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个可操作的国企改革模式探析 |
| 范文 | 摘 要：国企改革，理论界和实践探索者见仁见智。本文就新常态下曾经的优质国有资产沦陷为落后产能，而这些落后产能既不能简单的一去了之，更不能市场清出；另一方面，投资渠道不畅引发的民众集体性焦虑如何疏解等，笔者认为只有引导民众参与国企治理，在资本市场分享改革成果，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国企改革平台发挥才智，才能再创国企新辉煌。 关键词：新常态；国企治理；模式探析 一、需求和供给的矛盾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股市震荡、大宗商品“暗黑事件”频发、房地产成骑虎之势，投资拉动的高增长逐步回落，产能过剩等成为新常态，去产能成了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 追本溯源，相对于严苛的计划经济，主张绝对私有化，强调市场导向，反对过多的国家干预，多要素创造价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吻合大众的传统价值观，部分话语权掌握者的呐喊助推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取向。政策制定者根据全局性、时效性、目标性和方向性，推出力度、频度符合预期的改革政策，不希望也不允许政策被误读被肢解。但受众者目的性和心理预期与施众者不同，利己性价值取向决定对利益诉求的表达。因此，如何引导民众通过创造性劳动达到价值实现，是政策供给者智慧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二、挤出效应下的国企治理 市场经济最显著的挤出效应就是优胜劣汰，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量流动性注入困境 面对巨额的不良贷款，银行业采取发行债券、直接注资和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措施筹集资本，以填补资产负债表漏洞，除增加信贷规模外，往往不惜影子银行贷款，导致银行债务高企。随着投资热点的游离，人民币计价资产赚钱效应减弱，同样作为企业，银行业承担着政府的货币供给和企业盈利的双重责任，而目前的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本质上是将实体经济风险和地方举债转嫁给商业银行，使银行业潜在风险凸现为现实风险，陷入非此即彼的怪圈。市场机制失灵，过量流动性对实体经济造成稀释和消解的反作用。 2.概念性政策引导下的地方经济发展 为了规避政企不分导致国企所有者管理缺位，国企职工身份的变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领导人的市场化选拔任用和企业员工的进出，涉及到具体单个个体的改革成了企业改革的死结。在企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过高、经济增速下滑等现实压力下，企业为缓解压力，轻装上阵而采取的裁员潮，仅仅只是矛盾焦点的位移。在社会福利没有达到普惠的情况下，个别人认为生存环境面临挑战，暴戾之气放大将伤及更多的无辜者。而微信、网络等舆论裹挟，软暴力造成对企业产品、信誉的伤害短期内更难以修复。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别的偶发事例，不能局限于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过激表述，还有可能是别有用心者乱中取利的障眼法。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这种现象伴随企业发展，如影随形。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曾经是地方政府政绩的显著标志，由此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速，进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因为投资体量巨大，给人以显性的视觉冲击。然而，非理性繁荣掩盖了低效甚至失效，无论从战略层面还是效率角度考查，许多已建成项目或在建项目沦为地方长官的面子工程。但巨额资金的流动往往轻易撬动区域经济，将区域消费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投资引发的物价上扬使原住民根本无法消解，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伤害尤为巨大。 3.兼并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宏观经济失衡导致实体经济受挫，集中表现在内需产能过剩，外销出口萎缩。兼并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资产重组、股权介入、债转股等运作，有利于财务成本下降，引入社会资金，管理理念等形式，目的是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效益。而实际的运行基本上是企业以其优质资源与场外资源对接，卖壳重组，异变为靓女先嫁的翻版。目前改革的重点是要消解经济膨胀导致的资源错配。显性的国有资产流失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予以堵漏，而僵尸企业造成的隐形国有资产流失则是制度监督的短板。同时，脱实向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可否认，微电、微商以其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服务满足部分民众对同款商品或服务的替代需求，问题是，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信用缺失的当下，睁大眼睛亲自挑选尚且无法避免遭遇假冒伪劣，消费者把同质的消费需求建立在别人的诚信基础上，需要电商平台的所有参与者道德自律意识上升到社会认同的高度。虽然假冒伪劣只是个案，但引发消费者集体性的“用脚投票”成为大概率事件时，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行为回归理性，粗放管理的表象无法回避公众对有品质生活的追求，公众需要更多实实在在高品质的商品和高质量的服务。 三、新常态下的国企治理 1.大区域经济建设 政策是管控社会的工具，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导向明晰的指向性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政策设计、政策操作彰显执政者的执政理念。由债务链传导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传递到中国国内，对本已高企的债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犹如雪上加霜。在经济下行期，各行业不景气，民众消费意愿低落，休克疗法不适合国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让市场机制完全充分地发挥作用，同样地不适合中国国情。各种微调政策措施，就像推雪球上山，在推雪球上山过程中，希望雪球自动消融，达到以最小的改革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绩效，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率性和隨意的。企业实际税负偏高，资产负债率高，能耗和劳动力成本畸高，一旦企业产品在某方面有创新，同质商品立马覆盖整个市场。