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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玙”与“鲁玙”：朱舜水的家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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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舜水的“字”是“楚玙”还是“鲁玙”，是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从朱舜水兄弟三人名字的逻辑性来看，他最初预设的“字”应该是“叔玙”。由于家庭变故原因他最后选择了“楚玙”，直至德川光圀征召前夕，才改字为“鲁玙”。不过，朱舜水的改“字”，并不意味着对“楚玙”的彻底摒弃，而是字“鲁”存“楚”。“楚玙”寄托“乡愁”，“鲁玙”含蕴“国念”，这种“家国之思”正是朱舜水“思明衷情”的一种展露，也是其“境界人”之“国家”意识的一种隐性表达。从这点来说，前近代东亚海域世界“境界人”之国家意识淡薄的言说，确实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过于强调“境界人”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海洋故事多是陆地问题的一种延伸，以及前近代东亚海域“境界人”形成的复杂性。

关键词：朱舜水;德川光圀;东亚;境界人;前近代

前近代的东亚世界，以海洋为舞台，生活着一批突破国境限制，游走于异国他乡并成为东亚诸国民间交流之重要媒介的社会人群。近年来的日本学界多将其称之为“境界人”（国内多翻译为“边境人”或“边际人”），认为13世纪之后，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等地区的沿海居民互相交流的世界。生活于区域边缘的倭寇等“边境人”建立的“地域”统合，与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统合之间有某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决定历史动向的一个重要因素。①因此，在近代“国境”概念确定之前的东亚世界，所谓的“国家”意识主要是上层统治者的事情，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还是十分淡薄的，这在“境界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②

这种从民间视域角度的观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极大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但上层统治者与一般民众，他们对于“国家”意识的认识内涵与表现形式，显然是不尽相同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境界人”的国家意识问题，应该还有进一步检讨的空间。

朱舜水名之瑜，号舜水，学者称为舜水先生，可以说是前近代东亚世界“境界人”的典型代表。他在明朝灭亡后侨居日本，受聘于水户德川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昭讲实学，并以其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被后世学者尊奉为“胜国宾师”。国内学界对朱舜水研究的关注，发轫于清末梁启超，直至今日仍是东亚史学界颇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关于朱舜水研究的相关状况，可参看赵建民：《朱舜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第147-150页;[日]久信田喜一：《水户的朱舜水研究现状》，[日]町田三郎、潘富恩主编：《朱舜水与日本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3页;徐兴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附录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53-393页;徐兴庆：《日本的朱舜水研究史》，《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7页。朱舜水一生谜团颇多，关于他的“名”“字”“号”等问题也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日渐深入，朱舜水名“之瑜”、号“舜水”、斋号“溶霜”，其余“名号”之说多为误植错讹，这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朱舜水的“字”到底是“楚玙”还是“鲁玙”，仍有诸种不同说法。

关于朱舜水的“字”，大致来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朱舜水最初字“楚玙（屿）”，到日本后复字“鲁玙（屿）”，诸如朱舜水族孙朱衍绪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所撰《明遗民族祖楚屿先生家传》中就云：“我族祖楚屿先生，讳之瑜，字楚屿，至海外复字鲁屿”（浙江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清代稿本，名录号：00253）。台湾学者王进祥也认为朱舜水“原字楚玙，至海外后复改字鲁玙”（王进祥：《朱舜水评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页）。另一种则认为朱舜水的字是“鲁玙”而非“楚玙”，诸如南炳文先生就从“鲁”与“玙”的关联性角度，论述了“鲁玙”说的正确性（南炳文：《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5-9页）;钱明、万斌则认为朱舜水是坚定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崇拜者，以“鲁”为字才符合朱舜水思想之实际，“鲁玙”并非朱舜水因感鲁王知遇之恩所改，而是其原来之字，因为这一字之差，对朱舜水来说是关系到信奉儒道还是崇奉皇道的大问题（钱明、万斌：《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小问题，但事实上这对我们深刻理解朱舜水思想的演变，以及所谓“境界人”的国家意识问题，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文拟就此略做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鲁玙”说的疑问

