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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范文

张慧利夏显力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690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和代理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有能力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比未退出的农户家庭高。进一步考察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宅基地退出能使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宅基地退出;家庭劳动生产率;农地规模转换效应;资本要素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2-0080-08

收稿日期：2020-06-01

作者简介：张慧利（1993-），女，山东德州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夏显力（1973-），本文通讯作者，男，安徽怀宁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农户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BJY137。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户经营长期小规模化，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已成为普遍现象，劳务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大量减少，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农村宅基地利用率低下、住宅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同时，外出务工劳动力城乡“两栖”也增加了务工成本（生存费用、交通费用等），阻碍了农户非农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当前，在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农民增收压力加大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也逐步进入加速期并在试点区域稳慎推进，农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初步得以缓解。而作为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则面临家庭生产要素重新配置问题。那么，宅基地退出在盘活农村闲置资源的同时，能否有效刺激农户家庭生产要素在农业和非农部门最优配置，进而提高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呢？

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其释放的制度红利显而易见。就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推动农户退出宅基地，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宅基地退出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宅基地退出模式及案例分析，以及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及立法实现等方面[2-4]。而对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实施效果关注度不高，虽然少数学者关注到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福利变化[5]，但研究视角均为简单的福利指数测算与比较，缺乏深度的机制分析。也有学者关注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6]，但与家庭收入不同，家庭劳动生产率代表单位劳动的平均产出，换句话说，较高家庭收入水平并不意味着较高的家庭劳动生产率水平，但较高的家庭劳动生产率水平却能表示较高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本文选择家庭劳动生产率为研究对象，使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690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内在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般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效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是提高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7]，前三项能有效增加农业收入，促进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8]，后两项能有效提升农户能力、增加其就业机会，使之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促进非农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中国农村土地系统是由农地、宅基地等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宅基地和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农户退出宅基地涉及农地的处置问题，也即农户家庭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重新配置问题。具体来讲，宅基地退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路径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

（一）宅基地退出通过农地规模转换效应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

在中国农村，农地仍然是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市场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失业保险功能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9]。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在较低分配风险和较高生存保障的生存伦理支配下[10]，往往会选择保留农地的承包经营权，这必然涉及农户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一般来说，农户家庭决策目标是最大化家庭总收入，宅基地退出导致“人地分离”使得农业耕作半径拉长，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要实现“最优化”，最主要的方法是进行市场交易，而市场运作的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对于退宅农户来讲，存在两个市场可供比较：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户可以选择雇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往往面临道德风险，这将导致监督成本增加。第二，土地市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与完善可以通过农地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11]，且不用考虑监督成本问题。两市场比较下，退宅农户可能优先选择流转出部分或全部农地以重新确定农业的最优经营规模，以达到与农业劳动力的均衡匹配，从而最大化农业收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家庭总劳动生产率。

（二）宅基地退出通过非农劳动力供给效应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

中国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然而劳动力市场因素、户籍制度约束及农户自身社会融入度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现出一种“候鸟型流动”现象[12]，这一方面造成土地刚性需求与粗放利用并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受工作能力、务工成本等限制，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并不能向非农部门有效转移[13]，从而造成部分非农生产效率的损失。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在盘活农村闲置资源的同时，幫助农民向就业机会多、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转移，一方面，直接降低了非农劳动力务工成本，缓解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的流动约束;另一方面，迁入地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机会，可以满足剩余劳动力二次就业的需求，也有利于提升农户家庭现有及潜在非农劳动力的工作技能水平，进而增加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供给，提高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