不但国有企业，连私营企业都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实体经济微利甚至亏损，炒股、炒房等虚拟经济却暴利。投资拉动的高增长逐步回落，对国企的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债转股等结构性调整，去除落后产能，所有这些强力手段在形态上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效果评价具有滞后性。以行业为标的设计的调整，容易厘清细枝末叶，轻装上阵的代价是留一堆社会问题让政府兜底。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模式是大区域经济建设。大区域经济区建设不能简单复制，更不能搞大跃进，要避免各地争先恐后一窝蜂地模仿复制。 2.国企内控制度建设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制度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但企业内部人控制是企业改革中最敏感的节点，成本优势是国企崛起的关键也是桎梏。企业内部由于体制集弊导致竞争性平台的缺失，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改革的加速度异化为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成波峰状运行，一旦改革力度放缓，内部人控制的国企反向自我强化消融下一波改革对既得利益平台的重塑。针对国企内部人控制成就利益固化的弊端，同时避免道德批判偏颇，使基于公平公开竞争的阶层流动成为常态，引导利益诉求者对利益追求的表达更加理性化更加人性化，就制度供给者而言，机遇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根据笔者对调查对象的加权分析，一个员工从进入企业入职到熟悉岗位工作流程，再到对本职工作产生厌倦情绪，一般都经历波峰状的入职初（融入企业，积极进取）--熟悉岗位流程（成为本职岗位骨干，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平台期（按部就班）--懈怠期（不思进取，产生焦虑）。根据人体心理和生理功能分析，对工作热情的关注度一般在3至5年间，个体差异性不大。因此，破解国企困局首先要从打破阶层固化入手，让给予式改革成为国民自觉的主动式改革，让模糊性平台成为社会精英施展聪明才智的实际场所。国企的全民属性不应该是理论体系中的认知问题，而是经过某种流程全民参与服务的平台。深化国企改革，终极目标是全民享受权利平等和服务权利平等。创新体制机制就是要让民众较低门槛享受平等地服务社会的权利，替换式用工方式采用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地服务国企的机会。 3.城乡居民资金流疏解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报告表明，2016年12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月末余额达5.98万亿人民币（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年报），加上境外大量游资，天量资金游走股市、楼市、大宗商品间，给国家宏观和微观政策调控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但天量存款分散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居民间，其购买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的。随着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变得乏力，民众对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态产生焦虑进而恐慌，陷入囚徒困境。城乡居民对刚需、改善性需求、投资性需求，基本上通过加杠杆来实现。汇率贬值、银行降低利率，让投资渠道单一的感性投资者，为使有限资金不被通胀蚕食，趋利避害的从众心态，产生蚂蚁搬家效应，资金流的频繁游走，既给社会经济造成激荡，又给持有者的有限资产增加不安全因素。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多方共赢，不是零和博弈。随着国企重组的推进，杠杆率过高的僵尸企业，“去产能”释放更多过剩产能，对这一类负资产的烫手山芋，不应当采用弃置的形式甩包袱，而应当采用市场化的公司治理。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金融管制日趋完善，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放开利率管制、理财产品多元化，银行提供多样性的金融产品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但银行“飞单”（如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爆出30亿元理财不翼而飞）、深圳虚假期货交易（依托互联网为平台，采用虚假电子网盘，以贵金属和原油，再到各种金融资产和文化艺术品等为标的虚假期货平台，以期货的形式在其交易平台上进行虚假交易，诱导投资者反向操作进行诈骗）等，金融诈骗者诱导投资者入彀骗局，主要原因还是投资渠道不畅，创新标签下的各类骗局层出不穷。而两难选择是如果无法释放民众的金融需求，那么，部分民众在逐利行为驱使下必将被非法的传销组织或个人所诱导，利益损失者和非法获利者都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刺激机制。另一方面，大批僵尸企业和去产能剥离的落后产能，正在逐渐消解。而这些国有资产不论其显性品质还是隐形潜质都是私企所不具备的，国企重振不单是主业的提升，更应该是短板的提振。国企混改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僵尸企业和去产能剥离的落后产能上，不能采用借壳上市来圈钱，而应该采用投资主体多元化来进行国企混改。实践探索中，引入社会企业治理模式，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剥离的落后产能资本化后，演进成社会企业。 四、意见或建议 当民眾基本的生存生态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参与社会治理是其必然需求。疏解个体的戾气和化解暴力，开放式网络下的危机公关，需要相应的社会通道予以释放。阶层固化导致的利益固化格局如果不打破，阶层流动不通畅，精英治理必将再次沦为内部人控制。让社会精英广泛地参与国企治理，释放其智慧和动能。积极引导并鼓励民资投向实体经济，限制泛滥的金融投机，重塑国企形象，让个体努力得到社会认可，激发民众的创新热情。同时，将服兵役、进国企服务和终身纳税中的一项或多项作为享受社保的必要条件，让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国民待遇，以较小的改革成本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舞台，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尹嘉陆.从控制论角度分析企业经理管理行为及效果评价.经济问题探索，1997，（3）：39-40. [2]尹嘉陆.社会企业治理研究.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5）4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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