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
刘浩渤
摘要：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而这里的“根本”就是指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绝不能抛弃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在全球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东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近千载，享誉海内外。通过研究发现，东坡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诸多的关联性，这为二者的深度契合探索出了一条可行性的路径。也在为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思想支持和精神保障。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 东坡文化 苏轼 成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1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
1940年，毛泽东就强调：我们要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吸收和发扬其合理的方面，这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1943年，党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成果的最优秀继承者，要在马列主义科学基础上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新时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里的“本来”主要就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我们要扬弃地加以继承这些先祖们创造的辉煌成果，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培育子孙后代。
2017年，中央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而东坡文化传承近千载，经久不息，无疑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政治高度上研究其蕴含的核心价值观，赋予其时代特征和魅力，丰富其内涵，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力，将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东坡文化的精神实质主要有：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这几大方面同时蕴含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东坡文化是能真正穿越时空的经典，它能让后世子孙可以无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先贤一同会饮。
2 东坡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
2.1东坡文化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层面的体现
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思想贡献在现时代的结晶，以苏轼命名的东坡文化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这些思想片段式地散见在他的诗词歌赋、文章论说、言行轶事等文献资料中。
苏轼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及第之初，就对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观点在他应制科考试时所做的二十余篇《策》及《御试制科策》等文章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他在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上的初步探索，而这种价值导向也引领了他的一生。
也许生活在宋代的大文豪们，心里都深藏着满腹的愤懑，那就是身为华夏传承正统的大宋政权却不得不向辽、西夏等夷狄政权纳贡。那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四方来朝”的汉唐雄风已经逝去久矣。因此，不管是解决内忧还是外患，甚至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抱负，都必然要建立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
苏轼在《策略一》中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看到危机的存在，但危机实际上已经潜伏着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看不出危机而危机确实有发生的可能，那么，就只能等着动乱的出现。国家没有大规模用兵，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百年的时间了。天下有政治清明的虚名，但却没有实质；有着令人忧虑的事情，但却没有具体的表现，这就说明存在着不可预测的祸乱。目前，国家的情形是这样的，并没有自然灾害和社会治安问题而让人民流离失所的灾难，但大家却都在感叹怨愤，时常显露出为生计感到不安的情绪；也没有出现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大家都在休养生息，但却感到日常用度不够；在朝中也不存在奸臣专权的弊端，但同僚们却人心不宁，君臣间也比较疏远；国家也没有遭到外敌入侵，边境也比较安宁，但国内却人心惶惶，时常有外患之忧。国家的这种状况就是他最大的忧虑。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里谈到了国家当时的状况是：想要减轻百姓承担的赋税，但朝廷的财政就会捉襟见肘；想要威加四夷邻国，但国家军队实力却不强；想要兴利除害，但却没有合适的贤才可用；想要使社会风清气正，但又苦于没有具体的良策。他将国家的情况比作一个“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精通医理的苏轼以庸医和良医对相同病状的不同辨证，来比喻这样的疾病由来已深，不能用常规药方治之。他用犀利的眼光看到了国家的虚假繁荣，进而向当政者献策：保邦于未危，治治于未乱。在苏轼生活的年代，北宋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是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所以，他挖苦那些沉迷于训诂妄图以三代之旧文，汉唐之遗章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士子，到也在情理之中。（《策略一》）简言之，国家一定要富强，但要探索出一条具有北宋特色的富强之路，所以苏轼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尽相同。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呢？苏轼找到了其政治基础，那就是以民为本。在《御试制科策》中，苏轼提出，国家非君王独有，只不过是让君王作为代表主持天下罢了。他洞察到了君王与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劝诫君王要重视百姓的地位。