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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城市增长边界与最优城市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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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祥

[摘要]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以快速城市化为关键特征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对消费端和投资端均带来了强烈的需求，这也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同时，快速城市化还带来了诸如资源限制等问题，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迫使我们反思旧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新方向。城市增长边界理论和城市最佳规模理论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通过对有关城市经济学理论的阐述，实证分析了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城市最佳规模理论对城市发展规划的影响，结合城市增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出了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的相应建议。

[关键词] 城市增长;最优规模;增长边界

[中图分类号] F29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08-0035-03

一、引言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农业生产过剩;二是城市生产;三是存在着发达的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而城市化是指将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将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将农业活动转变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所以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传统的相关学科定义来看，衡量城市化发展进程主要指标和主要表现基本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中前者是一个绝对的数值指标，后者在用地规模方面则包括了人口规模、用地建设规模、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规模等等，人口规模更是这当中的决定性指标。基于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就业困境、交通拥堵、房价偏高、环境问题严重、城市治理成本增加、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的“城市病”，意味着当前对于研究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变化以及研究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历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成为了本文探讨合理最优的城市规模和增长边界的研究缘起，以期为进一步讨论如何达到城市最优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根据图1，从2000-2018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数量和趋势变化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流动性。一方面农村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在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近年来，由于我国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将同步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至非农产业，努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的就业条件与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适度流动，制定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保持着每年超过1%的增速。另外，以往一直是作为农业大国背景下的农业人口居多的现状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转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社会蓝皮书》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在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了50%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城市化成为了继工业化和市场化之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美国经济学学者斯蒂格利兹坦言，21世纪助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的高科技，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对于城镇化能否成为助推经济高增长的动力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同样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城镇化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正处于进入中期加速阶段并逐步向着后期饱和时期迈进。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资料，我们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做了如下长期实证分析，即利用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提供的1949-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以时间年份为自变量x，以代表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化率指标为因变量的参数，进行Logistic曲线估计得到拟合预测数据，得以看到直至本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未来可能趋势。根据表1的回归模型及相关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判定系数还是调整之后的判定系数都超过了0.9，模型总体拟合优度较好。在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常数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年份的时间变量x明显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可以有效纳入Logistic曲线回归估计拟合模型当中。最后，根据表2的方差分析结果，回归的均方为29.347，F检验值为742.813，P值同样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故曲线估计方程整体也是显著的。

通过简单的Logistic曲线拟合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探索出一条未来中国一直到本世纪末的城市化水平变化的趋势曲线。的确符合了图2中一般意义上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平滑型S曲线的规律，总体进程上符合了城市化发展先快后慢的原理。

当今世界范围中，各国城市化进程均不断加快，大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甚至出现了大的城市带与城市群，但是，不得不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差异也在不断的加大。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像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起步早，发展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往往会出现所谓的“跑步城市化”的畸形发展。那么，这其中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认为，由于城市拥有天然的、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导致少数大城市规模过于膨胀，而一些中小城市发展过于缓慢，人口过少，从而使得人口分布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进而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这些无疑也是导致目前我國城市化进程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原因。

三、城市增长、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模型分析

城市的增长与最优规模理论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它们对城市的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到底是应该侧重于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还是选择侧重于建设中小城市？学术界对此一直保持着持续的争论。中国城市化政策的核心内容几乎都涉及到城市规模方面的内容，如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规模过大需要加以控制，同时积极推动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的发展。因此，在宏观政策层面上来看，仍有建立中小城市为主的趋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建设委员会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此后，在生效于1990年4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当中，城市发展的方针政策已被正式确认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这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中国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分别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超过20万和不到20万人的城市。

当下，我们有必要正确去理解和认识城市规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理论上每个城市都有其符合自身发展的最佳规模。以这种最佳规模作为参考系统，城市规模只能过大而不能过小。换句话说，城市的规模可以极大化，但不能极小化。如图5所示，横轴代表城市规模的人口，它和纵轴的城市规模效用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在图5中的S点，也就是当规模较小时，城市规模的聚集效应（城市发展的驱动力）比城市规模的负面效用（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住房紧张等负效应）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在图5中的L点，城市规模的聚集效应在规模较大的时候，是明显上低于城市规模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用。

