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延迟退休背景下闲暇的第二次互补效用研究 |
| 范文 | 李淑清 耿磊 摘要：延迟退休政策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解决养老保险基金入不熬出、劳动供给市场短缺等问题的必然选择，而基于《时间分配理论》，延迟退休政策会使行为人放弃原有的时间安排，并将有限的时间新分配至正常劳动参与、闲暇、延迟退休当中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本文以劳动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闲暇中人力资本培养时间对工作的第一次互补效用，并将其对闲暇质量的正影响定义为第二次互补效用，进而从闲暇的两次互补效用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提出有关建议。 关键词：延迟退休政策 闲暇 人力资本 互补效用 一、延迟退休政策概述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难题，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保险基金收支失衡与劳动供给短缺问题使得我国当前的退休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我国亟需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一）传统退休政策及人口问题 我国的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7），《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1978，104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确定了我国最初的退休政策并沿用至今，即男职工满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趋势不断严峻，我国退休年龄仍沿用建国初期的规定显然不合理，并引发如下问题：一是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8.0%增长至2018年的16.8%，翻倍增长的抚养比使得养老保险基金账户收支失衡，并面临赤字风险;二是我国15～64岁工作适龄人口比例从2010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出生率与退休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必然小于劳动力需求;三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已经远小于人口抚养比的增长速度，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倚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及现状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会议进一步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虽然延迟退休政策至今在我国尚未正式执行，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伊蔚民明确表示，要推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三）延迟退休政策面临的问题 延迟退休政策至今尚未正式实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宏观角度看，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降低青少年就业率;二是从中观角度看，有关部门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或是“确定年限退休政策”以及是否分性别，地区实施差异化的退休政策尚存在分歧;三是从微观角度看，行为人认为延迟退休获得劳动收入带来的效用要远小于同等时间闲暇所产生的效用，从抵触延迟退休政策。 二、闲暇的第二次互补效用分析 基于上述背景，本节从《时间分配理论》与《劳动供给理论》将延迟退休纳入行为人的时间决策中，阐述闲暇对延迟退休的两次互补效用，并对行为人在延迟退休微观角度上的认识误区做出解释。 （一）引入延迟退休后的時间分配决策 引入延迟退休后，Becker的传统时间分配决策将从闲暇与工作演变至闲暇、必要工作与延迟退休，这里我们将闲暇中用于接受教育的时间，即人力资本累积时间抽出，将闲暇进一步划分为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与休闲时间。 （二）闲暇的第一次互补效用 行为人利用闲暇时间中的人力资本积累时间参与培训锻炼，对自身的劳动素养进行了提升，这种提高会对工作产生促进作用，对比闲暇对工作的替代作用，学术界将这种对工作的积极影响称为闲暇对工作的互补作用，其影响路径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禀赋质量的提升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劳动者的业务水平能力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二是人力资本积累活动通常是群体活动，行为人的社交技巧与合作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同时拥有更多的自信心，使得行为人在同行业种具有更高的竞争能力，间接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三）闲暇的第二次互补作用 闲暇的第一次互补作用使得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力资本，试通过挖掘人力资本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而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闲暇同消费一样，往往具有不平等性。一方面，更高的闲暇数量可以使得行为人在闲暇时期产生更多的消费，并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从而直接提高了行为人的效用水平;另一方面，行为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数量意味着其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人力资本积累，同等情况下，更多的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行为人会拥有更多劳动收入与储蓄水平，进而将闲暇数量上的优势扩大至闲暇质量，反之，这种不等性也会使得行为人进一步陷入闲暇贫困陷阱。我们将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闲暇自身质量产生的积极影响称之为闲暇的第二次互补效应，类比第一次互补效应，其是闲暇对自身的积极影响。 三、延迟退休的相关建议 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会挤占行为人的闲暇时间，使得行为人的时间决策也变得更加复杂，主要存在如下几点：一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会提高行为人对闲暇时期的消费预期，这种预期将产生更大的储蓄动机使得行为人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了闲暇时间;二是行为人是否愿意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将不仅仅停留在政策的强制作用;还将取决于继续工作获得收入的边际效用与闲暇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的大小，对于收入较低或只依靠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延长退休的边际效用原远远大于闲暇时间;三是延迟退休使得行为人拥有更少的闲暇时间，行为人将产生提高休闲的占比，减少人力资本培养时间的想法，而人力资本培养时间会提高休闲的质量，使得这种决策陷入博弈论。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可以做出如下改进： （一）发放延迟退休补助 对于政府，延迟退休政策会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缴费者的数量，并降低同期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数量，政府应对自愿进一步延长工期的老年人发放延工补助，刺激处于犹豫阶段的老年就业者的就业动机，以提高收入水平的方式鼓励老年人再就业。 （二）增加企业培训时间 对于企业，响应延迟退休政策的劳动者避免了进入工作岗位的培训时间或适宜时间，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企业可定时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将正常工作时间转换为人力资本培养时间，既可以进一步扩大这部分成本优势，又能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员工正常工作期时的业绩，从而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 （三）丰富个人实践活动 对于个人，延迟退休减少了自身的闲暇时间，抑制了其主动增加人力资本培养时间的动机，行为人除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本培养时间外，还应将剩余的休闲时间投身至诸如体育锻炼、志愿活动、社会公开课等有利于性格培养、身体健康，人际交往的社会活动中，以闲暇质量的提升缓冲闲暇数量的减少，充分发挥闲暇的第二次互补效用。 参考文献： [1] Becker G.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1965，75：493-517. [2]王云多.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影响[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4，11（02）：48-53. [3]魏翔，吕腾捷.闲暇时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8（10）：131-144. [4]杨华磊，沈政，沈盈希.延迟退休、全要素生产率与老年人福利[J].南开经济研究，2019（05）：122-144. 李淑清为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耿磊为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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