毋庸讳言，这个思想到并非是苏轼原创。早在周公时期，已经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观念，而同一时期的姜太公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民本思想，直到战国时期的孟子所倡导的“民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这在其中都是一脉相承的。帝王要把握好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深结天下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那么，如何得民心呢？苏轼接着谈到，“使手习知器，而器亦习知其手”。要强调的是，他在这里把臣民用工具来比喻，绝不是要表达一种所有权关系，而是借此说明良工与器物之间的默契。“日夜淬励其百官，抚摩其人民”“以驯致服习天下之心，使不至扞格而难操也”。君王应当熟悉治理对象，像圣手巧匠一样善于使用器具。换言之，君王应当站在治理对象——百姓的利益立场上来看待一些问题，从而平治天下。
苏轼借用周武王的典故来说明治国理政安万民应当敦教化，从而使社会风气趋向文明（《策别安万民一》）。然而秦、汉之后，“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民日趋于贪”，道德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使“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实其言，去其贪”“以教民信，而示之义。”（同上）国家对百姓所获之利应当“多予、少取、放活”；对百姓承诺的事情，即使再难，也应当创造条件办到；朝廷可以通过“省费用”等方式让利于民，从而提高公信力，恢复整个国家良好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样就能防止民众之间因为争利而相互欺诈，文明之风蔚然于世，乡邻之间以及民众与国家之间才能“久居于安”“同处于危”。进而社会状态才能变得和谐。
在《策别安万民二》中，他回溯了三代时期的情况。那时，通过制度建设，让亲戚邻里之间相亲相爱，有急互相帮助，有喜互相庆贺，有死丧互相抚恤，有疾互相赡养，有敌同心戮力。人们平安无事，没有争端。这难道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从而彰显了“和谐”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吗？
总而言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在苏轼那里，表现为富国强兵、兴修水利、疏浚河湖、轻徭薄赋等主张及行政实践；表现为要摆正当政者与百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维护百姓利益；体现为敦教化、兴学校等治策，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开启民智，为国家各方面建设输送栋梁之材；体现为在君民之间、百姓之间等社会关系中嵌入一套伦理规范，来化解社会冲突，从而实现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2.2东坡文化的价值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展现
苏轼所生活的是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存在和发展自由的。因此，在他那里表现得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意志自由。
《超然台记》中处理“物”与“我”的关系上，苏轼很主张达及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以此来避免为物事所累，也不会有“美恶横生，而优乐出焉”的烦恼。他的一生几起几落，宦海沉浮，却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旷然豁达。遭贬谪后，他写下了这样一些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鱼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昼眠”（《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同上）。苏轼贬官岭南、海南后，历经了莫大的艰难险阻，但诗词中的意境却未曾变过，“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游博罗香积寺》）。苏轼从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心志释放，“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二），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被贬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甘其食，美其服，任远游，谁能出其右？
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并非消极避世。那是大喜大悲之后的淡然宁静；那是做了实事之后无愧于天地生民的深藏功名。《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他实现了意志不为物相所扰的精神自由吗？
苏轼认为，“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朝廷要制定法令，但更要重用良才来实施，否则立法和司法就会产生矛盾。治大国，若烹小鲜，法令一旦成文，就不要轻易地去更改，若想实现天下大治，更为关键的是选贤任能，要靠贤才来执行。苏轼直呈当今的朝纲存在的怪现象，“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策略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君王不知如何用人，没有给予大臣们足够的信任来施行这些法令。也许，宋朝未能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景象，除了外患，可能也有苏轼所讲的君臣相隙之缘故，因为宋太祖的“黄袍加身”带来了赵宋政权的“原罪”。
另外，苏轼认为“厉法禁自大臣始”（《厉法禁》）；在官员的戳升上应当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同意“有一定之制，三岁一迁”，应该“以才之优劣为差”（《抑侥幸》）；对待百姓“可取之利，而有所不取”（《敦教化》）；对待豪强，严禁他们“多取其地而少其赋”（《较赋税》）等。而且，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皇族和贵族子弟的一些特权进行限制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他对公正的追求。
平等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苏轼在密州收养弃婴，在鄂州、黄州拯救溺婴，以及在儋州倡导黎汉团结都体现了平等的思想。在《和陶劝农六首》中，苏轼强调“咨尔汉族，均是一民。”这与他学贯儒释道三家有关，佛家倡导“众生平等”，儒家主张“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与道家“齐物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上所述，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中，苏轼也有深刻的洞察与实践，主要从他的相关策论文章及身体力行的人生经历与工作体验当中能得到充分的佐证。
