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 |
| 范文 | 刘同山 牛立腾 摘要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户的分化。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对土地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和产权偏好，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意愿。本文立足于农户人口分化、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现实背景，运用全国23个省（市、区）6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把农户退出农村土地的方式分为长期出租、政府征用、宅基地换城镇房和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四种，在多重共线性和模型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人口、职业和经济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耕地亩均收入外，劳动供养率、脱离农业的程度、成员在城镇定居、参与土地流转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而且不同类型农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偏好。具体来看，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对除政府征用之外的其他三种退出方式都比较支持；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土地流转和流入土地的农户，对任何方式的土地退出都更为排斥。结论表明，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影响因素；选择偏好；二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1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6.017 农户分化是近年我国农村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分化使得农户经济社会地位产生差异，必然造成农户土地依赖程度、土地价值认知、土地产权偏好的不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分化后的部分农户将有意愿、有能力彻底放弃农村土地，完成“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变。正因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统筹解决城市建设用地不足、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的思路下，努力通过制度创新为农民“弃地进城”提供通道。其中，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重庆的“地票”和近期安徽20个区县开展的农村宅基地流转试点，引起了极大关注。为了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并允许以承包经营权入股，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毋庸置疑，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户将会以各种方式退出土地。但是，目前对农户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很少有文献注意到农户异质性对土地退出偏好的影响。而农经界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方面。为数不多的有关农户土地退出的文献，也主要是基于某个地区的计量分析或案例研究，从全国范围出发，立足于农户分化的现实，研究农户土地退出的文献尚未发现。因此，本文运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分化对农民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考察异质性农户土地退出方式的选择偏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恰亚诺夫认为，在传统农村社会，造成农户分化的主要是人口因素而非市场条件、价格水平、土地稀缺等经济因素，农户会根据劳动人口/消费人口比率来调整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1]，农户分化具有周期性。但是，20世纪后期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土地均分”式农业改革，使得经济因素成为农户分化的关键因素，恰亚诺夫关于农户分化的人口因素说需要修正[2]。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迁移，加速了农户分化，最终在农村产生了经济和社会异质性特征明显的农户。针对我国情况，有学者指出，农户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经济分化。以职业差异为主的水平分化和以经济收入差异为主的垂直分化，是农户分化的两个基本向度[3]。在农村土地退出过程中，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都会改变农户对土地的价值认识和依赖程度[4]，进而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从经济理性人假设出发，农户退出土地的目的是收益最大化，而收益或效用又取决于其资源禀赋状况，这可以用农户的异质性来测度。对于理性农户而言，在作出土地退出决策时，他们会进行成本、收益与风险评估，只有当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且退地总收益明显大于退地总成本时，农户才会愿意放弃土地[5]。农户分层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逻辑上来讲，农户在城市的工作越稳定、生存能力越强，他对农村土地的依赖就越弱。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一些农户亟待获得一笔启动资金在城市购房置业；而另一些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的外出务工人员，可能对土地有更高的价值期待或已经迈过了市民化的“门槛”，反而不愿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完全退出农村土地。总之，分化引发了农户对土地的生存依赖、福利替代和财产诉求的异质化。如果可以有偿放弃农村土地，并且有选择退出方式的自由，异质性农户会因资源禀赋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选择偏好。 与土地流转是“承包地经营权的有偿让渡”不同，土地退出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户对农村耕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各种形式的放弃，因此土地退出包括了土地流转。最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土地资源统筹利用的要求日益迫切，国内关于分化农户土地退出的文献开始出现。龙开胜、陈利根对全国9个省554户农户抽样调查发现，48.5%的调研对象在“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时愿意放弃承包地，而44.5%的调查对象“在政府或集体无偿提供新住宅”时愿意放弃宅基地[6]，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具有差异化。较多学者研究发现，重庆的“地票”制度实施后，人口学特征、非农就业、退地补偿预期、赡养人口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7]。白积洋基于广东湛江市782户农户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数量、承包地的规模和是否在城镇购房等，都会影响农户土地退出的意愿[8]。罗必良对广东省样本农户的统计分析发现，多达61%的农户愿意在一定条件下放弃承包权，农村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已经大大下降，家庭务农人数、农业收入份额、土地承包期都对土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承包土地面积越大，农户越倾向于退出农地[9]。许恒周以山东临清市317户为考察对象，发现家庭供养系数越大（即家庭负担越重），农户就越看重宅基地的价值[10]。许恒周等以天津613份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推理理论分析了不同年龄阶段农民工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发现教育程度、供养系数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而外出务工时间是重要的拉动因素[11]。 可见，分化后的异质性农户不仅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意愿，而且对各种退出方式也有差异化的选择偏好。 2.2 指标选取及说明 根据已有文献，结合研究目的，本文把影响土地退出意愿的农户分化归结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乡联系特征三个方面。 （1）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①年龄。一般认为年龄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它对土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方向，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地方的农户调查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年龄对农户“弃地进城”的决策有显著影响，受访者年龄越大，越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成为城市居民[5，7-8]。但是，也有学者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10-11]。②性别。Ruud等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实验研究发现，在面临有风险的决策时，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擅长选择一个可获得更大收益的策略[12]。在研究我国农户土地退出问题时，有学者发现，性别会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让男性放弃宅基地要给其比女性更多的补偿[10]，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愿意退出宅基地[11]。