朱舜水字“鲁玙”的说法，是学界较为常见之說。这主要源于朱舜水在日本的弟子今井弘济与安积觉在为其所作的《行实》中的一番记述：“文恭先生，讳之瑜，字鲁玙（鲁作楚，非也。印章讹楚玙，不复改刻;故人或称楚玙），姓朱氏，号舜水;明浙江余姚人。”[日]今井弘济、[日]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2页。这里不仅明确指出朱舜水的字为“鲁玙”，而且对“楚玙”错误的原因也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乃是因为朱舜水印章曾经错刻为“楚玙”，后来也未曾改刻所致。

南炳文先生曾对中国与日本史料中关于朱舜水“字号”的记载，做过一番统计分析并认为朱舜水的“字”应该是“鲁玙”。其原因主要有三：（1）“鲁玙”出现次数最多，计8次，其次为“楚屿”5次、“鲁屿”3次、“楚玙”1次;（2）使用“鲁玙”者多为朱舜水本人及其学生们，因此真实性应该更强一些;（3）中国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一般都是有所关联的，“瑜”为“美玉”，“玙”为“鲁之宝玉”，而朱舜水的名“之瑜”与“鲁玙”在意义的关联性上是一致的。南炳文：《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页。这种分析，确实为我们深入理解朱舜水“字”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中仍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首先，根据近些年的相关研究，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屿”是讹误所致。如果本字是“玙”的话，那么“鲁玙”出现的次数应该是11次，但“楚玙”出现的次数也达到了6次，恐怕也不能看作是过少。

其次，在同时期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基本皆为“楚玙”，而“鲁玙”主要出现在同时期日本编纂的文献中。而且，称其为“鲁玙”的，基本是朱舜水在日本的弟子门人，而“楚玙”多为中国方面士人的称呼。这种过于明显的认识分野，也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事实上，即便是在日本的文献资料中，也并非全将朱舜水的“字”记述为“鲁玙”，诸如记载了朱舜水滞留长崎情况的《長崎御役所留》文书的目录中就有《朱楚與申博学之唐人長崎在留之儀……相伺候一々御下知被仰下候事》的条目，

太田勝也編：『近世長崎·対外関係史料』、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年、6頁。在正文的《長崎諸事覚書》书中如斯所载：

一去年罷越候朱楚と申博学之唐人有之候。彼者長崎ニ被差置被下候様ニと唐人通事并住宅之唐人捧訴状候事

是者一両年差置其様子次第ニ可仕事。

太田勝也編：『近世長崎·対外関係史料』、52頁。

这里的朱楚就是朱舜水，“”应该是“玙”的误书。参见松浦章：「朱舜水日本来航時の日中文化交流」、『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4號、2011年3月、347頁。此外，《唐通事会所日録》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日的记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儒者朱楚嶼（之瑜、號舜水）御禮ニ被罷出候、中間何も同道、獨立（性易、崇福寺）御政所へ御禮ニ今日被罷出候、惣右衛門同道仕、取次申候。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近世史料·唐通事会所日録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3頁。

虽然这里的“玙”写作了“屿”，但从后面的解释中我们明确可知该人就是朱舜水，他的“字”为“楚屿（玙）”而非“鲁屿（玙）”。

可见，朱舜水在滞留长崎期间，其为日本人所知的名字标识，也如多数中国士人所认知的一样，是“楚玙”而非“鲁玙”。因此，今井弘济等人所说的朱舜水之“字”为“鲁玙”的说法，应该还有进一步检证的必要。

二、“楚玙”说的思考

中国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一般都有所关联。大致来说，或为同义反复（如诸葛亮字孔明），或为反义相对（如朱熹字符晦），或为连义推想（如岳飞字鹏举）等。简言之，也就是“字”多为解“名”，所以也称“表字”。

朱舜水的名为“之瑜”，这里的“瑜”为“美玉”之意，《礼记·玉藻》中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世子佩瑜玉而綦织绶”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整理：《礼记正义》卷三○《玉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4页。之语。而“玙”也是指古代的一种佩玉，《春秋左传》中就记载季平子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对此，杜预注疏云：“玙璠，美玉，君所佩。”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0页。从同义反复的角度来说，“玙”与“瑜”意思正好相合。同时，按照《说文解字》所言，“玙”与“璠”经常连用，同为“鲁之宝玉”的意思。

（汉）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也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一些学者才认为朱舜水的“字”应该是“鲁玙”而非“楚玙”。

