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国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初探 |
| 范文 | 彭格 龙天贵 【摘 要】 文章概述了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背景，介绍了民国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概况，分析了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所具有的慈善救济对象的复杂性、任务的繁重性、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认为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完善了长沙的社会机制;缓解了长沙的社会矛盾;稳定了长沙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 民国时期;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 中国慈善思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儒家思想中提出督促明君仁政的政策，鼓励国家对于贫苦、病疾、无告、残老之民“有为”，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当代，慈善更是被誉为“经济事业发展的晴雨表，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足以看出慈善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慈善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国民思想的标杆，体现了社会思潮发展新动向。民国时期处于一个新旧思想冲击的时代，兵事不断，天灾叠至，人民流离失所，全国各地社会问题严重，急切需要某种力量将其拉离困境，慈善救济担当了此重任，各省各市出现了许多慈善机构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缓解了人们的痛苦。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是湖南交通的枢纽，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应的，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亦同样显著。 一、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背景 1、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派系纷争不断，政权争夺激烈，长沙的政局十分不稳定。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但不久之后，新上任的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遭到杀害，谭延闿继任都督，在任期间推行“开明专政”，给当时的长沙带来了新气息。但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谭延闿下台，随后便是汤芗铭在湖南的三年黑暗执政时期。汤芗铭在任职期间，剥削下层人民，利用手中权力横行霸道，残害无辜民众，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大力压制进步思想，摧残知识分子，被人们称为“汤屠夫”，黄一欧后来也描述道：“汤芗铭祸湘三年，密探广布，家家不安，人人自危”。[1]最后因护国运动和反袁独立斗争的不断扩大终止了汤芗铭的黑暗执政。民国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在任期间伙同四兄弟及其党羽在湖南横征暴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肆无忌惮地鲸吞湖南人民的财富，实行残暴统治，引起公愤。一位湖南人写了副对联：“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2]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充满血性的湖南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张敬尧在民众讨伐声中下台。随后接连又有几任军阀入驻，长沙政权不断更迭，政局形势变幻莫测。 2、铺天盖地的军事交锋 民国各派军阀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范围，但因为对利益权势的渴望，都想要扩张自己的领土，于是蓄意挑起战争，互相蚕食。地处湘东的长沙更是常年为兵祸所扰，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驱汤、护法战争、谭赵战争等。1918年，南北军阀在株洲激烈搏杀，以致“株、醴一带，焚杀最惨，数十里无人烟”“是役也，屠杀无辜百姓数万人;仅湘潭县属一、三都及长沙县属嵩山镇一隅之地，六日之间……亦被北军残杀无辜百姓竞达一千二百余人之众”。[3]长沙地区伤痕累累，人民苦不堪言。持续不断的军事交锋，需要大量的军费支持，为弥补军需“黑洞”，军阀长官肆无忌惮地在人民身上搜刮，剥削，利用职务之便常常威逼人民缴纳各种费用，如若不从，轻则罚款，重则打骂恐吓，甚至迫害致死。政府的肆意搜刮加重了人们的负担，使人们被迫承担起军事交锋的代价，雪上加霜，加剧了人们的痛苦。长沙地区已然是生灵涂炭，一片乌烟瘴气。 3、层出叠见的自然灾害 民国时期，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不安，长沙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繁。民国长沙的灾害以水、旱灾为主，伴随着虫灾、风灾、雹灾等其他灾害，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危害。据《长沙县志》记载，1918年，入夏以来“湘中数遭大水，泛滥十余州县，漂没人物田庐，不可胜数矣”，[4]灾区主要有长沙，湘潭等县。