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陕南水源地生态发展对策探讨 |
| 范文 | 姚蓉 陕南的安康市、汉中市、商洛市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的水源地。陕南水源地面临生态与经济的双重贫困，而大力推动生态发展，则是破解贫困的根本路径。 陕西南部的安康市、汉中市、商洛市既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又是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即引汉济渭工程的水源地，肩负着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的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以及本省的关中地区提供优质水源的重任。水源保护是陕南区域发展的首要目标，如何服务于国家和陕西省水源保护工作大局，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是陕南三市在区域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陕南水源地面临生态与经济的双重贫困 陕南的安康市、汉中市、商洛市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北靠秦岭、南倚巴山，区内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大熊猫、朱鹮、金丝猴、蚕桑、茶叶、桐油、棕榈、生漆、板栗、核桃、柿子、食用菌、猕猴桃、杜仲、黄姜、西洋参、银杏、绞股蓝等动植物资源，有色金属矿产尤以金矿、钼矿为多。陕南地区是陕西省山洪和地质灾害群发区，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占到国土面积的50%以上，地质环境极其脆弱，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多、分布广、密度大、地质灾害频发、危害严重。 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属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有国定贫困县27个，占涉及县区总数的 87%，经济总体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省内其他地区，脱贫任务艰巨。2015年，陕西省人均生产总值47626元，陕南三市人均生产总值仅为28846元，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陕西三大区域中，陕南三市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07.30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664.77亿元，同期陕北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为456.7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780.96亿元，关中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为925.33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931.04亿元，陕南地方财政收入在三大区域中垫底，陕南三市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比为6.20。远高于陕北的1.71、关中的2.09。陕南三市财政收支缺口大，地方经济发展实力有限，是陕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经济发展成为陕南三地市追赶发展的强烈诉求。 陕南三市地处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水源地，区内以限制开发区域为主。以安康市为例，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市”， 其首要任务是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等，全市超过80%的土地限制开发，发展项目受限。由于陕南不能发展高污染、高耗水产业，地方经济发展受限，近些年安康已经累计关停“两高”企业300余家、直接减少产值近300亿，汉中市先后取缔和关停国家明令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小选矿、小皂素、小造纸、小冶炼、小电镀等企业和生产线100余户（条）。汉中黄姜皂素加工企业原有60多家，年利税达2亿余元，为了保护汉江水质，皂素加工企业几乎全部关闭，也使曾经面积达9万多亩的黄姜不能加工销售，当地农民的当家致富产业黄姜种植因水源保护受到冲击，农民增收渠道受限，陕南三市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扶贫攻坚难度大。 生态发展是破解陕南水源地生态 经济双重贫困的根本路径 陕南三市既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又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域，属于生态与经济双重贫困区域，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地方经济发展诉求强烈。陕南三市要走出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两难抉择的困境，惟有生态与经济发展统一的生态发展之路。 生态发展思想早期是源于生态学家对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及有关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人们应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热点，现代生态发展思想、理论随之出现、形成。1949年，在《生存之路》中，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提出生态平衡的生态观。[1]随后，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很多学者将生态发展视为投入要素的“生态资本”存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即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保存与增殖，以及生态系统保证人类生活素质能力的提高。生态发展是优化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最佳方式，是争取人和生物圈持久生存、协同进化的根本前提，[2]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符合生态规律，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下持久友好的发展。生态发展是人类活动之下的动态生态平衡，肯定了人类合理的经济行为，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一致。 生态发展是现代人类活动的目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互动表明生态发展是现代生态系统的核心，是指在配置资源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和社会资源，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3]在人类经济活动影响下，生态发展是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以人工生态模拟为条件，通过一定的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工程技术和经济技术等手段建立起来的生态经济系统，不仅应具有维持人类需要的生态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效用，还应有较高的经济产出。[4]生态发展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和生物的生存发展与其环境资源系统之间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动态相互作用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5] 在现实发展中，一些地方或个人仍存在着片面的认识：要保护水源就不能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势必危及环境；或者在陕南水源保护中突出了环境保护，而对经济发展重视不够。这种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割裂的发展观，其结果仍然是区域生态与经济的双重贫困，可能引致陕南在区域发展中陷入“生态破坏——经济落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 从生态经济学角度而言，生态环境资源是生态环境资本，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生态环境资本稀缺，有限的生态资本投入量不能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致使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动力降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進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富裕陕南。综观国内外发展实践表明，生态环境建设是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又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物质技术支撑，生态与经济交互相容的生态发展是实现生态建设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共生共赢的根本出路。因此，在陕南水源地保护中，必须要把水源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统一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以水源保护为前提、绿色产业发展为基础，促使生态投入向生态经济的创新转变，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生态发展目标。 陕南水源地生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要做好顶层设计，整体谋划陕南水源地生态发展相关问题 陕南的生态发展必须要以科学的规划为基础，保山护水，加强水土保持，提高水资源利用综合效益，发展特色产业和绿色产业，走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并将保护置于首位，用活用好水资源。陕南水源地生态发展是国家跨区域调水工程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水源地生态发展的制度法规，指导陕西省及陕南三市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导向，从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等方面规划水源地的发展问题。 二要发展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生态与经济共生双赢 陕南三市要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资源禀赋，明确各地的产业定位，宜果则果，宜茶则茶，宜旅游则旅游，宜物流则物流。通过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釆用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发展有色、钢铁、装备、能源、生物制药、非金属材料、油气化工、绿色食品、蚕桑丝绸、旅游等产业，打造汉中盆地、月河川道、商丹盆地绿色循环经济产业核心聚集区，实现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避免或减少对汉丹江水源的污染。 三要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聚集陕南生态发展要素 陕南三市在水源地保护中付出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牺牲了诸多发展机会，同时陕南水源地在生态发展中面临科技、人才和资金等不足，发展绿色产业，建立绿色产业基地，仅靠陕南自身力量难以持续。因此，必须依据“谁受益，谁补偿”、“得失对等”的原则，对陕南三市进行生态保护补偿，补偿的范围包括水资源禀赋价值补偿、水土流失及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水源涵养工程建设补偿、点源污染治理补偿、发展機会损失补偿、基础设施补偿等方面，补偿形式可以是资金补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推进陕南水源地发展。 四要以水缘为纽带，加强跨区域生态发展协作 陕南水源地的发展需要国家、受水区、省市等的共同支持，陕南水源地应加强同京津冀豫楚省市的合作，共同开发优质生态资源，共建优质水生态环境，打造水源地生态经济区。在水源地生态经济区建设中，水源地和受水区要打破行政区界，以水为纽带，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公共服务，在科技、人才、资金、市场的利用上深化合作，支持水源地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推动跨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佘正荣.生态发展：争取人和生物圈的协同进化[J].哲学研究，1993（6）. [3]寇军.现代生态观念的理论思考[J].实事求是，2001（2）. [4]聂华林.论生态发展[J].开发研究，2002（I）. [5]胡聃.实现可持续性——生态发展模式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1996（2）. 作者简介 姚 蓉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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