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 |
| 范文 | 摘要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区位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与企业网络价值增值三维演进模型，指出当地经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驱动之后，未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制度要素，区域经济重点是战略决策中心，而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在于管理决策的理论思想。而针对现有增长模型中内生要素不包含制度因素的不足，本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并运用仿真模拟方法，指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3倍，实体经济产出是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从数理上证实了制度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最后，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论文提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公共金融支持企业全球并购、专项研究基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法律与外交政策保护等政府治理政策；中观层面的产业金融支持、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文化氛围、人才培养与公共事业提供等产业治理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控制网络价值核心、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等企业治理机制，以期对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推进提供借鉴。 关键词制度；创新；转型升级；网络价值整合 中图分类号F4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6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23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灵敏的市场应变能力获得了大量原始设备制造订单，成功实现企业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和管理经验积累。然而近年，东南沿海地区土地成本上涨、低成本劳动力日益稀缺，人民币升值而国际市场需求却不断下降，该区域现有产业产品层次低、技术水平低、进入门槛低和企业利润低等劣势逐渐凸显，如何克服区域经济发展瓶颈，提升现有产业和企业内在价值，成为政府、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1]。 1理论框架构建：区位经济、产业升级与网络价值三维演进模型1.1产业升级动力演进 Kaplinsky认为，升级就是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地制造产品或者是从事需要更多技能的活动[2]。概念众所周知，但何种因素驱动着升级的循序演进？回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30多年产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经历了由劳动驱动到资本和技术驱动的过程：汪建成、毛蕴诗和邱楠基于珠三角制造业升级案例，指出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升级的必由路径是从代工生产的OEM经由原始设计制造ODM最终实现自主经营OBM[3]。学者们也指出低端制造企业谋求自主品牌发展过程中将面临障碍[4]，包括市场开拓困难、经营风险加剧以及渠道管理难度增加等，这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最终成为企业谋求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何在？这些升级瓶颈欧美企业也曾经历，它们是如何克服的？ 梳理美国产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本、高素质劳动力和尖端技术不再稀缺，推动产业纵深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不再是上述资源的简单叠加，而关键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什么因素可以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整合？除了借助于市场的“无形之手”，美国政府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高端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5]。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税收减免、对大型项目进行财政资助、利用政府采购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出台专利法案保护知识产权，这些制度促进了当时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而为了鼓励跨国海外投资，美国采取“分类综合限额抵免税”制度，即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按类别进行归整，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纳税人外国所得税税款，这一政策间接引导了美国海外投资的流向和规模。这些经验说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之后，制度要素，包括政府产业治理政策、行业治理环境和企业发展战略等非物质“软”因素[6]，将是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动力。 王洁：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1.2集群扩散中区位经济重心演进 追逐人力、土地和运营的低成本，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拥有大量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并以此带动迁出地的产业升级，是大型国际劳动密集型企业价值提升路径。按照这一逻辑，全球范围内完成了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即先由美国转向日本、西德，随后向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扩散，最后聚集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在我国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则基本遵循：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承接国外来料加工和代工生产的起点；第二个十年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广至中部工业城市，如武汉；第三个十年产业集群的扩散则进一步深入到四川等西部省份，或中部人力成本较低的省份，如河南。离原料与需求市场远近不同而形成的物流成本差异。而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看，单个经济区域将依次经历由最初的制造中心到随后的研发、销售中心及最后的战略决策中心的演进。表2演示了广东由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中心向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中心转型的过程。如表所示，截止2010年广东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为21 122亿元，销售收入为21 020亿元，利润为1 239.57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4.6%，产品销售收入占全省的25.0%，利润总额占全省的19.9%，而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仅占全省总就业的2.3%，显示了广东区域经济重心逐渐转移的过程。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衰落，国际计算机巨头苹果、惠普、戴尔等纷纷将制造和基础性研发环节外包，美国本土仅保留企业总部与核心研发机构的现实，则指出区域经济重心在一定阶段将实现由研发中心向战略决策中心的转变。