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繁盛时期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期间，当时革命根据地“红色图书”的发行不但为毛泽东的著作及共产党的抉择、方针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宣传，也为与国民党在前线的思想抗争取得成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研究探寻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对现今社会的图书发行事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 键 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发行

    【作者单位】韩巧花，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当前，国内共产党党史研究界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内容的研究主要是报纸和期刊，对“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问题则研究得不够彻底，主要表现在对“红色图书”出版的审核发行部门及图书种类等多种问题没有探讨与研究透彻，如对出版发行的“红色图书”史料不够深耕细作，对与国民党作战时期“红色图书”出版发行的作用和定位拓展得不全面等。本文在多种历史档案资料的帮助下，对与国民党作战时期“红色图书”出版发行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正确认识“红色图书”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的社会背景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可以分为上海出版史、苏区出版史和抗战出版史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中，抗战出版史是在沦陷地区出版业发展严重萧条、国民党统治区对出版事业严酷打压的条件下逐步成长起来的，这段时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

    抗战时期“红色图书”的出版事业能走上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发展道路，其首要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都十分重视“红色图书”的开发与研究，把“红色图书”的出版当作是在抗战时期与革命斗争共同发展的重要对敌战略。在与国民党的对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受到了战争环境的考验，这个时候的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滋养的沃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得以较快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党中央实施较为包容的文化政策背景下，抵达陕甘宁的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发挥了“文字精英”的作用[1]。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来自国内各个地方且具有一定才能的各个阶层的高端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下积极奔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抗战时期值得珍视的陕甘宁知识分子尖端层次。一大批哲学人才、经济学人才、历史学人才和艺术人才活跃在文艺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等文化领域，这就为多次翻译和出版“红色图书”产生了充分的条件，抗战时期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就在革命摇篮——延安诞生。知识分子的精英团队形成了一支强而有力的优秀创作者队伍，为革命根据地 “红色图书”的推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稿件资料库。

    二、中央出版管理部门与“红色图书”出版部门的建立

    1.中央出版管理部门的建立

    （1）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

    中央出版管理部门的第一个重要部门是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其成立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上具有正面意义。1931年年初，中央党报编辑部成立，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担任编辑部的书记，王稼祥担任秘书。1933年，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改成中央党报委员会。1937年年初，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思想，由张闻天同志、周恩来同志、王明同志等重新组建的中央党报编辑部门，成为中央的出版监督管理部门。1943年，中央政府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统一负责管理宣传部、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出版部门的工作，这时的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因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被撤销。

    （2）中央出版发行机构

    抗战时期，为了及时让读者知道党的思想与政策，回击国民党对中央出版物的销毁和封锁行动，1939年年初，中央决定下发关于建立发行部的决议，决议决定从中央到地级市，每一个党组织都建立发行部门，由现有的中央组织室、发行室和会计室三个科室组成。1939 年9月，当时组织部的李富春同志担任出版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出版部门下设出版办公室、发行办公室、总务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四个部门，并建立了新华书店、印刷工厂等主要发行、印刷组织，这些组织都由中央出版发行部门统一管理[2]。

    （3）中共中央出版部门

    1941年年末，中央职能部门决定精简多余机构，把中央出版发行机构改为中央出版总署，下设出版科室、发行科室和指导科室。中央出版总署的相关职能是统筹解放日报社、新华书店、印刷厂等陕甘宁出版部门，负责当时红色根据地的业务指导。当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图书编审机构，如马列学院编辑部门、中央军委编辑部门，还有延安医科大学的编辑和审定工作都由中央出版总署统一管理与安排。抗战结束后，中央出版总署被取消，相关的组织机构被并入中央宣传部管理。1947年年初，中央出版总署的这些组织机构随党中央撤出延安而结束其任务与使命。

    2.“红色图书”出版部门的专业性与规范性

    （1）专营图书出版部门

    新华书店是专业图书出版发行的重要组织机构，也是革命根据地最主要的图书出版发行部门。1938年，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延安解放日报社，其前身是解放周刊社，它是中央在对抗国民党期间创设的首个出版“红色图书”数量最多和影响最深的出版组织机构。延安解放日报社在创立的初期出版发行了很多中央决策者的文章、学术专著的翻译作品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这些图书不但供应陕甘宁边区和各红色根据地，而且还通过隐秘途径供应给国民党统治区和国外。

    （2）专营报刊机构

    首推的是八路军的军事杂志和解放日报社的期刊。1939年年初，共产党的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首次推出了《八路军军事杂志》的期刊。创办期刊的編辑部门是抗日根据地的军事专业出版组织机构，该机构除了出版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期刊，还出版了共产党决策人的军事著作和共产党的思政理论作品。再如八路军军事杂志社发行过的抗战时期的书籍，包括《马列主义战争与军队论述》《恩格斯军政论文》，这在我国还是首次翻译出版发行[3]。

    （3）兼营图书编辑出版的学校

    兼营图书编辑出版的学校包括中国人民抗日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陕北大学、中国女子学院、鲁迅艺术学校、军事院校和延安根据地大学等学校。这些学校为了教学的需要也编辑了很多教材和政治读物，成为红色根据地出版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马列学院编辑翻译室、军委编辑翻译室、鲁艺文化学院编委等，也负责“红色书刊”的编辑、校对与审核工作，也属于兼任并经营的出版机构组织。

    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色图书”的印刷发行情况

    1.中央印刷厂的组建与陕甘宁地区印刷事业的发起

    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印刷发行情况，他强调印刷事业相当于生产精神食粮，创立好印刷事业抵得上一个旅的作战能力。中央印刷事业是在党被国民党全面封锁和生活条件艰苦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央印刷厂克服了印刷中的设备问题、技术问题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从国民党统治区域秘密采购印刷所需要的物资，培训印刷技术专才，逐步使革命根据地的印刷事业蓬勃发展。