大水触及之地，庄稼被毁，房屋浸湿，民众财产损失严重。1935年夏，霪雨弥月，湘、资、沅、澧同时水涨，临近地区均遭水患，田河庐宇，概付东流;城垣倒塌，堤垣溃决，人民伤亡惨重，受灾人口达数万。除了凶猛的洪水，旱灾带来的伤害同样令人心惊，据史料记载，民国长沙旱灾以1921年、1925年最为严重，当时长沙旱灾频发，导致土地龟裂，颗粒无收。1921年的湖南辛酉大旱，包括长沙在内，全省60个县灾民已过千万。大灾之后必有荒年，粮食收成极差，存粮锐减，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1-2倍，长沙作为价格最低的城市也涨至每石5万元。1946年4-7月，饥荒遍及湖南全省，长沙虽非重灾区，却也饱尝了饥荒之苦，灾民流亡成了一种全省性的社会现象。身为湖南省会的长沙已是灾民累累，许多爱心人士看到这样的情况，不免深有感触，想要尽可能的帮助这些被伤害的无辜百姓，于是纷纷捐钱捐物，更有能耐者出谋划策，力求帮助社会脱离苦海之中。在此情况下，长沙市的慈善救济事业慢慢发展了起来。 二、民国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概况 1、慈善救济体系的新发展 随着社会问题的持续发酵，民国长沙当局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慈善救济的相关措施。民国长沙的灾难救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备荒和赈济双管齐下，从施赈主体来看，政府依然是灾害赈济的主力，也是赈款的主要来源。其次才是民间自发兴起的救助措施，如临时粥棚，义仓赈粮，医疗治愈等。 民国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长沙传统的赈济方式已不能再满足现实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长沙的民间义赈蓬勃发展起来，曾经一度超越政府赈济而成为救济主力军，并全面带动了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嬗变。长沙市逐渐形成了官赈、义赈并驾齐驱，其他慈善机构和个人对其进行有益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灾害赈济格局。1921年6月，华洋筹赈会在长沙成立，这是当时比较正规的赈务机构，是一种慈善救济的创新与发展。华洋筹赈会将相关赈务统一规划，实行统一分配与管理，提高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的效率，减少了分布零乱的各自赈济，改善了长沙慈善救济不良情况，无论是在时间还是资源分配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时间上的有效实行，争取在最大效度上为灾民提供帮助。1931年12月24日，长沙水災善后委员会在长沙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了熊希龄为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水灾善后委员会在熊希龄先生的带领下积极从事灾难善后工作，为当时长沙地区灾后的及时处理奉献了不小的力量。水灾善后委员会的成立将长沙地区的慈善救济机构变得更加具体化、专门化，能够针对不同的灾害成立专门机构，防止出现“张冠李戴”、“一个方法应万急”的情况，提高了救济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统一化的华洋筹赈会以及专门化的水灾善后委员会是当时中国慈善救济机构管理实行制度上的创新，从具体情况出发，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体现了近现代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方向，促进了慈善救济事业体系的新发展。 2、灾难慈善救济的推行 民国时期，长沙地区受水旱虫寒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上兵灾泛滥，大量房屋，庄稼被毁，导致人们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资源消耗殆尽，甚至无家可归。一时之间，大批流亡灾民终日徘徊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民不聊生。面对如此境况，救济势在必行。和以往一样，官赈仍是荒政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官赈日渐衰弱，力不从心。在1916年长沙地区出现了平粜，工赈等积极方式，1917年长沙水灾中，社会捐助现洋92万元，衣服10余万件，赈煤若干。[5]各种灾害阻碍了粮食的生长，凶年饥岁，粮食严重歉收，首当其冲的是1946年爆发的大饥荒，饥民们挖草根、剥树皮，甚至以土为食，针对这种恶劣的情况，政府也尽其所能进行救济，当时报道称：“现在中央已经很重视湖南的灾情了，存在上海的米麦，都要尽先运到湖南来”。[6]除了政府施救，上层社会名流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1946年5月25日湖南《国民日报》曾作报道：“绥靖总司令王耀武，去年九月十五日奉命移驻长沙，接受长敌区日军投降时深感湘省既受敌寇蹂躏，复遭兲旱，闾里凋敝，民生饥饿，为状甚惨…..捐薪赈救湘灾，昨将募得之五百万元，电汇长沙该绥靖区司令部留守处….”[7]社会民众亦爱心满满，有的捐钱，有的捐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有的出力，形成义工团，主动照顾伤残人士等，形成了一派社会互助的好风气。由此可知，当时社会捐赠发展较快，对救济灾民、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国内人民的爱心奉献，中外教徒在长沙灾难期间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十一年，长沙大旱，长沙县教会積极参加政府的救灾工作，设施粥站，收容儿童。民国二十五年，长沙天主堂诊所由教会全力出资进行扩建，增加服务范围，发展为天主堂医院，在营业期间，为难民送药施诊，挽救人们于危难之中。