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吸纳策略与机制构建 |
| 范文 | 王李兵 摘 要：新乡贤和乡贤文化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和乡村治理传统，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时代价值和典型意义。新乡贤在民情联络、矛盾调解、道德引领和话语宣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地方政府可通过政策动员、项目推动、情感维系、身份强化，吸纳和动员新乡贤返乡。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机制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2-0020-03 ? ? ? ? 中国图书分类号：D422.6 ? ? ? ?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打破，乡村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的管理控制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向，乡村治权弱化趋势明显，这给现代乡村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费孝通将对传统中国的认识总结为“乡土中国”，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基于“乡土性”的，可以说乡村是“乡土中国”孕育的土壤。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乡贤在民风淳化、宗族自治、乡土认同及伦理维系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有益补充。 2016年颁布实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在政策层面赋予乡贤新的定位，并将“培育新乡贤文化”作为重要内容。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相关政策依据。 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正如火如荼开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乡贤资源看作重要的乡村治理资源，积极扶持和培育乡贤组织和新乡贤。但令人困惑的是，对“新乡贤”的内涵尚无统一界定。学术界多强调乡贤在道德、学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政府更为看重的是资财、能力对地方作用的贡献大小。 基于此，从乡贤概念变迁入手，对当代新乡贤的内涵作出学理界定，分析乡贤及乡贤文化对乡村治理的深层价值与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以海门市发展新乡贤及乡贤文化入手，梳理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吸纳路径及参与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乡贤概念的嬗变与功能拓展 皇权止于县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为士绅（乡贤）治村提供了治理空间。“士大夫居乡者为绅”，那些具有官职、学衔、功名身份而退居乡里者，是乡贤阶层的基本构成。 一般来说，乡贤即为乡里德行高尚的贤达人士。其在知识、德才、资源等方面得到乡民普遍的认同和拥护，能够为官府充当乡间秩序的守护者，并能为乡间提供公共产品、价值引领等。两千多年来，这种乡贤治理模式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近代以来一段时间内，乡绅（乡贤）曾被“污名化”，甚至这一阶层性概念一度“消失”，但其作为传统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力量一直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公权力渗透至农村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的农村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和开放，一批批不满足现状的农村人通过考学、参军、进城务工、经商创业等改变人生命运。他们出身于乡里、成长于乡里，乡情乡愁始终是萦绕不去的情感。他们或退休回到故里、或投资于家乡、或为乡村发展献策赋能，通过不同形式发挥着作用[1]。 在现代语境下，传统乡贤内涵过于局限，难以指征当代乡贤的丰富涵义，因而普遍用“新乡贤”来指称，既可以突出其传统历史渊源，又可以侧重其时代新语境和价值。一般认为，新乡贤是指能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并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同和尊重的精英份子，他们可以是来自于乡土，也可以是建功于外乡[2]。 按照类型学划分，把乡贤分为以下3类。第一类是“在场”乡贤，即乡贤是来自本土本乡并贡献于本土本乡，因其品德、才识、经济贡献等方面得到认可和尊敬，如退休老干部、道德模范、经济能人等。第二类是“不在场”乡贤，即出生于乡里，生活工作于外地但心系家乡发展的农村精英，如企业家、专家教授、科技工作者、明星等。第三类是“外来”乡贤，即从别处来到农村工作创业取得一定成绩并得到村民普遍认可的异乡人，他们愿意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3]。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工程。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建设与治理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领域，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可以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新乡贤出生于乡里，熟悉村情民意，又具有较普通群众在政治、经济、知识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因而能很好地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代言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二是可以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新乡贤独立于“两委”之外，能够在乡村事务中保持价值中立，以相对客观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并对村务起着监督作用。当前，浙江、广东等地以成立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等形式让更多的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是可以成为乡风文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新乡贤往往是事业上成功的佼佼者，本身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比较高。新乡贤致富思源报效桑梓，富而思进回馈社会，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促进民风向善，涵育了文明鄉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4]。 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可行性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但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要选择，而且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具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自秦汉以来，在我国长达两千年乡村管理实践中，传统士绅（乡贤）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道德权威，积极参与教化乡民、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事务。