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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个人碳排放交易研究进展与展望

范文

陈红敏

摘要个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将碳排放权分配给个人的总量交易政策工具。不同于上游的总量交易以及碳税等政策工具，个人碳排放交易因其能够推动个人直接参与碳减排而受到关注。鉴于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排放权分配以及清缴方式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个人碳排放交易在政策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有不同表现，而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在上述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基于人均排放进行配额分配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更能体现个人在碳排放权方面的平等性。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不确定性，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成本远高于上游的总量交易系统。如果仅仅考虑减排本身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因此，个人碳排放交易激励公众参与减排行动所能带来的其他政策效果的探索和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通过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执行方式的细致研究发现，个人碳排放交易并不必然激励公众直接参与减排，公众的参与是与方案的具体设计直接相关的。因此，更为具体的方案设计，包括考虑各种市场主体潜在反应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是未来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评估的研究基础。而政策设计需要在激励公众参与和成本控制、效率与公平间不断权衡。此外，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边界的设定、对不同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累退性的比较、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与其他能源或环境政策交叉性的评价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个人碳排放交易；碳配额；公平；效率；效果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030-07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碳排放的重要性日趋显现。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虽然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减排问题，但它不能消弭人类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存在反弹效应的情况下，因此，必须转向通过促进个人行为转变来推动持续的减排。然而，意识-行为间的差距是公众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挑战[1-3]。对气候问题认识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个人行为的改变[4]。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碳排放交易（Personal Carbon Trading，以下简称PCT），因其通过强制的个人责任来保证排放控制而受到关注。个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将碳排放权分配给个人的总量交易政策工具[5-6]。它可以通过设定不断趋紧的碳排放权总量，满足国家的减排目标，而交易机制的设计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和低成本的减排。

由于我国个人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较少，因此，国内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的研究不多，研究和政策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技术和效率减排。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正在快速上升，其快速增长趋势很可能会抵消我国在其他领域的减排努力。且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碳锁定效应，一旦人们形成一种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将大大增加未来的减排难度。因此引导和适当约束消费领域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种引导，必须依赖个人作为主体的参与。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个人碳排放交易这一概念的缘起和发展，它的特征以及它在政策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的表现，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政策发展潜力，以期为中国未来的减排政策选择提供更多的参考。

1 个人碳排放交易的缘起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Hillman和Fleming提出了碳配额（Carbon Allowance）的概念，他们认为不断趋紧的碳配额是实现大规模减排的一种可行方式。这一思想源自当时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提出的全球紧缩和趋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C&C）框架[7]，即通过设立一个随时间缩减的全球排放总量以保障气候安全（紧缩），并根据人均水平给各国分配排放权，保证排放最终收敛于一个人均均等的水平，以保障公平（趋同）。

为了践行紧缩和趋同原则，研究者提出了基于碳配额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Fleming最早提出了国内可交易配额（Domestic Tradable Quotas，DTQs）概念，其后又提出了可交易的能源配额（Tradable Energy Quotas，TEQs）概念，并建议根据英国经济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设置一个能源碳排放配额，将40%（根据英国个人消费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重）的碳配额按照人均均等免费分配给个人，其余60%的碳配额则拍卖给组织和机构。碳配额是可交易的，从而碳消费水平较低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出售其富余的配额，而高碳排放群体则需在市场上购买。个人或机构在购买能源时清缴与所购能源相对应的碳配额，这些碳配额通过供应链上溯到能源供应商，并最终清缴给管理者。而碳配额总量设置将随时间逐步缩减，以实现国家排放目标[8-9]（见图1）。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了个人碳配额（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s，PCAs）、家庭碳交易（Household Carbon Trading）、可交易的能源许可（Tradable Fuel Permits）等概念，都是对个人碳排放交易的不同描述，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10-12]。

2 个人碳排放交易的不同形式和特征

排放覆盖范围、碳配额的分配方式和清缴规则决定了个人碳排放交易的基本特征[13]，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