学者对我国制造业转移的趋势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分散状态，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呈集中之势，且强度超过早期的分散，最终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东部集聚趋 1.3企业价值增值环节演进 现有企业的价值增值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然而当产业趋向高端化，位于价值链顶端的核心企业开始探求其他的价值增值来源。以耐克为例，在风景如画、宛若天堂的美国俄勒冈州耐克总部，其既不生产耐克鞋，也不设计服装，更没有产品的销售门店，但是通过这里耐克遥控管理其位于全球的供应商网络和营销渠道，整个企业2011年的总营收为208.6亿美元，净利润为21.33亿美元，资产收益率达到10.23%，过去五年，耐克股票投资回报率高达130%。处于传统制造行业，耐克何以实现如此高的资产收益率和投资回报率？数据显示，一双在美国零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生产成本仅25美元不到，制造环节利润仅为1.9美元，而营销环节价值增值达48美元。异曲同工的是，引领创新风向标的苹果公司依托于外部开发平台，其研发费用占总营收的比例仅2%不到，在美国各大科技公司中排名第十八位，远低于微软、英特尔、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思科、甲骨文、高通、惠普和亚马逊等高科技企业。这种模式也吸引了其他科技公式借鉴，如Facebook通过构建外部研发平台，其2012年研发投入下降到总营收的10%以下。上述例证说明，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商流、物流、信息流有效整合和不断创新，凭借独特的企业战略决策，如品牌战略定位、全球供应链构建、跨国并购整合、销售渠道设计、信息系统运营、人才体系配置等，全球最卓越的企业实现了在激烈竞争中不可多见的高利润、高附加值运营模式。 1.4区位经济、产业升级与网络价值三维演进模型 将以上产业升级动力、区域经济重心和企业价值增值三者进行有机整合，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区位经济、产业升级与价值增值的三维演进模型。其中模型的外、中、内维分别对应区域经济重心、产业升级驱动要素和企业价值增值环节的演进路径。前文通过理论演绎指出下一轮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在于制度要素，接下来本文将尝试用数学模型论证制度要素对于均衡演进的关键性作用。近年来，学者们也逐步认识到制度的关键性作用[9]，指出经济长期增长与政府制度相关，如政府税收、法律政策、公共秩序维持、基础设施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等都会对经济长期发展产生影响。奥斯特罗姆等更是将制度界定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因素[10]，指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虽然学者们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在经典的增长模型中，制度并未以合适的方式纳入促进增长的关键要素行列。为此，本文构建一个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为简化起见，将技术内化于投入该实体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中，所以模型包含四个变量：首先是产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图3右侧代表的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约为图3中间部分表示的制度抑制环境的3倍，反映了制度对吸引资金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纵轴所代表的实体经济产出在制度促进环境下约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而根源则在于制度要素通过作用于资本、人才、技术等实体因素对均衡产生了具有乘数效应的推动作用。 3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前文从理论推导和模型构建两方面论证了制度要素对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然而，学者们通过调研发现，现行某些政策法规不仅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应如何调整制度体系以更好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价值提升？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本文提出由宏观政府治理政策 3.1宏观政府治理政策 宏观产业政策是政府将宏观管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内，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进行定向调控，以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具体来说，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价值提升，政府可以借鉴以下制度。 3.1.1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 美国硅谷地区最早的电子企业——联邦电报公司的最主要客户是美国海军，其被称为美国海军一战期间的宠儿，二战期间该公司再度为美国军方专业生产运用于地面雷达系统的大型高功率真空管。类似的，军方市场也是美国惠普公司早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二战期间惠普公司生产的电子测量装置和接收器可用来侦查和分析敌方的雷达信号，大量军方订单使当时处于成长初期的惠普名利双收。同样，美国微电子、导弹、卫星、宇航电子等产业均获得了政府和军方的支持。政府购买起到两方面作用：其一大量的军方采购和研发资助为最具创新性的技术付出高价，进行了最大的风险投资，从而推动高技术领域的持续创新活动；其二军事部门迅速将创新技术应用化，并采取资源转化运用和技术共享手段，加速了科技扩散，促进技术持续进步。 3.1.2政府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全球并购 2010年3月28日，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集团以18亿美元收购了福特集团旗下沃尔沃汽车公司，获得其100%的股权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相关资产，其收购资金中有极少部分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融资支持。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通过其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本国汽车产业发展，帮助日系汽车企业全面超越美国厂商，并成功于20世纪80年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国。 3.1.4法律保护和外交政策支持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日本等国“赶超战略”的影响，提出了“301条款”、“关税337条款”、“Diamond v. Chakrabarty法案”、“拜-杜法案”等。这一系列政策对内厘清了知识产权归属，保护了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对外则打击了侵害本国知识产权的竞争者，促进当时美国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基因工程、生物制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如果法律只能约束一国内部市场主体行为，那么美国强硬的经济外交政策则是将本国法律强行推广至全世界的有利工具。譬如，美国“331条款”和“关税337条款”的核心思想就是“贸易报复机制”，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或者构成侵害的国家和它国企业，美国受害者可以提出控告，其贸易委员会经调查核实后，将采取强制排除令或禁止进口令，由海关扣押和销毁它国侵权产品。1994年，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未采纳上述贸易报复机制，美国断然退出该机构，迫使WIPO对自身条约进行修改。对待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亦然如此，以致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中有关专利权的内容大多直接来自美国的标准和规定。 