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互利共赢的均衡发展观下的“智力丝绸之路”建设 |
| 范文 | 王韬钦 摘 要：“智力丝绸之路”建设强调了文化科技与商贸合作的互补关系，文化的交融能够指引带动国际商贸合作，国际商贸合作也必然消除贸易摩擦实现区域整体繁荣，这种协同关系也是各国在价值观上增进理解互信的过程。因此，中国互利共赢的均衡发展理念不仅有利于“智力丝绸之路”的搭建，更符合沿线国家的整体利益。本文以中国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视角，研究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探讨“一带一路”智力共享共建平台建设重点及难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智力丝绸之路”;互利共赢;产业转移 2016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要着力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是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体现了包容互鉴、开放创新、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在宏观经济治理中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深入理解关于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重要思想，应该明确“智力丝绸之路”提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一、“智力丝绸之路”提出的背景 （一）古丝绸之路的形成是“智力丝绸之路”提出的人文背景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的结晶，更是沿线各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张骞出塞甚至更早之前，文化科技的传播都要远远早于商贸活动，有学者认为：“周穆王到过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这段往返三万五千里的行程，表明远古的中西交往已有相当的规模。当在新疆发现了与四坝文化相仿而年代较晚的彩陶后，便可以说明，早在丝绸传播之前，彩陶已经体现出文化交流的内容”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谈到里海东西两岸，锡尔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分布着斯基泰人，他们与天山附近的伊赛顿人经常发生联系，而伊赛顿人就是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他们是西域最早的居民。而公元前10世界至5世纪，欧洲哈尔西哈特文化时期的青铜剑有双环柄首、半月形护手，明显受到中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流行剑式的影响，但这很可能并非基于商贸往来。文化科技的传播是商贸活动先行者，同时文化科技也会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交融发展。通过丝绸之路西方从中国得到了丝绸、茶叶、瓷器，而中国从西方得到了西域香料、珠宝、医药、汗血马，在此期间，中国产生了四大发明，而在闭关锁国后的几百年，中国在文化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却十分有限。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东西方两大文明连通的纽带。 （二）“智力丝绸之路”的提出体现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要求 造福全球，这是中国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更需要“一带一路”注入持续的发展动力。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通过产业转移间接实现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196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544件，投资额6.65亿美元，是1965年的4倍多，对亚洲直接投资仅次于北美，位于第二位。但是，从90年代至今，随着日本作为产业转出国与承接国在科技水平上逐渐拉平，且日本过度依赖转出地的资源，导致国内技术转移出现了停滞。从这一现象不难发现，产业梯度转移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意义。波特提出生命周期理论，为产业转移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任何产业都可以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在具备一定的产业梯度转移的前期下，产业转出地的衰退产业对于承接地而言可能是前3个发展阶段，对于承接地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不能及时转移过剩的产能，那么未来将会是长期的萧条，全球性产能过剩也是“一带一路”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对于转出地而言，产业的转出必然打开GDP的缺口，这需要通过发展新的产业来填补，通常从创新阶段开始发展，客观上将促进转出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因而产业梯度转移是互利共赢的。 （三）“智力丝绸之路”的提出体现了国际间科技要素均衡的需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不相同，各国在科技实力上表现出的差异性较大，以农业为例，各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人员数量、专利申请、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有很大差距。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于较低的排名区间，其中中国得分64.4，排名第24，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但仍落后于德国、美国和瑞士等国家约20分。为了赶上这些“超级创新者”，中国需要提高软驱动的性能。当前，我国科技智力水平总体处于中上游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即使是与“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相比也只有相对优势，尚难以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力量。以农业的科技人员人数为例，统计对象为在正规农业研究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总数约为72.9万人，而我国农民是农业科技的主要应用者，如果将掌握科技的农民计算进来，大约增加100万人左右，而这部分人仅占农村劳力的0.64%，且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劳动力及掌握农业科技的农民数量还在持续减少。尽管我国農业技术人员总数具有优势，但每万名农村劳动力中的技术人员仅为6人，且大学以上学历占比仅为53%（含成人函授教育），中专、职高比重过大。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每万名农民劳动力中拥有技术人员高达40人，即使是印度也有10人，学历构成也更有优势。 