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心底的那朵花、那棵树
【摘 要】 文章从商务版新书《花与树的人文之旅》的阅读分析入手，并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园林史、美术史的眼光，对书中基于科学性、人文性而生成的谈花写树文字，及其表面轻松、雅致的“小情趣”后所蕴含的庄重、谨严品格予以充分肯定。
【关 键 词】植物学；博物学；园林；人文
【作者单位】王谦，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每个人从小到大，有意无意间看到、碰到的花草树木可谓不计其数，倘若有机会走南闯北或跨海越洋见识国外风物，异国风情的花花草草会更大程度地丰富一个人此类见识的记忆库。
周文翰先生是旅行者、文化学者，又是专栏作家，他新近出版的《花与树的人文之旅》一书，文本形成大抵缘于上述路数。文字印刷成书，又插入N多“好看得不要不要”的彩色画，即便是对文字质量、文图搭配要求苛刻的读者，寓目而入心，也会顿生阅读的欣悦。
作者在丰富得几近错综的知识网中穿梭游走，由今跳到古、由外国跳到中土，快捷得连丝毫多余的牵绊都不用。比如写到有关松树的“从树到文化景观”时，作者从罗马的松树入手，先介绍此树种原生于地中海地区，继而叙述其传播到北非、南非的初期移植史，再说到意大利作曲家用四个乐章的篇幅写下的交响诗《罗马的松树》，以及曲中关于罗马四条大道上的松之联想，接下来又跳到西班牙甚至中国，“我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见到的石松常被修剪成诸如云朵、城门的造型，显得太过刻意了——不过想想中国工匠怎样折磨小树苗来制作盆景，又觉得完全能原谅他们”。浸透了人文悲悯的谴责都写得这样矜持，令喜爱作文趣味的读者顿生无言之笑。
还是松的话题，文竹被引了进来。依作者的判断，明清时期中国文士向往“万壑松风”的自然景观，但由于受财力和空间的局限，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山林之松的替代物——以松树桩做成的盆景，作为家中特别是书斋的标配。到了清末民国，文竹传入中国，成为对松树盆景的一种审美补充，因为它十分符合文人雅士钟爱的松树文化景象——原来如此。
文字叙述的自如畅达与跳跃感，一点也不减损此书在植物科学层面上的精准程度。作者指出，南京东南大学校园里的“六朝松”其实是桧柏，从叶形、球果等方面辨识，跟松全不搭界。更有意味的是，该书将清代丹青名家禹之鼎所做的《松下听琴图》呈现给读者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选了毕加索的油画《松下裸者图》，作者的图注文字简约而得体：“毕加索似乎看过《槐荫消夏图》《松下问道图》之类题材的中国绘画，他创作了一幅故意作对的作品：松树下有个立体主义风格的裸体者在睡觉。”对中国山水画略知一二的读者，自然能看出《松下裸者图》绝对是毕加索作品的一个例外。背景上的松树明显是中国画的样貌，前景的人物是用立体画派的分解部件组成，与毕加索常见的造型奇特、色彩斑斓的立体人物不同，立体得十分收敛，而色彩运用绝对是取自中国画中的浅绛山水。是老毕跟中国画“故意作对”呢，还是以此向东方绘画致敬？然作者并未对此做更多阐释。
俗话说，窥斑知豹。松树只是全书40多种花与树中的一种，从中不难看出此书的两大优长。在这本书里，既无工具书词条的机械无趣，也没有散文家写游记那样的废话八千，或学者写博物文章那样的掉书袋，而是一步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趣味在这里完全可与品位画上等号。文字表达的到位与自如令笔者这样一位常年与文字为伍的专栏作家兼美术学博士十分乐意引为同道，倘有机会聚首，必当浮一大白。
这本书的好处，用“风吹哪页读哪页”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随手翻读，会给你的眼、你的心一些偶然被不期而至的覃思妙想瞬间电到的快感。比如，作者写到在释迦牟尼的故乡看到成片的野蕉，而自己的情调却还停留在江南古典园林某一株芭蕉的限定图像中：“或许，这就是多和少的美学——成千上万，是植物学，是种植经济，而一株、两株，安置在窗前墙边，就是审美。”