2.1 范围（Scope）

个人碳排放交易的覆盖范围实际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设定，是覆盖整体经济，还是仅涉及个人或家庭排放，前者是对区域内100%的碳排放进行限制，而后者则是仅对个人或家庭的碳排放进行控制；二是对排放相关的能源活动范围的设定。就个人或家庭排放而言，Fawcett提出的PCAs方案覆盖了全部的个人能源使用排放，包括家庭燃料使用排放、私人交通排放以及飞机出行的排放，方案设计初期不涵盖公共交通排放，但在条件成熟时将覆盖公共交通排放[14]。而在Fleming提出的DTQs/TEQs方案中，配额覆盖的仅仅是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的排放，包括家庭内部燃料使用排放，如电力、燃气、煤、油品消费的排放，以及汽车燃油排放[8-9]。不管是PCAs还是DTQs/TEQs，不同方案都建议设立专门的碳配额或碳信用账户，并将信息存贮在一张特殊的卡上。人们在购买燃料和能源时，必须使用卡上的碳配额，以抵扣所购能源的碳排放。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基于碳的流通货币。但是这一系统相对复杂，为了简化，Niemeier等提出了仅包含家庭住宅排放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Household Carbon Trading）。由于这一方案利用了已有的家庭能源账户（单）系统，因此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运行成本[12]。而相较于家庭住宅排放，个人交通排放具有更大的价格弹性，因此，关于个人交通排放的交易方案受到了更多关注[15-19]。

尽管基于特定部门的个人碳排放交易可能更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更多的讨论依然集中于覆盖整体经济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基于特定部门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存在与其他政策的交叉，即利用其他政策可以实现近似的目标，如不断提升家庭耗能设备的能效标准与家庭碳交易存在类似效果；二是基于整体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人的碳管理，使人可以在不同能源活动的减排措施间进行权衡[20]，如选择安装节能灯泡或者减少飞机出行；三是覆盖整体经济的个人碳排放交易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家的碳减排目标，减少不确定性。

2.2 分配（Allocation）

分配是指碳排放主体获得碳配额的方式。目前主要有两种分配方式，免费分配和拍卖（或购买）。对于个人或家庭，不同方案提出的分配方式基本都是免费发放。尽管还存在公平性方面的争议[21]，大多数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还是以人均均等为基准来分配碳配额，差别主要在于孩子是否有碳配额以及是否具有与成人相等的碳配额。在TEQs方案中，碳配额仅分配给成人，而在PCAs方案中，孩子也被分到碳配额，但是孩子获得的配额少于成人。

对于组织和机构而言，获得碳配额的方式，一是通过拍卖，如TEQs/DTQs，Cap and Dividend（以下简称C&D）[22]。前者是把60%的碳配额直接拍卖给机构，后者是把碳配额100%拍卖给能源零售商，利用拍卖所得建立一个“天空基金”（Sky Trust），这个基金可以将拍卖所得平均分配给个人。这种方案严格来讲不能算是个人碳排放交易，因为个人不是获得碳配额，而是被分配到碳配额出售的收益，个人并不直接参与交易。机构获得碳配额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市场购买，如在Cap and Share（以下简称C&S）方案中，碳配额100%免费分配给个人，而能源供应商必须到市场上购买个人出售的碳配额才被允许排放[23]。这样，个人可以获得碳配额出售的收益，同时可以通过调整其出售的碳配额数量影响进入市场的碳排放权总量，而有限的能源供应商作为碳配额的购买者可以保证相对低成本的监管。因此，分配方式的不同，将对方案的复杂性和运行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如C&D的拍卖方式具有对象明晰、操作简单等特点，但是其对个人碳管理的激励不足。将碳配额全部分配给个人，提升了个人的影响力和可作为空间，但可能大大增加产业部门、公共部门的运行成本，且这种成本的增加可能最终也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按照个人和机构的排放比重进行不同方式的分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同时系统的复杂性也随之上升。

2.3 清缴（Surrender）

碳配额的清缴是指碳配额使用信息的结算和汇总过程。如果个人能源活动的排放没有结算，个人碳帐户中无法显示碳配额的实时变动，那么个人碳配额的预算约束作用就会失效，总量控制的目标也会落空，因此这是个人碳排放交易执行的关键环节。