经过几千年发展，独具特色的“双轨政治”模型不断得以重塑和强化，构建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因此，无论是古代乡贤还是现代新乡贤，乡贤治村对村级事务的管理和乡村秩序的和谐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符合国家治理发展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始终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安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浪潮融合促进，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给农村社会治理也带来了超乎以往的挑战。乡村人口的“空心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卷化”、乡村文明的“断裂化”，使乡村社会失去了自治与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乡村优秀文化传统难以传承，给乡村治理造成了真空状态，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乡村内部“三化”叠加影响，造成地方政府对乡村发展的“无力感”，政府“全能主义”模式遭遇挑战，为“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能空间。“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对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有极大的助推作用。 三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目标。生于斯、长于斯、在于斯的新乡贤群体，奉献乡里，以义兴村，垂范乡邻，承担起振兴乡土文明、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使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公共事业、文化发展和乡村治理上，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所在。 海门具有千年悠久历史，崇文尚教，人杰地灵，有着独特的乡贤文化基因，涌现出以陈朝玉、张謇、崔桐、季方、卞之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海门先贤。改革开放以来，海门优越的区位让地区经济越来越具开放性，但也带来了人口大量外流、道德传统式微及不良文化冲击，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面对这种情况，海门市积极整合资源，以乡土、乡情、乡愁、乡韵为纽带，充分运用自身丰厚的乡贤文化资源，着力做好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贤达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和创业经验等反哺家乡。 3.1 ?政策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乡绅这一群体被污名化。但随着近年来乡贤和乡贤文化的挖掘与复兴，新乡贤这一群体正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浙江、广东等地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基于此，海门加快了乡贤和乡贤文化的传承，对新乡贤的选定评价、责任义务、工作内容、操作流程等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通过政策引导，为新乡贤回归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3.2 ?项目推动 “新乡贤如何回归”“回归干什么”“怎么干”，无疑需要载体来推动。海门新乡贤大都“不在场”，长期在外工作生活，回家乡机会不多，对家乡发展情况了解不够。因此，必须通过有效方式与新乡贤进行对接，将乡村发展需求与新乡贤回馈乡里的愿望有效对接。为此，海门每年都会利用各种推介会、联谊会、招商会，向各类新乡贤推荐发展项目，邀请新乡贤回乡创业。 3.3 ?情感维系 乡贤生于斯、长于斯，对乡村有着浓浓的乡愁和乡情。乡贤的这份乡愁和乡情，正是推动他们返回家乡、反哺家乡的最大动力。海门积极推进“情感引贤”工程，让乡贤想回来、回得来。每逢春节、清明、中秋、元旦等节日，海门各级政府都会采取各种方式向在外新乡贤表达问候和祝愿，与新乡贤畅叙乡情，向他们介绍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邀请新乡贤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 3.4 ?身份强化 一般来说，新乡贤大多在资财、名望等方面成为社会的佼佼者，更为看重自身价值实现和精神升华。因此，对新乡贤身份的肯定和评价，是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海门一方面为先贤树碑立传，挖掘他们身上蕴含的时代精神，让乡贤名垂青史。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当代新乡贤，对百姓心中有地位、口中有口碑的好人、善人典型代表进行大型宣传。 一是把基层党组织领头人作为培育新乡贤的首选对象，先后树立了曹玉峰、黄占明、戴美英等一批优秀村干部典型。二是培育一批“为富且仁”的企业家群体，先后培育了陆亚萍、唐慧娟等一批有影响力、感召力的优秀企业家典型。三是将优秀志愿者代表列入乡贤培育对象，领头人和骨干份子张建伟、刘进达等成为富有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新乡贤。此外，还将符合条件的优秀新乡贤推选为“两代表一委员”，切实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4 ?结论与建议 目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层面的广泛关注。新乡贤来自于乡土，与乡村有着浓厚的感情，具有现代意识，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道德素质、人力资源等，既熟悉传统又紧跟时代，能够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會资源要素普遍向城市流入，乡土文明与乡村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衰弱态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村人才的外流。利用新乡贤助力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发展，鼓励他们参与乡村治理，促进社会贤达和农村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对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作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法律边界问题。江苏启东亿元豪宅被政府拆除事件中，政府曾许诺建房许可但得不到法律保护造成了有损乡贤感情的事件，无疑为新乡贤返乡置地安居敲响了警钟。二是新乡贤“异化”问题。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但也要注意“规范与异化”问题，防止新乡贤侵犯群众利益、谋取私利等行为。三是人治与法治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更偏重于新乡贤在道德引领、榜样示范等“人”的因素。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应明确新乡贤的地位和功能，确保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参考文献： [1]李传喜，张红阳.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J].党政研究，2018（1）：101-110.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