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人口跨境迁移视角下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响研究 |
| 范文 | 林燕芹 摘 要：文章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在2000年2005年期间，我国城镇体系有扁平化发展趋势；而在2005年2010年期间，我国城镇体系有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口跨境迁移。实证结果表明：都市圈层面的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的优化作用大于省级层面。由此得出，集聚经济发展对我国城镇体系优化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集聚经济；城镇体系；影响；人口跨境迁移 随着城市发展速度与等级规模的差异，人口大规模的跨境迁移成为常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出现了2.6亿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口主要流向大中型城市。人口的跨境流动也显现出区域集聚经济的程度，这些人口往往向集聚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前人研究表明，人口跨境流动带来的集聚经济对城镇体系有一定的影响。为此，文章从我国城镇体系演变入手，探究人口跨境迁移视角下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響。 一、人口跨境迁移视角下我国城镇体系的演变 经济区位形成的一个重要规律表现在不同的人口向城市有序集聚，进而产生不同规模不同数量的城市。当一个国家或区域人口既定时，城市等级规模是如何分布和演变？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可将城市分为若干个等级，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我国城市等级规模情况。 由表1数据可知，根据人口规模可将城市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是巨型城市、特大城市、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型城市。用数字“1”至“5”来表示，数字越小，表明城市等级越高。目前，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处于扩张态势，五类等级城市由2000年的257个变为2010年的287个。无论是在2000年还是在2010年，中型城市数量都最多，但占五类城市的比重由45.53%下降到42.16%。无论是在2000年还是在2010年，巨型城市数量都最少，但占五类城市的比重由3.50%上升到7.32%。大型城市由2000年的56个增长到2010年的75个，所占比重略有上升。相对而言，特大城市和小型城市这两个规模城市数量变化最大，特大城市由2000年的22个增长到2010年的46个，小型城市则由2000年的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4个。从整体来看，我国城市规模以大型城市与中型城市为主，但巨型城市与特大城市增幅最大。 为了更详细的分析我国城市等级规模的分别特点，文章采用Zipf系数进一步分析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Zipf认为城市规模分布可以用帕累托分布来表示，即城市等级Ri满足： 从Zipf系数来看，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基本符合ZIpf定律。在2000年2005年期间，Zipf系数由2000年的0.98增加到2005年的1.06，说明我国城市等级规模有扁平化发展趋势；而在2005年2010年期间，Zipf系数由2005年的1.06下降到2010年的0.94，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又有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两个发展阶段我国城镇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演变方向，究其原因可能在我国省域人口之间的流动，而人口跨境迁移也从不同程度影响了不同等级城市的集聚经济发展。在2000年2005年期间，我国流动人口为2338万人；在2005年2010年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增加到5499万人，大多数人口由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 二、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方法 城镇体系衡量了我国城市规模的分布情况，文章以省级地区为单个经济体，探究省级区域内部经济体城镇体系。根据Zipf定律，计算相应地区的Zipf系数。从理论上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经济差异以及集聚经济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城镇体系结构。为此，设定以下关于我国城镇体系的计量模型： 其中Ui表示第i个经济体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系数与1的差值的绝对值，衡量单个经济体结构的偏离程度Zi表示第i个省份Zipf系数；ln（ PEi ）表示第i个省份人口迁移数的对数，衡量单个经济体的集聚经济程度；Theili表示第i个省份的泰尔指数，衡量单个经济体的内部经济差距；ln（ GDPi ）表示第i个省份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程度；ln（ GDPi ）2表示第i个省份生产总值的对数的二次项，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体系存在的U型或倒U型关系；C表示常数项系数；β1、β2、β3和β4表示待估计参数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扰动项。 （二）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7.0软件对模型（3）进行计量分析，可得如表3所示的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我国城镇体系，文章从省级层面与都市圈层面分别进行实证，其中省级层面是指将城镇划分为31个省级样本数据，都市圈层面是指选取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济南都市圈、广佛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西侧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作为样本数据。 从省级层面来看，各项指标对城镇体系的影响都较为显著，拟合结果较好。在2005年，集聚经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少0.013；经济内部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124；经济发展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002。上述三个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表明当这些变量增加时，Zipf系数与1的差距在降低，表明这些变量与城镇体系的优化都呈正相关关系，使得我国城镇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发展程度的二次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增加0.011，但是这个指标对城镇体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理，在2010年，集聚经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011，说明集聚经济对我国省级城镇体系优化明显，但低于2005年水平，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地方政府推行发展大城市战略部署，导致城市集聚经济的边际效应下降了。经济内部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136；经济发展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002。上述三个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表明当这些变量增加时，Zipf系数与1的偏离值在缩小，表明这些变量与城镇体系的优化都呈正相关关系，使得我国城镇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发展程度的二次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增加0.008，但是这个指标对城镇体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都市圈层面来看，各项指标对城镇体系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可解释95%以上的拟合结果，回归结果显著。在2005年，集聚经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少0.022；而在2010年，集聚经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减小0.020。数据显示，都市圈层面的集聚经济对城镇体系的影响要高于省级层面。究其原因在于都市圈的经济集聚水平较高，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对城镇体系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此外，经济发展程度的二次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Zipf系数与1的差距由2005年的0.011减少到2010年的0.009，说明经济发展对城镇体系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对城镇体系影响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Soo K T. Zipf， Gibrat and Geography： Evidence from China， India and Brazil[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3. [2]Bosker M， Brakman S， Garretsen H， et al. Relaxing Hukou： Increased Labor Mobi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2，72（2）. [3]官锡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3，12（29）：26. [4]王政武.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位置及保障体系构建——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综述[J].改革与战略，2014，7（30）：18. [5]余宇莹，余宇新.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2，（12）. [6]王桂新，潘泽瀚，陆燕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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