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人权保障思想

    杜俊华+古诗

    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毛泽东积极地探索抗战时期中共的人权思想，形成了既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与英美式民主和俄式民主有所不同的，具有中国抗战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思想。[1]相比抗战前他强调阶级性——为民作主而言，战时他的民主思想具有“让民作主”的特点，注重保障最广大抗日民众的人权。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权不应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不应成为个别阶层和阶级的专有，而应属于人类共有，他们特别强调：“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人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将“民族权”作为一个人权问题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对人权问题的突出贡献。抗战时期，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极大地重视保障最广大抗日民众的人权和民族权的权利。

    首先，毛泽东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包括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都与工人农民共同享有各项人权、财权和政治权利，使抗战时期的民主成为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享受民主者包括除汉奸外的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注重对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尊严与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的关注。这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思想，即主张消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早在1935年12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1937年8月25日，在毛泽东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第一、二条就是关于民主的。其中第一条：在政治上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实行调节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方针，力求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共同抗日。第二条：政权组织方面的“三三制”原则，厉行廉洁政治，注重切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重视和保护妇女与少数民族的民主自由权利。[2]在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规定：“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1941年11月毛泽东解释“革命的三民主义”：民权和民生就是为全体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各得其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3]在毛泽东那里，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权都不是只由工农专有，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开明绅士都是人权的主体。

    其次，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内容具有广泛性。1937年5月，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人民应享有广泛的言论、集会、结社、选举等自由和权利。1941年5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摘引了边区施政纲领，以说明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团时也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4]

    具体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来分析。在政治民主上，中共实行“三三制”民主政体，人民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民主选举上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这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实行广泛的“让民参与、让民作主”民主思想，体现了比抗战前更多的人权保障思想。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审阅初稿写成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一纲领）谈到：其中民主政治有三条引人注目：一是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原则；二是人权保障政策，即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5]在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认为争取言论自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应贯穿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在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文章中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愚民政策，申论言论自由的重要与可行，并且指出，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认为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观点。例如，抗战时期怎么样让没有文化的农民享有自由选举权呢？豆选法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选举法，其法以豆粒作为选票，每个投票人发给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时让候选人坐在台前一排，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投豆的时候，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6]

    在经济上，中共实行促进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发展，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等措施[7]，也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8]。生存权具有普遍性，只要是有生命的人，就有活下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是不分阶级的。所以，农民有权活着，工人有权活着，地主、资本家同样有权活着。在实践中，毛泽东正确地处理了生存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兼顾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需要，重视各阶级、阶层的生存权。例如，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写道：“同时应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经济政策应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9]

    在文化民主上，实行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新闻采访自由等民主，这体现了毛泽东抗战时期在文化上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具有“让民参与、让民作主”的人文关怀思想。文化民主上，实行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新闻采访自由等民主。”[10]。1942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文中强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议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11]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保障思想形成原因分析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必然要受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制约。[12]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是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思想广泛性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弱国反抗日本法西斯强国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其斗争的持久性和残酷性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罕见的，要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取得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力量，包括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需要中共在把民主与抗日结合起来，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思想，而代之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努力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所有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党内外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应该多强调抗日，少强调民主。针对这种认识，毛泽东针锋相对地给予批驳：“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13]

    当然，毛泽东也不主张在抗战时期脱离抗战实际，笼统地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观点。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关于抗战时期民主的争论。1943年4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泽东在读了他的谈话记录以后，于1943年6月6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14]

    其次，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全国统治地位，如继续实行“为民做主”的思想，不仅不能争取到更多的民众参加到抗日队伍中，而且还会被国民党授以口舌，被国民党斥责为不抗日而争权。因此，中共既要从法理上不要被国民党抓住把柄，又要反对国民党蓄意发动对中共方面的政治和军事摩擦，中共就必须团结民主力量，并以“让人民作主”和保障人权为动因，团结民主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调动人们抗日的积极性，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中，这也需要中共改变抗战前的“工农民主”思想。

    其三，抗战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及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对英美友好的政策，这需要中共采取比抗战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更加温和的政策。与抗战前中共大力反对英美民主不同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共对英美对英美民主持谨慎的欢迎态度，这也需要中共改变以前那种在英美人士看来是“暴力”的“为民作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实行保障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抗日民众的人权。《新华日报》的一篇题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论说：“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的人类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15]194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成员时也说：“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三、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保障思想的意义

    首先，纵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人权思想，较之红军时期的工农民主理论更趋成熟和完善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如果说井冈山时期的民主更多的是“为工农作主”，那么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权思想则是“让更多的民众（包括地主、富农）作主”，无论从民主享受的人群数量以及内容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各阶级和阶层不仅享有选举自由，而且还有监督和参与政府的权利。因而它受到了根据地各界群众的普遍拥护，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不仅动员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动员了包括地主、资本家、富农等在内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其次，抗战时期毛泽东人权思想中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联合政府”等，保障了更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比起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更具有某些“英美式”民主的色彩，它在当时被不少人用作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思想武器，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使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那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深入。

    最后，抗战时期毛泽东注重保障最广大抗日民众的人权，对英美式民主采取谨慎的欢迎态度，也有利于争取英美两国在华（来华）的民主人士，并推动中共与英、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也正因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对民主自由的不断追求，许多在华的英、美人士，特别是英美驻华大使馆的人员，在了解了中共的相关政策、方针后，加快了与中共的了解、接触和沟通，使抗战时期中共与英美两国政府，特别是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上较之抗战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以至于一些美国和中国学者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政府曾处于“蜜月”时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7]、[9]、[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田必耀.表决演进见证民主：从“豆选”到“键决”[J].人民权力报（成都）2004-11-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14]、[1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论英美的民主精神[N].新华日报（重庆），1941-07-17.

    作者：杜俊华，重庆大学教授，美国塞勒姆大学访问学者

    古 诗，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