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

    【摘 要】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编辑与作者处在同一个生命、利益共同体中——“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但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和利益格局下，编辑与作者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常常陷入“囚徒困境”。一个世纪前，“天才编辑”珀金斯在编辑实践中与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的良性互动中所展现的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为今天编辑与作者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了榜样。

    【关 键 词】编辑与作者；珀金斯；作者本位；编辑理念

    【作者单位】石更新，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与作者的“囚徒困境”给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讨“天才编辑”珀金斯在编辑实践中与菲茨杰拉德等作者的良性互动，及其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对破解编辑与作者目前的“囚徒困境”、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编辑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珀金斯与作者良性互动的编辑实践

    麦克斯韦尔·埃茨瓦·珀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1884—1947）被称为“天才编辑”，从1910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到1947年去世，从业时间长达37年[2]。

    珀金斯改变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学版图。珀金斯于1910年入职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该社是美国出版界“最优雅、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但这种美誉也使其成为保守的代名词：“它的书目是一潭文学品味与价值的死水，永远不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步……在他们的书目上，当时正受关注的年轻一代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舍伍德·安德森，一个都没有出现。”[2]珀金斯用自己的慧眼与勇气逐步改变了这一切，正是由于他的编辑工作，“才使得整个公司没有破产”[2]。珀金斯凭借独特的编辑素养与文学眼光从众多文学爱好者中发掘出“A·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多位年轻的天才，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献给了他们，挑战上几代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学的革命”[2]。

    第一，珀金斯发掘并培育了A·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菲茨杰拉德成名之前，珀金斯以自己独具的慧眼发现了他的文学天赋。从1919年开始出版菲茨杰拉德《名士的培养》（后在珀金斯的建议下改名为《人间天堂》）到1938年出版其《资助芬尼根》，双方的良性互动持续了近20年。在长达近20年的合作中，珀金斯忠实履行身为菲茨杰拉德作品专职编辑的职责，就其选题、立意、增减等文学方面的专业性问题提出意见，同时也成为菲茨杰拉德可以随时打扰与借钱的挚友，甚至成为其倾诉糟心事的耐心听众。菲茨杰拉德曾深有感情地说：“是你那些了不起的信帮助我树立了这种自信。”[2]这种诚挚的友谊甚至延续到菲茨杰拉德去世后，“事关菲茨杰拉德文学遗产的每一次安排，都要请珀金斯决定”[2]。

    第二，珀金斯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交往。如果说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像仁厚的叔叔与受溺爱的侄子的关系，那么珀金斯与海明威则是忠厚的大哥和胆大妄为的小弟的关系[2]。海明威与珀金斯的通信始于1925年4月，止于1947年3月，共计79封书信，珀金斯是与海明威保持通信时间最长、通信最多的友人[3]。1924年10月初，菲茨杰拉德向珀金斯推荐了海明威及其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但海明威当时还与利夫莱特出版社有合作关系（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1部短篇小说作品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为了使海明威与利夫莱特出版社解约，珀金斯排除众议力主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海明威讽刺舍伍德·安德森的《春潮》，由此与海明威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从1926年出版《春潮》《太阳照常升起》开始，海明威的作品一直主要由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完全是因为海明威与珀金斯的友谊。格里高利·海明威曾这样评论其父亲：“他与所有帮过他的早年朋友断了联系……即使在最膨胀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珀金斯。”[2]珀金斯去世五年以后，海明威还把《老人与海》题献给珀金斯[2]。

    第三，珀金斯与托马斯·沃尔夫的交往。珀金斯与沃尔夫的交往，是对其编辑工作的极限挑战。正如海明威所言：“沃尔夫具有天才的通病——像个大孩子，但这样的人又是‘责任的地狱。”[2]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十月集市》《时间与河流》等作品能够出版并成为文学经典，完全得益于珀金斯的耐心指导和其在编辑时付出的辛勤劳动。“沃尔夫的激情和珀金斯的判断”成就了美国文学的一代经典。沃尔夫的初稿连他自己都“几乎不知道写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属于哪一本书，各章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无关的”[2]。沃尔夫曾真诚地给珀金斯写信说：“我过去不相信会为别人做事，而您做了——您为我创造了自由和希望。”[2]即使后来沃尔夫离开珀金斯，他仍然对珀金斯充满感激：“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我永远都会想你，怀念你。”[2]沃尔夫去世后，珀金斯担任沃尔夫的文学遗产执行人，连菲茨杰拉德都对此感到吃惊[2]。