现阶段，贪污腐败等问题破坏着社会的“平等、公正、法治”秩序，从而束缚人民群众对“自由”权利的追求与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目前为止的用典里，苏轼是被引用最多的，是古代廉洁实干官员的典范。
2.3东坡文化的价值规范在个人层面的表现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直抒胸臆，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人震撼。当时苏轼正在密州太守任上，年龄已近四十，一次出猎激发了他的干云豪气。整首词都表达出他的热血男儿本色，大丈夫为国出征，战死沙场，何须马革裹尸？非如此，不能报答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与百姓。一方面，苏轼给自己定下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任職目标，“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另一方面，他也委婉地表达，自己是可以开疆拓土、经天纬地之宏才，但却一直不受朝廷重用。
苏轼有安邦定国之能，但却对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不消极怠慢，“此心耿耿，归于忧国”。（《与腾道达书》）自己的改革主张得不到高层重视，那么他就只能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艰难地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诸如救灾救荒、粜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饬军纪、救养弃婴、免除赋税、发展生产、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做出过显著成绩，到处赢得百姓的赞赏和怀念。时至今日，苏东坡任职过的地方人民群众依然在怀念他的千秋功业，这些都可以佐证他是一个敬业的好干部。
苏轼曾向弟弟子由说过：“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而他被贬至未蛮荒，依然可以和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来。和这些普通人在一起，他不用遮掩自己，不用时刻提防。常有朋友邻居来看望他，他也时常去拜访朋友邻居。
值得提及的是，苏轼最后被贬至海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相处融洽。他与黎子云兄弟交好，并亲历修建“载酒堂”，在南荒之地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在此三年间讲学明道，儋州教化日兴，海内外才子接踵而来，拜东坡为师。儋州成为了海南岛的文化中心，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衍存开来。苏轼北归九年之后，其在儋州所收的门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名进士，填补了自隋朝开科举以来海南地区的空白。苏轼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说：“华夷两尊合，醉笑一欢同。”又在《和癸卯岁始春怀田古舍》中说：“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与他人的交往无不体现出了诚信与友善的品质。他从不以高官和饱学之士自傲，忧国忧民，体恤百姓疾苦。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另外一种版本吗？
由此，苏轼在遵循上述这些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上当为后辈楷模。
3 以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为抓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天府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概念，这不仅可以避免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误解，还能彰显天府之国的文化核心，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传承发展形态。
2017年7月12日，四川省首批历史名人名单正式公布，苏轼位列其中。苏轼的出生地眉山东坡区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流域。因此，主要围绕苏轼产生的文化现象所凝练出的东坡文化、三苏文化也同属于天府文化。
成眉一体化中，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文化一体化也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找到深厚的渊源，这为助力成都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夯实了基础。那么，如何让东坡文化实现当代的演绎呢？这其中，核心价值观能起到高屋建瓴的引线作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追求的最集中表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这一方面，成都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成都市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上携手眉山市，在成眉文化一体化进程中，一方面加强东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涵建设，深入挖掘以东坡文化为主的三苏文化品牌，提高品牌的辨识度和一致性，让三苏父子为成都和眉山代言，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除去文学研究以外，开展对三苏父子的多学科研究，构建多维度、立体式的三苏研究学术重镇；另一方面，要加大三苏文化在域外的宣传力度，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深挖市场潜力，做强文化产业。
此外，把东坡文化进行产业化发展，最终要以产生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必须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其品牌营销就既要符合商品经济时代的特征，又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开拓东坡文化品牌营销的思维路径，首先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打造苏东坡这个文化符号，然后推介成都市和眉山市，与此同时拓展三苏文化。