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
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这是扬雄后期对赋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也是赋史上著名论断。雄曾推崇司马相如，把他奉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一时颇有成就，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作品，描写最高统治集团的奢靡生活，寄寓讽谏之意，受到天子的称赏。但是，雄及时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重新审视赋的特征与社会作用，认为赋的作用即在于讽喻，为此，就要推类描写，极尽丽靡之词，铺张夸饰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后，再归回到正确的准则；但读者已因铺张渲染而被导引至错误的方面了。汉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司马相如上《大人赋》进行讽谏，武帝读后，非但没认识到错误，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这个事例说明赋的劝（即铺张夸饰）和讽都未必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符。“劝”的宗旨在于暴露事物的荒谬和不足取，但掌握不好的话，会变为对不正确事物的肯定和支持；即使作者掌握得合于分寸，读者也未必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汉武帝读《大人赋》，便误解了相如之宗旨，从不赞许的描绘之中，反而体会到神仙之乐。于是，扬雄认为，“赋劝而不止明矣”。同时，赋不是对事物进行严肃的批评，其作法颇类似于俳优淳于髡、优孟等人，“非法度所存”，也不合于贤人君子诗赋的严正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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