3.2中观产业治理环境 从中观层面来看，适宜于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价值提升的治理环境是指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同层企业所能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力及配套服务支持，具体包括： 3.2.1产业金融支持 新兴产业往往是投入大、风险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下游配套供应商，由于固定资产低、信用担保能力弱，银行对其提供贷款风险较大，因而很难独立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然而如果由于缺乏资金投入，作为产业长期发展基础的下游供应商品质和能力得不到提升，将直接影响上游核心企业和整个产业的竞争力。针对这种情况，融资机构可以提供以产业为整体的金融支持，如供应链融资、贸易融资和集群风投等。以供应链融资为例，其核心理念是，即使下游供应商企业规模较小，但如果其产品是销售给较有实力的大企业，那么以这种基于实力强大的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预付货款作为还贷来源，金融机构则不用抵押即可发放贷款，以解决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下游配套供应商资金缺失及滞后问题。 3.2.2提供综合服务平台 美国硅谷无疑是创业者的天堂，其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服务可谓一应俱全[11]，包括风险投资、商业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猎头服务以及专业咨询顾问等各个方面。美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是与风险投资相伴相生，最初的风险投资公司从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处筹集资金，极具魄力和富于远见地将资金投向前景不甚明朗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并对公司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可以说，风险资本是波士顿128公路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能获得来自风险投资者的支持外，在硅谷，优秀的律师不仅为企业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更提供包括把客户介绍给供应商、许可证持有人、合作伙伴和其他业务伙伴，甚至还包括向客户推荐管理人才、提供商业建议等服务内容。 3.2.3塑造创新文化氛围 硅谷推崇的榜样是“凭借创新和大胆的努力创建新企业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年轻领导者”，对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是硅谷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事实上，虽然许多硅谷创业者成了百万富翁，但多数人创业动机更多是为了独立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在硅谷文化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由技术成就而非经济成就所决定。硅谷中最受尊敬的是创办企业的人，并且人们普遍的共识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成功的创业者” [12]，年龄、身份或者是社会阶层都限制不了创业活动的进行，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尊重经历多次挫折后的成功者氛围推动了该地区创新和创业活动的持续开展。除了对创业和创新的推崇，硅谷文化中的合作精神、努力工作、人才的高速率流动等也是其显著特征。 3.2.4人才培养机制及公共事业环境 在美国，几乎每一个高新技术区域都倚靠一个或几个科研能力强大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如硅谷与斯坦福大学息息相关，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区则有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北卡罗莱纳三角地区拥有三所研究型大学，分别是杜克大学、北卡大学和北卡州立大学。奥斯汀地区能由20世纪50年代国际商业机器（IBM）、超威半导体（AMD）、摩托罗拉（Motorola）的制造中心转型为现在的研发管理中心，得益于当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的科学和工程院系研发能力的迅速提升。除实力强大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外，地方政府吸引高技术企业和高端人才落户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提供便利和优越的公共事业及基础设施条件，包括住房、公共交通、中小学教育、公园、运动场、户外休闲娱乐、医疗服务和社区整洁等方面。 3.3微观企业治理机制 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其功能是“获取和组织人力和非人力资源以赢利性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学者们认为[13]，“产业升级发展的趋势是核心企业开始谋求对跨越企业、产业甚至国家边界的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在这种跨界的全球价值链运作中，核心企业赖以控制全局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何在？ 3.3.1控制价值链核心环节 韩国三星是目前全球知名的电子产品品牌，然而十余年前，三星仅是为日本三洋等品牌代工生产的OEM厂商，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甚至一度因为产品低质低价缺乏核心竞争力而濒临破产，但也正是这次危机使三星痛下决心，在营销和研发环节大力投资，打造自有品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各国企业纷纷削减研发费用、暂停科研投入时，三星却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招聘优秀人才，其博士研发人员从危机前的600人不减反增至1 000人，研发经费在2004年达到46亿美元、2005年达到52亿美元、2007年超过90亿美元，占营业收入的9%，而2012年更是达到106.9亿美元，仅次于微软，成为全球IT产业研发投入第二大企业。大量研发投入的回报是三星品牌突破了欧美及日本厂商在核心关键技术上的封锁，实现技术领先甚至独树一帜。在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三星提高品牌营销力度，与美国广告公司IPG（InterPublic Group）合作进行整合营销，投入4000万美元加入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增加品牌在重大体育赛事上的曝光率和影响力，明确三星时尚、科技、高端的品牌定位。另外，为了摆脱品牌以往的低质低价形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三星撤出沃尔玛及凯马特（Kmart）等平价连锁卖场，转向高端专门店销售模式，而在销量较大的中国市场则区分零售卖场、批发市场和行业客户等销售渠道，进行点对点细分营销。营销和研发齐头并进，短短十余年韩国三星从代工制造企业跨越为国际一线品牌。 3.3.2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 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企业可以独善其身，即使苹果这种世界一流企业也不例外。以使苹果公司扭亏为盈的iPod产品为例，除了媲美专业CD机的音质、亮丽便携的外形、高达数万首歌曲的存储容量之外，iPod最无可替代之处在于其对音乐产业的整合。众所周知，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意识很强，而苹果公司通过与全球四大唱片公司达成协议，将后者的音乐产品在苹果的音乐商店——iTunes Store上进行浏览、购买、下载、欣赏和传输，使链条两端的消费者和音乐版权人均获益：作为音乐发烧友的美国消费者可以花费较低价格购买下载任何一首喜欢的歌曲，而版权所有者也籍由iTunes平台解决了侵权和多渠道收费烦难的问题。这种产业整合是当时索尼售价高达3 000元人民币的迷你数码播放器（Mini Disc，MD）所没有解决的，虽然产品音质、外形、广告宣传丝毫不逊色，但由于未能整合音乐版权人资源，索尼的MD播放器至iPod一推出即被各大唱片公司联合抵制和抛弃，并最终彻底为市场所淘汰。同时，由于从iTunes下载的音乐受到Apple数字版权格式的保护，苹果没有将其授权给其他任何公司或个人，实现了软硬件的必然性捆绑。当其他竞争对手理解了iPod的商业模式并尝试模仿，如微软2006年推出具有相似功能的Zune时，“iPod+iTunes”模式已占据美国数字播放器市场75%的份额。不仅是iPod，对于随后推出的iPhone产品，苹果也通过销售分成的形式整合电信运营商资源，如它在美国的合作伙伴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而在英国则是其排名首位的电信运营商O2。