围绕传承三苏文化，重点打造一批“东坡文化+”的龙头型文化企业，引领成都和眉山的文化产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总之，东坡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核心价值观，在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提高大成都地区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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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二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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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而这里的“根本”就是指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绝不能抛弃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在全球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东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近千载，享誉海内外。通过研究发现，东坡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诸多的关联性，这为二者的深度契合探索出了一条可行性的路径。也在为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思想支持和精神保障。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 东坡文化 苏轼 成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1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
1940年，毛泽东就强调：我们要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吸收和发扬其合理的方面，这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1943年，党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成果的最优秀继承者，要在马列主义科学基础上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新时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里的“本来”主要就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我们要扬弃地加以继承这些先祖们创造的辉煌成果，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培育子孙后代。
2017年，中央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而东坡文化传承近千载，经久不息，无疑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政治高度上研究其蕴含的核心价值观，赋予其时代特征和魅力，丰富其内涵，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力，将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东坡文化的精神实质主要有：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这几大方面同时蕴含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东坡文化是能真正穿越时空的经典，它能让后世子孙可以无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先贤一同会饮。
2 东坡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
2.1东坡文化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层面的体现
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思想贡献在现时代的结晶，以苏轼命名的东坡文化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这些思想片段式地散见在他的诗词歌赋、文章论说、言行轶事等文献资料中。
苏轼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及第之初，就对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观点在他应制科考试时所做的二十余篇《策》及《御试制科策》等文章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他在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上的初步探索，而这种价值导向也引领了他的一生。
也许生活在宋代的大文豪们，心里都深藏着满腹的愤懑，那就是身为华夏传承正统的大宋政权却不得不向辽、西夏等夷狄政权纳贡。那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四方来朝”的汉唐雄风已经逝去久矣。因此，不管是解决内忧还是外患，甚至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抱负，都必然要建立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
苏轼在《策略一》中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看到危机的存在，但危机实际上已经潜伏着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看不出危机而危机确实有发生的可能，那么，就只能等着动乱的出现。国家没有大规模用兵，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百年的时间了。天下有政治清明的虚名，但却没有实质；有着令人忧虑的事情，但却没有具体的表现，这就说明存在着不可预测的祸乱。目前，国家的情形是这样的，并没有自然灾害和社会治安问题而让人民流离失所的灾难，但大家却都在感叹怨愤，时常显露出为生计感到不安的情绪；也没有出现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大家都在休养生息，但却感到日常用度不够；在朝中也不存在奸臣专权的弊端，但同僚们却人心不宁，君臣间也比较疏远；国家也没有遭到外敌入侵，边境也比较安宁，但国内却人心惶惶，时常有外患之忧。国家的这种状况就是他最大的忧虑。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里谈到了国家当时的状况是：想要减轻百姓承担的赋税，但朝廷的财政就会捉襟见肘；想要威加四夷邻国，但国家军队实力却不强；想要兴利除害，但却没有合适的贤才可用；想要使社会风清气正，但又苦于没有具体的良策。他将国家的情况比作一个“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精通医理的苏轼以庸医和良医对相同病状的不同辨证，来比喻这样的疾病由来已深，不能用常规药方治之。他用犀利的眼光看到了国家的虚假繁荣，进而向当政者献策：保邦于未危，治治于未乱。在苏轼生活的年代，北宋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是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所以，他挖苦那些沉迷于训诂妄图以三代之旧文，汉唐之遗章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士子，到也在情理之中。（《策略一》）简言之，国家一定要富强，但要探索出一条具有北宋特色的富强之路，所以苏轼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尽相同。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呢？苏轼找到了其政治基础，那就是以民为本。在《御试制科策》中，苏轼提出，国家非君王独有，只不过是让君王作为代表主持天下罢了。