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改革开放发生的动力探析 |
| 范文 | 【摘 要】 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革命，能够成功发生自有其内在逻辑。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发生的前提；主张改革开放的中共执政集团及其领导核心是改革开放发生的关键；对改革开放有着肯定看法和强烈愿望的人民群众则是其基础。三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关键词】 改革开放动力；“文革”；领导核心；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其自身的动力则来源于三大因素：首先，对“文革”的反思以及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能够发生的前提；其次，主张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共领导集体是改革开放能够发生并且顺利推进的关键。第三，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生活水平，对改革开放有强烈愿望的人民群众则是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基础。 一、动力的前提——对“文革”的反思以及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的继承 改革开放能够发生，最直接的要归因于“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民主法制遭受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老百姓，几乎没人能“幸免”，或多或少都受到这场浩劫的牵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过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昨天的历史会成为今天的国情，影响着发展的路径选择。“文革”是“左”的错误发展到顶峰的结果，是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改革色彩的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出现的“反右扩大化”，党内外都有所认识，党内也存在着与之不同的正确的发展方式，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左”的继续发展。从60年代开始，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在刚起成效没多久就会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左”的更激烈的反弹，而这种反弹达到巅峰的结果就是“文革”的爆发。马克思曾经多次指出，事物发展到典型或完备状态（也应包括极端状态）对于认识事物及其发展各个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这段话意思就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只有在其发展完成时才能被充分认识（先知除外）。“左”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极端，使它在最典型、最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批判无处不在，甚至连自然科学也被政治批判所笼罩。比如，把相对论当作“自然科学理论中深深地渗进资产阶级意识并介入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典型”加以批判；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等等。这些在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言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却异常流行。当错误发展到不能再荒唐下去的时候，也就剥夺了它存在的理由。文化大革命经过十年的发展，“左”的错误已经到了极点，这也从反面说明为突破“左”的束缚的改革的合理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多次论述防“左”的重要性，“要注意反右，但重点是反‘左”[1]“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2]“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等等。[3] “文革”带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时的财富。邓小平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看出了“文革”与改革的內在联系，强调“坏事”可以向“好事”转化。他在1978年以后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文革”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是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这也算是一种反向激励。 改革能够成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中共继承并发扬了毛泽东的两个政治遗产，分别是拥有浓厚革命传统、“铁的纪律”、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体系。这两个重要的政治遗产对克服社会转轨时期的弱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社会转轨时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维护国家权威，避免社会突然“变轨”带来的不稳定甚至是分裂。以苏联为例，尽管自赫鲁晓夫就开始改革，但改革一直不彻底，仅仅是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方面进行改革，政治体制一直是在原有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没有涉及根本，因此，从表面上看，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统治力还是很稳固的。但是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动放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之后，社会就开始动荡，意识形态领域混乱，苏共的权威荡然无存，国家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因此，存在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也在情理之中。可见，强有力的政党在关键时刻对于维护国内的稳定，凝聚共识至关重要。毛泽东从革命年代开始就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为中共成为铁一般信仰，铁一般纪律的组织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居功甚伟。有了强大的政党，之后组建的庞大严密的政治体系，尽管缺少灵活性，但是对于管理整个社会，传达党的意图发挥异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引起的利益分配上的重大变化会导致社会人的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等的发生，严重时会引起社会分化和分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上述问题，不但不能取得改革的预期效果，甚至会不如改革前的社会。强大的政党拥有的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凝聚改革共识，暂时抛开个人小利益，服从大家伙大利益，动员整个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国改革初期之所以能够出现大推进，没有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出现的那种停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二、动力的关键——主张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横向比较国际形势，但凡改革取得成功，绝大多数都是最高领导者亲自挂帅；最高领导者对改革不闻不问或者没有发言权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笔者没有找到。可以说，改革历来是“一把手工程”。这里所说的“一把手”，不是形式上的一把手，而是握有实权的领导核心。改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尝试贯穿了三中全会之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时期，可谓是一波三折，之所以坎坎坷坷，很大程度上是主张改革的力量没有占据领导核心的地位。鉴于50年代末的错误，1961年开始的全党调查研究，中共着力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承认个体经济的补充地位等，但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开始发生分歧，改革尝试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迫中断；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邓小平1975年领导的全面整顿，两次具有改革色彩的整顿在初见成效时即遭到打击不了了之。这说明在改革试验中，在改革者不是领导核心时，改革者在中央高层几乎是孤军奋战，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文革”结束以后，两种趋向（保守与改革）经过邓小平复出问题的呼吁与阻挠、“两个凡是”问题的反对与坚持、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的支持与否定、冤假错案平反问题的推进与阻挠等短兵相接的“和平交锋”，改革创新的趋向终于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结果，与其说是重点的转移，不如说是权力核心的转移，即中共领导核心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4]不可否认的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危难时刻拯救了党和国家。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该往何处走？