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奴役下的身份构建
武少燚
[摘 要]“他者”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他者”在文学文本中的显性和隐性探讨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家》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十部作品，小说除了弗兰克回归精神家园的奥德修斯式历程这一主线外，还隐含了弗兰克的妹妹茜、女友莉莉以及祖母丽诺尔摆脱“他者”奴役，努力构建自我身份的主题，这两个并行的主题相互交织，反映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找寻身份认同感的艰难历程，彰显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主题。
[关键词]他者；奴役；身份构建；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11-0133-03
“他者”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自我”以外的所有人或事物，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不管可见还是不可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作“他者”。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写道：“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1]在她看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被男性话语权所建构的“他者”，处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因此，其成为了父权制文化下男性“客体化”的对象。而更为可悲的是，女性逐渐内化了这种“客体化”力量，使处于文化和社会边缘的女性成为了“他者中的他者”。《家》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2012年5月出版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同月，她获得了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此举极大地肯定了莫里森对黑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种族、性别等问题独到诠释背后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莫里森将故事的背景设立在20世纪50年代，彼时的美国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民权运动、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蓄势待发，郁积的社会矛盾使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甘心父权制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角色，她们努力摆脱“他者”的奴役，建构自己的身份。
一、“他者”的奴役
在《家》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除了描述主人公弗兰克（Frank）寻找精神家园的奥德修斯式历程之外，还刻画了三位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弗兰克的妹妹茜（Cee）、女朋友莉莉（Lily）以及祖母丽诺尔（Lenore）。被亲情、爱情和社区文化所孤立和奴役，她们沦为了“他者”。
（一）亲情的“他者”
17世纪英国女诗人安妮·芬奇曾写道：
身为男性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生下来就可以用笔戳戳画画
获得自由、使唤别人的种种快乐
而我们女人却只能站在一旁，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为增加你们的数量而存活
用我们的魅力使你们感到快活[2]
所有的女性都是“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存在的，是虛无，这种根深蒂固的“他者”思想从17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折射在了弗兰克妹妹茜的身上。
在故事发生的莲花镇，茜是一个生下来就被诅咒的姑娘。从作者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可以得知，茜出生在父母失去家园后投奔祖母的路上，是一个“阴沟里生的”孩子。出生在路上预示着茜的人生会非常悲惨，用祖母丽诺尔的话说，正经女人生的孩子都是出生在家里，由经验丰富而又虔诚的女人们在床上接生的；那些妓女和站街女的孩子才会出生在医院，但至少他们出生时头顶还有屋檐可以遮风避雨。茜出生在街上，连那些妓女和站街女的孩子都不如，这就为“一段有罪的、一文不值的人生拉开了序幕”。[3]刚出生的婴儿本应该得到的祝福，但这在茜身上却变成了恶毒刻薄的祖母的诅咒，茜成了祖母眼中的“他者”。
