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腾霄：风雨润桃李 玉壶托冰心
杨默
张腾霄，著名无产阶级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者，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探索者。战争时期，在炮火连天的严酷环境中和教学资源极度匮乏的艰苦条件下，他深切体会到革命和创业的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既目睹了教育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又亲历了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也见证了新时期教育现代化取得的显著进展。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起，张腾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革命和教育事业，也与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几经起伏，折射着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年来的办学历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影。
加入陕北公学，投身革命教育事业
1915年7月，张腾霄出生在河南省孟县北陈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在孟县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学习，在这些革命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展干部教育与小学教育十分迫切。1940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小学课本编辑室。张腾霄承擔了编辑室领导工作，带领大家编写了一套内容全新的边区小学课本，满足了根据地小学教育的需要。在这套教材中，关于劳动观念、生产知识的内容占到课本全部内容的37%。在张腾霄看来，“凡是编进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本学科最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结合实际生活的需要”。为宣传抗日，张腾霄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当时，国统区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抗日是军队的责任而不是教育的任务，他在《抗战教育还是亡国教育》一文中，以事实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如果没有抗战的教育，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调任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期间，张腾霄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反对日伪奴化教育、办好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1948年，张腾霄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在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担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徐特立的秘书。在徐老身边，他不仅面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理论，而且协助徐老领导教材编审工作和筹备接管全国教育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是人大的优良学风”
张腾霄认为，教育不是简单地把理论知识的系统性融化在生活的系统中，而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
1949年春夏之交，张腾霄被调往华北大学二部从事教学工作。他坚持将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相结合，并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教学经验。同年秋，他被调至华北大学校部任教务科长，协助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创立标志着党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张腾霄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深知要按照规律办学，在担任学校教务科长、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期间，为人大在全国高校中发挥示范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关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得到了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的高度肯定，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他也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张腾霄介绍了学校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广泛好评。
根据中宣部指示，人大于1952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张腾霄兼任班主任。他精心组织各项工作，制定了详尽的教学计划。几年时间里，研究班为全国高校和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理论课师资和理论宣传干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腾霄曾两度担任人大哲学系主任，为人大哲学学科的起步、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期间，为取得教学经验、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领导教学和科研工作，张腾霄亲自讲授《神圣家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在他的带领下，人大在1962年初筹建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他和罗国杰以及教研室的同事们从条目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学科资料。他还组织和主持了第一次伦理学研讨会，会后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教学大纲。
张腾霄不仅强调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强调参加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来安排，还曾多次带领教师和学生做社会调查。“大跃进”时期，人大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河南信阳调查组，他作为调查组的领导成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不料因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高校的学风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为国家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问题。”张腾霄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继承和发扬人大的优良学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