苹果产品良好的销售业绩在使合作电信运营商获得丰厚利润同时，也以销售分成形式将40%利润贡献给了苹果。通过上述利益协调机制，苹果把消费类电子厂商、芯片制造商、软件公司、音乐公司、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并通过不断创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和对核心环节的控制使自身在联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3.3.3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 即使通过整合协调机制能控制价值链核心环节，作为一个制造环节完全外包的高科技公司，如果缺乏快速精准的供应链予以响应，高达数千万台的iPhone将难以在短短数月内与全球各地的苹果拥趸们见面。乔布斯以追求完美著称，而苹果所构建的供应链则代表全球最高水准，其有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精简而卓越的全球供应商甄选。以iPhone为例，占其总成本62%的零部件来自三家企业，分别是日本东芝（Toshiba）、韩国三星（Samsung）和德国英飞凌（Infineon），这三家企业是世界范围内各自领域技术最先进、质量最稳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供应商。其次是全面供应链管控机制。与惠普、戴尔等企业只挑选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有权选择下游供应商的分散策略不同，苹果采取的是全面纵向供应链管控，它不仅挑选直属供应商，还为直属供应商指定下游供应商，包括指定采购品牌、类型、数量和采购价格区间，通过这种跨级集成供应链管控，苹果以较低的运营成本打造精益供应链。最后，不得不提的还有苹果严格的供应链保密制度。苹果对代工制造商的人事、信息、安保等管理制度进行严格指定，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苹果代工工厂的生产基地戒备森严，专职保安达到500人，工人进厂需刷卡，经金属探测器检查后方可离厂。在工厂周边，入厂车辆上人员需进行指纹识别，杜绝可疑人员逗留。原有生产厂房内的监控摄像也被拆除，以避免任何信息的泄露。 4结语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已面临结构性瓶颈，进一步发展需要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政策和相关制度予以推进。鉴于此，本文在详细梳理相关文献和总结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依靠制度激励、形成区域性战略中心，并将企业价值增值重点置于决策环节的产业发展方向。论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产业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比较了制度促进和制度抑制两种环境下实体经济将出现的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并从宏观政府、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构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并运用大量案例阐述制度的运作机制，以期对相关决策部门和企业管理者提供借鉴。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陈彦斌，姚一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5）：76-87.[Chen Yanbin， Yao Y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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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1.] [11]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07 ，12（1）： 1-25. [12]钱颖一. 硅谷的故事：关于硅谷的学术研究[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1， （4）： 37-39.[Qian Yingyi. Silicon Valley Story： About Silicon Valley Scholarship Research [J].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 （4）： 37-39.] [13]李海舰， 陈小勇. 企业无边界发展研究：基于案例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279（6）： 89-98. [Li Haijian， Chen Xiaoyong. Study on the Boundaryless Development of Firm：Based on Case Analysi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 279（6）： 89-98. ] AbstractAfter rapid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30 years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re facing th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ight now. In order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volving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d value chain appreci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after experienced the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riven economy， the next upgrading incentive effect should be institution， regional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enter， and the key valueadded sector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e the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xisting growth models do not contai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endogenous elem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owth model which contains the instituion factors into the system， and uses the simulation method to point out that when the elasticity of capital output， the saving rate and the effective depreciation rate are identical； in the equilibrium state， the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of the institution promoted environment is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institution suppressed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 output of economy is fivefold， thus confirms the key role of institustional element to real economy. Finally，learning from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rpor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s，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incentive system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appreciation. For example， at the macrolevel the incentive policies include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promoting