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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质量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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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曼芸阳惠史可任薇薇

摘要：随着FDI在我国不断增加，引进资本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话题也存在争议。文章运用我国 2000～2017 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引入表示FDI质量及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通过VAR模型对两者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质量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FDI质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但会明显加速提高FDI的质量。最后，文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质量;产业结构升级;Var模型;实证分析;滞后效应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引进外资，尤其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断激增。我国国务院于2018年印发《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且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产业优化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引进外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FDI的效率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FDI与东道国产业机构升级的内在关系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关注，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解释。

在国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刘泽（2019）运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我国不同的产业吸收利用FDI的效率不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可通过调整不同产业占用外资的比重实现。余菊（2013）提到FDI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提高影响显著，并且逐渐向第三产业集中。而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FDI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是有绝对的积极影响，罗丹程等（2019）就东北三省的研究表明FDI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会有弱化作用;赖艳蕾（2019）实证分析得出FDI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它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有抑制作用;于海波（2019）基于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性偏差，表示引进外资促进产业发展但会加重产业结构的失衡。当然上述学者的论述仅仅是基于某个地区进行研究，但是在我国的大范围内，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还是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对不同产业结构有着不同影响。黄永明（2018）研究得出FDI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而FDI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抑制效应。对于FDI质量的研究，李敏杰等（2019）分别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六个维度对FDI质量进行定义，其认为不仅要看数额还要综合质量。

上述文献均对FDI质量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参考价值。但国内关于FDI质量与产业机构升级的关系研究较少，且我国大多数学者将FDI额作为变量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我国对FDI质量作为变量的研究几乎没有。FDI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是否向我国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延伸附加值的领域流入，能更直接有效地与我国产业升级相互作用，本文在扩大数据时间范围的条件下研究FDI质量与我国产业升级的相互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前人研究的空白，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对于我国新时期的产业优化、引进外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择

1. FDI质量指数

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二）模型设立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FDI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作为内生变量，为更好地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滞后阶数为n的Var模型表示为：Yt=A1Yt-1+…+ApYt-p+Bxt+ξt，其常用于预测分析系统内生变量的相互关系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FDI质量综合指数、产业升级指标所涉及的实际利用FDI额、三产的增加值等均来源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

三、实证分析与过程

（一）实证分析

1. 采用ADF检验方法检测平稳性

对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是为了看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所以首先要对本文2000～2017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才可進一步检验FDI质量与产业升级两个变量之间所具有的相关关系。通过Eviews7.0软件，对这两者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如表2 所示。

两个变量中只有Qfdi小于1%的显著水平，表明FDI质量变量是平稳的，产业升级指标通过一阶差分后，小于5%的显著水平，即拒绝了不平稳的原假设，表示QFDI，Ind都为I（1）单位根过程，满足var模型的要求，且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9，表明模型拟合优度高。

2. 最优滞后期选择与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的效果是否最优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选择其最优的滞后期。滞后期选择过大或过小都会对Var（1）参数估计效度和信度造成直接影响。本文依据Eviews7.0软件提供的五个常用信息准则来选择滞后期。例如AIC指标越小就越优。由表4 可知，五个评判准则中五个*都标注在了第一期，因此，本文选择Var（1）模型。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利用Eviews7.0可以得到Var模型的方程式：

选择了Var（1）模型之后，本文用单位根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从而判断其结果是否具备有效性，如果稳定即可做脉冲和方差分析。假如检验显示出所有的方程的根都在单位圆内，即其倒数都小于1，则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反之亦然。如图1所示，Var（1）模型整体具有稳定性。

3.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选择了15年作为滞后期来分析FDI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2、图3所示。由图2看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FDI质量在第0期几乎没有响应，但之后产生了显著的正冲击，冲击影响不断增大且在第3期取得极大值，在此之后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稳定。这表明也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滞后效应，在当期变化几乎不会引起FDI质量变化。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FDI质量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在之后一定时期内效果会减弱。