    除此之外，许多美国女作家都是在珀金斯的指导和帮助下成名的，如玛西娅·达文波特、南希·赫尔、卡罗琳·戈登、爱丽丝·朗沃思、玛乔丽·金南·罗林斯等。珀金斯的慧眼识才与文学鉴赏力得到了公认：“没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能像他那样发现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并出版他们的作品。”[2]

    二、珀金斯在编辑实践中展现的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

    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作者的互动与合作，体现了他完整、全新的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在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考向度：一是编辑本位，即以编辑工作为中心，从编辑的角度考察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并以此定位编辑的工作；二是作者本位，即以作者及其作品为中心，从作者的角度考察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并以此定位编辑的工作。

    1.编辑本位对编辑工作的定位

    绝大多数编辑对编辑工作的定位都是从编辑本位出发，根据编辑工作的事务性、繁琐性、修饰加工性等特点，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按部就班型、怨婦型、高高在上型。

    一是按部就班型。编辑工作具有事务性，编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从事的都是日常工作，包括接收稿件，编辑初审、约请外审专家审稿，根据审稿专家意见联系作者改稿，以及主编定稿后加工修改文稿。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当然算不上一个好编辑。好的编辑是要在大量来稿中，发现并抓住好的稿件、好的作者：“有那么一刻，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把握。在那一刻，你将自己受到的教育、经历，所有对生活的思考都倾注其中。”[2]

    二是怨妇型。编辑工作无疑是繁琐的，编校时对字、词、句、标点、修辞、逻辑运用是否得当的反复斟酌，这种反复校改的重复性劳作“也许是天下最单调、最辛苦、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恼怒和最有价值的工作”[2]。但这种重复性劳动容易使编辑产生怨妇情绪，而且这种怨妇情绪在编辑中具有普遍性，根源就在于其编辑本位的思想出了问题，“编辑的工作，并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在检查拼写错误和标点符号上，确切地说，编辑得知道要出版什么，怎样获得书稿，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2]。

    三是高高在上型。编辑工作的修饰加工性，使编辑常常误以为自己有恩于作者。特别是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下，作者晋级、评职称、拿学位需要发表文章，使编辑认为作者有求于自己。这种从编辑本位出发的思考模式，容易使编辑产生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定位无疑扭曲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只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2]。

    2.作者本位对编辑工作的定位

    珀金斯对编辑工作的定位有别于上述编辑本位的理念，他以作者本位来定位编辑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现、培养、尊重作者。珀金斯认为，编辑的“主要工作是物色、培养新作者”，“只服务于才华”，“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出版有才华的作者”[2]。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文学天才的交往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学天才是珀金斯发现的，也是在珀金斯的精心培育下成长并成熟的。“成功的编辑是那种不断发现新作者，培养他们的才华，出版他们的作品，既赢得口碑又畅销的编辑。”[2]另外，尊重作者的创造性，更是一个合格编辑的职业素养，应该相信“作者永远都是最后的裁判者”，“不要试图把编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作者的书中，也不要把他的风格变得不像他自己”[2]。应该鼓励作者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理想的出版是成为一个让所有人各抒己见的论坛”，而不是编辑或主编声音的延长或变种[2]。

    二是甘居幕后。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中，编辑为作者、作品付出是他的职责，“无论是他能做的还是做得不太好的事情，都是为了完成这些责任”[2]。珀金斯反复强调：“编辑要力争当无名氏……我认为编辑应该是无名的，他不应该是个重要人物，或者被人这样看，因为作者才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2]这在珀金斯编辑沃尔夫的作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珀金斯“像一个谱系学家描绘一个家谱那样井井有条”地将沃尔夫杂乱的书稿分离出《时间与河流》《十月集市》两部作品，而且每章的结尾通常都由他点明[2]。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本他根本没把握是否值得出版的小说[2]。因此，考利认为，“在当代文学领域，没有人像麦克斯韦尔·珀金斯那样，既非常重要又籍籍无名”[2]。

    三是出版书特别是出版作者全部的书。以作者本位的理念为编辑工作定位，最终都落实在作者成果的出版上。珀金斯提出：“我总是认为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东西了……出版社不像牙膏公司那样年复一年生产同样的产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具有个别的特性，需要个别的处理。”[2]做出版的主要还是“出版从未出过书或起步不久的作者的作品，然后不只是出版他的这本书或那本书，而是出版他的全部作品”[2]。菲茨杰拉德全部的书都是经珀金斯的手出版的，海明威1926年后的书也都是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