碳配额的清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上游清缴和下游清缴。所谓上游清缴是指由化石燃料的供应商或进口商提供其拥有的碳配额以涵盖其提供的燃料中隐含的碳排放。在这一模式下，监管面对的实体数量相对较少，因此管理相对简单。C&S以及C&D方案就是上游清缴的典型。但是，在上游清缴模式下，碳排放权价格主要体现在能源批发市场上，因而对于公众参与减排缺乏有效的激励。下游清缴主要是指个人直接清缴或者个人通过能源零售商清缴。个人清缴实际上就是要求个人在结算时能够出示与其碳消费量相匹配的碳配额，它是通过对个人碳账户的检查来实现监管，并对配额不足者作出处罚。虽然一个庞大的个人间的碳交易市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要实现对成千上万的个人的监管以及保障后续的法律行动，将导致巨额的执行成本，而且不受欢迎[13]。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通过能源零售商清缴，以避免过高的交易成本将是较好的选择。能源零售商清缴是指个人和组织在购买燃料或电力时，其碳账户将会被抵扣相应数量的碳配额，这部分碳配额被转移到能源零售商的账户中。能源零售商出售多少燃料，必须获得相对应的碳配额，消费者抵扣的碳配额将随供应链上溯，一直到能源供应部门，并由能源供应部门最终清缴到注册管理机构。对于管理机构而言，其主要考察的是能源供应商最终所提供的碳配额总量是否与其出售的能源量相一致。而消费者在购买能源时清缴碳配额，则可以通过能源零售商的管理来实现。这一过程中，系统将部分运行成本转嫁并分散于能源供应链，提高了可操作性，但这种执行方式可能带来能源零售商的市场应对策略。能源零售商可能采取哪些市场应对策略，这些应对策略对于方案的实施有怎样的影响，对此尚未有细致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下游清缴系统中，很难保证居民在购买燃料或能源时一定有碳配额（如忘记携带碳帐户卡，或者帐户内配额已经用尽而没有及时在市场上购买）。因此，一种务实的解决之道，也是普遍推荐的方式是提供一种“现收现付”的选择，即允许能源零售商在市场上预先购买碳配额，从而使消费者可以在购买能源时以现收现付的方式获得配额。在零售层面允许碳配额的“现收现付”，避免了过于严格的监管，可以增加公众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的接受度，但可能也弱化了其对个人的碳预算引导[13]。而能源零售商在买进和卖出碳配额上的价格差可能带来大量收入流的变化，其中蕴含着新的机会和风险，

也可能带来市场的应对行为。“现收现付”和更仔细的碳预算之间的平衡，对于PCT的效果至关重要，同时其影响也很难评估。它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碳预算能力以及在碳减排中的投入程度，而且取决于能源零售商所采取的策略以及碳市场的发展。

3 个人碳排放交易：公平、效率和效果

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覆盖范围的差异、碳配额分配和清缴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而这些不同方案实际上是对目标实现和可操作性间不同权衡的结果。

公平、效率和效果是比较环境政策工具的三大准则。那么，相较于其他环境政策工具，个人碳排放交易是否如其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在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具有优势呢？

3.1 公平（Equity）

对环境政策公平的讨论主要从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出发，即环境政策对象是否都从政策中受益或受损，这种受益或受损是否在不同群体间平均分布。大量关于总量交易的国际研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相较于碳税，总量交

易能够更有效地减排且具有更少的累退效应[19， 23- 24]。上游的碳交易系统是否存在累退效应，取决于企业成本转嫁的能力，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越强，累退效应越大。而下游的基于人均排放进行配额分配的个人碳排放交易，被认为更能体现个人在碳排放权方面的平等性。

但是研究者也指出，平等的分配并不代表公平的分配，均等的资源分配可能带来不均等的福利水平[21]。一项涉及1 000人的网上调查显示，70%的人（非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PCT按照人均水平平均分配碳配额“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碳排放”[25]。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某些人需要更多的能源和更多的碳排放，如居住在郊区或寒冷地区，房屋的保温隔热性能较差，家里有孩子，独居等等。尽管如此，个人碳排放交易的支持者认为，人均分配的不公平可以利用其他措施来弥补，而不是调整按人均分配的模式。

Starkey比较了几种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包括TEQs、PCAs，C&D，C&S（见表1），发现在TEQs和PCAs模式下，只将一定比例的排放权分配给个人可能使得那些低收入者的境况变差，更公平的分配方式是将排放权利或排放拍卖收益100%分配给个人。但是，作者也发现，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上述四种交易方案能够达到同等的公平水平，因此，以公平为准则不能在其中找出更优者[26]，但是不同方案间存在效率和效果上的巨大差异。