从图3的脉冲响应曲线可以看出，FDI质量首先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短暂的负冲击，接着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个正冲击并在第2期最显著，之后减弱趋近于0。说明在短期内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刺激作用，长期效果不明显。

4.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通过分析FDI质量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相互冲击效果，来了解两者对于彼此存在的重要性。从方差分解可以看出，产业升级对FDI质量在当期几乎没有产生贡献，从第一期开始逐渐产生显著影响且贡献度稳定达到60%以上。同时可以看出，FDI质量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第一期就产生了贡献度且有所增长，在第3期后不断稳定，但贡献度不足30%，其贡献度值较低可能是由于影响产业结构的宏微观不确定因素较多，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限。

5. 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分析FDI质量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关系。从表6 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为5%的情况下，假设1在P值为0.0037，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FDI质量水平的Granger原因;假设2承认原假设，但在10%的显著水平下，则认为FDI质量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说明FDI质量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但产业结构优化对FDI质量的作用更显著。此结论与上述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得结论一致。

（二）结论及原因

FDI质量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上述已经进行单位根检验，证明所估计的Var（1）模型具有稳定性，对结果能做出有效解释。这是因为FDI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产业往更加优化高效、绿色协调的方向发展，而我国产业升级必将推动外商在更具有附加價值的领域投资，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关系。

我国产业升级对外商投资质量影响短期存在滞后效应，但长期贡献日益增长。我国产业升级当期不能对FDI质量产生影响，即存在滞后效应，但长期产业结构优化，如通过实行“一带一路”政策、大力投入高新科技要素、着力发展绿色经济、开办健康产业带来的溢出效果能有效提高FDI质量。

FDI质量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Var（1）模型方差分析反映了FDI质量对中国产业升级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其一，虽然，近年来外商投资额保持规模并有所增长，但是FDI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等需要利用密集劳动力和低价资源的产业，在高新科技方面投资远不足我国国内投资，FDI质量不高且有下降趋势，对于我国产业升级影响较小。其二，影响我国产业升级的变量很多，FDI质量作用范围有限。其三，FDI在投资结构上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其对我国产业升级的贡献远小于国内贡献。

四、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国内投资结构、通过产业升级有效引导FDI质量提高。产业升级对FDI质量长期贡献日益增长，政府应引导外资进入先进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优化外资布局，加大研发性、高科技的投入，减少低效产业投资，以此提高投资质量，推进产业升级。此外，通过国内产业升级优化，吸引外资向更加创新、高效的领域流入，形成双向反馈传导机制;第二，增强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来提高产业升级效率。引进外资的同时要注重引进外资协同而来的优质人力资源和先进生产设备。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解决外资进入高端技术领域的“后顾之忧”。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注重FDI的质量，充分利用FDI质量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利影响。要加强与外商的技术合作交流，带动中国技术人员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实现新技术向成熟工业扩散，要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产业知识和经验体系，减少对外技术依赖，增强技术外溢效果，为产业升级提供主要力量。第三，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加速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政策鼓励等手段为高质量的外资提供优惠。同时，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有关法律法规，逐步推进数字技术联系金融，实行高水平的投资便利化政策，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创建对外合作支撑平台，减少短期投资资金流出。

参考文献：

[1]刘泽.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以山东省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06）：24-29.

[2]罗丹程，秦浩，王伟.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动态面板数据[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06）：537-543.

[3]赖艳蕾.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07）：192.

[4]于海波.FDI对内蒙古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9，17（06）：25-28.

[5]李敏杰，王健.FDI质量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软科学，2019，33（09）：13-20.

[6]黄永明，陈宏.FDI对中国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8，38（04）：22-25.

[7]余菊.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1997～2011年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18）：118-123.

[8]徐德云.产业结构升级形态决定、测度的一个理论解释及验证[J].财政研究，2008（01）：46-49.

*本文受云南省“云南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SKPJ201718）”的资助。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任薇薇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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