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透视

    邢慧

    摘要：社会档案意识是档案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有利于引导和促进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和完善。笔者从认识论出发，将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视作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站在新时代背景下，运用认识论相关理论，透视这一过程中的规律和实质内涵，由此提出新时代下提升社会档案意识的几点策略。结果表明：社会档案意识是感性形式和理性思维相结合的、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其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和完全同步，而是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认识论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档案工作

    Abstract：Social archives awaren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archives research. Study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archives consciousness is conducive to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 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archives conscious？ ness. Starting from epistemology， the author regard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archives conscious？ ness as a special cognitive activity.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new era， us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w and sub？ stantive connotation in this process， and proposes a new era. Next， several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ocial arch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archives consciousness is a kind of special cog？ nitive activity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perceptual form and rational think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is not a simultaneous and complete synchronization，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stering the above rule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guiding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r？ chives awarenes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archi？ val work， and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Epistemology； Social archives aware？ ness；Formation process；Archival work

    關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概念，陈智为认为：“社会档案意识是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客观事物的反映和认识，是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和反映程度的整体观念，是整个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1]颜海认为：“社会档案意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为社会成员所共同形成的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看法、观点和意见。”[2]吴文瀚认为：“社会档案意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对于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客观事物认识与反映的集合，同时这种意识对于档案与档案工作有着能动的影响力。”[3]学者们关于社会档案意识存在普遍观念：社会档案意识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社会档案意识是指社会全体成员对档案、档案工作产生的认识、看法，是整个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社会性。

    夏甄陶提出：“认识论作为对认识的哲学反思，所关心的主要是认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问题，即认识一般。”[4]认识过程所产生的是观念的东西，表现为思想、理论、知识等观念的形态。将认识论看做是对某种或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对象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论指的是对某个问题、某个主题的普遍的、一般性认识。社会档案意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档案、档案工作的普遍认识和看法，其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认识活动，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对档案、档案工作的看法，可以看做为这种特殊认识活动产生的结果。这种认识活动的特殊之处除了社会性，还体现在它的领域性和专业性，即特指关于档案领域即对档案、档案工作的看法、观点。一、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是主体对客体实践的结果

    （一）社会档案意识是主体与客体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在肯定了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之后，我们知道：认识论研究的开展，首先需要回答谁在认识、认识什么，即认识的主客体问题。首先明确，在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主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是社会全体成员，从社会档案意识的定义也可得出，这是由其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区别于对某一具体事物或现象的个人的单向认识。同时，也易得出这一认识活动的对象或客体：档案和档案工作。

    夏甄陶指出，认识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直接的二项式结构。在主体和客体这两极关系中，有许多社会的形成中介，其中包括各种工具、仪器、语言符号，各种感性和理性的观念形式，各种方法等，都是构成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的必要因素。这些因素有序、合乎规律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通过物质的实践活动、经验的感知活动和理性的思维活动，各自发挥其功能，形成复杂的认识过程。[5]人是社会中的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社会全体成员，无论通过何种工具、在何种场所、使用何种方法，都是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观点和看法，大到从事档案职业工作，小到在档案馆进行一次查档，甚至是看到某类或某个档案实体、观看某部档案类电视节目等，都是社会档案意识活动主体对客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象化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档案意识产生的重要过程和来源。

    （二）社会档案意识产生并归于实践，但又不与实践同步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方面，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工作的发展，影响着档案领域的学科地位、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而社会档案意识正是产生于人们在学习生活中接触的档案、档案工作。另一方面，认识产生于实践，最终也要归于实践。社会档案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必然對社会存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社会档案意识既然是对客观存在的档案及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的反映，那么这种反映体现着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知水平，以及人们对档案价值和作用的肯定和认识程度，甚至档案工作、档案利用存在的问题等，能够给予档案工作人员重要的反馈，从而促进档案工作趋于完善甚至转型；同时，社会化的档案意识改变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能调动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档案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6]

