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语文论集
陈望道语文论集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这是为了纪念陈望道逝世一周年而编辑的。共收集文章122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分年编排。涉及语法方面的论文有数十篇。其《“的”字底新用法》一文，首先介绍了关于“的”辩论的原因；接着介绍辩论的派别，大略可以分作三派：“兼职说——一字派；分职说——二字派；三字派。”“这次辨论的胜利者是三字派。其《“的”字底分化——化作“的”、“底”、“地”》一文，指出“这个‘的’字，经过《晨报》上许多人辩论之后，已有许多人分作‘的’、‘底’、‘地’三个字，区别使用了 。”并分别举例作了说明。其《用字新例》一文，首先列四个表，然后对这四个表进行解说，并具体分析了这8个代词的用法。同时讨论了“的、底、地、哪、那”等词的意义、用法与沿革等。其《指示代词的商榷——“这裏”“那裏”写作“这里”“那里”》一文，主张“这裏”“那裏”几个词不如写作“这里”“那里”，其理由是“应该力求简单”，而且“写作‘这里’‘那里’，也有成例可援。”在《文字漫谈》一文里，着重讨论了“点与些”“可”“哪和那”“了”“着”“再”“得”“的”“再与又”等词的用法与区别。《“可”字的综合——对于我的〈文字漫谈〉“可”字条的辩护》一文，通过辩护，重行声明 :“‘可’字不专用在疑问句，——这是攻破‘可’字疑问副词说的证据”。在《评胡适论“除非”并说及“又不”》一文中，就配合方式评断胡适所举的“除非”应作表示必要条件的连词解释的话。在《“了”字底用法》里，认为白话文里常用的一个“了”字，共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即表示动作的完成；补助说明或断定的口气；舒展主要动词的声音。在《“吗”和“呢”的讨论》一文里，指出“疑问句一共可以分做三种。照文法界的习惯，第一种可以叫普通疑问句。这种疑问句，问的是述语的肯定还是否定。答问的人可以用‘是’或‘不是’，或用‘然’或‘否’来回答。”“第二种叫做特别疑问句。这种疑问句一定有疑问代名词，或疑问形容词，或疑问副词，如‘什么’‘怎样’或‘谁’‘奚’等等，指明要求解释的所在。答问的人必须对于那疑问的所在有所解释”。“第三种叫做选择疑问句”，“这是提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项来，要求答问的人指出一种来的疑问句，答问的人必须从中指出一种。”并指出，普通疑问句用“吗”，特别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都用“呢”。在《虚字的研究——〈古书虚字集释〉翻后感》一文，指出“虚字所以成为虚字，它的意义是跟着实字变，有时还跟着句子的组织变。研究虚字我看必须连串注意虚字所跟的实字或虚字所在的句子的组织，才能确实指出虚字的功用，指出虚字和实字的关连”。研究虚字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从虚字本身去找虚字的解释，不从虚字所跟实字或虚字所在的句子的组织上去解释虚字的功用。就使虚字的各种用法都罗列了，也还不能深切了解那种意义跟那种实字或句子相关连。这样的书本、作为注疏，或者是有用的，若是作为运用虚字的教本或参考书，我看一定不切实用”。并号召“国文教师自己起来研究虚字。《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文，就邹啸《语文十六问》里曾经提出“动词的定义要修改么”谈起，将国内文法界的情形略略调查了一下，写成此篇。指出“要从有没有陈述的功能一点来划分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实际很有困难”，“所谓动词是表示动作的，形容词是表示状况的旧说，也的确有修改的必要”。在《论黄汉先生提出的问题——“来、起来、去、下去”是否表存续》一文中，针对黄汉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述。认为：附在动词后面的“来”跟“起来”、“去”跟“下去”是有分别的，附在动词后面的“来”“起来”跟“去、下去”是对立的。“‘来’‘去’和‘起来’‘下去’附连在主要动词后面表示趋向，彼此都在既附之后和未附时候有些不同”，并举例加以说明。同时，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来”“去”“起来”“下去”的各种用法。在《“一”字的用法——答沙问》一文里，指出“一只狼”“一块面包”“一匹小马”“尝一尝”“等一等”里的“一”字，用法是一样的，在旧式文法都称为形容词，作者称之为“点分辞”。《试论助辞——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五十周年》一文，分上下两部分。在“上”部分里，首先指出关于助辞的五种成说渊源于《马氏文通》，而50年来，“文法的研究在体制方面因袭很多，革新甚少”。接着“断定马氏并未认定语气和助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他不过借辞气或语气这几个单辞来表明他所谓无义理可解的字的功用罢了”，并非“像近年出版的文法书，一概以语气为助辞之所表示，把语气看成和助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关于助辞应该考虑检点的10种问题。在“下”部分里，首先论述了“助辞是不是有意义”的问题，指出所谓助辞无意思或无意义之说必当放弃。接着论述了“语气”“辞气”“口气”等用语的“含义实在太不一定，又似乎很难界定”。然后提出“采取以纵为纲的纵横区分法”，“将助辞依据局势分为起发、提引、顿挈、收束、带搭等五种，又依据位置归作前置、后置、中置等三类”的新说，并分别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把自己的新说与马氏的旧说进行比较，指出有五点不同。这是作者多年来从组织功能观点研究辞部分类的一个小小结果，其主要意义在于以和马氏不同的观点证实马氏助辞独立为部的主张，以及助辞部域的可能开拓和诠说的可能发展。其《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一文，共分四部分；
