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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范文

诸大建　张帅

摘要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脱钩发展；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059-09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自然资源是中性的和无限供给的，只要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造资本不断积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长，人类福利也可以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得到改善。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被认为是可互相替代的，只要人造资本的增加大于自然资本的减少，或者把从不可再生资源中获得收益投资到可再生人造资本中，那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可持续的[1-2]，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到的可持续发展通常是弱可持续性。这样的假设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合理的，因为在一个“空的世界”[3]，影响人类福利的主要要素是稀缺的人造资本，而不是相对富裕的自然资本。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还未被充分意识到。

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不断扩张，全球意义上的自然资本及其服务的短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也凸显了出来。正如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主要理论家戴利（Herman E. Daly）所强调的，人类社会已经从自然资本相对富裕的“空的世界”过渡到了生态环境约束的“满的世界”。在一个“满的世界”，人造资本已经相对富裕，制约人类发展的要素转变为了绝对稀缺的自然资本[4]。自然资本的局部可替代性和关键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也逐渐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者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承认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和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包含性关系[5]，以系统解决人类社会从经济增长到福利水平提高问题为使命的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迅速崛起。

就目前来讲，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主流的经济学，这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直把经济增长当作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不无关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环境下，以下问题很少被提及，那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绩效是怎样的？如何来判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呢？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还是逐渐远离呢？

本文采用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和人类福利作为产出的投入产出法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概念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经济增长的投入是什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增长的投入主要是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不考虑自然资本的投入。如上文所述，这在自然资本丰裕的“空的世界”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在如今的“满的世界”，制约经济增长的已经转变为自然资本。因此，需要将新时期经济增长的限制性要素即自然资本纳入分析过程。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的产出呢？是经济增长本身吗？经济增长本身只有工具意义，它是为人类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提升服务的，所以经济增长的产出应该是人类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生态福利绩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自然资源投入与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福利水平不断提升两个重要指标，是衡量经济增长绩效的较为理想的综合指标。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就是为了判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像新古典经济学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潜力一样，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使用生态福利绩效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和方向。

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明晰经济增长的绩效，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前提下，实现人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1 生态福利绩效与可持续发展

1.1 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和内涵

Daly最早提出要通过计算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升来评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并将其表示为服务与吞吐量的比值：服务指的是经由经济系统的转换，人类最终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用或者福利，而吞吐量指的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低熵的能源和物质以及最终向生态系统排放的高熵的废弃物的总和。Daly强调，吞吐量一定要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否则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服务是不可持续的。但Daly并没有据此提出一个在实践中可以量化和对比的指标，以至于使得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一直得不到广泛应用[6]。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诸大建[7-8]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结合1990年代以来有关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的研究，将其定量的表述为：

EP=HDIEF（1）

其中：EP（Ecological Performance）表示生态福利绩效；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指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福利的指标；EF（Ecological Footprint）是指生态足迹，作为衡量自然消耗的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评估各国人类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其包含了三个维度：卫生和医疗水平（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受教育水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和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从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出，其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其衡量的是人类生活的丰富程度，经济上的进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正符合了人类发展的目标，那就是让人类都能过上长寿、健康和有创造力的生活。其计算公式为HDI=（IncomeIndex*LongevityIndex*EducationIndex）1/3，采用了三个分项指标的几何平均数的形式。另外，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是人类的客观福利，相对于主观福利，其更能准确地反应人类福利水平的提升。主观福利数据主要来自于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而受访者因常常会因为“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的影响[9-10]，从而致使自我报告的福利水平数据出现偏差。

自Rees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以来，生态足迹逐渐被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者认可为衡量人类自然消耗或者生态环境影响的最全面指标[11-12]。生态足迹指的是，为维持人类一定的效用水平，为人类发展提供资源（粮食、能源等）和吸收污染物（CO2、生活垃圾等）所需的地球土地面积或者海洋面积，由农地足迹、牧地足迹、林地足迹、渔场足迹、碳足迹以及建设用地足迹汇总而成，其值越大，表明人类的自然消耗越大[13]。生态足迹区别于能源消耗、CO2排放等衡量人类自然消耗的单一指标，其包含了源和汇两个维度。源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的低熵的物质，比如能源；而汇是指自然界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高熵的废物，比如说CO2和生活垃圾。最重要的是，生态足迹是从“消费端”而不是“生产端”来计算人类的自然消耗的，因此消除了国际贸易为计算各国真实自然消耗带来的不便。与生态足迹相对应的概念叫做生态承载力（Biocapacity，简称BIO），表示地球凭借其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吸附转化能力所能承载的人类最大的自然消耗。

