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管理创新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互动机制 |
| 范文 | 杭丽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既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举措，又是推动幸福导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战略。社会管理创新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互促互动机制：一方面，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拉动社会管理创新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幸福价值归属。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又有利于推动 “幸福产业”驱动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幸福产业；社会管理创新；主观幸福感；互动机制 一、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拉动机制 追求幸福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方式之一， 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把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为其发展目标和价值归属。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对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2012年6月28日，第六十六届联合国宣布把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其根本动因就是把追求幸福和福祉视为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然而，现实经验证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单纯追求GDP增长并不可能必然地相应会带来人民幸福感的同步增加，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学家们曾相继提出相对消费理论、适应性水平理论、幸福悖论、福祉经济理论、加拿大真实财富理论（凡勃伦 ThorsteinVelben，1899；杜森贝James S. Duesenberry，1949；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1971； Easterlin，1974；黄有光，2005；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Anielski，2010）等都说明人们的幸福感除了受到收入的因素影响以外，还会受到环境污染、失业、通貨膨胀、政府治理、社会资本、公共支出、城市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尽管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可是幸福指数并没有随之同步增长。因为“为了追求GDP增长，我们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状况更糟的社会”。另外，从幸福量化实证的角度来看，随着英国新经济基金的“快乐星球指数”、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的福利函数、马克·安尼尔斯基的真实财富模型、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幸福指数”以及我国政府和学界陆续公布的 “人均GDP 含金量”、“幸福指数”、 “绿色指数”、“美好生活指数”、“民众获得感”等多种内涵形式的幸福感量化指标不断出现，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不同幸福发展模式已悄然成世界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根据联合国发布《世界幸福报告2017》的显示，根据人均GDP、社会支持、预期寿命、社会自由、慷慨和缺乏腐败等因素作为衡量每个国家或地区公民主观幸福感的量化标准，我国居民平均主观幸福度却不如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关注GDP指标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数据显示，十二五期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亿万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前景、潜力无限。但是，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我国社会矛盾已发生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条件下，将幸福价值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发展中诸多不幸福不和谐的因素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成败的重难点。因此，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模式应运而生。即在继续保持生产力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幸福已经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领航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是拉动社会管理创新，更是完善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测评体系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把幸福战略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向。在幸福转型期，社会化的背景下，提升社会管理水平，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关注群众的幸福生活更成为目前我国学界和政府需要解决的发展难题。从政府层面来看，“幸福江阴”、“幸福广东”等是政府幸福实践的有益探索。从理论学界来看，邢占军（2005）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十个方面建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此外，积极健康的休闲也已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变量（中国旅游研究院，2014；李粉等2018）。基于此，笔者根据中国规模最大媒体民生调查活动《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历年相关数据整理发现（如图1所示），以2012年、2016年度为参照，2017年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三大因素中主要包括收入水平（46.10%）、健康状况（53.70%）、婚姻情感状况（34.60%）。尤其是，目前健康状况已成为超过收入水平的首要影响因素，但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当代中国居民的重要因素。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教授所说，“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继续增加。由此可见，通过找出制约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可知，主观幸福感的获得与提升必然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政治建设的“五位一体”格局紧密相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社会管理具有构建主观幸福感的功能作用，但是要想真正地发挥这种功能作用还要取决于：第一、社会管理是否健全；第二、社会管理是否能够积极优化配置经济社会资源；第三、社会管理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经济社会结构；第四、社会管理是否能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简言之，即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来满足并扩大新常态下全社会居民的有效需求，进而增进人类的幸福福祉。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时，曾提出促进“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这些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紧密相关的“幸福产业”所强调的不仅是“产业”，更要求“幸福”，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民本、民生思想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作为改革发展的目的和价值归属，需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幸福产业质量提升。这将有助于拉动并增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能力水平提高。与此同时，这一点也可以从《国家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全国老龄办等25个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以此增强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的政策措施中窥探一二。 二、社会管理创新对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推动机制 社会管理是幸福水平的重要来源，社会管理创新对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为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其所必需的民生权益基础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一切以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其核心在于服务民生幸福。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对生存、生活、生计三个民生幸福的基本层次产生作用影响。特别是，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有助于推动家庭、消费、休闲、环境等领域更多体现出居民对医疗、教育、安全、养老、社会保障、环保等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条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2016年包頭市政府也通过社会管理创新，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如《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办法》，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在旅游、科技、健康、体育、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增加服务供给，有效地提升由于加快“幸福产业”驱动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给居民生活增进的“幸福感”。 （二）社会管理创新坚持服务优先的理念，为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权益基础保障 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政府必须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并且规范相应的社会政策。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政府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其施政目标，切实转变政府的各项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为优，在服务中积极落实强化管理。尤其是，政府应加快推进均等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服务群众、企业和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融入政府社会管理的价值目标，以此不断增进群众对政府服务状况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2017年该区通过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补足社会建设的短板，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以“集中居住、养老育幼、政府扶持、多元运营”为主体，能够充分体现蒙古族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特色的“养老扶幼型、医养结合型、民俗颐养型”等休闲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该区以智能信息管理养老平台开发为基础，通过创新政府在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为牧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形成以社区服务组织、慈善惠民超市为载体的牧民养老园区发展新模式。以此，不仅有效破解牧区养老问题，实现家庭老人“老有所养”，而且为加快“幸福产业”高质量进程中产业系列品牌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推动“幸福产业”驱动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增进该区居民对政府服务状况的获得感、愉悦感和满足感。 （三）社会管理创新坚持协同合作，为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所必需的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基础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强调发挥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进一步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等主体的社会管理责任。通过全社会的协同合作、民主管理，有效整合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不断扩大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努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格局，使居民的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充分体验主人翁的地位，进而增进居民对社会民主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满意感、安全感和价值感，有效提升居民的政治幸福感和文化幸福感。 （四）社会管理创新坚持绿色发展，为提升主观幸福感所必需的经济权益、人文权益和生态权益基础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坚持生态优先，坚持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形式的绿色发展道路。即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一、二、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必要条件准备。更重要的是，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整合社会资源，大力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态资本，从而为群众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供相应的经济权益保障同时，协调保障人文权益和生态权益。进而，有利于促进人民群众对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有效提升居民的文化幸福感和生态幸福感。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绿色是内蒙古发展的底色和潜力。70多年来，该区先后制订 “保护牧场、禁止开荒”、保护草原森林、禁止乱垦滥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其主要是做法是率先在全国实施草畜统一经营责任制，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推行生态补奖制度、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一系列严格制度，大力推进资源节约、污染防治工作，有利于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根本转变。从发展质量来看，根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4069元，仍居全国前列（如图2所示）。甚至，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主要污染物减排也达到国家要求。与此同时，不仅从发展的动力结构来看，创新驱动正逐步代替传统产业驱动；而且从市场结构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更加凸显，市场活力变得更强。据有关资料显示，2016全年专利申请量增长25%，新登记市场主体36.7万户，增长8.3%，平均每天超过1000户。由此，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坚持绿色发展对于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非凡的意义。 三、结论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拉动社会管理创新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幸福价值归属。同时，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推动“幸福产业”驱动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两者存在互促互动的机制作用（如图3所示）。 然而，基于个人心理体验的主观幸福感会因不同标准而产生因人而异的差别性。要想缩小这种个体的幸福感差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就必须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以突破原有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机制、管理方法等主要内容，不断超越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程度。基于此，这样才能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社会环境，使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换句话说，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以幸福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驱动，使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实现最优配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社会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促使全面发展，也才有可能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众所周知，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的“双转型”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不断加速，社会结构变革持续加快的同时，社会利益日益分化、收入分配方式形式也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状态。我国的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因此，如何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相互影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找出其制约因素和原因，从而提出实现两者互动并进的路径选择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应高度重视如何将这种互动机制运用到不同区域特色 “幸福产业”、“休闲养老产业”等产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中。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社会事业补短板幸福产业稳增长[J].宏观经济管理，2016（11）. [2]（加）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广东省人民政府网.印发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的通知[EB/OL].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110/t20111012_285762.html，2011-10-09. [4]景朝阳.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综述（2016年11月）[J].经济，2016（36）. [5]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动态[J].经济学动态，2009（02）. [6]李顺毅.绿色发展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7（01）. [7]马峰.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J].中国发展观察，2018（05）. [8]民众获得感调查：与幸福感、生活情况、成就收获等息息相关[J].新民周刊，2018（09）. [9]牛禄青.大幸福产业新动能时代的隐形福祉——新休闲释放新动能[J].新经济导刊，2017（09）. [10]张海芳.包头市“五大幸福产业”提速快进[N].内蒙古日报，2017-08-31. [11]任保平.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02）. [12]万树.安徽省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06）. [13]于鹏洲.城市建设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市的数据为例[D].天津大学，2016. [14]张江雪，等.国外绿色指数相关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0（09）. [15]张晶织.织密民生幸福网[J].实践，2017（10）. 本文为2017年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院级研究项目“国内外休闲养老行业发展经验及其对丽江的启示”（项目编号：2017XY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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