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海南省中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原因的探讨 |
| 范文 | 张书荣 摘要：海南省中部少数民族山区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区域性贫困地区。现探讨该地区贫困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富饶的贫困特征，从历史、人口、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并提出从思想观念上扶贫；重视人才资本和科技进步；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鼓励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发展特色经济等几点建议。 关键词：海南省；贫困特征；贫困原因；扶贫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1-0051-05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的概念，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成果，对指导我国的扶贫工作有重要的意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精准扶贫，“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的要求，精准扶贫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扶贫开发由此进入了最后的攻坚期。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我国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区域，贫困面大，贫困程度较深，扶贫开发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更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攻坚主战场。[1]海南省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加快中部地区的扶贫开发，处于突出的位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海南省中部贫困地区和环岛沿海一带先进地区的水平差距相应增大，解决中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对于稳定和加速海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建成小康社会，无疑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中部地区发展的贫困原因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一、贫困形成特征 （一）贫困的地域性 贫困的地域性指由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化而导致贫困发生率高于其他地区的现象。海南岛中部高峻、四周低下，岛屿轮廓北狭南宽，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多条河流呈辐射状从中部五指山向四周低地流入大海。这种地貌导致了海南水平分布的植物、土壤、地理要素等微生态环境和垂直变化的气候特征。同时，人地关系的作用形成合流，对推動海南岛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影响。根据黎族陶器的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在四千多年前，海南岛上已有黎族的先民在此活动，还有学者认为最早登上海南岛的是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三亚人”。[2]他们源自古代中国南方百越中的骆越，是海南岛最早的开发者，他们陆续从大陆乘独木舟渡海登上这块岛屿，至今黎族居民居住的船型屋就是这方面的明证。西汉郡县制在海南的建立，开始沟通了海南与中原地区的官方联系，使邻近大陆的岛北部海口、儋州首先得到开发，并最终成长为现代海南岛的文化和经济中心。随着汉族移民人数的增多，向中部丘陵及山地推进，并逐渐形成沿海拔呈圈层分布的特点。随着大量汉人的移入，汉族文化从周边沿海地带向岛内中部地区扩张和挤压，少数民族不断地迁移到山区偏僻地带，因而沿海一带汉族聚居地经济较为发达，其发达的程度从外围向山区依次递减。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沿海一带平坦的土地更适合于汉族先进的犁耕和稻作方式，这种方式要经历整地、施肥、播种、插秧等等一系列管理和操作，如果再加上充分利用地力的轮作和套种方法，其复杂性毕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学会的。而深山老岭更适合于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在大量农闲的时间内，山林内出没的野兽可供狩猎，山塘水坑的游鱼可供捕捞，还有山中的野果野菜，可供妇女和小孩采摘，对于处于生产力低下的山民来说，这种除正式生产之外获得的食物来源对维持生存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是出于适合其生存的一种理性选择。等到人口和资源的压力使他们感到需要走出森林转向农耕的时候，适宜现代农业耕作发展的地区早已挤满了迁移而到的汉民族，历史上称为“汉进黎退”。 海南岛至今己发现的二百多处石器文化遗址，其分布地域从沿海依次深入中部五指山区域，分布较早者在外围，分布较晚者在中心，反映了黎族先民的迁移规律。[3] 相对于黎族社会整体上的封闭性，汉区的社会更为开放，历史时期的大陆文化及近代以来的东南亚移民风潮得以最先在邻近大陆的海口、儋州、琼海和文昌等汉区发生，西方文化、华侨文化纷至沓来，就是这方面的明证。[4]外来文明使汉区的人们思想观念更为开放，眼光更为开阔，因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区的强势和黎族地区的弱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处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边缘化地位。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少数民族对中部山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开发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黎族的先民创造了以纹身、船型屋以及黎锦为标志的山地文化。一个民族在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能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相对封闭的环境难以打破。海南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部山区，这些地区一般远离城镇，交通通讯设施落后、封闭，客观地形成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时空障碍。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偏僻山区难于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方法，商品生产的局面无法形成。调查表明，贫困山区的交通条件对农民的收入影响最大。 （二）贫困的民族性 长期以来，海南省中部地区的贫困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中部地区是黎族、苗族聚居地区，海南省164.42万少数民族中，黎族占149.08万，苗族占7.87万（海南统计年鉴2016年）。目前，海南省有47.4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全省重点扶持的五个国家贫困市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市就占了四个，分别为白沙、琼中、保亭、五指山市，而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就分布在这些县市。