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 |
| 释义 |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张世禄著。本书收入作者自1923年来50余年间有关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论文56篇，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中涉及语法的有7篇。其《国语叹词的研究》一文，首先采用比较法，对不同民族语言中的叹词进行比较，认为“各种民族的语言，各有它的语言系统；只有这种感叹词，常是超出民族的界划，不受语音系统的限制的”，“只有这种叹词的音，不因地域而变化，不随时代而变迁的”。接着根据语音学的原理对汉语的叹词进行分类，把叹词分为“重音在韵元的”，如啊！ 呵！ 哇！ 嗳！ 啊呀！ 啊哈！和“侧重辅声的”，如呸！啐！哼等，进而作出再分类。接着论述韵元的转变和流音。最后得出“叹词是人类原始的语音，旁的词类，都是从叹词的音转变出来；这样，我们正可应用这叹词的研究，来做一般语言研究的基础”的结论。其《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一文，讨论了两个问题：一，研究中国文法应该注重中国语文上的哪一种现象？这就关于中国语言的性质问题。二，文言和白话的文法体系，究竟可以合一与否？这就关于古代语和现代语的异同问题。“中国语上的文法现象，属于形态学的关系比较少，属于措辞学的关系比较多。某种意义或某种文义的关系，在综合语里用语词形态的转变表现出来的，在中国语里往往要用语词和语词的联接关系，才能表明出来。(这里所谓形态，是指语词声音的形式，并非广义的形态。)我们研究中国的文法，自然要注意措辞学方面的现象的就是从中国语中语词和语词的联接关系上去建立范畴”。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三种‘语词先后的序次’”。例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里把《左传》‘今买德立违’的‘违’解作‘奸回’‘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的‘易’解作‘延易’……都是从字在句中的位置上来确定它的意义的。”“例如‘花红’和‘红花’，‘水流’和‘流水’，它们的分别，就是在序次上看出来：述语在主语之后，形容词附加语在名词之前。所以认定它们，一个是属于‘表述作用’，一个是属于‘限制’作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的，正是要注意这种现象——语词在语句中的位置，语词联接上先后的序次。”这种凭语序来研究中国的文法，便是要适合中国语文的特殊性的。作者还用语言学的眼光来分析比较古今汉语的异同点：“就音读演变的关系上看来，文言和白话当中意义相同或相类的语词，它们所用来代表的字体，显然因音读上的变异而分别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应用，多取假借的方法，读音系统一有变化，所用的字体也随着变更。例如尔、汝、若、而、及等字，在文言里作为第二人称的代名词用的，在白话里便用‘你’字；《孟子》‘尔何曾邓于管仲？’在白话里便要说：‘你怎么比我于管仲？’……如果懂得一点古代音读的情形，(古音‘娘’，‘日’二母归‘泥’)，便可以知道古书上尔、若、而、乃等字的这种用法，为何会变成白话当中的‘你’字。”“我们依据这种音读演变的关系来区别文言和白话，只是外表的，并不等于文法体系的差异。”“就词义演变的关系上看来，往往同一语同，而在文言和白话里意义各别，因而它的用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依据这种词义演变的关系来区别文言和白话，只能就某个语词在实际的应用而言，并不关于文法体系的差异。”“就语词组织变异的关系上看来，在文言当中用单词的，在白话当中常改复词。”“但是，无论如何，语词组织上的单复，对于我们区分文言、白话的文法体系，并无何等重大的关系。”“就语句组织变异的关系上看来，显然文言当中的语词序次和白话当中的有很多区别，例如否定句里要把宾语放在述语之前，在古书中已成常例，在白话语里绝无此例。”结论是“凭语序来建立范畴，以适合中国语的特性。”其《向哪儿开辟中国文法学的园地——敬答光焘先生》一文，认为“对于中国文法的讨论”，目前，“最重要的不在消极的破坏，而在积极的建设；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新体系，较‘马氏文通派’为进步的，适合于中国语文的特性的，则‘马氏文通派’不打倒而自打倒。而要从事建设的工作，必定要先认清中国语文的特性，以决定我们所取的途径”，因此“从语词联接先后的序次来建立中国各时各地语言的文法范畴”。其《文字学与文法学》一文，重点探究文字学与文法学的关系，认为“文字学是属于各字本体的研究，其目的在说明文字构造和应用的原则；文法学是属于字句组织的研究，其目的在说明文字构造和应用的原则；文法学是属于字句组织的研究，其目的在说明各字在实际辞句当中的功用”，“所以文法学上的现象，往往有一字具有相异的词性”，从而得出“文字学对于文法的研究，也不无资助。而文法上各字用法的归纳的说明，也可以和文字应用的原则互相参证，文字学和文法学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自然可以相辅而行的”结论。其《训诂学与文法学》一文，着重探讨训诂学与文法学的关系，认为“训诂学和文法学，两者的目的一在解释辞句里各字的意义，一在说明各字在辞句组织里的功用”，“因为明白了辞句里各字的意义，自然能够确定各字的用法；确定了各字在辞句组织上的功用，也自然因此了解了各字的意义；而都要就各字彼此间的连结配置和上下文的关系上来推断。所以训诂学和文法学两者常互相为用，互相助长，具有不可分离的趋势”。“文法学不发达足以促成训诂学的进步，而训诂学上比较的材料日益增多，同时也扩大了文法学研究的范围”。从而提出要结合训诂学的研究去研究文法学的意见。《词义和词性的关系》一文，是作者读了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八）》，对于其中一段话，有不同的意见而发表看法的。指出：“词汇上意义的分析和语法上的区分词类并不是一回事。词汇上的同义词，在语法方面并不一定是同属于一个词类；反转来，语法上词性相同的，当然在词汇方面并不一定是意义相近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根据几个词有没有相同的性能来断定它们是不是同义词”。因此，“不同词类的词，只要意义近似，也就可以属于同义词”，并举例加以说明。作者的看法颇符合语言实际，对于研究同义词有一定的帮助。《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一文，首先指出：“越是新近发表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内中简述的语法体系表面上好像较前更精密了 ，实际上却是使学习的人越感到烦琐和难懂难记了。”这是因为“建立这种体系是根据于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是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来做基础，受了许多洋框框的束缚的缘故”。作者认为洋框框有三种：关于词类问题，有“九品”之说，另一种是有“动词谓语”之说，还有一种“主谓结构就是句子”之说。这三种洋框框，“好像是三条绳索，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面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形的方向发展，”然后具体分析这三条洋框框：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语言学著作。张世禄著。学林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收入作者自1923年至1982年近50年间有关汉语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论文56篇，内容涉及了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词汇、语文教学等方面。作者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将西方语言研究的先进方法应用于汉语的语音研究；而进行语法研究时，则重视语法的民族特点；词汇研究时既学习借鉴西方的语言研究成果，又强调汉语的独特性，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观点、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全书行文严谨，内容扎实，语言通俗，对研究中国语言学及语文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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