后保持了十多年的微妙平衡的族群政治格局。 卢爱阵与卢旺达内战。1959年胡图“革命”后，大量图西难民逃亡到卢旺达周边邻国。他们面临生存上的重重困难，既要应对东道国的排斥和打压，又要与卢旺达胡图政权抗争，争取早日重返故土，因而多半会成立一些社团组织“抱团取暖”。1979年，一批流亡乌干达的图西人在此成立了一个区域性难民组织——“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Rwandan Alliance for National Unity），致力于回归卢旺达的事业。1987年，该组织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代表大会上改组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扛起了武装反抗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大旗。Wm.Cyrus Reed， “Exile，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4， No.3（1996）， p.485.卢爱阵很多领导人积极参与乌干达国内政治斗争，拥有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重要的是训练了一批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伺机而动。 1990年10月1日，蛰伏已久的卢爱阵认为时机已成熟，遂从乌干达基地发起了入侵行动，后来又于1992年和1993年发动两次军事进攻，史称“卢旺达内战”。这些行动虽然都以卢爱阵失败而告终，但在卢旺达国内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卢爱阵打着“返回”卢旺达的旗号，但也难以掩盖其野心勃勃的目标，即要与胡图政府争夺国家的政治权力。从进攻方式来看，“图西人再一次表现得像是外来的针对卢旺达的土著胡图民族的入侵者”。 [美]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央編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0页。因此卢爱阵的入侵兼具现实性和象征性意义，对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构成极大的压力和威胁。 “阿鲁沙和平协议”（Arusha Peace Agreement ）。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不得不持续开放政治空间，与反对党协商分权方案。1992年3月14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迫与反对派联合势力签订一份协议，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内阁，总理一职由最大的反对党“共和民主运动”（ Republican Democratic Movement ）推选;二是与卢爱阵展开和平谈判。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146. 遵照该协议，1992年4月多党联合过渡政府宣告成立;5月，新政府与卢爱阵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Arusha）举行和平谈判，一直持续到第二年8月方告结束。谈判最后签署了“阿鲁沙和平协议”，讨论并明确了现任政府与卢爱阵成立联合政府及分权事宜。根据阿鲁沙和平协议，卢爱阵在联合政府的20个内阁名额中占据5席（包括极为重要的内政部），议会70个名额中占据11席;军队合并的条款里规定，在大约2万人的新部队中，卢爱阵将拥有军官团50%份额，普通士兵40%份额;准许所有难民自由归国。Catharine Newbury， David Newbury，“A Catholic Mass in Kigali： Contested Views of the Genocide and Ethnicity in Rwanda，” Spicial Issue， French-Speaking Central Africa： Political Dynamics of Identiti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33， No.2/3（1999）， p.308.协议内容对卢爱阵相对有利，另一方面却远远超出胡图当权强硬派的接受度，这种程度的分权不仅挑战他们在内阁的控制权，甚至削弱其作为特殊阶层的地位。同样，普通胡图民众也深受影响：比如，若执行协议将有超过2万胡图士兵强行退役，大都可能陷入失业的窘境;再如，大量图西人逃难后的土地被胡图人接收耕种，他们担心难民回归与之争夺地权。面对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胡图强硬派祭出简单粗暴且残忍的方案：大屠杀。 1994年大屠杀。1994年春天和初夏，胡图激进分子发布全国性号召，呼吁杀掉卢旺达的图西人，得到胡图人超乎寻常的响应。[美]蔡美尔著，刘怀昭译：《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危机一触即发。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乘坐的飞机在基加利上空被不明人员击落，点燃了大屠杀的导火线，悲剧正式上演。 最残酷的屠杀发生在基加利省的布盖塞拉（Bugesera）和基本戈（Kibungo）地区，1990年代之前这里有许多无主农地，1959—1962年、1963年、1973年受迫害的图西族涌入此地定居，与1990年代接踵而来的胡图移民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北部地区的吉塞尼（Gisenyi）与鲁亨盖里等地的屠杀同样暴虐，因为掌控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精英集团“阿祖卡”（Akazu）就是来自两省的胡图人。西南部的基孔戈罗省、尚古古省（Cyangugu）亦是屠杀重灾区，其中尚古古省西部邻近刚果（金）边界是基加利之外屠杀最严重的地方。Villia Jefremovas， “Society Contested Identities： Power and the Fictions of Ethnicity，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in Rwanda，” p.99.估计有35～60万胡图族在大屠杀中表现活跃。Helen Hintjens， “Post-genocide Identity Politics in Rwanda，” Ethnicities， Vol.8， No.1.（2008）， p.22.施害者來源极为广泛，主要包括：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死后发动政变攫取权力的阿祖卡成员;其他进入后政变政权的胡图族政治派系;部分胡图官员和陆军军官及警官;部分胡图地方社会精英;胡图准军事部队;一大批普通胡图人。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第563页。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杀戮者对妇女、老人、孩童甚至是婴儿都没有放过，按照施暴者“委婉”的说法是“清除灌木”，就是要赶尽杀绝。Gè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p.249-250.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50万～100万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5.大屠杀遇害的图西人的具体数字有多种说法，这里是根据这些数字给出的估值区间，可参阅此书第283页的注释。图西族人以多种恐怖的方式被屠戮，上演了20世纪足以“载入史册”的大屠杀惨剧。 结 语 以“族群名义”爆发的冲突，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尤其在后殖民时期的多族群国家，其权力和资源分配大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现实基础，依赖盘根错节的本土传统社会结构与网络。