作为对波伏娃“他者”理论的发展和补充，拉康在其“镜像理论”中指出，幼儿在镜像阶段开始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这个“他者”最初可能就是幼儿的母亲，母亲会在幼儿发现镜像中竟然是自己而疑惑时，鼓励他/她承担起这个形象，于是，“幼儿在‘他者的目光中将镜像内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4]但是，在茜的成长中，母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自然茜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茜的父母每天从日出前工作到日落后，超越人体生理极限的工作强度使他们无暇顾及茜的童年生活，也就没有了茜在镜像中的自我认同。他们不知道茜的早餐麦片中加的是水，而不是牛奶；他们不知道茜腿上的伤痕和红肿是祖母的警告；他们不知道哪怕茜只犯了类似把汤勺弄掉这样的小错误都会被祖母抱怨“阴沟里生的”；他们也不知道茜除了《伊索寓言》之外渴望读更多的书。不闻不问的父母在茜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全部都是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在她脑海里不断回放，不仅加重了她的心灵创伤，而且使她成为了父母眼中的“他者”。
对于从小缺少关爱的茜来说，哥哥弗兰克是她唯一的依靠，哥哥对她的照顾“那是不求物质或情感回报的无私守护”，她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也是“弗兰克”。但是哥哥无法忍受莲花镇那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他入伍时茜眼中的忧伤抑或是恐惧表明她被赤裸裸地抛弃了，再也没有人把手放在她头顶上平息她的颤抖，抚慰她的心灵。她成了父母不爱、哥哥不疼的孤儿，成了世界的“他者”。
在传统黑人文化里，祖母和母亲是将黑人的种族智慧和优良传统传授给女儿的关键人物，祖母之爱和母爱的缺失，使茜失去了对自我话语权的认识，她不仅是白人主流文化的“他者”，而且是自己种族的“他者”，她所受到的显性奴役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爱情的“他者”
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弗兰克以为爱情能够治愈他心灵的伤口，因此他走进了莉莉的生命中，渴望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迈克、斯塔夫以及朝鲜小女孩的死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断在弗兰克的脑海里重播。而只有和莉莉在一起时，那些情景才会淡化。她变成了弗兰克医治创伤的“他者”。但她眼中的弗兰克却是这样的：他会屡次坐在沙发上盯着地毯发呆，他会在看到小女孩向他微笑时丢下莉莉冲出人群，他会在半夜醒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黑暗里。朝夕相处让他们曾有的狂热退却，弗兰克从来不和她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过往，他们“完全没有共鸣”。莉莉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摆设，成功帮他驱散了战争带给他的愤怒、混乱和羞耻感之后，他带给莉莉的却是“声音挟着疲惫的残酷，沉默中充盈着失望的嘈杂”。无疑，莉莉成了爱情的“他者”，成了显性奴役的对象。
（三）社区的“他者”
弗兰克为了逃离生活的压力离开了莲花镇，而丽诺尔却是为了规避风险带着她前夫的财产来到莲花镇的。处于中产阶级的丽诺尔无法忍受和第二任丈夫的五个亲人生活在一起，不但对弗兰克和茜这俩兄妹加以咒骂和虐待，而且对第二任丈夫也是颐指气使。特别是针对茜出生在路上这件事，丽诺尔表现得尤为冷漠和鄙视，深信自己比莲花镇其他人都高贵的她把茜当做了发泄怨恨的出口。在《我们的陌生人》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人们对他人的歧视和侮辱实际上是在“拒绝自己的一个侧面”[5]，因为人们无法面对内心那个陌生的自己。丽诺尔对晚辈的自私和冷漠只是她不想面对的另一个自我。对人情的冷漠、对自身优越经济条件的自豪，成为了一种异化力量，使她无法对社区同胞的境遇产生共鸣，在她与黑人同胞之间筑起了一道精神高墙。失去了所有帮助的丽诺尔在精神上变得孤苦无依，因此她“很不快乐”。孤立于社区之外，丽诺尔成了这个底层社区中被边缘化的“他者”，而且这种形象既无法承担也无法摆脱。中风后的丽诺尔变得口齿不清，塞勒姆不但假装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对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敷衍了事，而且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使得丽诺尔所有的骄傲和蛮横都无的放矢，成为了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底层社区之外的“他者”，这种隐形的奴役注定让她无法获得幸福，更加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话语权。
二、“他者”的身份构建
（一）超越“他者”与成为主体
“女性的情感表现往往是以被男性‘他者化的方式存在着的，因此她们的去平等化和摆脱‘他者地位的意图就显得尤为明显。”[6]这一思想把女性置于完全的“他者”地位，可莉莉却要超越这种认识，摆脱“他者”困境。