尽管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等方面还不存在引领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绝对优势，然而在世界经济循环积累起的“全球失衡”背景下，中国也迎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大国群的“引擎”作用逐步显现。因此，在世界经济多变以及中国经济处于转则点的历史新时期，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成为实现国际要素均衡自由流动的纽带。二、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一）价值观或信仰不相容 亨廷顿指出，冷战后世界人民最主要的差异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方面，而是文化的差异。宗教文化信仰往往形成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偏见，导致国际间在某些经济发展领域存在文化和技术上的禁区。沿线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区域内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根据World Factbook关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宗教信仰情况的统计，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仅为28.6%，大多数国家间信仰差异十分显著。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对相关合作国家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来实现智力均等化，而技术性培训却难以实现输出价值观，据研究通过国际权威杂志的路径进行价值观输出是最为有效方法，同时成本相对低廉，然而欠发达国家在这种智力产品的订阅方面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杂志订阅量远远高于阿富汗。 （二） 技术标准接口统一难度较大 沿线国家存在不同的技术标准，技术的直接转移可能存在不兼容性，在实现较高水平的协同之前，投资的流动性、区域经济协同增长的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出来。不兼容现象在农业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沿线国家关于农作物的种植条件区别很大，有不少是热带气候，有的是亚寒带，而我国大部分区域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当然种植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最终也需要通过技术转移及智力均等化来化解。学术论文往往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科技合作的先行项目，也是科研产业活动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可以有效固定对于规律的认识结果。国际间合作论文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科技资源和知识资本国际扩散途径，展示出国际间技术标准接口的统一协同的基本格局。然而中国与沿线各个国家的论文合作也并不均衡，截至2019年3月，中国与新加坡合作论文数最多（27282篇，总被引544179次），其次为俄罗斯（10685篇，总被引323189次），而与陆上丝绸之路重要国家合作较少，如与巴基斯坦（5319篇，总被引84148次），与沙特阿拉伯（5817篇，总被引108904次）。 （三）普遍存在于国际间的贸易壁垒 当今世界处于艰难的复苏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十分盛行，随着贸易多边组织谈判的新紧张，自1995年开始新型非关税壁垒种类不断丰富、数量不断提高，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据测算，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因技术贸易壁垒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33.8亿美元，新增成本247.5亿美元，40%以上的出口企业遭遇过技术贸易壁垒。根据WTO官方统计数据，2018年世界非关税壁垒总数已达5771起，从1995年WT0成立至今，非关税壁垒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较1995年增长了约47.9%。非关税壁垒往往以合法政策的形式出现，区别于传统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隐蔽性越来越大，针对性越来越强，运用越来越广泛。国际贸易壁垒是国际智力要素在沿线国家间实现均等化配置的重大障碍。一直以来，国际间政策商贸往来是促进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贸易壁垒的存在不仅限制了境内外商品输入本国，同时也限制了技术资源的自由流动，这是十分不利的。 （四） 大量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一带一路”倡议所囊括的65个沿线国家中有45个表现出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如东盟10国多以农业为主，贫困人口众多，从二战开始至今由日本主导建立的初级工业加工体系成为“雁行理论”战略的构成部分，然而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衰退，这些国家在产业升级上的难度日益增大。而西亚18国则体现着严重的油气资源依赖性，对于引入新产业的动力不强烈，除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外，其余均以油气开采为主要经济来源。由于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导致大部分沿线国家国内人才培养能力十分有限，科研机构的数量、质量都较低，仅仅依靠中国单项输出专家很难从根本上帮助这些国家文化科研体系，难以实现“一带一路”智力要素的均衡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从现代产业新的垂直分工体系来看，仍处于不利地位，比如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不均衡，产业链大部分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创新驱动能力不强，品牌影响力有限，可以说中国正在从“大而全”向工业强国的征程中迈进，中国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固步自封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三、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一）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 一是抓好智力梯度转移与长期均衡的协调。在一定期间内容忍智力要素的不平衡分布对于产业梯度转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要结合沿线各国产业发展和人才支撑的实际情况，做好产业梯度转移的研究，既要承接产业，也要适时转出衰退产业，各国应密切协同做好产业衔接，避免因区域同质化竞争缺乏产业转移空间，进而出现区域整体萧条。