于是族群作为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单位，被组织和动员起来争夺与维护“共有”资源。这种基于利益的族际互动，一旦诉诸政治权力，就表现为族群政治的形态，这一形态下的族群冲突往往带有极大的暴力性和危害性。本文展示的卢旺达大屠杀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但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族群政治冲突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与素材。 从理论维度看，卢旺达出现的大屠杀并非源自持续不变的古老族群间的仇恨，而是争夺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等一系列现代竞争的升级行为。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第591页。直到1950年代后期，卢旺达在迈向独立过程中，胡图族方始“觉醒”，与图西族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并建构起两族高度分离和对抗的族群政治。胡图族依仗人数规模优势，掌握了民主社会“多数人统治”的合法性与力量，在滥用这种权力的情况下，最终形成所谓“多数人暴政”。卢旺达独立后，无论是卡伊班达政权还是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对立的族群政治立场和以族群为界限的排他性统治，始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继续保持胡图族“多数人暴政”的优势。在遭遇内外政治和经济困境需要转移矛盾视线，特别是面临图西人的挑战时，胡图政权就以杀戮，甚至大屠杀方式呈现最糟糕的“暴政”结果。 从现实维度看，这种暴政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殖民时期界定的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二元对立性被胡图政府刻意强调和放大，制造“有我无他”的恐怖气氛。胡图政权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大量报纸、杂志和电台全方位宣扬仇恨言论，“引导”胡图民众参与暴政。参见Barrie Collins， Rwanda 1994： The Myth of the Akazu Genocide Conspiracy and Its Consequen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160-171.“应景”的是，部分图西族，特别是国外流亡者不甘于大权旁落，通过游击战、直接入侵等方式对胡图政权构成威胁，其入侵动机引发广泛的联想和猜疑：他们是否要再次征服胡图族，使之沦为“下等公民”？因为历史上图西统治者的剥削和压榨委实存在，且被映射为整个图西群体的共有行为。根据这些假设性和经验性认识，国内的图西族平民很容易被树立为“假想敌”，只有从肉体和精神上永久消灭他们，才能避免对手“东山再起”。正因为如此，大屠杀前夕，极端色彩浓厚的《觉醒报》（Kangura）的一位胡图族编辑，“代表”部分胡图人冷酷无情地“宣判”：“图西种族将要灭绝。”Nigel Eltringham， Accounting For HorrorPostGenocide Debates in Rwanda，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21. 责任编辑：宋 鸥 郑广超 Ethnic Politics and Rwandan Genocid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IANG Ju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Ethnic politics is a common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state， it is a kind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based on ethnic interests aiming at political power， and often appears to be resistance or even conflict.In Rwanda， at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f its independence， Hutus and Tutsis struggled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ethnic politics characterized by HutusandTutsis separation and opposition was constructed.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Rwanda， the opposite ethnic political position and the exclusive rule based on ethnic groups always exist in the dominant or recessive way.For Hutu， this kind of ethnic politics has a huge social foundation.The majority of ethnic groups are fully mobilized and organized to fight for and keep the ‘shared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obtained the legitimacy and strength of socalled “majority rule”， but also formed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worst genocide. Key words：Rwanda; Hutu; Tutsi; ethnic politics; Genocide 收稿日期：2020-03-03 基金項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招标课题“卢旺达大屠杀后民族整合的多维研究”（2019GMB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俊，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族群冲突、族群历史与文化。 ① 1930年代，比利时殖民者根据牛的所有权、教堂记录和体质特征，将85%的卢旺达人“识别”为胡图人，14%为图西人，另有1%为特瓦人。直到1990年代初，无论卢旺达政府还是学术界都一直沿用这一数据。参见James Jay Carney， “Beyond Tribalism： The HutuTutsi Question and Catholic Rhetoric in Colonial Rwanda，”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42， Issue 2（2012）， p.177.1994年大屠杀后，卢旺达政府已全面废除了族群身份，即该国不再有图西人、胡图人与特瓦人之分。 ② 参见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 大屠杀》，《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马雪峰：《大屠杀、含米特理论、族群身份以及其他——由 “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所想到的》，《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庄晨燕：《民族冲突的建构与激化——以卢旺达1994年种族屠杀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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