经历了与弗兰克失败的爱情之后，莉莉获得了新的自由。她内心清楚地知道爱情无法让她摆脱“他者”的命运。她终于能够独处了，再也“无须继续背负一个受伤的男人”。没有了弗兰克的拖累，她开始认真地打扫房间，努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并且笃定信念：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永远不为外力所动摇。莫里森在小说中一贯坚持的一个信念就是爱情无法帮助女性获得话语权，正如《慈悲》中弗洛伦斯与铁匠的爱情，在离开铁匠之后，弗洛伦斯才找回了自己，延续了自己的自由，内心变得如柏树一样坚硬。莉莉将弗兰克的床空出来，撒上闪亮的硬币，尽管有些冰凉，却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莉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越了作为爱情的“他者”，成为了可以主宰自己内心的主体，成功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与构建。
（二）解构他者与建构主体
美只有通过极具毁灭与磨难的过程才会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博医生家黑人女佣的帮助下，弗兰克成功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茜，并带着她回到了莲花镇——这个曾经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方，体现了莫里森小说中不变的主题：只有回归黑人社区，回归黑人传统文化，才能治愈内心的创伤。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镇里的妇女轮流照顾茜，她们的关爱尽管严厉却给了茜前所未有的抚慰和支持。社区女性以群体形象出现，显现了社区强大的治愈能力以及黑人底层社会群众互爱的一面。这些女性群体团结一致对抗白人医生带给她们的伤痛，解构了以白人医生为代表的“他者”形象，并在茜治疗结束的那天帮她走出了精神创伤。
“你是自由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有义务拯救你……别让丽诺尔或某个不值一提的男人决定你是谁，坏心眼的医生当然也不行。别当他们的奴隶。我说的那个自由的人就在你内心某处。找到她，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做点儿有意义的事。”[7]在《秀拉》中，莫里森对秀拉这一反叛人物的刻画寄托了黑人女性精神觉醒的希望。在《家》中，莫里森也将黑人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寄托在了新生代女性茜的身上，并通过缝被子与管理花园体现出来。康复后的茜看起来容光焕发，积极融入社区女性中和她们一起缝被子，用昔日的旧衣衫来拼凑花色图案，这是黑人文化传统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项集体活动。“这种场合下拼缝出来的被子代表对破碎生活回忆的整理，是对自己的个体、种族身份的认同”。[8]“管理花园”的行为出现在埃塞尔小姐告诉茜她不能生育的消息之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再没有比剥夺生育权更为痛苦的事了。但茜化悲痛为力量，在她的照料下，菜豆由弯变直，大红色的浆果在清晨的雨滴中熠熠生辉，她爱上了这片花园，因为“無论是否需要在阳光下暴晒，她都想成为能拯救自己的人”。毫无疑问，茜摆脱了“他者”奴役，实现了自我身份的构建。
三、结语
莫里森在《家》中以弗兰克救妹妹于危难之中、回归精神家园的故事为主线，以丽诺尔身份构建的失败和莉莉、茜自我身份构建的成功为副线，彰显了莫里森巧妙的叙事策略的张力。小说结尾处兄妹二人“埋骨”的经历象征着埋葬了过去创伤性的记忆，埋葬了曾经从属于“他者”的压抑，展现了主体（弗兰克）和“他者”（茜）和谐共处的画面。“我们回家”预示着曾经孤立于家之外的“他者”已经回归，“这里站着一个人”表明受奴役的“他者”建构的自我已巍然屹立。
就共时性的“他者”奴役而言，《家》这部小说的实质是“他者”的存在——这也是莫里森作品中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就历时性的身份构建而言，莉莉和茜实现了从超越他者、解构他者到建构主体的身份构建。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家》最终体现的是莫里森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对黑人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
[ 参 考 文 献 ]
[1] 西蒙娜·徳·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2] Anne Finch. Poems of Ann Countess of Winchilsea[M]. New York： Routledge，2003：4.
[3][7]Toni Morrison. Hom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4] 章旭清.“他者”与“解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键词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55.
[5]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24.
[6] 刘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2003（5）：104.
[8] 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1）：116.