（三）宅基地退出通过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

由上文分析知，农户退出宅基地可以缓解家庭劳动力的流动约束，增加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供给，那么，在农户家庭劳动力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其逻辑的反面是，农户宅基地退出会增强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即宅基地退出带来农业劳动力数量供给和成本的冲击。对于退出宅基地的农户而言，农户对农地的处置有三种选择：第一，农地抛荒。但考虑农地长期抛荒可能带来的失地风险，加上由损失厌恶产生的禀赋效应使得农户赋予农地较高的主观价值[14]，农户对农地完全抛荒是下策之选。对此，大多数农户的做法是安排老年劳动力留在农业部门或委托同村亲戚帮忙照看自家农地来维持农地的低效利用，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成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第二，借助农地流转市场流转出部分或全部的农地。这样做的前提是农地流转市场充分有效，农户在流转市场上能转出自己想要转出数量的农地。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交易成本存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进入门槛[15]，门槛之外的农户因无法流转出多于最优规模的土地而造成生产效率损失。第三，通过农业机械化替代劳动。对退宅农户而言，宅基地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随之消失，但中国农业发展实践表明，机械化的推进除了农户自购自持外，农机社会化服务使得农业机械化实现形式发生重大改变。面对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和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带来的效率损失，退宅农户可以通过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来替代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要素，以扩大在非农就业市场中的劳动力配置规模，进而提高家庭总劳动生产率。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宅基地退出可以通过农地规模转换效应、非农劳动力供给效应、资本要素替代效应三条路径来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9月到10月对四川泸县、宁夏平罗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泸县和平罗县均是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截至2019年底，泸县共退出宅基地286万户、185万亩①;平罗县累计清理腾退闲置建设用地790宗、1300亩②。因此，本文选取泸县和平罗县作为研究区域，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研地点选取上，课题组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宅基地使用状况及农业经营情况等方面的因素，在每个县选取4-5个镇，每个镇选取3-4村，每个村随机抽取30户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812份，获取有效样本803份，问卷有效率为9889%。结合本文研究内容，经筛选最终选取690个样本进行研究。

（二）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ATE）考察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设计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Quiti表示第i个农户宅基地退出情况;LPi表示实际观测到的第i个农户的家庭总劳动生产率;LP1i表示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对应的家庭总劳动生产率;LP0i表示农户未退出宅基地所对应的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但由于现实中我们不能同时观测到农户家庭的LP1i和LP0i，故利用宅基地退出的平均处理效应来表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建立基準计量模型Ⅰ：

（Ⅰ）式中，α=ELP1i-LP0i表示宅基地退出的平均处理效应，Xi表示控制变量。由于农户之间存在异质性，忽略这种异质性可能会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借鉴冒佩华等的研究，对模型Ⅰ进行了扩展，建立计量模型Ⅱ：

（Ⅱ）式中，Xi是Xi的均值。另外，考虑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总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参考Rosenbaum&Rubin[16]的研究，采用倾向得分的估计值PXi代替模型Ⅰ和模型Ⅱ的Xi，建立计量模型Ⅲ：

2.内生性讨论

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内生性偏误。（1）宅基地退出和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家庭劳动生产率越高，积累的家庭收入越多，农户越有退出宅基地的激励。（2）模型中也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如劳动力的学习能力等。为克服模型中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农户“现有住房价值”作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工具变量。一方面，“现有住房价值”③能够直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已有文献证实，家庭现有农村住房价值越高，农户越担心宅基地退出补偿不能公正体现现有住房价值而不愿退出宅基地[17]，说明农户“现有住房价值”与“宅基地退出”行为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农户“现有住房价值”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而言是外生的，与影响农户总劳动生产率的不可观测变量无关。因此，选取“现有住房价值”作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工具变量具备理论可行性。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包括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其中，用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劳动力规模之比衡量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用家庭非农工资性收入与家庭非农务工劳动力规模之比衡量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用家庭农业总收入与标准化农业劳动力规模④之比衡量农业劳动生产率。