与本文所说的生态福利绩效相似的概念是由Common提出的经济绩效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快乐地球指数[14-15]。这两个概念和生态福利绩效一样，都是采用比值的形式，分母也是生态足迹，只是分子采用了快乐生活寿命。快乐生活寿命是人均预期寿命和快乐指数的乘积，快乐指数是“自我报告”式的主观数据。生态福利绩效与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其客观性，避免了上文提到的人们因受“社会比较”和“享乐适应”的影响而对自身福利状况产生不客观判断的问题。

1.2 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在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以内，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式（1）可变形为HDI=EP×EF，这说明提升人类福利水平最好的选择是同时提高人类的生态足迹（EF）和生态福利绩效（EP）。但是，目前全球的自然环境现状，已经使我们认识到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是人类福利得以不断提升的唯一可选路径。

根据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的资料，人类目前的自然消耗早已超过了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在2008年全球的生态足迹就已经相当于1.5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也就是说目前全球已经出现了“巨额”的生态赤字。如果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不发生改变，在2050年左右我们需要将近3个地球来满足人类的自然消耗需求。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把地球的自然资本看作是存入银行的“本金”，那么生态承载力就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利息”，生态足迹是人类从银行中提取的“现金”。在2008年左右，人类从银行中提取的“现金”已经大于“本金”产生的“利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来源于“本金”[16]。长此以往，就像“本金”最终会被提取完一样，自然资本也终将会被耗竭。这意味着，从整体上讲，人类不仅不能凭借更多的自然消耗来提升福利水平，而且还要把目前的自然消耗水平减少三分之一左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就成了提高或者稳定福利水平的唯一手段。

各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和自然消耗的现状也使我们认识到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消耗在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以内（生态足迹小于或等于1.8地球公顷）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较高的福利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大于或等于0.8），属于“低消耗，低福利”国家；达到较高福利水平的国家的自然消耗都远远超过了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属于“高消耗，高福利”国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国家的自然消耗已经超过了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属于“高消耗，低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家应该是低消耗，高福利，即在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内达到较高福利水平[17]。各国如果要转变为“低消耗，高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就必须在减少（对于高消耗国家）或者稳定（对于低消耗国家）自然消耗的基础上，相应提高生态福利绩效。

1.3 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假说

早期探索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系的较为有影响的研究发现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指的是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条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质量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得到改善[18-19]。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意思相近的另一个理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包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或者“超工业化”来解决[20-22]。

无论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还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它们都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很大，经济增长的特点是能源大量消耗和污染日益恶化，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提升是低效的，每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应该是逐渐减少。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就成了改善环境质量的“良药”，经济增长的成本日益减少，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提高变得越来越高效，每单位的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应该是逐渐增加。如果以上分析是合理的，那么就有以下需要检验的理论假说：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U型关系，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到达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增。

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包含124个国家和地区在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生态足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横截面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

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该报告中更新了2007年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和一些数据从不可获取变为可获取，该报告中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数据的可靠性要优于之前年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据。

生态足迹的数据来源于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单位采用地球公顷/人均。1地球公顷表示在源和汇两个维度上，在全球生态系统平均能力水平下1 hm2的土地或者海域面积。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旨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其提供的生态足迹数据是目前可以获取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数据。

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采用在购买力平价下2005年国际元不变价。国际元是指按照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由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成的一种国际统一货币的计量单位。本文选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消除了汇率因素和物价因素对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造成的影响。

本文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只收集了124个国家和地区在2007年的数据，并没有采用更具有说服力的面板数据。但本文的样本涵盖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生态足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异较大，从横向上比较，仍可以较好地反映出生态福利绩效随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符合本文研究的要求。表1中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也印证了上述的观点。

