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税收规避 |
| 范文 | 孙振华+王建平 摘要：文章以我国2009～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对公司税收激进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在引入产权性质变量后，发现，相比较国有控股企业，在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抑制作用要表变现的更加明显。 关键词：产权性质；高管薪酬；税收规避 一、引言 税收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导致现金流的流出，企业的税负水平也关系着企业行业竞争力（杨志勇，2017），因此为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很可能会进行税收规避，而在我国，会计制度设计与税法规定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非应税项目来降低企业税收的目的，同时又不影响企业的会计收益。另外，在具体的税收操作实践中，现行的税收法律条款、乃至法律制度本身也是不够完善的，各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漏洞依然存在，而这些漏洞便成为了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天然条件。然而，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不仅会侵蚀我国的税收收入，影响国家税收的调节作用，还会增强企业法律风险，随着税收体制和法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对企业在税务方面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对某些企业而言，在一些激进的避税过程中，往往难以避免的会触碰法律的红线，使得企业的避税风险难以管控。 那么，如何才能约束企业的避税行为，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呢？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高管往往成为企业避税行为决策的核心。那么，有必要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研究纳入到所有者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框架中。避税的代理观认为避税行为往往会加深企业的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企业的价值（DesaiandDharmapala，2009；HanlonandSlemrod，2009），企业的避税程度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避税行为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刘行、叶康涛，2013）。也就是说税收规避一方面可能会增加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有效的激励高管合理的开展企业的纳税活动成为了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 本文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薪酬契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影响，同时，本文还引入了产权性质变量，考察在各种所有权模式下管理层薪酬对税收规避影响的差异。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薪酬与税收规避程度负相关，表明管理层薪酬机制对避税行为是具有治理效应的。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税收规避的负相关关系要更为显著，说明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薪酬契约这一治理机制更有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中，管理层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基于会计业绩的薪酬契约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周俊仁等，2010；张丽平，杨兴全，2012；王生年，尤明渊，2015；方军雄等，2016）。 大量证据也支持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Desai和Dharmapala（2006）认为企业避税行为往往会伴随着寻租行为，而存在私利动机的管理人员则会从中谋利，而薪酬激励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之一，可以抑制管理层的寻租行为，从而抑制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Armstrongetal（2015）采用分位數回归的方法，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一般水平的税收规避行为，抑制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与税收激进水平负相关。 对与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而言，高管薪酬激励对于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是不同的。 当前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的很大比例，而这些公司的经理并非是通过市场选拔而来，虽然我国一直在推行高管薪酬改革，建立和绩效挂钩的薪酬机制，但是高管具有行政级别，他们的薪酬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管制。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代理关系相对比较简单，管理层的薪酬制定和经理人的选拔更加偏向市场化。因此，本文认为，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治理效果要更加显著。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国有控股的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对高管薪酬与税收激进水平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业绩过差的ST和*ST公司，最终得到了2802家A股上市公司15889个年度观察值。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按前后1%进行了winsorize的处理。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借鉴Desai和Dharmapala（2006）的固定效应残差法来衡量，该方法剔除了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相较于其他指标而言，可以更为准确的测度税收激进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BTD会税差异，即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来衡量税收规避程度，通过[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适用税率）]/期初总资产计算得出。，TACC是公司当年应计项目，由公司当年应计项目总额除以上一年资产总额衡量，μi代表公司税负差异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特征部分，εi，t代表公司税负差异的变动特征部分，TaxPosition=μi+εi，t用来衡量公司税收激进水平，μi+εi，t的值越大，表示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 2. 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辛清泉等（2007）、王克敏、王志超（2007）、以及方军雄（2012）的做法，以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 3 名高管的薪酬总额”的平均数衡量高管薪酬，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3. 调节变量 为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薪酬对税收激进程度的差异影响，本文用STATE表示公司产权性质，如果公司最终控制人为政府（国有），取值 0，否则取值 1。 4. 控制变量 借鉴刘行、叶康涛（2013）、Armstrongetal（2015）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EP；股权集中程度Zindex；成长性Growth；资本密集度PPE。另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变量。 （三）模型构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税收激进程度（TaxPosition）的平均值为0.0295，极大值为0.0537，极小值为0.0060，标准差为0.12，这说明各公司之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另外，会税差异（BTD）的均值为负数，这是因为我国税法对于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比较严格，导致大部分的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会超过利润总额，而当从BTD中扣除应计利润的影响之后，TaxPosition的均值为正数，体现了该指标的修正作用。解释变量高管薪酬（LnPay）的平均值为14.0187，极大值为15.2168，极小值为12.76569，标准差为0.6531，表明样本公司高管薪酬的差异性较大。 （二）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中可以发现，模型1高管薪酬LnPay与税收激进程度TaxPosition的回归系数为-0.00090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高管薪酬对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1。模型2加入了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以检验高管薪酬的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差异，从回归结果中发现，高管薪酬LnPay的的系数为-0.000496，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的交互项LnPay_State的系数为-0.000529，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的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对高管薪酬与税收激进水平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将公司的避税行为的研究纳入到委托代理框架中，考察基于会计业绩的高管薪酬契约对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否具有治理效果。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我国2009～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对公司税收激进程度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发现，相比较国有控股企业，在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对公司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要表变现的更加明显。 （二）建议 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降低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的流出，但是这种行为却给企业带来的很大的风险。一方面，管理层可能会利用避税行为牟取私有收益，另一方面，避税行为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旦不慎就可能违反国家法律，使企业陷入困境。因此企业有必要采取措施，规范企业的避税行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良好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合理利用高管薪酬激励，使得高管在作出决策时，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2.深化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建立与业绩挂钩的高管薪酬制度。 参考文献： [1]杨志勇.美国公司所得税改革：争议与启示[N].21世纪经济报道，2017-01-17. [2]盖地.税务筹划（第5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M A Desai， and D Dharmapala. Corpora 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03）. [4]Hanlon M.，and J. Slemrod. Whatdoes Tax Aggressiveness Signal？ Evidencefrom Stock Price Reactionsto Newsabout Tax Shelter Involveme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1-2）. [5]刘行，叶康涛.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J].会计研究，2013（06）. [6]周仁俊，杨战兵，李礼.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较[J].会计研究，2013（12）. [7]张丽平，杨兴全.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J].软科学，2012（10）. [8]王生年，尤明渊.管理层薪酬激励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04）. [9]方军雄，于传荣，王若琪，杨棉之.高管业績敏感型薪酬契约与企业创新活动[J].产业经济研究，2016（04）. [10]M A Desai， D Dharmapala. Corporatetaxavoidanceandhigh-powered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01）. （作者单位：孙振华，盐城工学院管理学院；王建平，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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