3.2 效率（Efficiency）

个人碳排放交易的效率实际上就是排放交易方案的成本与收益比较。Lane 等估算了建立和运行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他们认为在英国建立一套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在6.6-18亿英镑之间，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9.4-16.5亿英镑（具体见表2），远高于建立一套上游的总量交易系统的成本，后者的建立成本约5 000万-1亿英镑，运行费用约5 000万英镑[27]。除了建立和运行成本之外，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事务部（Defra）在估算PCT的成本时还考虑了个人参与交易的成本[28]。就目前而言，成本的估算主要采用类比的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如何界定和校准PCT系统的成本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对PCT收益的估算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确定通过PCT减少的碳排放量，这主要是基于PCT完成的碳预算目标；二是单位碳排放价格，通常利用碳的影子价格来计算[28]。但是，如何界定和计算碳的影子价格本身就是一个问题[25]。

Defra利用情景分析方法，在设定高、中、低三种不同减排目标的情况下，比较了两种不同的PCT方案，即下游执行的TEQs和上游执行的C&D的成本与收益。结果发现，上游执行的TEQs方案的建立、运行和参与成本远高于C&D的相应成本，尽管研究显示它的减排潜力要大于后者，但是其减排收益远不足以覆盖成本[28]。Bird & Lockwood的研究也显示，在TEQs方案下，英国居民的消费减排可以在2020年达到3.5-8.5%，但是要覆盖其成本，减排量必需达到10.3%[25]。

尽管建立一套上游执行的PCT方案（如C&S，C&D）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是上游执行可能使得碳市场变成一个批发市场，只有一个批发价格，在影响个人行为和排放方面的作用有限[13]。而且，上游执行的PCT方案可能会和上游的总量交易方案（如欧盟碳交易系统）产生交叉，而相比后者，上游执行的PCT方案在效率方面也不具有优势。Johnson等利用E3ME模型分析C&S对爱尔兰的宏观经济影响，结果显示，即使是达到10%的减排目标，碳配额的价格要超过83.9C/tCO2（2008年价），而欧盟碳交易市场2008年上半年的碳价格仅为24/tCO2[23]。

总的来说，对于PCT成本收益的评估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目前对于成本收益评估的边界尚不明确；其次，对PCT成本收益的评估应当基于具体的PCT方案，包括考虑各种政策设计和市场的可能应对，现有的对PCT方案的效率评估还比较简单，尚未根据细致的方案设计形成相对应的成本收益评价。但即使考虑不确定性，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下游执行的PCT方案要比上游执行的PCT方案和上游的总量交易方案成本更高。这意味PCT方案测试的关键是它的效果是否比其他可选择的政策更高，且超过了其增加的交易成本。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如果仅仅考虑减排的收益，将不足以覆盖PCT方案的执行成本。因此，必须寻找PCT的其他效果。

3.3 效果（Effectiveness）

效果是指环境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PCT的运行机制是预先设定总量排放目标，然后分配给个人和机构，且排放总量的设定随年度递减。因此，理论上来说，PCT模式下，减排的效果更为明确。研究者认为PCT相较于其他环境政策的一个主要亮点是其激励广大公众实际参与到碳减排行动的潜力。 TEQs会强化人们的碳意识[11]，使人产生一种更强的碳减排的责任感，这种更为明显的责任感会使人能够参与或者增强其碳管理[9]。Parag等人在分析了碳税、能源税、个人碳排放交易等不同减排措施促进个人减排的动力机制后，指出个人碳排放交易可以通过价格信号、碳感知、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三方面促进减排。因而可能比其他税收工具有更大的潜力推动减排意愿[20]。就经验研究而言，由于PCT尚未进入实践层面，许多研究都通过调查公众对PCT方案的接受度来考察其潜在效果。Jagers等的调研显示，人们更倾向于一个实际的碳税而不是一个假设的PCT方案[29]。但其他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假设的PCT方案的支持率与对假设的上游碳交易或碳税方案的支持率基本相同甚至前者略高[19， 30]。对于假设的PCT方案，也有研究者指出公众对个人碳排放交易的态度可能不是其实施的主要障碍[3]。

由于PCT方案产生的碳减排效益难以覆盖其成本，因此，除了实际的减排之外，PCT方案产生的其它政策效果可能对于其实施至关重要。这些效果包括使个人成为利益相关者；促进个人对于共同目标的感知，对于公平的感知；促进公民了解一个公平的排放水平；提高个人的责任意识；提供一种集体感；增加个人碳预算管理能力；增加碳这一虚拟资源的可见度，从而增强个人的碳意识或环境意识等。此外，一个总量配额不断下降的PCT，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对高能效以及低碳产品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刺激创新[21， 25]。目前，对这些效果或价值的研究尚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对其定量评估尚未得到有效跟进，从而影响了对PCT方案的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效果可能与PCT的执行方式密切相关。如果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不在下游执行PCT，那么理想的PCT所描述的让每个公民对自己的碳排放进行规划并不必然存在。而且总量交易模式的本质决定了参与者有逃避排放总量约束的经济激励。而不同于征税方式，某些人逃避总量约束可能影响碳价格，即使是一小部分的逃避行为也会使得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弱化。因此，PCT方案的设计和有效的执行对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