从逻辑关系来看，这种解说无疑十分合理。但问题在于，“玙”既有相对广义上的“美玉”之意，也有相对狭义上的“鲁之宝玉”之意。朱舜水“字”中的“玙”，究竟是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呢？若仅从朱舜水本人，及今井弘济等人的“鲁玙”说来看，无疑相对狭义层面的“鲁之宝玉”似乎更合情理。不过，对朱舜水“字”中“玙”的理解，似乎不能仅局限于他本身，更应该从其家族男性兄弟取“字”的逻辑脉络中进行解析。

按照《民国余姚朱氏谱》卷一三《老三房世系》所载，朱舜水的父亲叫朱正，共生有三子。其中长子朱启明，原名之琦，字伯球，号苍曙;次子朱之瑾，字仲琳，庠生，未冠而卒;舜水先生朱之瑜乃是朱正第三子。

朱元树纂：《民国余姚朱氏谱》卷一三《老三房世系》，“一本堂”民国二十年（1931）木活字本。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朱舜水三兄弟的命名取字，是十分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规范的。三兄弟的名字皆围绕“美玉”的意蕴展开，并呈现出前后相继的逻辑性。长子名中的“琦”、次子名中的“瑾”，以及三子朱舜水名中的“瑜”，皆为古代美玉的一种。从“字”来看，三兄弟都采用了同义反复的表字方式。那么，除却朱舜水“字”中的“玙”之外，其两位兄长“字”中的“球”与“琳”是否也具有明顯的地域指代性呢？

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球，玉磬也，从玉，求声”;“琳，美玉也，从玉，林声”。

（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1页。若进一步解释，则又有“天球”一词，专指“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

屈万里注释：《尚书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7页。“琳”则特指青碧色的玉。如果说“球”具有一定的“雍州”的地域指向之意，那么依据南炳文先生所说朱舜水的“表字”逻辑，其长兄朱之琦的“字”应该为“雍球”或者“岐球”才更合乎情理。

雍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中心区域在今天陕西省凤翔县一带。这里曾是周室发祥之地，也是赢秦创霸之域，因而有“凤凰鸣于岐，翔于雍”之说。但事实上，朱舜水两位兄长的“表字”逻辑，并非是按照地域指向，而是依据长幼之序（伯仲叔季）施行的。即长兄朱之琦，字“伯球”;次兄朱之瑾，字“仲琳”。从这一角度来说，无论是“球”字还是“琳”字，都应该没有明显的地域指代性。因此朱舜水“字”中的“玙”，也应该没有所谓“鲁之宝玉”的强烈指向，只是广义层面的“美玉”而已。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朱舜水最初的“表字”设计，既不是“楚玙”也不是“鲁玙”，而应该是“叔玙”。至于后来为何发生改变，可能与其次兄朱之瑾的“未冠而卒”，以及其父亲朱正的去世有关，尤其是次兄朱之瑾的早亡，使原本的表字原则着实难以为继。

在“伯仲叔季”这一长幼之序的“表字”原则改变后，“楚玙”与“鲁玙”哪个更具有被选择的可能性呢？朱舜水曾向德川光圀陈述过自己的族源世系，其云：

仆系出于邾，后更为邹。秦、楚之际，去邑言朱。汉兴，流转鲁、魏之间，始祖为朱晕，汉丞相也。后有朱辅、朱穆，亦为三公。穆之直声震于朝廷，而吏治称之。入国朝初，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累征，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故生则为诸，及祔主入庙，题姓为朱。仆生之年，始复今姓。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一○《问答一·答源光国问十一条·六》，第348页。

可见，在朱舜水的族源记忆中，其家族祖源出自先秦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邾国。邾国本为周代鲁国的附庸，春秋时期因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在齐桓公的奏请下，周天子册封其为子爵国，得以跻身诸侯之列。但邾国常受鲁国侵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六，第1326页。为避免亡国的危险，曾经三次迁都，最后定都于绎。据《左传》记载，邾国在反击鲁国的侵略中，还曾取得过一些小胜利，“获（鲁僖）公胄，悬诸鱼门”，令鲁国颜面扫地。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第403页。到战国后期，邾国被势力不断东渐北上的楚国所吞并，“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7页。

