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长安岁月

    刘宁

    他脱掉西装，换上中式衣衫，把皮鞋换成布鞋，把背头剃成光头。除了那副眼镜之外，他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老实本分的农村人把他当自家人，愿意和他说东道西。

    听了王家斌的事迹后，他意识到，这个经历曲折而又聪明能干的普通农民，正是自己苦苦找寻的主人公。他一边工作着，一边断断续续地完成写作。1954年冬天，终于完成了《创业史》初稿。

    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柳青似乎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他央告医生说：“你们给我采取些措施，让我再活上两年，有两年时间，我就可以把《创业史》写完了！”

    但《创业史》最终没有写完。

    1952年夏天，柳青离开北京，来到陕西。

    在那时人们的眼中，36岁的柳青可谓春风得意：著名作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和副刊主编，两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与《铜墙铁壁》相继出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194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1年，又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到苏联参观访问。

    而那时，农村生活却是非常艰苦的。因此，柳青离开条件优越的首都北京，到陕西农村生活，很多人不理解。

    但柳青还是做了，而且一做就是十八年。

    战争年代的历练

    1916年夏天出生在陕北吴堡寺沟村的柳青，当时的名字叫刘蕴华。1936年，还是西安高中学生的刘蕴华以“柳青”笔名在上海《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上发表了散文《待车》，从此走上文坛。也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柳青赴延安陕甘宁边区，以随军记者和文化教员的身份，跟从部队转战抗日前线，和连队官兵朝夕相处。此间，创作出《误会》《牺牲者》《地雷》等10多篇小说。

    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组织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的实际工作中去。柳青是第一个被调到乡村去的作家。他带着被贬的感觉和情绪，极不情愿地来到米脂县的一个乡当文书。没想到，这段经历却塑造了他的一生。

    到乡上的头半年，柳青每天吃高粱饭，钱钱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加上经常在各村流动，黑夜常常通宵开党会，两三个月之后，本来身体不太好的柳青大病一场。县领导知道情况后，建议柳青可以回县委工作一段时间，但他不愿在困难面前退缩，坚持留在村里。

    经受了三年艰苦生活的考验，柳青的思想和创作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觉得自己“初到乡政府那种被放逐的不健康感觉消失了”，“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要求，地位观念”，“获得了一点在困难中微笑的革命品质”，变得坚定而达观。柳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在这浓郁的乡土生活中萌芽了。

    1947年7月，《种谷记》印刷出版。此后先后印刷7次，发行了70多万册。《种谷记》的创作，让柳青深刻认识到，只有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决心以这种创作方式完成一部鸿篇巨著。

    发现王家斌

    1952年，柳青到西安后，参加了西北党校的整党工作。在这里，他和马葳相识，结婚成家。这年9月，他被任命为长安县委副书记，随即坐着马车来到长安。

    一到长安，柳青就满腔热情地带着县委工作组整天往乡村跑，了解情况，推动农村互助组工作，同时找寻着创作题材，酝酿长篇小说。为了更接近当地的农村生活，他请求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到距离长安县城十几公里，神禾塬下的王曲区皇甫村去蹲点。随后就离开县委大院，住到了紧邻皇甫村的常宁宫。

    柳青脱掉西装，换上中式衣衫，把皮鞋换成布鞋，把背头剃成光头。除了那副眼镜之外，他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老实本分的农村人把他当自家人，愿意和他说东道西。

    秋收的时候，区委书记高兴地跑来找到柳青，说四村的重点王家斌互助组创造了全区的丰产纪录。

    在滈河的弯道内，当地人称之为麻河滩，布满从秦岭山上冲下来的沙石，是长不好庄稼的荒滩。解放前，逃难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搭起窝棚，向地主租种便宜的滩地谋生，渐渐地形成村落。王家斌小时候随着母亲逃荒要饭到此，和继父一起，靠租种滩地生活，历尽人间酸苦。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得了土地，才过上安居的日子。在合作化运动中，他带领几户人家成立互助组，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他省吃俭用地从眉县买回稻种，取得了全组粮食的丰收。

    听了王家斌的事迹后，柳青意识到，这个经历曲折而又聪明能干的普通农民，正是自己苦苦找寻的主人公。柳青不顾交通不便，趟过滈河，到了四村，在王家斌的茅棚檐下见到了他。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从此变成了知心人。

    统购工作开始，柳青就应王家斌之邀参加互助组讨论会，帮大家算丰产的细账。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兴起，柳青便带王家斌到正在扩社建社的王莽村学习经验。