民族性贫困突出表现于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少数民族成员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于接受新鲜事物，难于把握市场信息的变化。黎族社会整体上具有封闭性，村寨以血缘关系而联结，在自然状态下显得相对稳固，多山的条件使交通阻塞，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对外来文化，处于劣势的本民族文化总是企图回避，极尽全力守护自己的传统。例如黎苗药物有许多治疗跌打损伤和治疗蛇咬虫叮的秘方，实践证明这些秘方是十分有效的，但直到今天，黎苗族的中草药秘方仍然不为外界所知，他们通常采用子承父业，传男不传女的方式传承。又如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很多禁忌，在整地、施肥、播种、插秧、收割、进山砍树烧荒时都必须选择吉日，认为不适合的日子会导致田里发生虫害或日后颗粒无收。出猎前要举行鸡卜仪式，不准妇女在场，否则会打不到猎物。大多数禁忌是违反科学常识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带有神秘的原始宗教色彩。有些禁忌形成了一种强固的禁忌文化模式，力求保护原始和落后，是原始生存状态在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上的延续，是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之中固有的传统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人类只有对需要的永不满足和不断追求，不断地破除旧习，才能不断地创造新生的事物。一个民族，也只有不断的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才能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海南黎苗族山区的人民必须打开长期挡住他们视野的山门，走出长期束缚住他们思想的封闭社会，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在和其他民族的相互交流中共同成长始终是不变的趋势，山区落后面貌才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贫困的典型特征 海南省中部地区的贫困不同于我国西部地区，那里的贫困，是因为人们生存在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土地为喀斯特地质，九分石头一分土，基本上没有地表河流灌溉，其特征是降水不足且时空分布不均，不仅农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水资源，有的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频繁的自然灾害、土地的贫瘠与资源匮乏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使农业自身难以积累。而海南省中部地区光、热、水资源、物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堪称丰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旅游点星罗棋布。仅以五指山区为例，该区域高级珍贵木材150多种，名贵的五指山兰花100多种，药用植物1 000多种。动物种类也很多，野生动物524种，占全国动物种类的22.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70多种，是当今世界热带山地原始林区保护相对较完整的区域。许多物种属于五指山区所独有，并且一年四季都能生长，当地居民花费很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能满足基本生存的食物需求，得天利愈厚、则得人力愈薄。富饶的环境导致人们对自然的过度依赖，因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形象地说明过这一问题，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舒尔茨认为，贫穷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的质量低而不是物质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的积累靠观念的更新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丰富的资源不仅使人不求上进，小富即安，而且使经济主体失去改进技术的动力。[5]人们所以贫困，除了信息闭塞、生产方式落后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缺乏生存能力和创新精神，因而面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无所作为，丧失了更新能力、发展能力，一直驻足于贫穷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二、贫困形成的原因 （一）历史遗传 黎族社会直到解放初期，还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发育程度普遍偏低，受历史传统影响程度较深。其民族的成员普遍表现为思维观念，应变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都和现代社会很不适应。由于地处偏僻地带，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一直起着主要作用。在技术手段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只能依赖自然力量。黎族地区许多农户直到今天还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耕作方法。先是选好一块土质黑色、肥力较高的山地，放一把火将地面上的草木烧毁，待到雨水充盈的季节，再用木棍点穴播种种子。在土地肥力耗尽之后，弃之不用，再另外开辟新的山地，而山地总是有限的，强行放火烧山，一是产量不高，二是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表现为靠天靠地吃饭的游耕特点，使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发挥作用，在好年景能吃饱饭或稍有积累，而灾年则只能忍受饥饿，靠采集野生植物或狩猎过日子。而且，这种游耕方式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来说，保持了顽固性的特征，它面对的是外部空间的挤压，汉民族的发展同样也需要土地和森林的空间，由此使森林和山地不断地缩小，向外扩张又没有可能，人们只好退向深山，重复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难以转向先进的农耕生产。由于信息闭塞，人们眼界不开阔，只能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始终过着原始生活，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提高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二）落后的人口观念 人类的生产可以划分为人口生产和经济生产两个方面。前者实现生命的延续和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后者满足生存的需要。经济生產与人口生产是在同一时空结构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贫困山区，人口的生产显得比经济生产更为迫切。人们仍然抱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思想，重男轻女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种导向下性别角色天平呈倾斜状态，成为迈向现代的绊脚石。在以简单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下，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而不是劳动者的技术和智力。