从邾国的历史来看，其与鲁国和楚国都是有所关联的。但邾国是在自立于鲁国之后才被楚国吞并的，从族源记忆的角度来说，其世系的梳理应该是由“邾”入“楚”再到秦汉一统。因此，邾国后裔对“楚国”的认同程度应该远高于对“鲁国”的认同，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他们很容易形成对自己“楚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很难认同“鲁国人”的身份。从这一角度来说，朱舜水取“楚玙”为“字”的可能性是要高于“鲁玙”的。

巧合的是，与朱舜水及其次兄的名（之瑜、之瑾）最具关联性的典故，莫过于“怀瑾握瑜”了。而“怀瑾握瑜”一词，则出自于战国时楚国名臣屈原所作的楚辞《九章》中的《怀沙》篇。

（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卷四《九章第四·怀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在为其文集所作的后序中，称赞其师不为“八股制义”所累，“独为古文，圆枘方凿，绝不相入”。

[日]安积觉：《朱舜水先生文集后序》，（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四《序跋》，第787页。其中的“圆枘方凿”一词，是安积觉自己所学还是朱舜水所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句话也是出自战国时楚国另一位重要人物宋玉所作的《九辨》，“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卷六《九辩第八》，第124页。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步朱舜水后尘而至的明朝遗民张斐，在写给今井弘济的书信中也称朱舜水为“楚玙”。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五《友人弟子传记资料·十三·今井弘济》，第836页。而且在舜水先生去世后，其所写的第一篇祭文竟然是用“楚辞”体写的。

张斐：《长崎祭舜水朱先生文二首·一》，（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二《祭文》，第739页。全文如下：登彼西山兮，蹈此东海;夷齐千古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将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讵有艾！嗟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独行寡和兮，群刺为怪;天乎知我兮，心则已惫。既穷域内兮，复之海外。初至国门兮，阍者以戒。忧从中来兮，谁与为解？异方之人兮，鬼神是赖;公其佑我兮，无即于殆！或许在张斐的心里，“楚辞”似乎更容易与舜水先生沟通，也更能慰藉其在天之灵。此外，随着《史记》中“楚有三俗”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页。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故事的流播，在中国古人的认识理念中，“楚”与“三”也有了一定的潜在关联性。因此，“叔玙”与“楚玙”，从“三”的意义层面理解，是否也有某些暗合之处呢？

三、字“鲁”存“楚”

《舜水先生行实》中关于“鲁玙”的解说，实际上来源于朱舜水滞居长崎期间，与安积觉就“大明书札之体”所作的一段“笔语”：

今寄来书帖，即大明书札之体。客中至此者无一知朝廷仪制，一概不可作准。来书“大教铎楚玙朱夫子老先生大人函丈”，既足下执谦不已，尚当一一厘定。“玙”字不必用，当用“翁”字，“老”字不必。书中“生”字应作“门生某”或称名，亦或有不称名者。贱字原是鲁玙，因人之讹就作楚玙，虽有印章，实非也。徐兴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卷二《朱舜水寄安东省菴笔语》，第194页。

从这段“笔语”中，我们不难看出“鲁玙”确实是朱舜水亲笔所言，因此说朱舜水的“字”是“鲁玙”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况且，“鲁玙”之“字”，随着德川光圀对朱舜水征召的进行，更以特殊的方式被确定下来。据朱舜水所言，宽文四年（1664）七月十九日，他到达江户和德川光圀见面的第二天，小宅生顺就秉承光圀之意来求问朱舜水“斋号”之事，云：

不佞老人（指朱舜水，舜水常自谦称为“不佞”）有道，朱鲁玙乃字也，不敢称，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不佞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今已将舜水为号。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来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瞿昆湖、冯巨区、王阳明，皆本乡山水也。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七《书简四·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十一》，第161页。

