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赵成
[摘 要]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邓小平从哲学理论思想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实践观，对“十年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基本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时代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发展基本趋势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当代科学实践与生产实践之间的辩证本质关系，并对改革社会关系的政治实践进行了全新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赋予了邓小平的实践观以时代特征，创新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运用。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新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3-0012-05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研究和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体现在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观的产生和发展。面对十年“文革”给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在思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邓小平从哲学理论思想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实践观，通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基本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时代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发展基本趋势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赋予了邓小平实践观以时代特征，创新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运用。
一、实践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虽然并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但其一系列有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及其领导实践，都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理论实践。其哲学理论，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与毛泽东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唯物主义特征，但又与晚年的毛泽东离开了经济现实（生产实践）去强调人的解放（主观改造）不同，邓小平的实践唯物主义既不是从人的主体向度出发，也不是从人的政治实践活动（斗争）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实践结构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构建他的哲学理论基础或逻辑基础的。[1]这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深层理论本质和实践本质。这使得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反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即从思想理论上重新确立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在实践上以“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画卷。
针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以及“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对人们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大力支持和倡导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将其看作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思想先导，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其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体现在：一是深刻揭露了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等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二是强调实践检验标准的重要性，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3]三是正确揭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因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6]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看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而“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8]因此，“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9]因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0]可见，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据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邓小平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拨乱返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实践之路，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道路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社会政治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实践观。正如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1]
二、生产实践——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邓小平针对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姓“资”姓“社”问题，以生产力作为生产实践发展水平的标志，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出发，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确立了以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和目标；而且以生产实践——生产力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提出了认识和衡量社会主义本质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从而科学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而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则“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因为“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应有之意，也是判断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4]；“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5]。由此，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将体现生产实践发展水平的生产力范畴及其标准引入到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建设的认识中，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实践的统一关系中，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实践（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科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本质，从而开辟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实践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其创新意义不仅在于恢复、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实践（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的原理，并以此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和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以中国的现实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础，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性质及其发展定位，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科学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革命力量原理的基础上，依据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特点及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创新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科学地揭示了当代科学实践与生产实践之间的辩证本质关系，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理论内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以时代意义。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时就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16]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7]并在1988年9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8]由此，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上，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推动当代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即第一驱动力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当代社会生产中，“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为此，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0]从而指出了科学技术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揭示了发展高科技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1]为此，他大力倡导“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22]与此同时，邓小平进一步从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揭示了发展科学技术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3]为此，邓小平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作用。他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24]“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25]“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26]这一系列的论述，都说明了邓小平对科技人才在科学实践和生产实践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科技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基本领域和形式，其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及其培养，这就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四、社会政治实践：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创新和运用，不仅体现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领域，更重要是体现在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践即社会政治实践中。这种社会政治实践，体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对原有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体制的改革上。如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管理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的改革等，实际上都体现为对束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已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而作为社会实践基本形式之一的社会政治实践，因为其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因而对中国改革的成败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邓小平一方面从社会政治实践——改革与生产实践、科学实践的关系上，说明了改革对生产实践、科学实践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27]由此，不仅指出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改革的生产力标准，深化了对社会政治实践与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关系的理解。
另一方面则将科学实践的基本方法——“试验”，以试验、试点的方式引入社会改革和社会政治实践。这不仅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实践指出了一条科学之路，而且彰显了实践在社会改革中的创造性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改革领域的创新性发展和运用，因而，社会试验是邓小平实践观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实践范畴所体现出的创造性或创新性特征在社会改革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因为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类型来看，主要有：一类是重复性的实践活动，另一类是探索性、开拓性、创新性的实践活动。实践的创造性本质主要体现在探索性、开拓性的实践活动中，而这类实践活动在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领域又被称为实验或试验，它所体现的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创造性或创新性的实践过程。邓小平历来重视这种创新性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并将试验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全过程，这就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早在1978年12月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28]由此说明了改革、创新对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更是反复强调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敢于试验”、“大胆试验”。因为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改革这种创新性实践活动不同于其他实践活动如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它会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阻力，因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9]，“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30]同时，他又将改革看作是一场社会革命，其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而要想取得成功、避免失败，就必须以社会试验这种创新性实践活动为中介和方法去不断积累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正确的道路。正如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1]
邓小平不仅重视试验本身的开拓创新功能，将其作为取得改革经验的基本形式以及深化认识和理论向现实转化的有效途径和桥梁，而且也认识到了试验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特点，以及为尽量避免这种社会风险而应通过试验、试点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以实现其点带面、由局部到全局的改革功能，从而确立了一条科学的“试验——总结——再试验或推广”的社会改革之路。正如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改革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32]，“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3]，“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4]，“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35]等等这一系列论述都充分体现了他对社会试验在中国社会改革中重要作用的科学认识，而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邓小平在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科学实践及其方法的认识和运用，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趋于完善、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又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社会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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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