（2）核心解释变量——宅基地退出行为。由问卷题项“您家宅基地是否退出”直接获取相关数据，答案有“是=1;否=0”两种情况。

（3）关键解释变量——农地规模转换、非农劳动力供给、资本要素替代。其中，用农地是否转出衡量农户对农地的规模调整;用农业机械投入（包括机械租赁和灌溉费用）衡量农户的资本要素替代情况;用非农务工劳动力规模与家庭总劳动力规模之比衡量非农劳动力供给。

（4）控制变量。选取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劳动力特征变量来反映农户的人力资本情况;选取劳动力平均务工距离、平均务工时长等变量来反映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选取农业收入稳定性、非农工资性收入稳定性等变量来反映劳动力就业质量情况。除此，对地区虚拟变量也加以控制。具体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2）表中“dm_”表示各解释变量减去均值后的净值与Quit的交互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2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中，第（1）、（3）、（5）列是模型Ⅰ、Ⅱ、Ⅲ的ATE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会提高其家庭总劳动生产率。考虑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使用农户“现有住房价值”作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工具变量分别对模型Ⅰ、Ⅱ、Ⅲ进行回归，得到第（2）、（4）、（6）列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以及DWH内生性检验结果。DWH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宅基地退出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两阶段估计结果中，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农户现有住房价值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一阶段估计F值分别为65824、36692、64038，均大于10，因而不存在弱工具變量问题。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仍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从平均估计系数来看，Quit的估计系数为0628，这说明宅基地退出能使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提高628%，也意味着有能力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比未退出的农户家庭高628%。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转出农地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冒佩华等的研究一致[7]。非农务工劳动力占比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路径之一，非农务工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通过非农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间接实现农户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使用机械服务的农户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非农经营活动，进而提高农户总劳动生产率。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的体力、耐力、技能、创新以及综合素质水平随之降低，进而拉低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水平。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和学习新技能的难度和成本越小，能够更容易地外出打工，进入非农部门，有利于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平均务工时长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一方面增加务工时长可以直接提高劳动力收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务工时长的增加可以通过提高技术熟练度间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农业收入稳定性和非农工资性收入稳定性均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户家庭总收入，根据本文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农户家庭总收入直接影响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因此，收入的稳定有助于提高农户总劳动生产率。

进一步地，使用模型Ⅰ—Ⅲ分别考察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3）。表3第2—4列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这不难理解，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变高，致使其不会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因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表3第5—7列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从平均估计系数来看，Quit的估计系数为0794，这说明，宅基地退出能使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提高794%，也意味着有能力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比未退出的农户家庭高794%。

（二）稳健性检验

借鉴冒佩华等的研究，使用代理变量法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代理变量法的核心是使用一个代理变量作为生产率的部分替代，从而分离出生产率的内生信息[18]。对农户非农劳动生产率而言，农户可以通过“干中学”这一路径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19]。因此本文将农户主要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务工年限作为可观测的非农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以基准模型Ⅰ为例：

其中，μi=ωi+i，ωi代表可观测的非农劳动生产率信息，i代表不可观测的非农劳动生产率信息。若“干中学”M与总劳动生产率保持着单调关系，并假设Mi=MLi，ωi，那么有ωi=ωLi，Mi，进而得到：

其中，φLi，Mi=δ0+γLi+ωLi，Mi。为了得到α、β的一致估计，用关于Li和Mi的3次多项式作为φLi，Mi的近似，并带入实证模型，得到：

同理，可以构建调整后的模型Ⅱ′。由于代理变量法是在线性假设下对控制变量进行的扩展，因此，只对原基准模型（Ⅰ）、（Ⅱ）进行调整。表4呈现了调整后模型（Ⅰ′）、（Ⅱ′）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总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平均估计系数来看，Quit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664、0803，即宅基地退出能使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664%、803%，而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与上文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证实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三）机制分析

为验证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效应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式中，LPi为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Quiti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情况;MVi为中介变量;CV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a、b、c、c′为待估系数，若a、b、c系数均显著，且ab符号与c一致，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若c′也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ab/c。