可见，经安积觉、小宅生顺、德川光圀的一系列追问，朱舜水不仅新取了“舜水”之号，“鲁玙”之“字”也由此为日本朝野人士所知。

但从朱舜水所言中，我们也不难得知，朱舜水确实使用过以“楚玙”为“字”的印章，且其曾以“楚玙”为“字”之事，也为安积觉所熟知。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曾有人将“鲁”错刻为“楚”，自己也就“因人之讹”未做改正。这位将“鲁”“楚”搞错的人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朱舜水本身就精于篆刻，自己名章之事一般不会假手他人，那么他又为何明知有错却不予以纠正呢？如果说，在德川光圀征召之前，为避免麻烦而“以讹顺讹”也算合乎情理。那么在经过德川光圀确认之后，朱舜水无疑应该将刻为“楚玙”的“错章”加以毀弃或放置不用，改刻“鲁玙”新章以“拨乱反正”，似乎才更合乎朱舜水的“心意”。况且，这对精于篆刻之道的朱舜水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事实上，据清代叶为铭所作《广印人传》记述，朱舜水“通毛诗，精篆刻”。余姚书画院的计文渊先生也认为朱舜水的“自用篆刻印”，当为其自己所刻。参见计文渊：《论朱舜水书法》，杨儒宾、吴国豪主编：《朱舜水及其时代》，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2页。

据《朱文恭遗事》卷二记载，朱舜水遗留的常用印共有五枚，这五枚印章被收录在了水户德川家“彰考馆”所藏珍贵古籍《舜水先生印谱》中，分别为：朱文长形“溶霜斋”印、白文“朱之瑜印”、大朱文“朱之瑜印”、朱文“楚玙”印、大白文“楚父”印。计文渊解读：《朱舜水印谱》，[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Ι·朱舜水文献释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另，“楚父”中的“父”并非指“父亲”而言，乃是“老人”的一种指代。

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并无我们想象中理应存在的“鲁玙”之印，相反倒有两方本应毁弃的与“楚玙”相关的印（“”与“玙”实为同一字）。那么，“楚玙”之印又是否被朱舜水放置不用呢？在水户彰考馆收藏有一副朱舜水视为珍爱，一生携带不弃，也被水户德川家奉为至宝的《小李将军画卷》，所钤的却是白文“朱之瑜印”与朱文“楚玙”两方印章。计文渊解读：《〈小李将军画卷〉并题跋（朱舜水旧藏）》，[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Ι· 朱舜水文献释解》，第119页。如果说《小李将军画卷》的钤印时间，或许在德川光圀征召朱舜水之前，故有“楚玙”之印也不为怪。那么，彰考馆所藏另一幅据说是朱舜水70岁前后的画像，在上部的“诗堂”处除朱舜水亲笔题诗外，也钤有上述的“溶霜斋”、白文“朱之瑜印”与朱文“楚玙”三方印章。计文渊解读：《朱舜水画像并诗题》，[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Ι· 朱舜水文献释解》，第128页。而在西泠印社2015春季拍卖会上，还出现过一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收藏家江马天江所藏的《舜水朱子天地君亲师解真迹》。这幅字的右上方所钤为“溶霜斋”印，左下方款识“明舜水朱之瑜撰并书”，之下则钤盖了大朱文“朱之瑜印”和大白文“楚父”印两枚印章。参见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网页：http：//pmgs.kongfz.com/detail/49_618691/。

此外，在杨儒宾、吴国豪主编的《朱舜水及其时代》一书中，收录了另外11幅朱舜水书法真迹，其钤印情况如下：

这11幅书法作品均未见有类似于“鲁玙”的印章，相反却几乎都钤盖了“楚玙（）”之印，其中多数作品应该是作于他与德川光圀会面之后。此时的朱舜水早已自言其“字”为“鲁玙”而非“楚玙”，为什么还要钤盖“楚玙（）”之“错章”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些印或许在当时并未钤盖，而是在朱舜水去世后被他人后盖上去的。尽管按照中国传统绘画规则，这种可能性极小。但即便是如此，仍有一些令人难解之处：首先，这两枚被朱舜水视为“错讹”，甚至可能给他带来不必要“麻烦”的“楚玙”之印，为何又被他保留收藏下来，至死不弃呢？其次，若这些印是朱舜水身后为他人所盖，那么能够接触到这些印的大概只有水户德川家的人和舜水先生之弟子们，为什么德川光圀等人对这种明显的“错误”视而不见呢？难道是他们不识“楚玙”二字吗？还是他们对“楚玙”“鲁玙”问题背后的隐衷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呢？

对于这些疑问，恐怕现在我们还难以给出准确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谓“楚玙”的“错章”，在朱舜水的一生中一直沿用未改。恐怕在朱舜水的内心深处，对“楚玙”二字还是有着极其难以割舍的情愫吧。