同时，从长期来看，随着沿线国家经济往来的密切，区域间智力要素将实现均衡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对科学家在国际间的有效配置进行深刻分析，他指出这种有效配置关键在于科技和智力要素的“均等化”配置，这是因为三方面原因：其一，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科技而言，由于市场愈发国际化，这些科技也必然会国际化配置。其二，随着产业的全球化分工，“智力外流”的观点被否定，各国对于人才的流动持有互利共赢的态度。其三，与过去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创新速度方面更胜一筹，随着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趋势愈发明显，创新模仿和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这也有利于智力要素的均衡配置。 二是倡导丝路精神打造优良的国际营商环境。“丝路精神”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受到了中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智力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中 “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智慧因子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融合。过去从政府到民间对于贸易摩擦一概认为这是西方敌对性态度，总是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角度去分析，近年来逐渐改变，意识到国际营商环境之所以不优很多时候往往与文化和价值观冲突有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外投资遇到一些摩擦属于正常的营商范畴。在商言商，不能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政治化”。“一带一路”正是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完美诠释。因此，要努力以文化智力资源增进沿线国家价值认同，共同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三是以激发沿线国家内在驱动力为关键实现互利共赢。如果打造“智力丝绸之路”需要以前期帮扶来引领，那么真正实现智力要素“均等化”就需要所有沿线国家共同參与。中国单方面的智力援助并不是长久之计，沿线国家需要大力提升自身创新驱动力为丝路共同建设献策献力。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互利共赢的，这样才能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从而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中国从沿线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空间，沿线国家也可以获得相对自身而言尚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输出，也要针对自身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做好资源引进工作，进一步激发民间参与丝路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基于国际分工合作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整体效能最大化。 （二）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重点 一是强化丝路文化价值的传播力度，营造文化技术合作的轻松氛围。古丝绸之路文化先行的特征说明了文化价值的“开路”作用，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要针对沿线国家特点采用丰富多样的传播方式，对于中亚、东欧的重点国家，要研究中国文化与这些地区区域文化、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采用该地区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传播;也可采用俄语等多种代表性语言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与当地媒体合作，制作中国专题节目;以人物、景点、艺术、节日以及中国衣食住行等为主题，增强娱乐性和灵活性，避免枯燥无味，让沿线国家人民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是增强技术产品的国际“定植能力”，提高科学技术转移的效果。智力要素均等化最终要转化区域生产力，中国的技术是否能够在沿线国家顺利“定植”是关键。比如有些农业技术在我国创造了巨大的效益，但在另一国可能无法适应，因此重点研究合作对象在产业、市场、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努力协同技术接口，打造能够适宜双方共同使用的技术产品。同时立足于产品较好的盈利能力，吸进全球精英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共同参加到丝路经济带的建设当中来。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相邻国家，在农业、制造业、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等领域具有较大的互补性，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能够为东欧以及中亚国家起到极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国技术在这些地区定植应用的市场信心。 三是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合作，消除技術转移的贸易壁垒。民心相通能为贸易带来繁荣，贸易也能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要实现国际智力要素在国际间转移并产生均等化，就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力度。古丝绸之路通过商贸往来，在贸易沿线造就了大量由民族宗教复杂人民组成的集市乃至城邦，不仅造就了繁荣的贸易，也促进了中西方智力文化的交融，消除了文化间的隔阂和贸易的摩擦，成就了众多的贸易习惯法，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具有双赢性质的贸易是消除单边主义行动的良方，在新的时代，在新丝路建设中，更要运用古人的智慧，在不断的贸易活动中增进理解互信、不断修改贸易法规、达成互信机制，消除各国为保护人民“负面福利”所设置的“隔栏”。 四是发展外向型实体经济载体，为国际间智力“均等化”的注入持续动力。打造“智力丝绸之路”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各国企业之间的产能合作当中去，这才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扩张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为外向型企业减税降费，把那些创新能力强，产研转化前景好的外向型企业作为结构性降税目标，引导更多企业通过国际间产业梯度布局来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良性互动与合作，为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注入产业引领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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