    王家斌的互助组建成胜利社，其他几个组也建了社，柳青都密切参与着，观察着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进程。柳书记成了乡民眼中化解难题，寻求帮助的良师益友。他已深深地融入到这片乡土之中。

    创作《创业史》

    柳青一边工作着，一边断断续续地完成写作。1954年冬天，终于完成了《创业史》初稿。第二年春天，柳青在皇甫村里的中宫寺，自己掏钱建起住房，将家安顿下来。爱人马葳也来到离皇甫村不远处的王曲区委工作。

    柳青神禾塬下宁静的家中，下午五点以后便热闹起来。他用这段写作之余的时间和村干部交谈，随时了解村中新发生的事情。

    写作中，柳青不断停下笔，重新推敲着这部作品的立意、人物形象和艺术价值，评估着这部小说能否经受读者和历史的考验。

    1956年春天，合作化运动突飞猛进，初级社纷纷升入高级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柳青一边修改着《创业史》，一边冷静地关注着农村的变化。

    “每来一场大的运动，都冲击着我，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番自己写的这个东西。”但是，柳青又说，“我不怕，我相信我的作品是能站得住脚的。”

    1959年4月，柳青经过六年呕心沥血、四次大改的长篇小说取名《稻地风波》，开始在《延河》月刊上连载。同年8月号起，小说名称改为《创业史》。次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印10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应读者的强烈要求，在克服纸张困难的情况下，又再版重印了5万册。

    柳青声誉大涨，而他将所有的稿费，共计16065元，全部捐献给当时的王曲公社。

    1962年，在作协西安分会的报告会上，柳青提出了“三个学校”的著名主张。他认为，一个作家只有经过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这“三个学校”的学习，才能取得文学的成就。

    这时，柳青已经开始着手《创业史》第二部的创作，计划在1964年完成，1965年出书。没想到，却费尽周折。

    1963年，长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渐次全面铺开，柳青无暇写作，心生郁闷：“我的小说二部更没有时日了。”直到1964年底，他都在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中度过。

    1965年初，皇甫村已经面目全非。王家斌被批判，遭到打骂。在柳青的据理力争下，才被放回家。

    抱憾离世

    长安的社教运动结束时，已是1965年的5月，柳青得以到延安开始中断一年多的写作。到10月中旬，《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初稿已全部完成。

    1967年1月，柳青被批为黑作家，关进牛棚。中宫寺的房屋被捣毁，书籍、资料和稿件洗劫一空。马葳带着孩子们搬到了西安小南门外的一座简易楼上。一家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四年的皇甫村。

    在失去创作自由的五年里，柳青身心遭受着极度的摧残。眼看着时光飞逝，他心急如焚。但苦难并未结束。1969年，马葳自杀身亡，遭到沉重打击的柳青先后十一次病危。

    1974年秋，柳青抱病重返长安，在韦曲镇东村安了家。

    病弱的柳青从长安县档案馆借来互助合作化运动时的文件和档案资料，翻阅着，回忆着，分析着，准备完成《创业史》第二部。他顽强地抵抗着严重哮喘病的干扰，坐在自行车货架上去医院看病。没有氧气瓶，就找了个汽车内胎装氧气，用砖头压在上面增加压力。但无论何时，只要碰见农民，他总要亲热地拉话，问生产，问家庭。他对女儿刘可风说：“不知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我就又活过来了。”

    1976年秋天，柳青病情加重，住进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医院。新闻出版和文学界的同仁奔走呼吁：“抢救柳青”，“抢救《创业史》！”柳青却相对坦然，他了解到四医大病房紧张，就不顾反对，转院到了条件简陋的长安县第六医院，坚持写作。

    1977年11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1978年5月，病情严重的柳青不得不去北京治病。临行，他双手把在车窗上，大声地向送行的人们说：“我还会回来的……”

    他已经几乎不能走动了，但仍对女儿刘可风说：“我的病好一点了，能走动了，我们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住，那里有山，有水，有农村。你陪我到附近的农村去散步，和社员们拉话，就像在皇甫村那样。”

    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柳青似乎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他央告医生说：“你们给我采取些措施，让我再活上两年，有两年时间，我就可以把《创业史》写完了！”

    但《创业史》最终没有写完。

    1978年6月13日下午五点，柳青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62岁。十二年后的同一天，《创业史》主角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