强调“又红又专”，影响人大哲学系一代学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的回忆中，张腾霄关于“又红又专”的一次讲话，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也影响了一代学者。
20世纪60年代初，人大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郑文林和一些学生提前毕业，与一批毕业生一起分在哲学系教研室当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张腾霄对这些青年助教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水平，苦读书、讲好课，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不久之后，随着“重提阶级斗争”的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被当成一个“事件”。他因为在哲学系走“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度受到批判。然而，这次讲话在青年教师中引起的震动也是持久的。郑文林说：“每天晚上，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
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张立文回忆道，正是在张腾霄的鼓舞下，他坚定了既讲好“中国哲学史”课程，又搞好科学研究的信念，“他曾经对我们说，教研室的任务，一是教好课，二是做好科学研究，把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好，就是好教员。讲课讲得好，文章又写得好，这是金饭碗；讲课讲得好，文章写得还可以，这是银饭碗；讲课讲得一般，写文章差一点，这是铁饭碗。”此后，方立天和张立文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方克立、郑杭生等著名学者也从教师团支部走出来。同时，在张腾霄的支持下，当时人大哲学系的苗田力、石峻、林万和、王方名等知名学者都在学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达等青年学者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人大校园里的“打杂”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腾张腾霄（1915年—2017年），生于河南洛阳，1937年11月入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徐特立同志秘书，华北大学教务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哲学系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市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霄再次被迫离开学校。直到1978年复校后，他才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校园。复校初期的人大校园像“一张白纸”，教师没住处，学生吃饭难……
1979年3月，担任副校长后，张腾霄一刻不停地投入到学校重建和发展的工作中。他表示“愿意当个后勤部长” “从兴趣和志向考虑，我很想腾出时间搞研究、做学问，但看到很多教师和学生连起码的教学和学习条件都保证不了，我不能熟视无睹。”在成仿吾老校长的带领下，张腾霄多次为解决校舍问题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到有关部委进行沟通协调，还带领后勤职工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证办学需要。
当时，人大有四五个学生食堂，较远的距离宿舍二里多地。有些学生怕走路费时间，就饿着肚子去上课。学校决定在学生区建一座供四千学生用餐的大食堂，可是在请施工队时遇到了困难。张腾霄四处奔走，在北京市建委的协助下，终于请到一支技术水平较高的建筑队。学校为他出行安排了汽车，他却总是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工地，与施工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进度。他衣着朴素、谈吐直率，很长时间内，工人们竟不知道他是学校领导。有人对他这位“打杂”领导十分不解。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在延安时，就自己动手打土坯盖校舍。今天条件好多了，为什么就不能干了呢？”
张腾霄还常常亲自做思想工作，疏通渠道，绞尽脑汁地解决教师们的住房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系留校工作不久的一位青年教师得了肝炎，张腾霄也曾让他住到自己家里养病，还请了一个保姆，既照顾自己的老父亲，也照顾这位青年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人大建成了十几幢宿舍楼，不少教职工搬进了新居。张腾霄当时主持全校日常工作，一家三世同堂住在校外，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学校考虑他年纪大了，工作又十分繁忙，曾几次为他安排住房。他总是说：“先让住房更困难的同志们住吧！我再等等。”此前，人大原党委书记马绍孟曾与妻子和父母儿女一起住在13平方米的筒子楼里，由于居住条件緊张，他晚上不得不睡地板。张腾霄曾亲自到他家了解情况，让他先到自己家里暂住，再继续想办法解决问题。马绍孟虽然执意不肯，仍然十分感动，“心里暖暖的”。此后没过多久，学校就为他多分配了一间房。
1983年6月，张腾霄任职人大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他排除各种干扰，力求坚持以教学为主，认为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大计，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1983年12月，在学校第八次党代会上，张腾霄代表校党委作报告，提出了建设具有特色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的战略任务，并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坚持科研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四化”建设服务等重点工作的要求。
退居二线，心系人大改革发展
1985年，根据张腾霄的主动要求，他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顾问和校务委员会委员，把全部的心力倾注到了教育科研工作中。受教育部原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纯才的约请，1987年3月，年过古稀的张腾霄再担重任，协助主持《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编写工作。《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是“七五”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项目，董纯才在抱病主持编写工作研讨会时说：“张腾霄同志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后还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也很有成绩。他的思想性强，自己是‘笔杆子，身体也健康，所以让他具体负责编写工作是合适的。”作为副主编，张腾霄组织课题组30多位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逐章逐句地审稿、统稿，而且亲自撰写了十多章书稿。《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出版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被视为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此外，张腾霄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编写工作，并发表了《什么是教育哲学》《从方法论谈孔子的教育思想》《把思想教育放在干部教育的首位》《成仿吾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弘扬革命根据地人民教育革命传统的论著，以及教育学、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人大精神”