highleve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ting to enterprises glob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pecial research fund service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gal and foreign policy protection； at the mesolevel， that contains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s，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culture of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public utilities to provid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microlevel， the mechnisms contain that controlling the network core values，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value chain， and promoting operational control to shape lean supply chain. We hope this incentive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decision and toplevel design. Key wordsinstitution；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value network integration [8]吕冰洋，余丹林. 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6）： 60-72 .[ Lyu Bingyang， Yu Danlin. Gradient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Efficiency：SpaceBased Perspective[J].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09， （6）： 60-72.] [9]Aghion P， Howitt P.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ress， 2006. [10]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Ostrom F P.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Reflection：Issues and Choices[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1.] [11]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07 ，12（1）： 1-25. [12]钱颖一. 硅谷的故事：关于硅谷的学术研究[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1， （4）： 37-39.[Qian Yingyi. Silicon Valley Story： About Silicon Valley Scholarship Research [J].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 （4）： 37-39.] [13]李海舰， 陈小勇. 企业无边界发展研究：基于案例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279（6）： 89-98. [Li Haijian， Chen Xiaoyong. Study on the Boundaryless Development of Firm：Based on Case Analysi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 279（6）： 89-98. ] AbstractAfter rapid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30 years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re facing th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ight now. In order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volving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d value chain appreci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after experienced the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riven economy， the next upgrading incentive effect should be institution， regional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enter， and the key valueadded sector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e the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xisting growth models do not contai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endogenous elem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owth model which contains the instituion factors into the system， and uses the simulation method to point out that when the elasticity of capital output， the saving rate and the effective depreciation rate are identical； in the equilibrium state， the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of the institution promoted environment is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institution suppressed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 output of economy is fivefold， thus confirms the key role of institustional element to real economy. Finally，learning from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rpor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s，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incentive system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appreciation. For example， at the macrolevel the incentive policies include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promoting highleve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ting to enterprises glob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pecial research fund service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gal and foreign policy protection； at the mesolevel， that contains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s，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culture of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public utilities to provid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microlevel， the mechnisms contain that controlling the network core values，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value chain， and promoting operational control to shape lean supply chain. We hope this incentive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decision and toplevel design. Key wordsinstitution；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value network integration [8]吕冰洋，余丹林. 