此外，天主教在长沙还兴办了诸如难民所，安老院等社会慈善救助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大量难民涌入湖南，天主教会受国际救济委托，也分别在长沙，沅陵、衡阳设立了难民收容所。中外教徒不仅仅在抵御自然灾害面前，同时还有救济深陷兵祸中的人们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战事的发展，大量难民涌入湖南，作为省会的长沙更是难民集中营，但通过政府把控，中外人士的不懈努力下，长沙等地的灾情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3、日常慈善救济 灾难发生后，及时处理很重要，但相应的日常护理等日常慈善救济也不可缺少。民国长沙的日常慈善救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慈幼养孤。长沙育婴堂创办于1906年，堂址在长春巷，1930年，堂中收养的婴儿每年约计三四百人不等。民国三十年，湘北二次会战，120余孤女全部迁耒阳，由于战时生活条件较差，加上当时霍乱流行，几次长途迁移，再转到长沙时，已死伤多数，仅剩23名孤女，其中残废10人。大量减少的数字触目惊心，却无能为力，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少死伤人数，保护好剩下的幼儿。1913年10月由湘绅易雨恂等创立于湘潭的保赤贫儿院，次年2月迁往长沙，1917年4月改名湖南孤儿院，收养孤儿200名左右，始创初期得到社会各界踊跃捐款。 第二，安老。民国时期，长沙天主堂在长沙靖港办了一安老院，收养男女孤老20余人，随着灾难的不断发生，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发展至数百人，有的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养老院的义工们悉心照料，许多因战乱，灾害失去亲人的老人在这里安然度过晚年。1929年9月湖南省救济院成立，院中的养老所按照先报名登记再核实情况的一定程序进行有规则的救济，防止出现虚假乱入等情况，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第三，救贫。救贫的方法是为贫民提供劳动岗位，让其凭自己实力赚钱，养活自己及家人。成立贫民工厂，雇佣贫民生产，湖南最早的贫民工厂在1909年提议开办，到1911年才正式成立。 第四，难民所。民国长沙教区难民所成立于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侵略者用炮火打开了长沙的大门，一时之间长沙房屋尽毁，伤亡严重，街道上满是痛病呻吟，在这时，难民收容所尽可能地为难民提供合适的住所，同时负担基本饮食，保证部分难民维系基本生存。战争不断上演，难民充盈着长沙地区，难民所亦是人满为患，导致难民所难以承受如此沉重任务，为了减轻难民所负担，难民所有关部门提供难民工作机会，或纺纱织布，或缝制衣被，或制作工艺品，让他们靠自己双手挣钱，摆脱一味靠别人救济的难境，自力更生，自强自立。 三、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特征 1、慈善救济对象的繁杂性 湖南是中国中部一个举足轻重的省份，长沙作为该省份的省会，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是排在湖南数一数二的地位。民国时期，湖南地区发生灾害兵祸，长沙在当时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人口较密集，所以自然而然成了灾民聚集地，灾民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级，身份迥异，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等，年龄结构也极其复杂，可以说什么年龄阶段的都有，婴儿、幼儿、少年、青年、老年，比比皆是，人口数量也不可小觑，人口结构十分复杂。正是这些不同身份的灾民体现了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对象的繁杂性。 2、慈善救济任务的繁重性 慈善救济对象的繁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慈善救济任务的压力，针对不同的身份需要不同的方法，慈善救济对象的偏重不同，救济方式也风格迥异。民国时期，长沙地区战火纷飞，死伤无数，加上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城市的难民不下千万。长沙地区在水灾加上旱灾的双重压力下，收成不及七分，但因长沙较其他地区灾害程度较小，又是湖南省会，发展水平原就比其他城市高，因此各地灾民都纷纷朝长沙涌进，长沙粮食供应骤然紧张，加重了长沙地区的负担。因大量难民的涌入，长沙地区慈善救济任务刻不容缓。 战争的破坏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接踵而至，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更是双重打击。仅1946年饥荒发生时，全省就有非赈不生的灾民530万人，缺粮人数达到700多万人。[8]除了缺粮的，还有缺衣的，缺房的等等一些有关日常衣食住行都不能满足基本要求的情况。人数的巨大，生活必需品的大量缺乏，灾后各行各业的恢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沙地区慈善救济任务的繁重性。 3、慈善救济形式的多样性 民国时期，长沙地区人口众多，慈善救济对象的繁杂性以及任务的繁重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慈善救济形式必须多样化才能在救助灾民上面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当时，除了政府出力，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中外人士纷纷加入救济组织，壮大救济力量。华洋筹赈会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组织，该会创新管理模式，统筹救济事宜，对当时混乱局面的整顿起了巨大作用，此外该会鼓舞各界人士，募款募物，增加了需品供给。除此之外，日常慈善活动更是多种形式，有育幼所，孤儿院，安老院，难民所，贫民救济等。