在作者的文化修养中，与他的博物知识并驾齐驱的还有他那堪称深而广的文史知识和艺术史知识。随手翻读，会有许多感觉意外的图片闯入眼帘。比如，第31页上印的“歌剧《图兰朵》套装封面”——这可不是十几年前张艺谋跨界导演的那部同名歌剧，图片注明的印刷时间是“1906年”，细查篇名，赫然写著《茉莉：印度的香》。内容说的是中国民歌《茉莉花》早在18世纪末就经洋人西特纳改编后在伦敦出版，后来被第一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秘书于1804年将它收入《中国游记》一书中出版，而后则是意大利人普契尼创作的歌剧《图兰朵》，将《茉莉花》改编成女声合唱上演。更叫人长见识的是，周文翰考证说，中国版的歌曲名称虽然是《茉莉花》，但它的原始版本是《鲜花调》，三段歌词分别描写青年人面对茉莉花、金银花、玫瑰花愿抒发自己的情爱渴盼。周先生说，现在国内熟悉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是1957年由何仿改编而成的，“三段歌词都改成歌唱茉莉花，就好像把一个烂漫少女的直抒心声改造成诗人的一唱三叹，从乡间跑到城里，那野性到底有一点萎缩”。是啊，经由文艺作手的打磨，精美虽精美矣，但原生态的天然味道却立时减弱，这样的例子我们屡见不鲜。
也许上面说的内容似有“小情趣”之嫌，其实书中颇为“高大上”的研究也不少见。比如，书中写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对于‘国花的选择就成为民族自我意识建构和整合的群体行为，其中出现了更多意识形态搏斗的痕迹”。从晚清慈禧太后将牡丹定为国花，到民国时期以牡丹、菊花、莲花、梅花作为候选国花，再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为争取国花的地位而形成的“拥梅派”与“拥牡丹派”的常年论争，国大人杂，加上民族心理中向来缺乏“national flower”的意识，自然无法希望国花的确立可以一蹴而就，但由此可以窥出本民族对自己文化品性指认和塑造的认可及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姓的兴趣和眼光也发生了转变，当下牡丹、梅花已逐渐退回花卉品种的原初地位，不过在“十大名花”中占据两席而已，换从花卉的社会意义来说，早已经被代表情人之爱的玫瑰、代表敬爱父母的百合远远抛在身后。笔者平素读书，向来对迷药一路保有兴趣。在此书的后半部，一篇《曼陀罗花与曼德拉草》副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药毒是一家”。《妙法莲华经》所载佛祖说法时自天而降的花，以及佛祖临终“拈花传法”时所拈之花，就是曼陀罗花。书里印有150多年前西方人手绘的曼陀罗花图谱，让以前只能从文字上去想象此花神秘面目的读者一睹真容。
周文翰的文字，还有一样笔者极喜爱的妙处，即叙述紧密处既能做到相当严谨、到位，而放肆开合处又很能放得开。作者在《菊花：实用和象征》一篇中写到“花和性别”的交错关系，指出历史上妓女的绰号、名字多与花木有关，文人所乐道的美貌女人的两个特点是如何有才情道德或如何败坏男人的道德。继而作者笔锋一转，点到我国艺术家在妓女这个敏感带上的悖论，一是电影《鸦片战争》末尾表现歌妓被洋人害死，作者隐然说，“妓女是最低级的人，国人可以正当买笑，但遭到外人摧残就触及国家的最后底线”。二是电影《南京！南京！》表现妓女敢于起来反抗，预示最低微的人都愤激起来，正好与那些社会“高等级”的人的不作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的结论是，“无论这些文人、电影导演表面上是在赞扬还是在抨击这些妓女，他们潜意识里都认定她们是最低等级的”。读来真是一针见血。
春天来了，虽说四季皆有应时的花木植物，春天在中国毕竟具有万木争荣的含意，对爱书人来说，《花与树的人文之旅》算是四季皆宜，但相比而言，还是最适合春天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