多生子女以增加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是家庭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黎族地区生产力较低的现状使多生孩子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 生殖崇拜是出于繁衍人口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黎族女性文身习俗体现了黎族的生殖崇拜。在黎族女性的文身图案中，出现最多的一种就是蛙纹的仿生形象。青蛙产卵数量大，腹部体征颇像孕妇，又有从蝌蚪到青蛙的神奇变态特征。黎族女性的文身正是对青蛙的模仿，并试图由此获得青蛙生殖的非凡神力。直到今天，黎族女孩在婚前能否怀孕生孩子仍然是男方家长同意结婚的重要条件，而胎儿是否属于男方的血缘则并不重要。[6]在人均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较小，因此多生孩子放在较为优先的位置。反过来，生存在自然经济空间里，对资源环境的最大压力来源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家庭人均拥有的社会财富量，同时增加了人口教育的投资，消蚀了扶贫的部分成果，使脱贫人口很快返贫。少数民族因人口政策优惠而使人口增长比汉区更快。五指山市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占人口比重下降2.79个百分点，黎族人口增加占总人口比重上升1.12个百分点。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认为致富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土地数量，二是劳动力的数量。农民再穷也要生孩子，尤其是男孩，这种落后的人口观念使得农民多胎生育，如果生不到男孩，就会继续生下去，一直生到男孩为止，这种生育惯性导致人口数量的增长，形成了多生孩子，越生越贫的怪圈。另一方面，又无力或不重视智力投资，不重视子女的教育，导致人口素质低下的状况不能得到有效地改变。大多数贫困户家里孩子多、负担重。衡量贫困的指标之一是劳动力负担系数，劳动力负担系数是指每个劳动力应承担养活的人口数，这一系数越大，贫困深度越深。根据调查，中部地区96%的贫困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大于2，表明贫困程度较深。 （三）文化精神上的贫困 贫困人口拥有的是一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不仅仅是缺乏生存的技能，而是失落了生存的意义。人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并具有明显的及时行乐取向。在贫困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购买彩票和聚众赌博的现象，幻想在一夜之间暴富。遇上结婚、上学甚至死了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大吃大喝，尽情挥霍，把仅有的一点积蓄消费掉。迷信鬼神、烧香拜佛、算命等现象成为一种常态。农民子女有病，不是到医院找医生，而是托人赶鬼或乱服药，既花费了钱财，又耽误了病情，越是贫困的地方，这种现象就越普遍。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当地人所从事的农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有关。黎族人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需求，产生了自然崇拜和鬼神文化，体现了当地少数民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和浓厚的原始氏族文化特色。[7]黎族人迷信鬼神的深层次原因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思想，人们难以支配、预测并完全认识自然界中的诸多奥秘，无法消除意外的发生，是对神秘现象的恐惧和在贫困面前的无能为力。价值取向来源于文化传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贫困文化的存在，折射出人们在社会现存的价值规范下难以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己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些地区，尽管政府和社会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为其“输血”，却没有形成造血功能，扶贫的结果也只是起到一种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而难以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源，因为他们缺乏的是一种跨出贫困的动力，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更为持久、更难于消除。 （四）小农经济结构根深蒂固 贫困地区农业结构小而全，专业化程度很低。每个农户都是一个生产的综合体，这种格局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一种表现。土地依然被视为生存之本，家庭收入的衣食住行及子女的上学费用，都出自土地，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仍然看不到明显的实例。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增长，新增人口仍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减少了人地比，而土地本身由于人口的增加则进一步被越分越细，造成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失去了基础。农民收入微薄，从事农业的收入仅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农民的自我积累能力和发展能力低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小农经济基础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五）教育上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基本上是单一的普通教育，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升学的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非常薄弱。据有关调查表明，海南贫困地区63%的小学生、70%的初中生和90%的高中生回乡后，既无改变家乡的思想，又无致富的特长。这些受过教育的文化人在成年后重复的仍然是从祖辈那里承袭下来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农民投资于教育的热情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热情难免有所衰减，于是，劳动者素质偏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观，“贫”和“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致富是需要知识的，知识就是财富，农民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是知识的贫困。在调查中，有些贫困农民认为，现在国家对大学生也不分配了，读书再多也没用，还不如回家多干点活多挣点钱更实在。有些农民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办好婚嫁或丧事，却不愿意将有限的投资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普遍存在鄙视文化的现象。教育具有风险高、收效期较长的特点，农民是现实主义者，面对的是生存的艰难，这就使他们对目前的考虑多于对未来的考虑。而对现实的考虑又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的投资。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减少，中断了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降低了社会竞争力，于是只能重复着父辈走过的路。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说，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无法做到平均分配的。