❶“批判混沌的‘量词说”。针对“量词”是表数量的单位的说法，指出“如：‘一座桥’‘一间房子’的‘座’‘间’，就不是表数量，而是表‘桥’和‘房子’的形体模样，也是表质的。六千多米长的南京长江大桥称‘一座桥’，不过数米长的邯郸路小桥也称‘一座桥’。如果说量，两者的量相差有几千倍”。“硬把‘量词说’强加于不表数量的语言事实之上，这将何以自圆其说呢？”
❷“‘量词’（单位）的整理备目”，认为“量词说”谓“量词是表数量的”，也是不正确的。“数是数，量是量，如说‘一斤’‘一’是数，‘斤’是量；单说‘斤’，不该称为表数量”。因此说“量词的作用在指称事物和动作的形体，应该叫做形体单位”。
❸“两类不同的单位和单位词”，指出“第一类是度量衡制度规定的计量单位”；“第二类是在日常点计个别事物或动作的习惯中形成的形体单位”。前者称“计量单位词”，后者称“形体单位词”。
❹“形体单位词探讨”，首先认为形体单位词的形成，“都同计数对象的情况有相应的关系，都是随从计数对象的本身情况或依附情况逐渐形成的”；“计数对象有事物，也有动作。因此，可以分为事物的形体单位词和动作的形体单位词两类”。并举例分别作了论述。同时，对“个”词的广泛用途进行了论述，指出“个”词的用途比较广泛，既可用于事物，也可用于动作；既可专用于某些事物，又可在一定范围内通用。此外，还有漫指、特指等用途”。其《读文法书》一文，认为“现在的文法书，多是传统因袭的气味极重的”，“中国现在流行的文法书，除了这类外国传统之外，似乎还夹上些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输入文法，不能不说是马建忠先生开的路。他著了一部《文通》，专讲古文的文法。许多分类也都照着古文分。这就范围了以后的人不敢跳出他画的白粉圈一步。许多地方都隐隐用古文的眼光来解释现代汉语。这于古文，可说是有功的；但于现代语，却要说是有过的。有的地方古文里要那样分，不见得现代语里就要那样分”。在《〈标准国语文法〉和疑问句式》一文里，认为“国语标准应该以现在国语文学里最好的表现方式为标准；决不该循着怠惰的陋习，想以别人研究出一点条理的语言为标准”。其《“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一文，首先指出文法研究在中国早有萌芽，但是，“中国文法体系的建立，实际是在中国文法和西方文法体系发生了交涉以后”。“就从体系的完整度说，也不妨说《马氏文通》实在是中国有系统的古话文文法书——虽然只是古话文的——底第一部”。接着就《马氏文通》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及各方面对于它的批评加以评述，《马氏文通》的历史价值是没有人不承认的，马氏“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篇”的持之努力精神，也向来没有一个人不极其敬重。但是，马氏“所采取的‘对象’‘方法’都和当时企图普及教育力求语文通俗化的人们不同，而他的采取这样对象这样方法所建成的著作是否能够达到他所希求的‘目的’，也使人不能没有怀疑”。他的“目的”是所谓“实用的”。“他想缩短大家学习语文的年限，腾出时间去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免得在‘角逐’场上有‘贤愚优劣’的不齐”。“他的‘对象’是古典的，专取韩愈以前的文字做研究的对象，认为这是文章的模范，可以做万代的法式，假使是文章就该合这种法式，不然就不算是文章”。“他的‘方法’，是陈承泽先生所谓‘模仿的’。全照西方文法体制来说的中国文法。”并指出，《文通》出版以后的许多批评，大多针对着古典的和所谓模仿的这两点，或兼涉及和“实用”一点的钩连，或严或宽，或直或婉地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异议。例如“孙中山先生的批评，大旨在乎说明用这‘古典’不能达到那‘实用’”；陈承泽的批评，“则对于‘实用的’‘古典的’‘模仿的’三点都说到”。对这三点说得尤其严紧、尤其率直的，则是刘复的批评，他对研究方法也反对模仿别种文法而主张缔造。此外章士钊、杨树达等都曾经对于这几点有所批评。然后针对当时语法学界革新文法体系的情况作了论述，指出，根据改革的多少，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推翻马氏的旧格局，另外创起一个新格局来的，叫做革新派；一派是只在不很重要处加了一点改革，并不是动马氏格局的，叫做修正派。而最终是修正派占上风，“就连原属革新派的刘复先生，也耐不了寂寞，归到这一派里来了。这更显出了这一派的一时无两的盛势，逼得许多为要通过审定，必须采取比较稳定学说的教科书编辑者不能不采用这一派的说法，而这一派的说法就因这一推广传播在教育界握到了仿佛牢不可破的努力。这是《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中国文法界的革新派极衰修正派全盛时期”。最后就当时文法革新的形式和“一提议”、“炒冷饭”两个提案发表议论，认为“1934年以后，形势就有了相当的变化。