③受教育程度。很多学者都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影响土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变量。白积洋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显著正相关[8]。许恒周等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宅基地退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对年龄较大农户的影响更为明显[11]。刘华、苏群的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外出务工女性更愿意放弃宅基地[13]。 （2）家庭特征。主要从家庭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来反映。人口状况可以用家庭人口数量、劳动供养率来反映，经济状况可以用家庭人均收入和耕地亩均纯收入来测度。①家庭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可能会对农户的生产生活具有规模效益，形成乡村对农户拉力，使其不愿意放弃土地离开农村。罗必良研究发现，家庭务农人数增加会明显降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9]。②家庭劳动供养率。劳动供养率是一个劳动力要供养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即恰亚诺夫的劳动人口/消费人口比率的倒数，它是造成农户分化的人口因素。劳动供养率越高，家庭负担就越重，农户可能越依赖土地的生活保障作用。许恒周研究发现，劳动供养率越高的农户，越不愿意放弃宅基地[10]。③家庭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可以衡量农户之间的经济分化。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对农村土地的依赖可能就越弱，更倾向于放弃土地。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家庭总收入来考虑经济因素对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但是很显然，人均收入是一个比总收入更合理的指标。④耕地亩均收入。它可以衡量农户农业经营能力的差异，是农户经济分化的另一种原因。农村市场化让一些农户通过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获得了很好的经营效益。亩均收入越高的农户，可能越看重土地的耕作价值而不愿退出。有学者用耕地质量来衡量农业经营效益，进而考察这一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9]。但农户未必能准确说出农地质量，而耕地亩均收入则比较容易掌握，可能是一个更优指标。 （3）城乡联系特征。它可以从脱离农业的程度、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和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等三个角度来考虑。①脱离农业生产的程度。国内学者常用兼业化程度来反映农户脱离农业生产的程度。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户的兼业行为具有不可逆性，兼业化程度越高，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越强烈[14]。②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融入城镇生活的程度，如是否在城镇买房或长期租房，可以作为表征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工具变量，反映农民在城市积累的生存技能、物质资本或社会资本。王兆林等研究发现，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更愿意放弃农村土地[5]。③是否参与耕地流转。流入、流出土地可以反映农户家庭经营的重心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流出土地、兼业化经营或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户，更乐于退出农村土地，融入城市生活[14]；流入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户可能具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倾向于留在农村，成为职业农民。各变量、指标及其说明见表1。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研究”课题组。2011年7-9月，课题组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不仅涵盖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还关注了农户与城镇的联系，并重点探询了农民对各种土地退出方式的态度。为保证调查的可信度，课题组选择了中央财经大学的本科生，经过专门培训后由其入户并协助农民填写调查问卷。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3个省（市、区），共发放问卷769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错误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647份，有效率为84.14%。本文将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四种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分析农民的退出意愿及退出方式偏好。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Logistic回归分析前，需要检验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响。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耕地亩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是所有自变量间最大的，为0.31，其他变量的相关性都低于这一数值，初步表明10个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确认这一结论，本文进一步采用容忍度（Tolerance）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步骤如下：首先以年龄为因变量，对其余的自变量进行回归，算出Tolerance值；然后依次轮换因变量，得到各个自变量的Tolerance值。从结果来看，最小Tolerance值为0.440，远大于下限值0.1，表明10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估计。 3.2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了检验农户分化尤其是不同的家庭特征和城乡联系特征对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异质性农户在不同土地退出方式间的选择偏好，本文统筹考虑当前农户土地退出的各种方式，分别以“是否愿意把整村土地长期出租”、“是否愿意政府（或集体）有偿征用（或收回）空闲宅基地”、“是否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是否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4个二元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使用SPSS20.0软件对二元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在Logistic模型中，Nagelkerke R方或-2Loglikelihood值的适用性较差，本文选用Hosmer和Lemeshow检验作为方程拟合优度的指标。四个方程的Hosmer和Lemeshow检验的Sig.值远都大于0.1，数据拟合的很好，适合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为了详细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退出的影响，本文以“参与土地流转”作为模型的分类协变量。其中，土地流出的农户作为参照类别。 模型Ⅰ表明，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和流入耕地的农户，与没有成员城镇定居和流出耕地的农户相比，“是否愿意把整村土地长期出租”有明显的区别。具体来看，“家庭成员定居城镇”的回归系数为正（0.681）且发生概率比Exp（B）值为1.975，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与没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相比，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更愿意“把整村土地长期出租”，且愿意的发生比提高97.5%。这说明与城镇联系越紧密，农户越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与流出耕地的农户相比，流入耕地的农户更不愿意“把整村土地长期出租”，其给出肯定答案的发生比降低44%。这意味着流入土地的农户，更有可能发展成为职业农民而不愿放弃土地。 模型Ⅱ表明，劳动供养率和耕地亩均收益，都会影响农户是否愿意“以政府有偿征收土地”的方式退出农村土地。具体来看，劳动供养率较高的农户，需要赡养、抚育或照顾的家庭成员较多，其对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依赖可能更强烈，因此也就更难接受土地被政府有偿征用或集体收回。这与许恒周[11]的研究结论一致。耕地亩均收益高的农户，反而比较容易接受政府征用，这可能是由于亩均收益高的农户，一般居住在城市近郊或发达地区，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为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等。这类农户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较高，更期待从政府征收中获得巨额补偿。另外，没有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比流出土地的农户，接受征用的发生比降低63.6%，这意味着有土地流出的农户更乐于接受政府征用或集体收回来有偿退出农村土地。 模型Ⅲ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脱离农业的程度越强、家庭成员在城镇拥有稳定住所的农户，更易于接受“以宅基地换城镇房”。具体来看，与女性相比，男性愿意接受“宅基地换城镇房”的发生比低35.5%；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比如从小学到中学，农户选择“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发生比将增加29.8%；与完全从事农业的受访者相比，兼业农户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发生比高29.7%；与参照组农户相比，家庭有成员在城镇定居（买房或租房）的农户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发生比高59.3%。