为了便于理解，根据图5，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是由构成其城市系统的两座城市组成，并且这个城市系统是均衡的，即两座城市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每个城市居民拥有同等的效用量）。为了简化讨论，可以进一步假设两座城市的规模大小相同。如果这两座城市的人口都是100万，显然是小于最佳规模的M点，因为这时两座城市都处于图5中的S点状态，那么这座城市系统就是不稳定的，每当有一个人向另外一座城市移民，就意味着这个人所到的另一座城市的效用水平增加了，带来的结果是不仅使自己受益而且让所有新城市的居民受益，而移出居民的城市的效用水平减少了。如此一来，就会客观上使得人口少的城市居民纷纷向着人口多的城市移民，最后新的城市就會拥有200万人数规模，而旧城市从此消亡，达到图5中M点的极大化状态。但是如果两个城市都有着300万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体系就会是稳定的，因为这时两座城市都处于图5中的L点状态，此时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移民使得城市的效用水平得到提升。

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一个一般性规律，即城市规模往往会过大而不是过小。如果在给定区域中至少有一个城市的效用水平处于效率曲线斜率为正值的部分，则会出现城市规模过小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将导致自我强化迁移的出现和小城市的逐渐消失，同时促进其他城市的发展。如果城市规模过大时，这种增强效应就不会发生，故这时候这些规模过大的城市处于效率低下状态。同时，它也表明极大化规模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规模的极大化程度。即需要避免城市规模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超大化”状态。那么，现实中该如何判定和防止城市规模的“超大化”状态？这就要提到城市增长的边界理论了。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在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和中心城区规划两个阶段提出“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明确了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总体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城市增长边界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先决条件，是未来中心城市规划的基础，这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红线;在城市中心区域规划阶段设定的城市增长边界是城市总体规划二十年内确定的中心内城建设用地的分界线。它是城市管理的依据，也是可以适应发展背景的变化而适当调整的城市发展的灵活边界。此外，城市增长边界在规划技术方面和实施公共政策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增长边界形成了一个独立和连续的城市边界，用以限制和避免城市的超大化发展或增长。城市增长边界线内的土地是当前城市的保留土地，可以在避免城市无计划扩张的同时保证城市未来增长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增长边界并不是特定规划期内的限制边界，而是控制城市扩张的永恒界限，它应该是结合城市内外各种因素的最终结果，通过这个最终结果达到的合理规模边界。但如果我们从城市建设用地的角度来考察城市增长边界，它应该是建筑用地与非建筑用地之间的分界线，是一个阶段性的城市增长极限和合理控制城市土地开发的灵活边界。所以说，城市增长边界应兼有静态稳定和动态灵活的双重界限特性。

四、启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最优规模理论在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虽然城市最优规模理论将经济学原理引入城市发展，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城市的合理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从不同的评估角度和评估标准，可以获得不同的最优规模尺度;同时，这个最优规模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水平亦会发生变化，人们价值观和价值观标准也会发生变化。不同的判定标准也会给出不同的最优规模。其次，在城市的最优规模理论中，技术进步对成本/收益的影响是不被考虑的，该理论仅从技术静态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实际上，技术进步会对成本/收益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把美国硅谷与美国其他许多大型工业城市（如底特律等）相比，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但产量实际上要高得多。技术进步对以生产和消费为前提假设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在高新科技型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到城市最优规模理论就不能简单照搬了。最后，城市最优规模理论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城市发展理想状态，而没有考虑从城市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综合论证。例如，中国大庆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石油资源丰富时期，该市呈现出持续经济增长和持续规模扩张的趋势。然而，在石油资源日渐枯竭后，该市很快出现了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表现出的衰落。

我国政府将城市化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契机与动力，本文的分析可以为防止盲目城市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首先，城市化应该具有战略定位。根据最优规模理论，应评估城市的规模、区位和发展潜力，分类确定哪种城市可以重点扩张，哪种城市目前应该限制控制规模，特别是对特大城市规模进行合理控制，重点发展一系列有潜力成为主要城市的中型城市，提高小城镇用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倡导扶持政策或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投资。其次，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发展需要功能定位，强调大型城市与中型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以及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作。坚持城市的战略定位，进行产业规划和协调设计，释放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活力，预防出现盲目城市化引发的“贫民窟”或“鬼城”。最后，城市化应加强社会保障机制的配套跟进，加强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增强城市群效应，不断扩大城市可以达到的最优规模。大约4亿农民进入城市对城市施加的压力不言而喻，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显得十分重要，以避免人口过度集聚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加强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机构的培育，建设好诸如公园、绿化、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总的来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方向主要是扩大中小城市最优规模，增加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数量，改善城市规模结构，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区位、不同功能城市的最优规模测度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第8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4]丁成日.城市增长边界的理论模型[J].规划师，2012（3）：5-11.

[5]黄明华，寇聪慧，屈雯.寻求“刚性”与“弹性”的结合——对城市增长边界的思考[J].规划师，2012（3）.

[6]蔡科，臧姮.城市增长和最佳规模理论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应用分析[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2（11）：87-90.

[7]王俊，李佐军.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规模[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7）：45-51.

[责任编辑：史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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