以华国锋为首的一群党的领导人，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推行“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因为无论是冤假错案的平反还是工作重心的转移，或多或少都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相关。华国锋未能真正突破“左”的束缚，使中国社会仍然在“徘徊中前进”，这对遭受十年文革创伤，渴望改变自身生活条件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时势造英雄，人民选择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也就在主客观上选择了改革，毕竟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参与、主导的改革举措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被人民看在了眼里，放在心上。 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而言，从掌握权力到真正实施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曾将改革比作革命，说明改革的风险很大，把握不好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能否使改革平稳地发生同时顺利推进，考验着领导核心的智慧。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发生在于领导者的大局观和对“魄力与凝聚力”的良好把握。首先是大局观。文化大革命使得党的作风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是政治资源的流失，很不利于改革这种社会转轨期的权威需要。全盘否定和肯定毛泽东都不利于尽快恢复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因此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区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这对于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同时尽快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发生后不久就提了出来，保证了改革开放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价格、财税、金融等改革都是在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这种原则性的、全局性的规定，改革早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5]说明把握全局的重要性，而这些掌全局的事情，唯有掌握权力的领导核心才能做得到。其次，很好地把握好魄力和凝聚力的关系。在改革的力量成为领导核心之后，顺应民心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支持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尝试，设置经济特区，平反“彭德怀冤案”，将“四人帮”审判后投入监狱……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的举措，都说明领导核心很有魄力，知难而进，敢于突破“左”的束缚，敢于啃硬骨头。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举措来保持凝聚力。最典型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实事求是的地评价毛泽东”，改变“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等方法，对于避免社会分裂，维护社会的稳定，增强凝聚力至关重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转轨时期的内耗成本，对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至关重要。 三、动力的基础——有强烈改革愿望的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对此有强烈愿望的人民群众。“文革”结束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几乎不存在希望维持现状的人群。与其说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不如说他们知道不该怎么做。十年文化大革命，极度的思想压抑，让他们知道不能在这么压抑下去；物质的贫乏，形形色色的票证，无休止的排队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般低效率下去；几度整顿而又几度反复，“左”的怪物越来越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接着吃“左”的恶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改革开放能够揭开序幕和实现突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就是抓住了人民。人民是其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就是中共解决了土地问题，而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共就赢得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农民的拥护，解放战争才会如摧枯拉朽一般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尽管出现三大改造过于急切遗留许多问题、尽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些不按客观规律进行的运动，但是国家总体上还是向好的方面发展。毕竟每一次“左”出现后接着就是“纠左”的努力，虽然每次反复之后“左”的力度在增强，但是“左”并没有占据绝对统治，党内代表正确方向的声音有时还是可以被听进去，在“左”与“纠左”的拉锯战中，党的权威还是高高在上的，人民群众还是拥护党的领导的。“文革”就不同了，“走资派”“保皇派”“臭老九”等等铺天盖地的各种名目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受到打击，许多人莫名去秒的就被戴上了各种帽子。党内代表正确方向的声音也被淹没。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所有阶级、阶层的利益，使党的形象受损。[6]这从反面说明人民群众对损害自己利益行为的反感，对改革的期盼。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成为影响中央高层决策的关键因素。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通过“四·五”运动、大逃港、知识青年回城以及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 [7]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创新”表达了对好日子的期盼。实际上，人民群众的这些所谓“创新”之举，也是无奈之举，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以小岗村为例，1966年至1978年13年中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10个工分只值二、三角钱，穷到“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的地步。饥饿使人口锐减，全队1100亩土地荒掉了1000亩，所以最后他们宁愿受到“专政”的惩罚也要继续“包产到户”。高层决策者感受到了人民的这种愿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最终面向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简单概括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改革的成功启动取决于一系列的政治治要素，但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人民主体”是执政党不忘初心的根本思想。执政者能否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准确了解人民的呼声，是保持执政地位的不二法门。人民求变求富的愿望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邓小平曾强调：“不改革开放，中国就是死路一条”。人民群眾及其社会基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共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安康。 前提、关键和基础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动力逻辑。没有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继承，改革开放就会缺乏必要性；没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主张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就会缺乏可能性；没有对改革抱有极大热情的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就会缺乏持续性。三大动力因素的状态和关系，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发生和发展，影响了改革开放发生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 韩钢.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EB/OL]. http：// history.news.163.com/09/0627/14/ 5CQPQTNK00013 FLR.html，2009-06-27.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6] 郑谦.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胡安全， 宋曲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苗大鹏（1990—）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研究方向：党的执政史与策略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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