他洞察到了君王与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劝诫君王要重视百姓的地位。毋庸讳言，这个思想到并非是苏轼原创。早在周公时期，已经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观念，而同一时期的姜太公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民本思想，直到战国时期的孟子所倡导的“民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这在其中都是一脉相承的。帝王要把握好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深结天下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那么，如何得民心呢？苏轼接着谈到，“使手习知器，而器亦习知其手”。要强调的是，他在这里把臣民用工具来比喻，绝不是要表达一种所有权关系，而是借此说明良工与器物之间的默契。“日夜淬励其百官，抚摩其人民”“以驯致服习天下之心，使不至扞格而难操也”。君王应当熟悉治理对象，像圣手巧匠一样善于使用器具。换言之，君王应当站在治理对象——百姓的利益立场上来看待一些问题，从而平治天下。
苏轼借用周武王的典故来说明治国理政安万民应当敦教化，从而使社会风气趋向文明（《策别安万民一》）。然而秦、汉之后，“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民日趋于贪”，道德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使“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实其言，去其贪”“以教民信，而示之义。”（同上）国家对百姓所获之利应当“多予、少取、放活”；对百姓承诺的事情，即使再难，也应当创造条件办到；朝廷可以通过“省费用”等方式让利于民，从而提高公信力，恢复整个国家良好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样就能防止民众之间因为争利而相互欺诈，文明之风蔚然于世，乡邻之间以及民众与国家之间才能“久居于安”“同处于危”。进而社会状态才能变得和谐。
在《策别安万民二》中，他回溯了三代时期的情况。那时，通过制度建设，让亲戚邻里之间相亲相爱，有急互相帮助，有喜互相庆贺，有死丧互相抚恤，有疾互相赡养，有敌同心戮力。人们平安无事，没有争端。这难道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从而彰显了“和谐”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吗？
总而言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在苏轼那里，表现为富国强兵、兴修水利、疏浚河湖、轻徭薄赋等主张及行政实践；表现为要摆正当政者与百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维护百姓利益；体现为敦教化、兴学校等治策，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开启民智，为国家各方面建设输送栋梁之材；体现为在君民之间、百姓之间等社会关系中嵌入一套伦理规范，来化解社会冲突，从而实现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2.2东坡文化的价值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展现
苏轼所生活的是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存在和发展自由的。因此，在他那里表现得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意志自由。
《超然台记》中处理“物”与“我”的关系上，苏轼很主张达及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以此来避免为物事所累，也不会有“美恶横生，而优乐出焉”的烦恼。他的一生几起几落，宦海沉浮，却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旷然豁达。遭贬谪后，他写下了这样一些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鱼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昼眠”（《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同上）。苏轼贬官岭南、海南后，历经了莫大的艰难险阻，但诗词中的意境却未曾变过，“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游博罗香积寺》）。苏轼从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心志释放，“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二），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被贬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甘其食，美其服，任远游，谁能出其右？
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并非消极避世。那是大喜大悲之后的淡然宁静；那是做了实事之后无愧于天地生民的深藏功名。《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他实现了意志不为物相所扰的精神自由吗？
苏轼认为，“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朝廷要制定法令，但更要重用良才来实施，否则立法和司法就会产生矛盾。治大国，若烹小鲜，法令一旦成文，就不要轻易地去更改，若想实现天下大治，更为关键的是选贤任能，要靠贤才来执行。苏轼直呈当今的朝纲存在的怪现象，“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策略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君王不知如何用人，没有给予大臣们足够的信任来施行这些法令。也许，宋朝未能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景象，除了外患，可能也有苏轼所讲的君臣相隙之缘故，因为宋太祖的“黄袍加身”带来了赵宋政权的“原罪”。
另外，苏轼认为“厉法禁自大臣始”（《厉法禁》）；在官员的戳升上应当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同意“有一定之制，三岁一迁”，应该“以才之优劣为差”（《抑侥幸》）；对待百姓“可取之利，而有所不取”（《敦教化》）；对待豪强，严禁他们“多取其地而少其赋”（《较赋税》）等。而且，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皇族和贵族子弟的一些特权进行限制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他对公正的追求。
平等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苏轼在密州收养弃婴，在鄂州、黄州拯救溺婴，以及在儋州倡导黎汉团结都体现了平等的思想。在《和陶劝农六首》中，苏轼强调“咨尔汉族，均是一民。”这与他学贯儒释道三家有关，佛家倡导“众生平等”，儒家主张“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与道家“齐物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上所述，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中，苏轼也有深刻的洞察与实践，主要从他的相关策论文章及身体力行的人生经历与工作体验当中能得到充分的佐证。