张腾霄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力，但不论在校期间还是退居二线后，他在个人待遇方面从来没有提过要求。他在80多岁高龄时，出行仍然坚持只花几毛钱乘坐公交车。家人要他乘坐出租车，他总是舍不得花钱；家中的陈设十分简单，常坐的竹躺椅，由塑料绳加固着，被磨得油光光的；吃饭经常是一碗面条、一碟小菜，常年穿着中山装、布底鞋，衣服穿了很长时间仍然舍不得丢掉。组织部领导曾经找他谈话，希望他填写表格办理相关手续以便落实较高的待遇，被他拒绝了。“填这个干什么，革命嘛！要什么好处！” 他在人大哲学系工作近20年，始终没有要求评教授职称。张腾霄曾反复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人大精神，作为哲学系主任在开学迎新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出要传承延安时期的“马扎精神”。退休后，他谈到学校发展时说，“刚进城的时候，国家真是穷，处处都需要钱。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就跟国家伸手要钱。别人可以，人民大学不行。”
“父亲对人大、对人大哲学系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爱到骨子里的感情，是发自心底的爱。”张腾霄的儿子张进京说。直至病重昏迷时，张腾霄依然惦记着学校。病重期间，张腾霄已经神志不清，但只要提到“组织来看你了”，他就有反应。人大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回忆到重症监护室探望张腾霄的情景语带哽咽：“当呼唤‘张校长‘张书记时他都没有反应，但呼唤‘张老师时，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由此可见，他对于作为哲学系‘老师深入骨髓的记忆以及对学生的万分惦念和深厚感情。”
2017年2月14日晚，人大官网发布张腾霄逝世的消息后，学校的大多数师生才得知，老书记永远地离开了。此前，张腾霄的遗体已于2月8日，即去世后一天火化，甚至没有留给大家瞻仰缅怀的时间。老书记的告别如此悄无声息，皆因他生前就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低调处理后事，不必开追悼会，不要做遗体告别，不须发唁电。学校和家人选择尊重他的遗愿。2月17日，人民大学新学期正式上班第一天，张腾霄的家属就到学校办理了周转房退房手续，此时距离老人去世仅仅十天。
“人民大学走过80年风雨历程，张老是一个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表示，人大师生将继承和弘扬张腾霄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继续推动张腾霄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人民大学各项事业发展。她说：“总结人民大学走过的路，我们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正是以张老为代表的一代代人大人，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使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
张腾霄，著名无产阶级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者，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探索者。战争时期，在炮火连天的严酷环境中和教学资源极度匮乏的艰苦条件下，他深切体会到革命和创业的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既目睹了教育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又亲历了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也见证了新时期教育现代化取得的显著进展。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起，张腾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革命和教育事业，也与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几经起伏，折射着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年来的办学历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影。
加入陕北公学，投身革命教育事业
1915年7月，张腾霄出生在河南省孟县北陈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在孟县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学习，在这些革命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展干部教育与小学教育十分迫切。1940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小学课本编辑室。张腾霄承擔了编辑室领导工作，带领大家编写了一套内容全新的边区小学课本，满足了根据地小学教育的需要。在这套教材中，关于劳动观念、生产知识的内容占到课本全部内容的37%。在张腾霄看来，“凡是编进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本学科最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结合实际生活的需要”。为宣传抗日，张腾霄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当时，国统区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抗日是军队的责任而不是教育的任务，他在《抗战教育还是亡国教育》一文中，以事实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如果没有抗战的教育，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调任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期间，张腾霄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反对日伪奴化教育、办好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1948年，张腾霄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在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担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徐特立的秘书。在徐老身边，他不仅面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理论，而且协助徐老领导教材编审工作和筹备接管全国教育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是人大的优良学风”