[责任编辑：陈 明]
[摘 要]“他者”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他者”在文学文本中的显性和隐性探讨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家》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十部作品，小说除了弗兰克回归精神家园的奥德修斯式历程这一主线外，还隐含了弗兰克的妹妹茜、女友莉莉以及祖母丽诺尔摆脱“他者”奴役，努力构建自我身份的主题，这两个并行的主题相互交织，反映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找寻身份认同感的艰难历程，彰显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主题。
[关键词]他者；奴役；身份构建；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11-0133-03
“他者”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自我”以外的所有人或事物，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不管可见还是不可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作“他者”。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写道：“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1]在她看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被男性话语权所建构的“他者”，处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因此，其成为了父权制文化下男性“客体化”的对象。而更为可悲的是，女性逐渐内化了这种“客体化”力量，使处于文化和社会边缘的女性成为了“他者中的他者”。《家》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2012年5月出版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同月，她获得了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此举极大地肯定了莫里森对黑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种族、性别等问题独到诠释背后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莫里森将故事的背景设立在20世纪50年代，彼时的美国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民权运动、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蓄势待发，郁积的社会矛盾使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甘心父权制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角色，她们努力摆脱“他者”的奴役，建构自己的身份。
一、“他者”的奴役
在《家》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除了描述主人公弗兰克（Frank）寻找精神家园的奥德修斯式历程之外，还刻画了三位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弗兰克的妹妹茜（Cee）、女朋友莉莉（Lily）以及祖母丽诺尔（Lenore）。被亲情、爱情和社区文化所孤立和奴役，她们沦为了“他者”。
（一）亲情的“他者”
17世纪英国女诗人安妮·芬奇曾写道：
身为男性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生下来就可以用笔戳戳画画
获得自由、使唤别人的种种快乐
而我们女人却只能站在一旁，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为增加你们的数量而存活
用我们的魅力使你们感到快活[2]
所有的女性都是“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存在的，是虛无，这种根深蒂固的“他者”思想从17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折射在了弗兰克妹妹茜的身上。
在故事发生的莲花镇，茜是一个生下来就被诅咒的姑娘。从作者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可以得知，茜出生在父母失去家园后投奔祖母的路上，是一个“阴沟里生的”孩子。出生在路上预示着茜的人生会非常悲惨，用祖母丽诺尔的话说，正经女人生的孩子都是出生在家里，由经验丰富而又虔诚的女人们在床上接生的；那些妓女和站街女的孩子才会出生在医院，但至少他们出生时头顶还有屋檐可以遮风避雨。茜出生在街上，连那些妓女和站街女的孩子都不如，这就为“一段有罪的、一文不值的人生拉开了序幕”。[3]刚出生的婴儿本应该得到的祝福，但这在茜身上却变成了恶毒刻薄的祖母的诅咒，茜成了祖母眼中的“他者”。