此外，与模型Ⅱ相似，与流出耕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接受“宅基地换城镇房”的发生比低54.4%。 老保险”的发生比预期可以提高46%；与没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相比，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退出土地的发生比高82.0%。另一方面，与模型Ⅱ相似，劳动供养率较高的农户，愿意接受“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发生比率明显较低；与有耕地流出的农户相比，无论是流入耕地的农户，还是尚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发生比率都明显降低。 3.3 异质性农民的土地退出方式偏好 综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供养率、耕地亩均收入、脱离农业的程度、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是否参与耕地流转等反映农户分化情况的8个因素，不仅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还制约着其土地退出方式的选择偏好。 从不同变量对农户土地退出方式的影响来看：①年龄只在模型Ⅳ——“是否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中起显著作用，年龄较高的人倾向于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②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只在模型Ⅲ——“是否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中起显著作用，女性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受访者，更乐于以宅基地换取城镇住房；③劳动供养率较高的农户，会明显抵触“政府有偿征收土地”和“承包地换养老保险”；④耕地亩均收益较高的农户，更乐于以“政府或集体有偿征收”的方式退出农村土地；⑤脱离农业生产程度较强，或者说市民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方式放弃农村宅基地；⑥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除政府征收外，对“整村土地长期出租”、“宅基地换城镇房”、“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退出方式的接受意愿，分别比没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高出97.5%、59.3%和82.0%，表明城镇化的确是农户放弃农村土地的巨大拉力；⑦相比流出耕地的农户，在2011年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其接受“政府有偿征收”、“宅基地换城镇房”、“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可能性都明显偏低，分别低63.6%、54.4%和64.3%，且在统计上相当显著；⑧流入耕地的农户，相比流出耕地的农户而言，其愿意“把整村土地长期出租”或“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发生比率将分别降低44.0%和41.4%。 总之，面对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异质性农户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方式放弃土地；受教育程度或脱离农业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方式放弃土地；耕地亩均收益较高的农户，更乐于通过政府征用的方式放弃土地；已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除政府征收之外，对各种退出方式都比较支持；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土地流转或者流入耕地的农户，对各种退出方式都更为排斥。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不同退出方式的对比考察，本文发现，农户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变量。具体来看，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①职业分化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定居、有耕地流出和脱离农业程度较高的农户，相对而言更愿意放弃土地。②人口分化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需要被赡养、抚养、照顾的家庭成员越多，农户越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这表明农村土地对家庭负担较大的农户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生活保障作用。③经济分化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农户经济收入差异的主要指标，无论从那种退出方式来看，对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与经济分化较相关的耕地亩均收益，也只对农户是否愿意接受政府征地产生作用。④分化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退出方式的选择偏好不同。受教育和脱离农业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乐于选择“宅基地换城镇房”的方式退出土地；而年龄越大、家庭劳动供养率越低的农户，越偏好通过“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的方式退出土地。 上述结论为推进农村土地有偿退出和城乡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着丰富的政策启示：首先，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是土地退出的微观基础。分化后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产权偏好都产生了差异。一些在城市有了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而且并不太在意土地退出的具体方式。其次，加快土地流转有助于推动农户分化，进而加快农户“弃地进城”。已有耕地流出的农户，更乐于放弃土地，而尚未参与土地流转或流入土地的农户，更倾向于留在农村做职业农民。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鼓励部分农户退出土地，从而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空间。最后，政府可以结合分化农户的实际需求，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为市民化能力较强的农户提供制度出口、加快实现土地有偿退出，同时也要保障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他们的农业经营能力。总之，为了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城镇化的“化地”与“化人”同步发展，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做到“顺势而为、进退有据”，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土地提供多样化的制度安排。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3-53. [2]Sudipta Bhattacharyya.Capitalist Development，Peasan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tate：Survey Findings from West Bengal[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1，28（4）：96-98. [3]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4]许恒周，郭中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95-97. [5]王兆林，杨庆媛，张佰林，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 （11）： 49-61. [6]龙开胜，陈利根.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0-87. [7]吴康明，陈霄.农民土地退出意愿与关键环节拿捏：重庆例证[J].改革，2011，（10）：61-66. [8]白积洋.农民土地退出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湛江市782个农户样本调查[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3）：34-35. [9]罗必良.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改革，2013，（1）：66-75. [10]许恒周.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临清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2，（10）：79-80. [11]许恒周，殷红春，石淑琴.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8）：77-78. [12]Ruud van den Bos， Homberg Judith，de Visser Leonie. A Critical Re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Decisionmaking Tasks： Focus on the Iowa Gambling Task[J].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012，（238）：95-108. [13]刘华，苏群.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9）：43-47. [14]刘同山，孔祥智，张云华.兼业程度、地权期待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72-7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celerat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endence， value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s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ir land.