结语

对于朱舜水“字”的理解，后人常陷于非“楚玙”则“鲁玙”的漩涡之中。从朱舜水兄弟三人命名取字的逻辑性来看，朱舜水最初預设的“字”可能是“叔玙”。或许是由于家庭变故的原因（父丧兄亡），最后选择了“楚玙”，这主要是源于对家族祖源记忆的一种追溯。流亡日本后，他也还使用“楚玙”之“字”，直至德川光圀征召前夕，才改字为“鲁玙”。之所以改为“鲁玙”的原因，既不是对“鲁之宝玉”的诠释，也不是对自己尊奉“儒道”的特殊表现，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王进祥先生所云，“盖因感鲁王监国知遇之恩也”。王进祥：《朱舜水评传》，第3页。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他通过感激鲁王恩遇的隐晦表达，彰显自身的“大明遗士”的气节、学识与身份，以引起德川光圀等人关注的意图所在。

不过，朱舜水的改“字”，并不意味着对“楚玙”的彻底摒弃，而是字“鲁”存“楚”，至少“楚玙”与“楚父”两枚印章的存在，就向我们展现出了朱舜水的这种情愫所在。事实上，如果说“鲁玙”代表了朱舜水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楚玙”又何尝不是其“乡愁”的一种寄托呢？这两种情愫在朱舜水的生命中又如何能够切割开来，恐怕只有两者的深切交融才是舜水先生“大明人”身份得以成立的前提。从这一角度来说，朱舜水的“字”既是“鲁玙”也是“楚玙”，至少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应该从未将两者“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楚玙”寄托“乡愁”，“鲁玙”含蕴“国念”，这种“家国之思”不正是舜水先生“思明衷情”的展露吗？而这种“思明衷情”，难道不是其“国家”意识的一种隐性表达吗？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朱舜水的“国家”意识要相对复杂得多，他既不顺从清朝也不归化日本，对已然坠落的“大明”的精神坚守，使他的国家认知似乎失去了可以依托的空间。然而，在他的意识领域中，“国家”真的是没有边际的吗？他的“境界人”的自我认知与其精神深处的那个“国家”，真的是对立的吗？或许通过对朱舜水“字”之“家国之思”的内涵解读，我们多少能更深刻地理解前近代东亚海域世界“境界人”之国家意识的存在及其多样化的表现样式。

事实上，除了朱舜水，就连王直那样自称为“徽王”的海上巨魁，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其反叛朝廷的独立性，至少在接受明朝政府招安这件事情上，他的“自我意识”屈从了“国家认知”。过于强调“境界人”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海洋故事多是陆地问题的一种延伸，以及前近代东亚海域“境界人”形成的复杂性。

（感谢南炳文先生的诸多启发之功，以及日本水户彰考馆德川齐正理事长与德川真木馆长在资料方面的无私帮助。）

责任编辑：孙久龙

Chu Yu（楚玙）and Lu Yu（鲁玙）：

Zhu Shunshui（朱舜水）s Thinking of Hometown and Country

LIU Xiao 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hz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a long time in academic circles that Zhu Shunshuis（朱舜水）Zi（字， another appellation except for ones name）is Chu Yu（楚玙）or Lu Yu（鲁玙）. From the logic of naming of his brothers， Zhu Shunshuis original Zi ought to be Shu Yu（叔玙）. Due to the domestic calamity， Chu Yu was chosen as his Zi finally. On the eve of being recruited by Tokugawa Mitsukuni， Zhu Shunshui changed his Zi into Lu Yu. However， the above mentioned change doesn，t mean that Chu Yu was completely abandoned. Chu Yu represents the feeling of homesickness， and Lu Yu represents missing his country， which reveal Zhu Shunshuis thinking of hometown and country. It is also a recessive expression of hi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eing a border pers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statement that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border people in the premodern East Asia is weak sh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border people ignores to some extent that the ocean story is mostly an extension of the land problem， and also ignor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formation of

border people of East Asian seas in premodern times.

Key words：Zhu Shunshui（朱舜水）; Tokugawa Mitsukuni; East Asia; border people; premodern time

收稿日期：2019-10-12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的周边认知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构”（16JJD770008）、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1802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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