    然而，社会档案意识程度和档案实践工作发展并非同步。我国档案工作有条不紊地发展，形成了多个学科体系：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安全体系，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社会档案意识则明显“落后”。认识与实践虽然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但在现实中往往并非亦步亦趋，傅荣校认为：“事实上理论和实践是两条不断相互向前延伸的线，有时平行，有时相交，但不可能永远重合”[7]。虽然社会档案意识的发展与档案工作并非同步，但也从很多方面、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也未脱离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在不脱离实践的情况下，认识与实践发展的不同步现象是一种常态，有利于推动认识的更新，即社会档案意识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继续发展，某种程度上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创新效用。二、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源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共同作用

    （一）社会档案意识是主体对客体感性直观的和理性思维的统一

    夏甄陶认为，观念的认识是感性直观的和理性思维的统一。[8]感性认识强调感性直观，理性认识强调通过大脑的思维活动，对客体进行理论掌握。社会档案意识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其形成过程也是主体对客体，即社会全体成员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的叠加、统一。但这里的叠加不是指简单的物理累加，而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有机统一。社会大众查档、观看档案资讯、节目等接受档案相关服务，形成直观感受，在以往参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自身认识能力基础之上，产生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感性认识。同时，在接受档案服务的过程中接收到相关知识，或是通过档案工作者的口头传输，抑或是通过宣传册、多媒体等各种媒介的传播获得知识，这些都是档案工作者们累积和总结的经验以及档案学者研究的结果，显然是一种理性知识。可见，社会公众在社会中参与实践形成的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此外，感性形式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外部表现、外部联系，而理性形式反映的则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内部本质、内部联系。根据当前社会公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存在“档案工作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社会发展、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认识，也有“档案很神秘”等认识，体现了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存在感性反映和理性反映。

    （二）社会档案意识形成于实践基础上的主观性与客观的统一

    从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认识作为社会人的反映形式，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双重属性。社会档案意识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精神活动产生的观念和意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体现在这一认识活动的对象和内容是客观的，即档案和档案工作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具有客观性；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形成的主观性的看法、观念，将借助一定的感性物质手段存在，并通过变革物质客体的实践而对象化为现实，使其现实性客观地实现出来。

    夏甄陶提出：实践是一个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现实的功能关系的范畴[9]。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也必然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和确认。社会大众们在参与有关档案的相关实践活动中，产生一定的看法、观点，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或其他媒介传递和表达出来，最终运用到档案工作中去，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思想，表现出来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物质性的。然而，人们在参与有关档案的实践活动之前以及参与档案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都离不开思想等观念上的东西，作为社会中的人的主体，在以往参与社会生活中，本就形成了一定的观念和思想，无形中指导着人们继续参与其他社会实践。可见，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是社会成员和档案及档案工作之间，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三、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一）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发展

    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认为，认识对客体的反映是在主体和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生，并不是瞬间实现。李先斌指出，档案本身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时间不断变化而积累形成的，社会档案意识不是某一时期、某一历史阶段的人们所具有的观念意识。[10]这一观点肯定了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的连续性。首先，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主体即社会全体成员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客体在有关档案的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观念。其次，社会档案意识是主体对客体感性直观的和理性思维的统一。但两种形式之间又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一方面，两种形式不存在阶段性问题，即哪种形式为第一阶段，哪种为第二阶段，而是通过相互联系、渗透产生，这种意识不断指导档案工作，档案工作和档案研究不断完善并在社会实践中反映出来，使得社会大众在新一轮有关档案的实践中继续更新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观点和认识，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社会档案意识得到螺旋式提升。由此可以解释从整个人类社会进程来看，社会档案意识在明显提高，如古代对于档案的认识几乎是单一的“国家性”“机密性”，到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也会产生档案、利用档案，社会档案意识明显提升。随着档案研究和档案工作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

    （二）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动态模式

    综上，笔者总结出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的动态模式。这一模式的构成要素有：主体即社会全体成员、客体即档案和档案工作、有关档案的实践、主体固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动态模式是不确定到确定、再到不确定、再到确定的无限循环模式，在这样的循环中又表现出螺旋式上升。具体来说，“不确定”源于其主体是社会全体成员，主体的广泛性是原因之一；此外，档案工作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又呈现出更多可能，也加剧了社会档案意识形成的不确定性。而“确定性”在于何时概括社会档案意识，如某学者在某个时期，根据社会实际情况，概括和总结当时社会档案意识发展的程度，这是一种“确定”。