现阶段，贪污腐败等问题破坏着社会的“平等、公正、法治”秩序，从而束缚人民群众对“自由”权利的追求与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目前为止的用典里，苏轼是被引用最多的，是古代廉洁实干官员的典范。
2.3东坡文化的价值规范在个人层面的表现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直抒胸臆，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人震撼。当时苏轼正在密州太守任上，年龄已近四十，一次出猎激发了他的干云豪气。整首词都表达出他的热血男儿本色，大丈夫为国出征，战死沙场，何须马革裹尸？非如此，不能报答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与百姓。一方面，苏轼给自己定下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任職目标，“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另一方面，他也委婉地表达，自己是可以开疆拓土、经天纬地之宏才，但却一直不受朝廷重用。
苏轼有安邦定国之能，但却对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不消极怠慢，“此心耿耿，归于忧国”。（《与腾道达书》）自己的改革主张得不到高层重视，那么他就只能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艰难地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诸如救灾救荒、粜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饬军纪、救养弃婴、免除赋税、发展生产、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做出过显著成绩，到处赢得百姓的赞赏和怀念。时至今日，苏东坡任职过的地方人民群众依然在怀念他的千秋功业，这些都可以佐证他是一个敬业的好干部。
苏轼曾向弟弟子由说过：“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而他被贬至未蛮荒，依然可以和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来。和这些普通人在一起，他不用遮掩自己，不用时刻提防。常有朋友邻居来看望他，他也时常去拜访朋友邻居。
值得提及的是，苏轼最后被贬至海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相处融洽。他与黎子云兄弟交好，并亲历修建“载酒堂”，在南荒之地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在此三年间讲学明道，儋州教化日兴，海内外才子接踵而来，拜东坡为师。儋州成为了海南岛的文化中心，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衍存开来。苏轼北归九年之后，其在儋州所收的门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名进士，填补了自隋朝开科举以来海南地区的空白。苏轼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说：“华夷两尊合，醉笑一欢同。”又在《和癸卯岁始春怀田古舍》中说：“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与他人的交往无不体现出了诚信与友善的品质。他从不以高官和饱学之士自傲，忧国忧民，体恤百姓疾苦。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另外一种版本吗？
由此，苏轼在遵循上述这些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上当为后辈楷模。
3 以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为抓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天府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概念，这不仅可以避免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误解，还能彰显天府之国的文化核心，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传承发展形态。
2017年7月12日，四川省首批历史名人名单正式公布，苏轼位列其中。苏轼的出生地眉山东坡区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流域。因此，主要围绕苏轼产生的文化现象所凝练出的东坡文化、三苏文化也同属于天府文化。
成眉一体化中，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文化一体化也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找到深厚的渊源，这为助力成都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夯实了基础。那么，如何让东坡文化实现当代的演绎呢？这其中，核心价值观能起到高屋建瓴的引线作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追求的最集中表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这一方面，成都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成都市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上携手眉山市，在成眉文化一体化进程中，一方面加强东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涵建设，深入挖掘以东坡文化为主的三苏文化品牌，提高品牌的辨识度和一致性，让三苏父子为成都和眉山代言，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除去文学研究以外，开展对三苏父子的多学科研究，构建多维度、立体式的三苏研究学术重镇；另一方面，要加大三苏文化在域外的宣传力度，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深挖市场潜力，做强文化产业。
此外，把东坡文化进行产业化发展，最终要以产生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必须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其品牌营销就既要符合商品经济时代的特征，又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开拓东坡文化品牌营销的思维路径，首先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打造苏东坡这个文化符号，然后推介成都市和眉山市，与此同时拓展三苏文化。围绕传承三苏文化，重点打造一批“东坡文化+”的龙头型文化企业，引领成都和眉山的文化产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总之，东坡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核心价值观，在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提高大成都地区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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