2.3 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2是明显优于模型1的：模型2中加入lnGDPPC的二次项后，调整R2值显著增大，表明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增强，自变量整体的显著性增强；AIC值显著减小，说明lnGDPPC的二次项是显著的，加入该项增加了对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解释力。两个模型中的变量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增加了回归分析的可信度。两个模型估计的DW值均通过了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综上，我们可以判断lnEP和lnGDPPC之间的函数图像是倒U型的曲线（lnGDPPC二次项的系数为负值），而不是直线，也不是本文假设的U型曲线。两者之间的散点图（见图2）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的判断。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数据偏离了这个倒U型曲线，绝大多数国家的数据证实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

从图2大致可以看出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出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 000国际元左右（lnGDPPC为8）的时候。通过模型2我们也可以得到，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增长弹性为零的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令β2+2β3lnGDPPC=0，可得出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为3 000国际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 000国际元时，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减少。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在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3 000国际元，说明我国已经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即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降低。本文对我国生态福利绩效状况的估计，与笔者在2008年利用我国198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的情况基本一致[23]，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上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由式（3）我们知道生态福利绩效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取决于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先是递增，增加到某一点后，趋于平稳。从图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随着经济增长由递增转为平稳的点出现在lnGDPPC为8的时候，也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与上文中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对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一致。从图4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一直递减，意味着每一单位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提升越来越少。

国内生产总值小于3 000国际元时，生态福利绩效随经济增长递增的原因是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增加的幅度大于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减少的幅度，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变化起主导作用；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3 000国际元时，生态福利绩效随经济增长递减的原因是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继续减少，而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却已经趋于平稳，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变化起主导作用。

3 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

3.1 实证结果分析

上文的实证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表明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假说并不成立。如果两者真的是U型关系，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生态福利绩效较低，人类需要用越来越多的自然消耗实现单位福利水平的提升；但是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福利绩效会越来越高，人类只需要越来越少的自然消耗就可以实现单位福利水平的提升。按照这个U型逻辑，经济增长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只要保证经济增长，低自然消耗的福利提升就会实现，各个国家也逐渐会过渡为“低消耗，高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者担心的“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问题也会不攻自破[24-25]。然而本文实证分析得出的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但质疑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以及普适性，更重要的是表明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告诉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小于3 000国际元时，生态福利绩效是随着经济增长递增的，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3 000国际元时，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递减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由此可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国际元是经济增长绩效由不断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也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程度由不断提高到降低的转折点。这也表明，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各个国家是很难向“低消耗，高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过渡的。

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不断降低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福利水平提升的速度，进一步说明单位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越来越少。从边际成本收益理论分析，对于人类福利水平提升来讲，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而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贫富差距加大、全球气候变暖、物种多样性减少等等）越来越大，从而经济增长的边际净收益，也就是福利水平的提升，越来越低。当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经济增长就达到了其最优规模，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福利门槛”。超过福利门槛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相应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Daly将这样的经济增长成为非经济增长[26]。本文要强调的是，上文提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国际元并不是福利门槛所对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福利门槛指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的福利水平不再随着经济增长而提升；而本文所指的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由递增转为递减，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3 000国际元后，人类的福利水平仍然有可能提升，那就是通过消耗超过地球承载能力范围的自然资源，造成“生态赤字”。当然这样的福利提升是低效的，是不可持续的，更是不负责任的。Lawn 和Clarke的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福利门槛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要大于人均3 000国际元[27]。

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从不断提升转变为趋于平稳，这表明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经济产出从不断提高转变为基本不变。一方面，以化石能源的使用为例，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得每一单位化石能源产生的经济产出不断提高；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优质化石能源的存量越来越少，尽管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但是每一单位越来越劣质的化石能源带来的经济产出很难不断提高[28]。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民众的消费量不断增加，大量消费品中含有的直接和间接的自然消耗与经济增长保持了同步增长，而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减少[29]。这也表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并未实现脱钩[30-31]。

