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金融抑制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外溢效应 |
| 范文 | 张桐源 摘 要：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思想，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促进出口技术外溢。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摄取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尤为重要。 关键词：出口贸易；技术外溢；金融抑制 一、引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高态势增长的特征事实引发了学者们对其经济增长源泉的思考。大多研究都强调体制改革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制度改进驱动的（郑京海、胡鞍刚， 2008）。按照改革进程来看，学者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后一个阶段即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推行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且推进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方针，“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企业在拥有良好的内部条件的同时，更具有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快速稳定发展的时期。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使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如何进一步利用出口开放所带来的便利来发展中国经济，成为政府和学者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我们思考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贸易理论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作为分析条件，强调技术创新在国际分工形成中的作用，这与同样重视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相契合。新增长理论强调国际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积极作用，认为技术和知识在国际贸易之间的溢出取决于贸易的模式和大小，并将国际贸易与研发作为技术进步的发动机。“两新”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短期静态利益逐渐转移到长期动态利益上来。而事实上，贸易利益除了静态收益之外，更重要体现在动态收益中。因此如何利用开放政策带来的条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 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贸易中带来的技术溢出，而这一机制能否有效发挥则受到一国诸多实际条件约束，而并非贸易所必然引致的结果。不少学者关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也在客观上佐证了一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对开放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Borenstein et al（1998）、Alfrao（2006）在分析FDI的溢出效应时发现，金融发展等因素对FDI能否发挥经济增长效应起到重要作用。Calderon et al（2006）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Chang et al（2009）较为全面的考察了一国的内部结构特征对贸易开放效益的影响，在他的分析框架里一共包括了金融深化程度等8个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配套相关的改革措施，促进一国内部环境不断优化，才能有效发挥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Chang et al（2009）的研究显示，一国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效益的发挥尤其是技术溢出效益的产生，也是受到金融发展等诸多内部环境的影响。国内的许多研究也都发现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外溢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王庆石、张国富和吴宝峰， 2009； 胡兵和张明， 2011）。但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相关的理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分析范式，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技术外溢：基于Feder模型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开放经济系统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其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Borensztein et al（1998）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时认为，FDI能否产生技术溢出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一国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才具有相应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而产生溢出效应。Alfrao（2006）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这些内部因素也是决定其吸收能力的重要方面，制约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FDI和出口都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并且FDI在通过技术扩散提高一国技术水平的作用方面，起着和出口相类似的作用（姚树洁和韦开蕾， 2008）。 Feder（1982）较早构建的一个包含出口和非出口的两部门模型，揭示了出口贸易产生技术溢出的两条渠道：（1）出口部门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等向非出口部门的扩散，即所谓部门间的外部经济效应；（2）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更高，引致生产资源从相对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高效率的出口部门流动，即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Feder模型包含了出口部门本身具有较高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具有广泛的经济联系的假设，并且从外部经济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来看，也暗示出口贸易技术溢出需要具备相应条件：（1）非出口部门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外部经济效应来看，非出口部门必须要自身具有一定的技术承载能力，这样才能通过技术外溢从出口部门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2）一国经济部门间需要具有相应资源流动能力。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需要生产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转，而资源的这一重新配置不是必然。这一方面取决于资源自身的流动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和制度等内部条件的束缚也不可小觑。 按照Feder模型的基本思想，出口贸易技术外溢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必然会受到内部环境的钳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内部宏观经济环境变迁，使得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资源流动能力不断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资源流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达到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Feder模型所提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即资源从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流动，实际上是对资源具有完全流动能力的假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财政金融行政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旨在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但由于改革本身的渐进性，使得内外部环境难以短期匡正，导致现实经济中资源流动能力有限。这样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必然受制于各地区的资源流动能力，特别是金融发展因素的影响。因为出口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发挥，需要资源具有从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的能力，其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将之转移到更具效率的加工贸易出口部门，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 三、中国的金融发展困境与改革导向 金融发展能够为出口贸易外溢效应发挥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却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根据Mckinnon（1973）的界定，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实行的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如通过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实施通货膨胀，人为地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对金融机构实施严格的控制，设定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实行资本管制等。事实上，这种人为的干预从出发点上并不有害，因为其本质上是想通过提高有效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带动经济起飞。然而，这种干预或压抑金融体系的措施却并不能有效动员和分配储蓄，最终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金融发展受阻。中国更是如此，Aziz and Duenwald（2002）就曾指出中国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流于表面。这种低效率促使信贷结构严重扭曲，国有银行垄断了大部分贷款资金，并将其投放给国有企业使用，而相比更有投资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金融抑制严重抑制了金融发展的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王晋斌， 2007； 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2； 王小华、温涛和王定祥， 2014），抑制了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发挥。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增长中，中国通过改革破除了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束缚，并促成了开放局面的形成。但高开放并不意味着高增长，以苏东为例，苏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大肆推行贸易开放，但其带来的结果确实，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也就越深（Kolodko， 2000）。这表明，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或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于一国的诸多内部条件，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过去依赖于今后也将依赖于我国利用开放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和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姚树洁和韦开蕾，2008），而扩大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在中国存在明显金融抑制背景下，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扩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不仅有利于优化内部环境提高生产绩效，而且更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陈斌开，林毅夫.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12（1）. [2]王晋斌.金融控制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10）. [3]王小华，温涛，王定祥.县域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民收入内部不平等[J].经济科学，2014（2）. [4]王庆石，张国富，吴宝峰.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1）. [5]胡兵，张明.加工贸易出口是否促进了生产率增长？[J].财经科学，2011（1）. [6]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J].经济学（季刊），2008（3）. [7]姚树洁，韦开蕾.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互动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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