张腾霄认为，教育不是简单地把理论知识的系统性融化在生活的系统中，而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
1949年春夏之交，张腾霄被调往华北大学二部从事教学工作。他坚持将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相结合，并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教学经验。同年秋，他被调至华北大学校部任教务科长，协助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创立标志着党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张腾霄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深知要按照规律办学，在担任学校教务科长、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期间，为人大在全国高校中发挥示范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关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得到了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的高度肯定，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他也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张腾霄介绍了学校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广泛好评。
根据中宣部指示，人大于1952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张腾霄兼任班主任。他精心组织各项工作，制定了详尽的教学计划。几年时间里，研究班为全国高校和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理论课师资和理论宣传干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腾霄曾两度担任人大哲学系主任，为人大哲学学科的起步、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期间，为取得教学经验、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领导教学和科研工作，张腾霄亲自讲授《神圣家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在他的带领下，人大在1962年初筹建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他和罗国杰以及教研室的同事们从条目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学科资料。他还组织和主持了第一次伦理学研讨会，会后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教学大纲。
张腾霄不仅强调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强调参加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来安排，还曾多次带领教师和学生做社会调查。“大跃进”时期，人大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河南信阳调查组，他作为调查组的领导成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不料因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高校的学风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为国家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问题。”张腾霄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要继承和发扬人大的优良学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
强调“又红又专”，影响人大哲学系一代学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的回忆中，张腾霄关于“又红又专”的一次讲话，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也影响了一代学者。
20世纪60年代初，人大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郑文林和一些学生提前毕业，与一批毕业生一起分在哲学系教研室当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张腾霄对这些青年助教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水平，苦读书、讲好课，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不久之后，随着“重提阶级斗争”的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被当成一个“事件”。他因为在哲学系走“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再度受到批判。然而，这次讲话在青年教师中引起的震动也是持久的。郑文林说：“每天晚上，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
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张立文回忆道，正是在张腾霄的鼓舞下，他坚定了既讲好“中国哲学史”课程，又搞好科学研究的信念，“他曾经对我们说，教研室的任务，一是教好课，二是做好科学研究，把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好，就是好教员。讲课讲得好，文章又写得好，这是金饭碗；讲课讲得好，文章写得还可以，这是银饭碗；讲课讲得一般，写文章差一点，这是铁饭碗。”此后，方立天和张立文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方克立、郑杭生等著名学者也从教师团支部走出来。同时，在张腾霄的支持下，当时人大哲学系的苗田力、石峻、林万和、王方名等知名学者都在学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达等青年学者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人大校园里的“打杂”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腾张腾霄（1915年—2017年），生于河南洛阳，1937年11月入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徐特立同志秘书，华北大学教务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哲学系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市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霄再次被迫离开学校。直到1978年复校后，他才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校园。复校初期的人大校园像“一张白纸”，教师没住处，学生吃饭难……
1979年3月，担任副校长后，张腾霄一刻不停地投入到学校重建和发展的工作中。他表示“愿意当个后勤部长” “从兴趣和志向考虑，我很想腾出时间搞研究、做学问，但看到很多教师和学生连起码的教学和学习条件都保证不了，我不能熟视无睹。”在成仿吾老校长的带领下，张腾霄多次为解决校舍问题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到有关部委进行沟通协调，还带领后勤职工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证办学需要。