在对他们进行治疗，温饱等基本救济后，还开办了难民工厂，进行难民职前教育等，培养难民自主能力，加快恢复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慈善救济的压力。 四、民国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影响 1、完善了长沙的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是起到调节社会稳定运行的作用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机制也会不断进步的。民国时期，因灾民数量的庞大，救济工作急需要统一的调控机关统筹，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沙慈善救济事业领域有了明确的管理部门，为了更好的分配工作，各级政府也纷纷成立管理机构，形成体系，方便更有效的进行慈善救济工作。各级管理机构并未随着灾情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将这样一个循环互助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并留下了许多有用的机构管理制度和机构互助经验等，进一步健全了长沙的社会机制，为将来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的专门化奠定了基础。 2、缓解了长沙的社会矛盾 民国时期，因兵祸纷至，天灾人祸难挡，整个长沙地区处于困顿之中，人们食不饱，裹不暖，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当时长沙爆发了“米荒”，粮食紧缺，但当时的地主阶级不顾百姓痛苦，甚至垄断米粮，乘机抬高米价，掀起“抢米浪潮”。社会矛盾极其严重。而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的产生很好地舒缓了人们的痛苦，在灾祸汹涌期间，长沙慈善救济机构通过发动募捐，施粥建棚，发放衣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同时还设立育婴所，安老院，难民所等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提供休憩，生活的地方，让他们有个依靠，解决住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建立了贫民工厂，增加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己动手养活自己。慈善救济机构通过解决难民衣食住以及提供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不好情绪，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3、稳定了长沙的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长沙地区历经天灾人祸，人员伤亡严重，许多行业遭到破坏，运营困难，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赈灾救荒，发动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例如长沙孤儿院，其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捐助，捐款主体来自不同阶级，身份各异，但纷纷献出自己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人们的爱心，发扬人道主义，改善社会风气。长沙市的慈善救济机构致力于对难民的救护，解决其温饱问题，同时还成立工廠，提供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修复了难民历经磨难的身心，虽然仍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有效地减少了人们的暴动情绪，方便政府及有关部门能够加快修复步伐，为其营造了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稳定了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 五、结语 民国时期，面对天灾兵祸的双重打击，长沙的慈善事业有个一定程度的发展，慈善体系不断完善。虽然当时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是非常困难，实施起来也是非常吃力，但是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民生困难问题，秉着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拼出了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的蓬勃。 【注 释】 [1] 关于汤芗铭在湘暴行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j].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3. [2]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8. [3] 义赈会致北京熊督办电.湖南义赈会往来要电[N].长沙：大公报，1918.10.18. [4] 长沙县志[M].三联书店，1995.243. [5] 周秋光.熊希龄传[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20. [6] 大公报.救灾及其他（长沙），1946. [7] 国民日报（湖南）[n].1946.5.25. [8] 余籍传.湖南的狂虐灾难与善后救济工作[j].善救月刊，第14期，1946. 【作者简介】 彭 格，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2016级人文教育专业本科生. 龙天贵，历史学博士，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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