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different 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in profession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647 ruralhouseholds in 23 provinces of China， and divides the way of farmers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to four forms， including the longterm lease，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bartering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and bartering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By construct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after the test of multicollinearity and appropriaten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choice preference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which leads to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part from age， gend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per acr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labor feed rate， the degree of exiting from agriculture， the situation of town resident and land circulation a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household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Specifically， elder respondents prefer to exchange the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prefer to exchange the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Ruralhouseholds have members settling in town are in favor of every way except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However， ruralhouseholds whose land does not decrease after land circulation are more un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any way.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into account， and provide the distinguish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ealthy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effect factors； choice preference； binary logistic model 上述结论为推进农村土地有偿退出和城乡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着丰富的政策启示：首先，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是土地退出的微观基础。分化后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产权偏好都产生了差异。一些在城市有了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而且并不太在意土地退出的具体方式。其次，加快土地流转有助于推动农户分化，进而加快农户“弃地进城”。已有耕地流出的农户，更乐于放弃土地，而尚未参与土地流转或流入土地的农户，更倾向于留在农村做职业农民。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鼓励部分农户退出土地，从而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空间。最后，政府可以结合分化农户的实际需求，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为市民化能力较强的农户提供制度出口、加快实现土地有偿退出，同时也要保障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他们的农业经营能力。总之，为了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城镇化的“化地”与“化人”同步发展，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做到“顺势而为、进退有据”，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土地提供多样化的制度安排。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3-53. [2]Sudipta Bhattacharyya.Capitalist Development，Peasan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tate：Survey Findings from West Bengal[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1，28（4）：96-98. [3]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4]许恒周，郭中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95-97. [5]王兆林，杨庆媛，张佰林，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 （11）： 49-61. [6]龙开胜，陈利根.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0-87. [7]吴康明，陈霄.农民土地退出意愿与关键环节拿捏：重庆例证[J].改革，2011，（10）：61-66. [8]白积洋.农民土地退出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湛江市782个农户样本调查[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3）：34-35. [9]罗必良.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改革，2013，（1）：66-75. [10]许恒周.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临清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2，（10）：79-80. [11]许恒周，殷红春，石淑琴.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8）：77-78. [12]Ruud van den Bos， Homberg Judith，de Visser Leonie. A Critical Re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Decisionmaking Tasks： Focus on the Iowa Gambling Task[J].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012，（238）：95-108. [13]刘华，苏群.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9）：43-47. [14]刘同山，孔祥智，张云华.兼业程度、地权期待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72-7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celerat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endence， value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s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ir land.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different 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in profession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647 ruralhouseholds in 23 provinces of China， and divides the way of farmers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to four forms， including the longterm lease，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bartering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and bartering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By construct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after the test of multicollinearity and appropriaten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choice preference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which leads to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part from age， gend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per acr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labor feed rate， the degree of exiting from agriculture， the situation of town resident and land circulation a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household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Specifically， elder respondents prefer to exchange the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prefer to exchange the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Ruralhouseholds have members settling in town are in favor of every way except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However， ruralhouseholds whose land does not decrease after land circulation are more un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any way.