    一方面，中央印刷厂不断革新印刷、排字及造纸技术，逐步提高印刷能力。陕甘宁边区的油印技术被普遍使用，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报纸、宣传画册都是用油印技术印刷的。在排字技巧上，印刷技师用手工制成铸字模型，有效地提高了排字的速度。在造纸技能方面，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共产党的青年教师尝试用马兰草作为造纸原料来制造纸张，满足了边区纸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中央印刷厂还通过开展学习优秀工人代表的活动来提高操作水平和印刷质量。在生产运动中，中央印刷厂在创造改革工具、节约材料和寻找原材料代替品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印刷技术学习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使中央印刷厂的生产效能和印刷品质得到有效提升。中央印刷厂在印刷事业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大胆地印刷了许多“红色图书”，如马列作品、毛泽东思想作品等。印刷厂还把“红色图书”的样本发到国统区、香港等地的印刷机构进行印刷发行，为边区图书的印刷出版做出了贡献。

    2.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发行情况

    在陕甘宁边区内部图书发行方面，新华红色书店、青年红色书店、光华红色书店和西北红色书店通过八路军兵站和松树下乡等方式把图书发行到边区的县、镇、村。这些书店用不同的发行方式分销图书，用送书上门、外县转运、军车运送、零售代销等方式帮助广大讀者学习“红色图书”。抗战时期，赶庙会、摆书摊、组织卖货郎走乡串镇售卖图书的方法，成为受群众欢迎的图书发行方式。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图书发行方面，中央先从晋西北设立一个图书运输中转站点，从站点处把“红色图书”运往晋冀鲁豫等革命根据地，然后又在西安设置转运站点，同新华日报的西安营业机构一起工作。此外，陕甘宁边区中央出版发行机构还派人到华中红色根据地、山东红色根据地、东北红色根据地设立出版分支，以翻印延安和红色解放区的文件、共产党决策人的作品，这种方式使各根据地的图书出版与发行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国统区图书发行方面，国民党为了阻止陕甘宁边区的图书进入国统区，采用了高压政策和手段打击“红色图书”的发行。因此，我党与国民政府展开了文化出版斗争。为对付国民党的搜查，我党就将书稿伪装发行[4]，并充分发挥了生活书屋、读书生活社和新知书屋在“红色图书”出版和销售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陕甘宁“红色图书”出版的特征与价值

    1.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图书出版类型主要是人文社科方面。当时马列学院编辑翻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辑、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丛书、列宁文选及斯大林的著作，在理工类、科技类著作出版方面则显得单一，除了卫生和医药的科普期刊，其他题材的著作很少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边区的“红色图书”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民主为首要宗旨，并密切结合革命斗争的任务需求。大量的党史类作品、经济类作品和军事类作品，在很大力度上宣传了共产党民主解放、和平共处的决策和方针。当时为了实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出版社工作人员翻译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阐述及中国革命的前景，翔实报道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褒扬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气概。延安的“红色图书”出版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它一贯坚持共产党的决策，为党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中央发布了很多有关出版方面的意见与方向，支持与协助出版事业的前行；另一方面，中央先后建立了党中央领导的出版工作机构，由中央领导直接担任负责人。抗战期间建立的党领导下的出版部门有中共中央党报编辑部、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出版部门等。

    图书出版业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它有效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当时许多“红色图书”的发行量十分可观，常常供不应求。由于图书发行量大，我党就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出版发行方法，把“红色图书”发行到敌后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色偏远山区。为了在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书籍和宣传共产党前线的战况，我党巧妙地运用了伪装技术和方法——用古典名著的封面或线装方式将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发到敌占区和国统区。

    2.当代价值与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图书出版业不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努力，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打下了理论基础。陕甘宁边区的图书出版业不仅为新中国的图书出版提供了宝贵经验，还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发行体制。陕甘宁边区的图书出版有着系统化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大量丛书的出版发行，如“马恩主义书刊”“列宁主义书刊”“抗战时期书刊”“鲁艺书籍”等。这种编辑书籍的方式，编排内容完整，保障了资料的整体全面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发行事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抗战时期发行的“红色书刊”都是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珍贵史料，对当下专家学者深入探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了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人文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对深入研究共产党的新闻史料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挖掘价值和意义。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图书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发行行业的开展培养了人才，为新中国的出版发行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扶持。抗战时期的中央印刷厂为新中国培养了专业的印刷技术尖子，中央印刷厂的领导是新中国印刷事业的创立者并担任当时北京印刷学校的主要领导，这批优秀的技术骨干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扫盲运动也起着积极作用。把接近大众的文化和通俗易懂的事件写进教材中发行，也在一定意义上对边区的民众起到启蒙教化的作用。

    五、结语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是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的辉煌巨作。毛主席著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与抗战实践有效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文化战线做出的卓越贡献，具有永恒的经典意义和革命价值。因此，“红色图书”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其功能不但不能被削弱，还应该给予重视，使它在引领人们走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应该始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方针，如二者之间存有嫌隙，就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为第一要素。

    |参考文献|

    [1]耿密. 抗战时期国民党平等新约宣传述论[J]. 山西档案，2016（4）：177-179.

    [2]雷娟，张亚斌.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的发展[J]. 山西档案，2016（5）：171-173.

    [3]孙建江.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J]. 出版广角，2014（7）：21.

    [4]李文刚. 浅谈红色文化在图书出版中育人功能的实现[J]. 出版广角，2015（8）：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