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6）： 60-72 .[ Lyu Bingyang， Yu Danlin. Gradient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Efficiency：SpaceBased Perspective[J].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09， （6）： 60-72.] [9]Aghion P， Howitt P.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ress， 2006. [10]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Ostrom F P.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Reflection：Issues and Choices[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1.] [11]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07 ，12（1）： 1-25. [12]钱颖一. 硅谷的故事：关于硅谷的学术研究[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1， （4）： 37-39.[Qian Yingyi. Silicon Valley Story： About Silicon Valley Scholarship Research [J].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 （4）： 37-39.] [13]李海舰， 陈小勇. 企业无边界发展研究：基于案例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279（6）： 89-98. [Li Haijian， Chen Xiaoyong. Study on the Boundaryless Development of Firm：Based on Case Analysi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 279（6）： 89-98. ] AbstractAfter rapid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30 years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re facing th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ight now. In order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volving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d value chain appreci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after experienced the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riven economy， the next upgrading incentive effect should be institution， regional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enter， and the key valueadded sector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e the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xisting growth models do not contai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endogenous elem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owth model which contains the instituion factors into the system， and uses the simulation method to point out that when the elasticity of capital output， the saving rate and the effective depreciation rate are identical； in the equilibrium state， the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of the institution promoted environment is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institution suppressed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 output of economy is fivefold， thus confirms the key role of institustional element to real economy. Finally，learning from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rpor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s，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incentive system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appreciation. For example， at the macrolevel the incentive policies include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promoting highleve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ting to enterprises glob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pecial research fund service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gal and foreign policy protection； at the mesolevel， that contains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s，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culture of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public utilities to provid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microlevel， the mechnisms contain that controlling the network core values，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value chain， and promoting operational control to shape lean supply chain. We hope this incentive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decision and toplevel design. Key wordsinstitution；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value network integ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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