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透视 |
| 范文 | 刘宏韬 赵美岚 [提 要]实现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也是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向往的实践追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最新成果，其中内蕴着坚实的逻辑理路和丰富的价值意涵，对于引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方向，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现代性和全球问题，构建地球美好家园，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深入探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实践逻辑，无疑对我们更好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逻辑 [作者简介]刘宏韬（1994—），男，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美岚（1971—），女，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研究”（17ZK0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问题指向和核心基点研究”（17KS05） 生态文明是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为继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中国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晰的逻辑理路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辩证发展的演变过程，其历史耦合中所形成并蕴含着的理论逻辑，内在地规定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质属性和生成发展脉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产生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智慧经验的有益汲取，又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建国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生态论述精华的继承发展，还有对现代西方主流生态理论的借鉴创新，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乃至全球生态问题的科学行动指南。 （一）文化之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主张中就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哲学智慧，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生态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先哲们将人与自然关系视为安身立命的重要课题，儒家和道家尤为注重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性天相通，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特征，强调“天地位焉，万物有焉”，[1]认为世间万物的生长消落都有其自身规律，这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自然“天命”，因而要“知天畏命”，要求人们在追求真理时应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发展。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则突出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的生存理念，提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衍生而来，“道”者即自然也，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不应人为破坏其内在联系，应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遵循其自然法则，在动态和谐中实现物我冥一。简言之，“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提倡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第二，“仁民爱物”的道德主张。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出“爱人及物”，倡导人们对大自然要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万物皆可养人，故“爱”育之。墨家学派主张“兼爱交利”，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互利。道家学派则认为“爱人利物之谓人”，突出“爱人”和“利物”之间的关系，主张人类要把自然界的利用和保护结合起来，实现自然资源永续发展。可见，儒墨道三家在对待“仁民爱物”的态度上基本都是秉持生态道德主张，坚持爱万物不取尽物。第三，“以时禁发”的保护原则。古代先哲曾指出：“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2]主张通过立法来保护生物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古人长期在实践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邃思考总结的思想结晶，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视的思想瑰宝，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积蓄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理论之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其《自然辨证法》、《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论著中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他们的自然生态观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彻底摈弃传统自然观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片面认识，将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深入分析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来看，主要思想觀点涵盖：首先，“人类须尊重与保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人类必须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反对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人类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人类属于自然并依赖于自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劳作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其次，“人类须顺应自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特殊存在，即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但是，人类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依照自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朝着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否则，最终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自然生态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深刻描写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河流被污染的状况，并认真剖析了近代生态危机出现的主要根源，充分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为获取最大利润不择手段地向自然界索取，破坏了人与自然间良性动态平衡，违背了自然发展规律，最终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最后，“人类须与自然和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实现“两个和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类要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界进行积极改造，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统一。二是人与自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它包括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两方面，从根本上说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关系，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加剧。要达到两对关系的和解，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论述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理论观点，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思想之源：建国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向苏联学习，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在工业上，片面发展重工业;在农业上，在“以粮食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大量采取围湖造田、开山种地的方式增产亩地，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了原有自然生态平衡。对此，在总结“大跃进”时期生态破坏的经验教训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保护生态自然等相关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初探索，并逐渐形成了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看待上，他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中指出：“如果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界，或是认识不清楚，那么就会碰钉子，自然界会抵抗、处罚我们。”[5]毛泽东告诫我们要重视自然界，深入认识并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如果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违背自然规律行事，那么我们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此外，毛泽东还要求加大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兴修水利、防风固沙，并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治理政策和理论。改革开放后，国家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由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态保护意识不强，导致我国在一段时间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对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绿化工作提上日程，鼓励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提出要走一条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加强立法，主张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法（试行）》的颁布开启了环境保护的法制化进程，随后1983年在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正式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要“控制人口、节约资源、把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6]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我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布局。整体而论，建国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文本都是建构在“保持人与自然和谐”这一根本基点之上，旨在探索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在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实践中萃取出“生态文明”这一崭新思想的理论基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引领了道路方向。 （四）它山之石：现代西方主流生态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相继出现了诸多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至此就有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态环境形成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危害，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理论体系。其中，对现代社会生态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论三种理论流派。其一，生态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将自然界视为世界的中心，主张人们要对自然存敬畏之心，强调人类是生态自然界的一员，需要平等对待自然、维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物生存权利，不能肆意凌驾于生态自然之上，同时还要把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伦理赋予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要求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认为这样才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二，生态社会主义。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去深入解析生态危机发生的实质，并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新方案，找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现代西方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在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最大化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不断扩大商品再生产，大量攫取商品生产原材料，最终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社会秩序混乱，而唯有变革社会制度，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是解决生态危机之道。其三，可持续发展论。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阐明了可持续发展论的含义，要求当前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7]明确要求发展要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条件，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相关的环保举措，主动利用科技创新倒逼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最优发展道路：循环、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环境“双赢”发展。综合来看，现代西方生态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和谐共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视域与研究方法，对我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鉴。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 改革开放后，工业的迅速发展致使我国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烈意愿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既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实现“美丽中国”的科学道路。在理论上找到引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指南，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成为新时代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真理阐释：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消除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建立共产主义最终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旨归实现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路，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解。在他们看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由崇拜轉变为征服，人与人的关系也从专制转变为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贪婪的资本家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逐超额利润，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必将引起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只有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才能消除生态危机。过去，由于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自身认识不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将发展手段和目的本末倒置，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背离了改革发展的价值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据此而论，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共产主义，在“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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