    这种动态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不确定”与“确定”并非界限明确地阶段式交替发展，而是随着社会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相互交融、随时转换，在彼此循环中产生螺旋式上升的效果，推动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故档案工作者必须结合社会形势和时代特色，继续推动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这也是提升社会档案意识的根源所在。四、新时期社会档案意识提升策略

    （一）提供档案精神服务，发展档案文化事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档案工作和服务不能只重视生活需要，而忽略精神给予。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必须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精神产品生产虽然通过物质产品、物质实践活动表现，但其对于人们产生的效果是精神上的思考和思维上的启发。提高和培养社会档案意识，就必须利用档案向社会提供精神服务，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档案文化事业。档案部门可以和社会各文化部门进行合作，结合馆藏特色，开展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休闲利用服务，也可以在基础服务中加大新技术的应用，如VR、AR等新技术，以提高用户的体验兴趣。

    （二）做好宏观和微观建设，减少非理性因素影响

    夏甄陶提出：“实践的实际结果同观念的预想目的，并不能保证是绝对一致的，也就是实践中的理性和和非理性。理性标志着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作为一种被认识、被掌握了的因素在实践中起作用；非理性则标志着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作为一种盲目的因素在实践中起作用。”[11]从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解释此现象：当档案工作者以提高社会档案意识的目的或者引导社会大众产生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某种具体看法时，由于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最后得到的反馈和效果没有达到，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故在档案研究和档案工作中，避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常必要，我们无法预料非理性因素是什么、何时发生作用、在哪一阶段产生，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宏观上，加强档案事业领导和规划，继续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营造良好的档案服务环境；微观上，做好基本的档案工作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建设和准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减少非理性因素影响社会档案意识形成过程的必要措施。

    （三）档案部门加强引导，避免社会片面认识

    社会档案意识的主体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主体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教育背景、文化素质等水平参差不齐，且社会大众接受档案服务的内容、渠道等也不尽相同，对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必然会出现差异。吴文瀚认为，社会背景、职业背景以及教育背景是社会档案意识的三大形成动因。[12]可见，在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并非同步发展，档案部门需发挥规划和引导作用，在档案工作开展之前设定目标和方向，并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有意识地引导社会大众的整体印象。当然，此举并非是为了强制社会产生一致的看法，而是纠正和引导某些片面或者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例如认为档案“秘而不宣”等。

    （四）抓住时代机遇，充分利用新媒体力量

    近期，随着《档案》《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的播出，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在稳步上升中又引起一个小“波动”。从收视率和社会影响程度来看，社会大众对档案中隐含的内容以及档案背后的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这对于档案意识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这类节目过于表现档案的历史性和机密性，而未反映出档案的全貌以及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易造成人们对档案的片面认识。[13]对此，社会必须抓住新时代的机遇，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传播力度，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服务，向社会展现档案的全貌，这是档案意识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综上，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社会档案意识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活动的展开过程，面对当前社会档案意识水平，必须认清社会形势，在基于认识活动的规律上，透彻分析其形成过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社会档案意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陈智为.谈谈社会档案意识[J].中国档案，1996（3）：13.

    [2]颜海.社会档案意识解析[J].湖北档案，2000（6）：22.

    [3][12][13]吴文瀚.也谈社会档案意识[J].北京档案， 2012（7）：20-23.

    [4][5]夏甄陶.夏甄陶文集·第二卷：认识论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9.

    [6]马力.浅谈社会档案意识的作用及提高社会档案意识的途径[J].石河子科技，1996（Z1）：26-29.

    [7]傅荣校，何嘉荪.关于建国后我国档案学若干问题的评论——两个学者的对话[J].档案管理，2007（1）：12-20.

    [8][9][11]夏甄陶.夏甄陶文集·第二卷：认识论引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4，105，148.

    [10]李先斌.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性与对策[J].城建档案，2006（1）：43-44.

    [14]万恩德.基于接受理论的档案概念社会化现象透视[J].北京档案，2017（5）：19-22.

    [15]王树梅.提高社会档案意识的几点思考[J].浙江档案，2008（4）：10-11.

    [16]夏甄陶.论认识的主体性的客体性基础[J].哲学研究，1991（5）：14-25.

    [17]贺秀峰.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论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J].湘潮（下半月），2011（8）：39+4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