作为对波伏娃“他者”理论的发展和补充，拉康在其“镜像理论”中指出，幼儿在镜像阶段开始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这个“他者”最初可能就是幼儿的母亲，母亲会在幼儿发现镜像中竟然是自己而疑惑时，鼓励他/她承担起这个形象，于是，“幼儿在‘他者的目光中将镜像内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4]但是，在茜的成长中，母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自然茜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茜的父母每天从日出前工作到日落后，超越人体生理极限的工作强度使他们无暇顾及茜的童年生活，也就没有了茜在镜像中的自我认同。他们不知道茜的早餐麦片中加的是水，而不是牛奶；他们不知道茜腿上的伤痕和红肿是祖母的警告；他们不知道哪怕茜只犯了类似把汤勺弄掉这样的小错误都会被祖母抱怨“阴沟里生的”；他们也不知道茜除了《伊索寓言》之外渴望读更多的书。不闻不问的父母在茜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全部都是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在她脑海里不断回放，不仅加重了她的心灵创伤，而且使她成为了父母眼中的“他者”。
对于从小缺少关爱的茜来说，哥哥弗兰克是她唯一的依靠，哥哥对她的照顾“那是不求物质或情感回报的无私守护”，她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也是“弗兰克”。但是哥哥无法忍受莲花镇那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他入伍时茜眼中的忧伤抑或是恐惧表明她被赤裸裸地抛弃了，再也没有人把手放在她头顶上平息她的颤抖，抚慰她的心灵。她成了父母不爱、哥哥不疼的孤儿，成了世界的“他者”。
在传统黑人文化里，祖母和母亲是将黑人的种族智慧和优良传统传授给女儿的关键人物，祖母之爱和母爱的缺失，使茜失去了对自我话语权的认识，她不仅是白人主流文化的“他者”，而且是自己种族的“他者”，她所受到的显性奴役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爱情的“他者”
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弗兰克以为爱情能够治愈他心灵的伤口，因此他走进了莉莉的生命中，渴望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迈克、斯塔夫以及朝鲜小女孩的死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断在弗兰克的脑海里重播。而只有和莉莉在一起时，那些情景才会淡化。她变成了弗兰克医治创伤的“他者”。但她眼中的弗兰克却是这样的：他会屡次坐在沙发上盯着地毯发呆，他会在看到小女孩向他微笑时丢下莉莉冲出人群，他会在半夜醒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黑暗里。朝夕相处让他们曾有的狂热退却，弗兰克从来不和她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过往，他们“完全没有共鸣”。莉莉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摆设，成功帮他驱散了战争带给他的愤怒、混乱和羞耻感之后，他带给莉莉的却是“声音挟着疲惫的残酷，沉默中充盈着失望的嘈杂”。无疑，莉莉成了爱情的“他者”，成了显性奴役的对象。
（三）社区的“他者”
弗兰克为了逃离生活的压力离开了莲花镇，而丽诺尔却是为了规避风险带着她前夫的财产来到莲花镇的。处于中产阶级的丽诺尔无法忍受和第二任丈夫的五个亲人生活在一起，不但对弗兰克和茜这俩兄妹加以咒骂和虐待，而且对第二任丈夫也是颐指气使。特别是针对茜出生在路上这件事，丽诺尔表现得尤为冷漠和鄙视，深信自己比莲花镇其他人都高贵的她把茜当做了发泄怨恨的出口。在《我们的陌生人》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人们对他人的歧视和侮辱实际上是在“拒绝自己的一个侧面”[5]，因为人们无法面对内心那个陌生的自己。丽诺尔对晚辈的自私和冷漠只是她不想面对的另一个自我。对人情的冷漠、对自身优越经济条件的自豪，成为了一种异化力量，使她无法对社区同胞的境遇产生共鸣，在她与黑人同胞之间筑起了一道精神高墙。失去了所有帮助的丽诺尔在精神上变得孤苦无依，因此她“很不快乐”。孤立于社区之外，丽诺尔成了这个底层社区中被边缘化的“他者”，而且这种形象既无法承担也无法摆脱。中风后的丽诺尔变得口齿不清，塞勒姆不但假装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对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敷衍了事，而且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使得丽诺尔所有的骄傲和蛮横都无的放矢，成为了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底层社区之外的“他者”，这种隐形的奴役注定让她无法获得幸福，更加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话语权。
二、“他者”的身份构建
（一）超越“他者”与成为主体
“女性的情感表现往往是以被男性‘他者化的方式存在着的，因此她们的去平等化和摆脱‘他者地位的意图就显得尤为明显。”[6]这一思想把女性置于完全的“他者”地位，可莉莉却要超越这种认识，摆脱“他者”困境。