许多革新的活动都渐渐抬起头来。先有了对于修正派的消极的反抗，随后又有了许多对于革新的积极的主张”。并附有两个提案的原文。其《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田东华先生的公开信》、《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文法的研究》、《论文法现象和社会的关系》、《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书后》等文章，就当时文法研究的现状发表看法。认为“现在文法革新的气运已经形成，许多革新方案已经先后提出，而且彼此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接触，想必可以展开精密的讨论”。主张把文法的体制改为“双轴制”。《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一文，主张“从注意词序扩大为注意相接或相连”，建议改称宾语为补语，并提醒语法学界注意。在《漫谈〈马氏文通〉》一文里，指出“《马氏文通》的文法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应当讨论，有的需要批判”。肯定之处有三点：
❶对于文法研究的努力和成就，认为“一般人对于文法的认识可以说是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出版之后开始的”。
❷“研究方法比之过去的旧式方法也有所改进。
❸“研究文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用’”。应该批评古典的和模仿的两点。值得商榷和讨论的，“第一是三种意义混同不分”，这三种意义分别指的是“个别意义”“配置意义”“会同意义”；“第二是经临不分”，“经临两种用法混同不分，必致在一个词的经常的类似外又加上它的临时的类，使人觉得词无常类，头绪纷繁”；“第三是词能不能单依意义分类”的问题，结论是“不能单纯依据意义区分词类”。在《怎样研究文法、修辞》一文里，指出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继承性的研究。一种是创造性的研究。”在“继承性的研究”里，指出注意的三点：
❶应该拿代表性的著作加以系统的研究；
❷要看出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
❸“要学习人家研究学问的方法；要用心练习运用种种研究学问的方法。在“创造性的研究”里，指出注意的四点：“第一要从实际出发。研究文法要从文法的事实出发”；“第二是探讨规律。既然要从事实出发，就得搜集事实，但是单单罗列事实不能算是科学研究，必须能从事实中探求出规律来”；“第三点假使你通外国文，要当心成为中外派”；“所谓中外派不是以中国为主，也不是中外并重，而是以外国为主的”；“第四点假设使你长于古学，要注意不要成为古今派”，“所谓古今派也不是古今并重，而是以古为主，据古论今”。在《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一文里，提出，“文法研究必须打破以形态为中心的研究法，采用一种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文法”，“主张用功能来研究文法”。在《“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一文里，对“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进行了介绍，并建议采用“文法”这个术语，作为文法学科的定名或正名，而以“语法”这个词作为别名。在《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一文里指出，“汉语句子中有一种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复合谓语，称为提带复合谓语。这种复合谓语的组织成分比较繁复，组织功能比较丰富，组织法式也比较变化多样，用处极多”，有专门研究之必要。并援例分别从7个方面作了论述。纵观此集中关于语法方面的论文，既有语文学术遗产的价值，也有现代语文学术史的史料价值，对于发展我国的语法学科和语文事业，是有贡献的。书前有“编辑说明”和“陈望道同志传略”，书后附有“陈望道同志著译编述目录索引”，可供参考。1980年8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参见“文法简论”“双轴制”“陈望道”诸条。
《陈望道语文论集》语言学著作。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收入陈望道自1918年至1973年有关语文方面的文章113篇， 按发表时间的先后， 分年编排。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不仅论述了语音、文字、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等语言问题，还论述了有关作文法、文艺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有关讨论的文章，为便于读者的阅读理解，附录了他人文章12篇。此外， 还附有《编辑说明》、《陈望道同志传略》、《陈望道同志著译编述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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