当时，人大有四五个学生食堂，较远的距离宿舍二里多地。有些学生怕走路费时间，就饿着肚子去上课。学校决定在学生区建一座供四千学生用餐的大食堂，可是在请施工队时遇到了困难。张腾霄四处奔走，在北京市建委的协助下，终于请到一支技术水平较高的建筑队。学校为他出行安排了汽车，他却总是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工地，与施工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进度。他衣着朴素、谈吐直率，很长时间内，工人们竟不知道他是学校领导。有人对他这位“打杂”领导十分不解。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在延安时，就自己动手打土坯盖校舍。今天条件好多了，为什么就不能干了呢？”
张腾霄还常常亲自做思想工作，疏通渠道，绞尽脑汁地解决教师们的住房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系留校工作不久的一位青年教师得了肝炎，张腾霄也曾让他住到自己家里养病，还请了一个保姆，既照顾自己的老父亲，也照顾这位青年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人大建成了十几幢宿舍楼，不少教职工搬进了新居。张腾霄当时主持全校日常工作，一家三世同堂住在校外，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学校考虑他年纪大了，工作又十分繁忙，曾几次为他安排住房。他总是说：“先让住房更困难的同志们住吧！我再等等。”此前，人大原党委书记马绍孟曾与妻子和父母儿女一起住在13平方米的筒子楼里，由于居住条件緊张，他晚上不得不睡地板。张腾霄曾亲自到他家了解情况，让他先到自己家里暂住，再继续想办法解决问题。马绍孟虽然执意不肯，仍然十分感动，“心里暖暖的”。此后没过多久，学校就为他多分配了一间房。
1983年6月，张腾霄任职人大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他排除各种干扰，力求坚持以教学为主，认为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大计，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1983年12月，在学校第八次党代会上，张腾霄代表校党委作报告，提出了建设具有特色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的战略任务，并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坚持科研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四化”建设服务等重点工作的要求。
退居二线，心系人大改革发展
1985年，根据张腾霄的主动要求，他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顾问和校务委员会委员，把全部的心力倾注到了教育科研工作中。受教育部原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纯才的约请，1987年3月，年过古稀的张腾霄再担重任，协助主持《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编写工作。《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是“七五”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项目，董纯才在抱病主持编写工作研讨会时说：“张腾霄同志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后还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也很有成绩。他的思想性强，自己是‘笔杆子，身体也健康，所以让他具体负责编写工作是合适的。”作为副主编，张腾霄组织课题组30多位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逐章逐句地审稿、统稿，而且亲自撰写了十多章书稿。《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出版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被视为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此外，张腾霄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编写工作，并发表了《什么是教育哲学》《从方法论谈孔子的教育思想》《把思想教育放在干部教育的首位》《成仿吾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弘扬革命根据地人民教育革命传统的论著，以及教育学、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人大精神”
张腾霄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力，但不论在校期间还是退居二线后，他在个人待遇方面从来没有提过要求。他在80多岁高龄时，出行仍然坚持只花几毛钱乘坐公交车。家人要他乘坐出租车，他总是舍不得花钱；家中的陈设十分简单，常坐的竹躺椅，由塑料绳加固着，被磨得油光光的；吃饭经常是一碗面条、一碟小菜，常年穿着中山装、布底鞋，衣服穿了很长时间仍然舍不得丢掉。组织部领导曾经找他谈话，希望他填写表格办理相关手续以便落实较高的待遇，被他拒绝了。“填这个干什么，革命嘛！要什么好处！” 他在人大哲学系工作近20年，始终没有要求评教授职称。张腾霄曾反复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人大精神，作为哲学系主任在开学迎新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出要传承延安时期的“马扎精神”。退休后，他谈到学校发展时说，“刚进城的时候，国家真是穷，处处都需要钱。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就跟国家伸手要钱。别人可以，人民大学不行。”
“父亲对人大、对人大哲学系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爱到骨子里的感情，是发自心底的爱。”张腾霄的儿子张进京说。直至病重昏迷时，张腾霄依然惦记着学校。病重期间，张腾霄已经神志不清，但只要提到“组织来看你了”，他就有反应。人大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回忆到重症监护室探望张腾霄的情景语带哽咽：“当呼唤‘张校长‘张书记时他都没有反应，但呼唤‘张老师时，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由此可见，他对于作为哲学系‘老师深入骨髓的记忆以及对学生的万分惦念和深厚感情。”
2017年2月14日晚，人大官网发布张腾霄逝世的消息后，学校的大多数师生才得知，老书记永远地离开了。此前，张腾霄的遗体已于2月8日，即去世后一天火化，甚至没有留给大家瞻仰缅怀的时间。老书记的告别如此悄无声息，皆因他生前就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低调处理后事，不必开追悼会，不要做遗体告别，不须发唁电。学校和家人选择尊重他的遗愿。2月17日，人民大学新学期正式上班第一天，张腾霄的家属就到学校办理了周转房退房手续，此时距离老人去世仅仅十天。
“人民大学走过80年风雨历程，张老是一个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表示，人大师生将继承和弘扬张腾霄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继续推动张腾霄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人民大学各项事业发展。她说：“总结人民大学走过的路，我们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正是以张老为代表的一代代人大人，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使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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