4 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说，执行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在技术上并不成问题，阻碍其进入实际政策视野的主要是两点：一是过高的成本；二是效果的不确定。英国政府对PCT的评估结论是现阶段还不具有条件开展，但是需要关注条件的变化，包括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执行成本、方案的公众接受度等。因此，对PCT的研究需要考虑上述需求，而未来对于PCT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1） PCT方案的政策设计。PCT方案的政策设计是其成本效益评估的研究基础。目前个人碳排放交易还只是一个概念和由概念衍生的方案设计，因此，现有的成本有效性的估算不是基于实际可行的政策设计，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而关于公众可接受度的调查证据也是基于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概念的薄弱理解。PCT在实际中会怎样运行还有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由于PCT市场可能带来的收入流的变化意味着新的机会和风险，能源公司、个人、政府等在其中可能采取怎样的应对，都需要更细致的研究。

（2）对PCT系统的成本界定。成本边界的清晰界定是对PCT方案成本估算的前提。现有的研究对于如何界定PCT方案的设立和运行成本没有清晰的说明，如是否包含公众或机构参与的成本，是否包含“碳货币”的信用保障成本等等。成本边界的不明晰，可能带来估算的巨大偏差，导致方案或者政策比选的困难。

（3）激励公众参与和成本控制间的权衡。将个人碳排放交易作为碳税和上游总量交易模式之外的政策选择的最主要亮点或者效果在于它可以让个人加入到碳减排行动中来，激励公众参与。但是，通过对PCT执行方式的细致研究发现，这种公众参与并不能提前设定，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案的设计，而有助于激励公众参与的设计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系统成本，两者之间如何权衡，以适应政策目标需要更扎实的基础研究。

（4）保障公平和控制成本间的权衡。尽管覆盖整体经济的PCT方案更能体现公平，且具有更好的碳预算功能，但是其高昂的建立和运行成本短期内可能难以被其收益所覆盖。因此，研究和开发具有可叠加功能的特定部门或领域的PCT方案可能更易操作，且有利于积累相关经验。但是，需要关注可能由此带来的公平性问题，特别是不同群体受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在规避风险上的能力差异。例如，就燃气、电力、交通排放而言，不同群体在这三方面的价格弹性有很大差别。因此，不同PCT方案对哪些群体的影响更大，燃气、电力、交通等不同领域的PCT方案的优先性如何，对此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政策交叉问题。各国都已经在节能减排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评估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不仅要考虑方案本身，还需要与现有政策进行比较，并且考虑政策叠加的影响。因此，就节能和减排政策而言，两类政策体系的分离程度或叠加性如何评判，个人碳排放交易政策与其他节能减排政策的重复度有多高，应该如何衡量，此类问题都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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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carbon trading（PCT） is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a ‘capandtrade policy instrument in which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re allocated to individuals.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PCT idea，is the greater involvement of individuals in carbon mitigation that it might encourage. The scope （how much of the economy is covered） and the allocation and surrender characteristics identify different PCT schemes， which also explain the great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PCT schemes in equit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PCT schemes with an equal per capita allocation of carbon allowances， is considered to be fairer than other instruments in personal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llocation. But a PCT system，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uncertainties， is concluded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costly than an upstream capandtrade system. And the emissions mitigation benefit from PCT is not high enough to cover its enforcement cost. Thus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ther policy effects of PCT scheme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ividuals engagement in emission reduction actions become extremely important.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PCT schemes indicates that the engagement of individuals in emissions mitigation cannot be assumed； it will depend critically on PCT scheme design. Therefore， fully workedup policy designs， which consider the reaction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PCT market，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further PCT schemes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signs have to consider the tradeoffs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engagement encouraging and cost saving. The boundaries for costs evaluation， the difference in regressive effects and compatibility of PCT schemes with existing policies need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personal carbon trading； carbon allowance； equit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