    三、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等人良性互动的启示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等人的合作，为今天编辑与作者的合作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应该建立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编辑与作者是命运共同体，以作者本位定位编辑工作，给创造性劳动工作者——作者以尊重，是珀金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永远及不上伟大诗人”[2]。“编辑与作者应该成为朋友”，而要成为朋友，就应该像珀金斯那样从情、理、法三个方面入手[2]。

    其一，动之以情。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的交往是最为生动的典范。“他全方位地帮助他们。如果需要，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甚至是放款人。”[2]在与菲茨杰拉德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珀金斯一以贯之地给他创作中的作者寄书始于菲茨杰拉德，他是菲茨杰拉德事实上的“财务监管人”，并为他的文学事业进行规划[2]。沃尔夫认为：“珀金斯是少数话不多但很有影响力的幕后人物，A·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能够获得成功并且现在仍然成功……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他。”[2]菲茨杰拉德也曾动情地告诉珀金斯：“只有你是无论怎样都始终信任我的人。”[2]菲茨杰拉德沉迷于奢侈生活与酒精不能自拔，逐渐债台高筑，当其经纪人哈罗德·奥伯（Harold Ober）无力继续为其担保时，珀金斯挺身而出，借给这位当时已人到中年、被世人视作过气作家的老朋友三万美元。由此观之，编辑应该成为作者私人生活中的挚友。

    其二，处之以理。如果说动之以情是以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的交往为典型例证，那么珀金斯与海明威的互动则是处之以理的典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明威不愿对已定稿的作品做出修改，如《死在午后》里有大量“四字母单词”（英语中骂人的脏话），在珀金斯的坚持下，海明威最终同意遵照大多数州的法规，即把四个字母中的两个字母空出来，对于海明威这种极度自信的人而言，“提建议得看时机”，珀金斯较好地掌握了处之以理的“度”；二是海明威比较容易过度修改，当出现这种 “作者要破坏他作品中的本色时”，珀金斯就及时“介入”[2]。对于编辑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的这种理性态度，珀金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最好的状态，可能就像一种智识的婚姻。”[2]

    其三，守之以法。沃尔夫是珀金斯在其职业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珀金斯在涉入沃尔夫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融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到了后来，“沃尔夫越来越像珀金斯从未有过的儿子”，但是沃尔夫又是一个蛮横强悍、容易惹祸的“儿子”[2]。珀金斯在与沃尔夫的相处中，除了动之以情、处之以理外，还特别讲究合同与信用。比如《一部小说的故事》的版税，珀金斯给沃尔夫的版税从15%降到10%，后又按要求恢复到15%。又如，由于沃尔夫小说的自传性（沃尔夫几乎都是写他自己的事，他笔下的所有人物差不多都有现实中的原型）存在被起诉的风险，珀金斯未雨绸缪，“让托马斯尽可能远离法律风险当然也是我的责任”[2]。即使后来沃尔夫在作品中把他丑化为狐狸，珀金斯还是“恪守了自己不干涉作者作品的编辑方针，经受住了最高的考验”[2]。

    第二，编辑必须苦练内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一是要具有甘为人梯、甘居幕后、甘为他人做嫁衣的“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2]。二是必须具有慧眼识珠的能力，成为负责栏目、学科领域的内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在籍籍无名时，是珀金斯最先发现了他们的潜能。珀金斯的文学禀赋与眼光是他发掘并助推这些作家成功的先决条件。虽然珀金斯始终没有成为“创造性”作家，但是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开创性编辑[2]。“他自己不是作家，但他比任何编辑和出版人都懂得作者的心思。”[2]“他谈文学能比任何作家谈得都好。”[2]

    综上所述，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的交往，生动地说明建立以作者本位的编辑理念是改变目前编辑与作者陷入“囚徒困境”现状的重要选项[3]。

    |参考文献|

    [1]张媛，李春英. 论作者与编辑“囚徒困境”的破解——以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合作为鉴[J]. 出版发行研究，2015（10）：64-67.

    [2]A·司各特·伯格. 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M]. 彭伦，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海明威. 海明威书信集（上、中、下）[M]. 鄭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