经历了与弗兰克失败的爱情之后，莉莉获得了新的自由。她内心清楚地知道爱情无法让她摆脱“他者”的命运。她终于能够独处了，再也“无须继续背负一个受伤的男人”。没有了弗兰克的拖累，她开始认真地打扫房间，努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并且笃定信念：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永远不为外力所动摇。莫里森在小说中一贯坚持的一个信念就是爱情无法帮助女性获得话语权，正如《慈悲》中弗洛伦斯与铁匠的爱情，在离开铁匠之后，弗洛伦斯才找回了自己，延续了自己的自由，内心变得如柏树一样坚硬。莉莉将弗兰克的床空出来，撒上闪亮的硬币，尽管有些冰凉，却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莉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越了作为爱情的“他者”，成为了可以主宰自己内心的主体，成功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与构建。
（二）解构他者与建构主体
美只有通过极具毁灭与磨难的过程才会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博医生家黑人女佣的帮助下，弗兰克成功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茜，并带着她回到了莲花镇——这个曾经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方，体现了莫里森小说中不变的主题：只有回归黑人社区，回归黑人传统文化，才能治愈内心的创伤。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镇里的妇女轮流照顾茜，她们的关爱尽管严厉却给了茜前所未有的抚慰和支持。社区女性以群体形象出现，显现了社区强大的治愈能力以及黑人底层社会群众互爱的一面。这些女性群体团结一致对抗白人医生带给她们的伤痛，解构了以白人医生为代表的“他者”形象，并在茜治疗结束的那天帮她走出了精神创伤。
“你是自由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有义务拯救你……别让丽诺尔或某个不值一提的男人决定你是谁，坏心眼的医生当然也不行。别当他们的奴隶。我说的那个自由的人就在你内心某处。找到她，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做点儿有意义的事。”[7]在《秀拉》中，莫里森对秀拉这一反叛人物的刻画寄托了黑人女性精神觉醒的希望。在《家》中，莫里森也将黑人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寄托在了新生代女性茜的身上，并通过缝被子与管理花园体现出来。康复后的茜看起来容光焕发，积极融入社区女性中和她们一起缝被子，用昔日的旧衣衫来拼凑花色图案，这是黑人文化传统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项集体活动。“这种场合下拼缝出来的被子代表对破碎生活回忆的整理，是对自己的个体、种族身份的认同”。[8]“管理花园”的行为出现在埃塞尔小姐告诉茜她不能生育的消息之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再没有比剥夺生育权更为痛苦的事了。但茜化悲痛为力量，在她的照料下，菜豆由弯变直，大红色的浆果在清晨的雨滴中熠熠生辉，她爱上了这片花园，因为“無论是否需要在阳光下暴晒，她都想成为能拯救自己的人”。毫无疑问，茜摆脱了“他者”奴役，实现了自我身份的构建。
三、结语
莫里森在《家》中以弗兰克救妹妹于危难之中、回归精神家园的故事为主线，以丽诺尔身份构建的失败和莉莉、茜自我身份构建的成功为副线，彰显了莫里森巧妙的叙事策略的张力。小说结尾处兄妹二人“埋骨”的经历象征着埋葬了过去创伤性的记忆，埋葬了曾经从属于“他者”的压抑，展现了主体（弗兰克）和“他者”（茜）和谐共处的画面。“我们回家”预示着曾经孤立于家之外的“他者”已经回归，“这里站着一个人”表明受奴役的“他者”建构的自我已巍然屹立。
就共时性的“他者”奴役而言，《家》这部小说的实质是“他者”的存在——这也是莫里森作品中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就历时性的身份构建而言，莉莉和茜实现了从超越他者、解构他者到建构主体的身份构建。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家》最终体现的是莫里森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对黑人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
[ 参 考 文 献 ]
[1] 西蒙娜·徳·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2] Anne Finch. Poems of Ann Countess of Winchilsea[M]. New York： Routledge，2003：4.
[3][7]Toni Morrison. Hom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4] 章旭清.“他者”与“解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键词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55.
[5]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24.
[6] 刘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2003（5）：104.
[8] 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1）：116.
[责任编辑：陈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