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into account， and provide the distinguish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ealthy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effect factors； choice preference； binary logistic model 上述结论为推进农村土地有偿退出和城乡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着丰富的政策启示：首先，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是土地退出的微观基础。分化后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产权偏好都产生了差异。一些在城市有了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而且并不太在意土地退出的具体方式。其次，加快土地流转有助于推动农户分化，进而加快农户“弃地进城”。已有耕地流出的农户，更乐于放弃土地，而尚未参与土地流转或流入土地的农户，更倾向于留在农村做职业农民。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鼓励部分农户退出土地，从而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空间。最后，政府可以结合分化农户的实际需求，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为市民化能力较强的农户提供制度出口、加快实现土地有偿退出，同时也要保障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他们的农业经营能力。总之，为了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城镇化的“化地”与“化人”同步发展，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做到“顺势而为、进退有据”，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土地提供多样化的制度安排。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3-53. [2]Sudipta Bhattacharyya.Capitalist Development，Peasan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tate：Survey Findings from West Bengal[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1，28（4）：96-98. [3]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4]许恒周，郭中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95-97. [5]王兆林，杨庆媛，张佰林，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 （11）： 49-61. [6]龙开胜，陈利根.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0-87. [7]吴康明，陈霄.农民土地退出意愿与关键环节拿捏：重庆例证[J].改革，2011，（10）：61-66. [8]白积洋.农民土地退出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湛江市782个农户样本调查[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3）：34-35. [9]罗必良.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改革，2013，（1）：66-75. [10]许恒周.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临清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2，（10）：79-80. [11]许恒周，殷红春，石淑琴.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8）：77-78. [12]Ruud van den Bos， Homberg Judith，de Visser Leonie. A Critical Re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Decisionmaking Tasks： Focus on the Iowa Gambling Task[J].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012，（238）：95-108. [13]刘华，苏群.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9）：43-47. [14]刘同山，孔祥智，张云华.兼业程度、地权期待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72-7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celerat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endence， value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s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ir land.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different 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in profession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647 ruralhouseholds in 23 provinces of China， and divides the way of farmers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to four forms， including the longterm lease，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bartering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and bartering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By construct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after the test of multicollinearity and appropriaten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choice preference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which leads to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part from age， gend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per acr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labor feed rate， the degree of exiting from agriculture， the situation of town resident and land circulation a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household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Specifically， elder respondents prefer to exchange the contractedland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prefer to exchange the ruralhomestead for urban residence. Ruralhouseholds have members settling in town are in favor of every way except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However， ruralhouseholds whose land does not decrease after land circulation are more unwillingness of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any way.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heterogeneous ruralhouseholds into account， and provide the distinguish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ealthy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land usufruct abdication； effect factors； choice preference； binary logistic model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