即使有些贫困家庭的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但因为孩子多，经济困难，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能有足够的机会接受现代教育，对于他们来说，为家庭前途考虑，在家庭投资上增加教育成本还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宁可选择后者。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在家庭内部延续着的生活方式。贫困文化主要指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也有一部分穷人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里，不再通过自发性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这种亚文化使穷人无法融入主流文化，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并导致贫困的产生和持续。 三、建议 形成海南省中部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素质低下、思想观念陈旧、文化教育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因此，扶贫要根据民族特色，扶在根本上，扶在长远上，扶在发展上。 （一）从思想观念上扶贫 经济的贫困和社会的贫困，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贫困。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形成靠天吃饭和靠政府救济的惰性，不敢开拓、不思进取，简单地以“输血式”扶贫很难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动员一切宣传机构，大造舆论，在贫困人口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展开一场深刻的革命，树新风、破旧习，使之建构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现代价值体系，投到向贫困宣战、脱贫致富的社会变革中。 （二）重视人才资本和科技进步 改变贫困的决定性要素是知识的增进和人口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的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通过技术培训、文化教育、希望工程等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展丰富的科技下乡服务活动，向贫困地区输入实用技术，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从根本上改变其原始的、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指导贫困地区农民科学种田、科学务农的意识，学会使用农药施用、塑料大棚种植、新型农机机械的操作，结合自身多年农耕经验，成为生产致富的有用人才。大力发展订单式技术培训，让黎族织锦、山兰酒酿造、竹藤加工、黎族工艺、橡胶生产和特色养殖等实用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三）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这是改变小农经济结构，打破黎族社会封闭性的最有效的途径。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招商引资，对贫困地区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倾斜，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让农民在市场中冒险，亲自感受市场、体验市场。 （四）鼓励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 这是解决贫困地区人口过多问题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并随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降。同时，人口流动会通过邻里效应带动更多的人口流动而减少贫困，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持久性的地区贫困与贫困聚集现象。[8]2015年，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规模的增大和扶贫投入的增加，海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收入中，来自工资性、转移性的收入合计占收入的比重为52.8%，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98.8%。通过人口流动让打工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学会技术。当他们重返故土时，必然会带回现代文明的新观念，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同时，要从先进地区引进人才，扭转贫困地区人才资源外流严重的局面，从而打破经济封闭型的格局，使贫困地区逐步走上小康之路。 （五）发展特色经济 变“富饶的贫困”为“富饶的开发”。一是海南中部地区是全岛的生态核心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全岛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对海南省生态体系的平衡、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从长远考虑，进一步谋求恢复热带森林植被、保护水资源和生物资源，增加环境容量，发展生态农业，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配置具有特色的旅游业，强化中部地区的造血功能。二是充分利用中部气候冬暖夏凉和不同海拔高度有不同小气候类型的特点，引进北方的名优产品，进行反季节瓜菜的栽培。三是利用山地草料丰富的环境发展畜牧业，大力养殖黄牛、黑山羊、五指山猪等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良品种。四是推广种植经过选种改良后的山兰稻、香稻、木薯等传统优良品种。五是进行野生植物、药物、野菜的开发种植，大力发展百草酒、水满茶、油茶、生态苦丁茶、五指山灵芝等极有开发价值的药品和保健用品等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1] 张瑞敏，田 静.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难点与对策——以恩施州建始县长梁乡三宝村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07-112. [2] 赵全鹏.历史上海南岛内的族群流动及成因[J].贵州民族研究，2008（1）：168-173. [3] 符和积.海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构成、发展与特性[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6-106. [4] 朱 竑，司徒尚纪.海南岛地域文化的空间分布研究[J].地理研究，2001（4）：463-470. [5] 童玉英.社會性别视角下的黎族农民生育观——基于对海南省头塘村的田野调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8-93. [6] 江 冰.黎族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J].沧桑，2007（4）：9-11. [7] 王来喜.西部民族地区“富饶的贫困”之经济学解说[J].社会科学战线，2007（5）：71-79. [8] 方迎风，张 芬.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0）：137-143. [责任编辑：王功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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