表5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土地规模转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以模型Ⅰ为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无显著影响，且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也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土地规模转换效应在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模型Ⅱ、模型Ⅲ结果保持稳健。对此可能的解释为：理论上，每个拥有农地的农户可以通过转入或转出农地来达到与非农地生产要素配比的最优化，但由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农地流转市场是不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进入门槛，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上不一定能转出自己想转出数量的土地，即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可能缺乏一个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能够使其流转出多于最优规模的土地，因此农户退出宅基地并不能通过土地规模转换效应提高家庭总劳动生产率。

表6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非农劳动力供给效应机制检验结果。以模型Ⅰ为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非农劳动力占比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和非农劳动力占比均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非农劳动力供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ab/c=（0100*0346）/（0550）=629%。模型Ⅱ、Ⅲ结果保持稳健，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1635%、1447%。平均来看，非农劳动力供给中介效应大小为1237%，这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中有1237%是由于宅基地退出导致非农劳动力供给增多引起的。

表7呈现了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资本要素替代效应机制检验结果。以模型Ⅰ为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业机械投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和农业机械投入均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资本要素替代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ab/c=（1658*0031）/（0540）=952%。模型Ⅱ、Ⅲ结果保持稳健，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722%、839%。平均来看，资本要素替代中介效应大小为838%，这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中有838%是由于宅基地退出导致资本要素投入增多引起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宅基地退出試点区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690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退出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且有能力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比未退出的农户家庭高628%。进一步考察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宅基地退出能使农户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提高794%，而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说明退宅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制分析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中有1237%是由宅基地退出导致非农劳动力供给增多引致的，有838%是由宅基地退出导致资本要素投入增多引致的，土地规模转换效应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表明非农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要素替代效应是退宅农户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作用路径，且非农劳动力供给效应的作用强度高于资本要素替代效应。

基于本文结论，为提高退出宅基地农户的家庭总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精准帮扶退宅农户畅通非农劳动力供给路径。一方面，持续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增加退宅农户就业机会，减小市场分割带来的工资收入决定差异，同时加强公益岗位对老年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满足退宅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力度，提高教育培训质量，不断提升退宅农户劳动力工作技能水平。第二，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培育完善的社会化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一方面，积极推动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因地制宜的劳动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农业研究;另一方面，建立各种农机合作组织，加强农机服务推广示范效应，使退宅农户更好地各取所需。第三，深度挖掘农地规模转换效应在退宅农户提高家庭总劳动生产率中的巨大潜力。通过创新完善各类农地流转服务平台，降低农地流转门槛，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注释：

①https：//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90828/222057.shtml.

②http：//www.nx.gov.cn/zwxx_11337/sxdt/201909/t20190903_1716946.html.

③由于农户住房现值差异较大，本文将农户现有住房价值十等分，并依次赋值1-10。

④借鉴盖庆恩等（2014）的研究，假定劳动力性别无差异，1个老年劳动力为0.71个标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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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HomesteadExitonHouseholdLaborProductivity

ZHANGHui-li，XIAXian-l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7121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microsurveydataof690householdsinLucounty，SichuanProvinceandPingluocounty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whicharethepilotareasofhomesteadexit，tostudytheimpactofhomesteadexitonthehouseholdlaborproductivity，andusesinstrumentalvariablemethodandsurrogatevariablemethodtocarryoutendogenoustreatmentandrobustnesstest.Theresultsshowthattotalhouseholdlaborproductivitywiththeabilitytoexitfromthehomesteadishigherthanthatofhouseholdwithoutexitingfromthehomestead.Furtherresearchontheimpactofhomesteadexitonruralhousehold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andnon-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showsthathomesteadexitcanimproveruralhouseholdnon-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buthasnosignificantimpactonruralhousehold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

Keywords：homesteadexit;familylaborproductivity;scaleconversioneffectoffarmland;capitalfactorsubstitutioneffect

（责任编辑：赵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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