3.2 脱钩发展的必要性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于3 000国际元后，不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实现向“低消耗，高福利”可持续发展国家过渡，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使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由平稳转为不断提升；二是如何使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递减的趋势首先平稳，继而可以提高。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即实现经济增长较少依赖或者不再依赖自然消耗。发达国家要尽快实现绝对脱钩，在自然消耗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或者稳态，即采用B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预留出一定的“生态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先实现相对脱钩，就是使经济产出增加的速度大于自然消耗增加的速度，再逐步实现绝对脱钩，即先采用C模式，再逐渐过渡到B模式。发展中国家暂时实行相对脱钩而不是绝对脱钩，是因为一定幅度的自然消耗的增加仍然是他们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和提升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32-33]。

解决第二个问题，要求我们实现福利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是应对“福利门槛”困境的最佳选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允许减速的经济增长[34]，但要保证福利水平提升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实现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脱钩要求我们要提高非经济福利，例如投资自然资本，恢复因经济增长而失去的自然面貌，增加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直接幸福感；实现收入和财富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实现福利的“非帕累托改进”；实现物质主义的消费模式向功能主义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在有效降低环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福利的不断提升；加强社会建设，增进社区融合，让人类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幸福感等等。

3.3 我国脱钩发展的路径选择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3 000国际元，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已经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另外我国的生态足迹在2007年为2.2地球公顷/人均，不仅大于我国自身的生态承载能力1.0地球公顷/人均，同时大于全球平均的生态承载能力1.8地球公顷/人均，但仍然小于全球平均生态足迹2.7地球公顷/人均。我国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为0.662，远低于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按照上文的定义，我国属于“高消耗，低福利”的国家。为向“低消耗，高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过渡，我国也应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施脱钩发展。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需要通过适度的自然消耗和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来解决我们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例如就业）和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先实行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相对脱钩（C模式），等我国的生态足迹达到全球平均规模，再实行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绝对脱钩（B模式），但绝对不能沿袭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经济发展A模式。对于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我国也具备实施的条件。政府应该调整公共支出的结构，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关系民众福利的支出，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调整收入差距，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等等。总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阶段不仅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民众福利水平提高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自然消耗增加的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尝试从生态福利绩效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绩效，从而更好地回答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理清了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也揭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和挑战。

（1）在全球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一个地球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小于3 000国际元时，由于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提高的幅度大于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降低的幅度，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升，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表明我们在不断趋近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 000国际元后，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继续降低，但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却已经趋于平稳，生态福利绩效因此随着经济增长递减，表明我们开始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对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各国向“低消耗，高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过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国际元也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程度由不断提升到降低的转折点，经济增长也由此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轨道。

（2）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再一次警示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现两个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实现脱钩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情况有针对性、有步骤地采取措施。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各国的脱钩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先执行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相对脱钩的C模式，再执行绝对脱钩的B模式，同时注重增加民众的非经济福利，实现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脱钩。

（3）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本文只采用了2007年包含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而没有采用兼具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特征的面板数据，因此最终得出的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的具体形状以及转折点对应的经济规模还需要进行更加系统和严谨的论证。本文的研究是一般意义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着经济增长和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需要更加细致的论证。

（4）另外，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调整R2值较小）我们还可以看出，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有其他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变量（例如表征技术进步的能源强度）。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找出其他的影响变量，实证分析各个影响变量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的影响程度，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态福利绩效的变化趋势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这都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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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full world where the natural capital is absolutely scarce， it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to improve our wellbeing level within the ecological limit.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with ecological footprint as the input and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as the outp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s very helpful for us to judge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gre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guide us to improve human wellbeing level given that natural capital is very limited.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crosssection data covering 124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year of 2007，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invertedU shaped curve occurs when GDP per capita is 3 000 international dollars. That is to say， at the early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s improving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we are approach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more wellbeing level improvement per unit natural consumption， however，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would deteriorate with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GDP per capita reaches 3 000 international dollars， which means we are moving away 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less wellbeing level improvement per unit natural consumption. By decomposing the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leveling off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declining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output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prohibi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performance. The inverted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minds u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decoupling development， i.e.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natural consumption and decoupling wellbeing level improvement from economic growth. Targeted policies are put forward for countri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especially for China， in regard to how to achiev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economic growth； invertedU shaped relationship； decoupling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