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类型创作与转型演变

    王海洲 陈奇佳 毛琦

    王海洲:

    香港类型片的时代挑战与转型升级

    香港电影创作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有一些纠结的问题,香港面临和内地大空间要不要融合的问题,内地的影人也在思考,在艺术和产业的道路究竟怎么走。

    香港是华语电影三大电影阵地中成熟最早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香港电影市场有限,还想往外输出。如今台湾市场被美国影片占领,其他地区市场也有种种问题。大陆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香港的有些片种不能进入大陆。但另一些电影可以进来,但要对大陆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比如家庭伦理片,中国大陆做得最好的两个类型片是武侠片、家庭伦理片。1996年我看到《女人四十》时觉得很新,突然发现看到这样的片子,里面的人还会唱王洛宾的歌,发现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还有那么亲近的关系,感觉感触很深的。这些片子对大陆人有一定的感染力,但作为大范围的扩张,有巨大市场回报,家庭伦理片在香港本土对香港人情冷暖和社会生活有细节的展现,但进入大陆以后还是有问题,因为毕竟生活方式有一定不同,对生活中的细节和日常生活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必须要看到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人的细致生活,虽然大家都有相同的血脉背景,但文化方面和生活方面都有较大反差,这对家庭伦理片是挑战。

    喜剧,周星驰和许冠文是香港电影史的喜剧演员代表,动作喜剧成龙也有自己的天地,但真正的喜剧演员来讲,是后继无人。许冠文老了,周星驰头发白了,做导演虽然他们挣了很多钱,但是看现在电影时,还是没有90年代的电影趣味,创造力不如那时候充满生动活泼。这些有名头的人,创作力受年龄限制,已经慢慢地达不到自己最佳状态,新人没有跟上,成龙都60多了,现在还在打斗,这都是人才缺失的后果。喜剧有时是情景喜剧,香港创作者到大陆以后,对大陆人的内在心理不是可以体会到,制造一个笑料逗了香港两三百万人笑,但大陆能不能笑是一个挑战。在喜剧方面,王晶利用香港的经验,再利用新的作品进行翻拍和点缀,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澳门风云》时大家责备得够呛,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逼得他走黑帮片了。招数用尽以后,处在难以上升的状態,这是王晶喜剧电影的重要问题,需要突破。成龙电影也是这样,把他在香港时期的成功经验重新使用翻拍以后,现在面临大的中华区怎么去创新和适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挑战,也没有解决好。

    功夫和武侠也是华人值得自豪的东西,徐克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发挥,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我觉得创作也挣钱了,创作处在中上的水平。相比之下,徐克《黄飞鸿》系列既有内涵又有社会思辨、文化思考和可看的具有形式感的东西,那时候是一个巅峰时期,现在的作品都是缺乏能够独领风骚的爆款作品,面临的挑战也巨大。

    警匪片也是香港擅长的,在这块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毒战》也是想利用大陆的市场拍片,但是这个片子相对以前创作的作品创意度还是缺的。林超贤走出了比较亮丽的发展方向,警匪片香港导演很擅长,林超贤也很擅长,以前在香港拍片杜琪峰是在小的铜锣湾展示,来到中国内地巨大的空间,在大中国的基础上,拓展国际视野,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格局很大,发挥了香港警匪片中的暴力动作和淋漓叙事,加上宏大的社会背景,提升了香港警匪片的格局或者华语警匪片的格局,这是整个宏观层面立得住的,可以展现香港的优点还可以加入大陆的东西,使影片的格局提升,使影片的状态达到更高的水准。

    香港进入到内地的影片,需要更多的关注内地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香港导演可能对大陆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心理、还有内在细节以及生活细节进行把握,才能在大陆产生新的状态,可以展示香港电影优势还可以吸取更多的营养,成为更大的格局。

    陈奇佳:

    香港喜剧电影的局限——以周星驰为个案

    香港的喜剧生活化、市民化、想象丰富自由,周星驰作品里表现的不拘一格的想象力,还有对社会事件反映的及时,对各种西方电影新的题材把握捕捉学习等等,还有功夫喜剧,都开辟了喜剧艺术新天地。但喜剧电影一开始发展也有明确的不足,或者说它的风格类型有过于单一化倾向,套用夏衍当年批评中国电影普遍的弱点,也可以给香港喜剧电影概括5个字,这是弱点方面:直、露、粗、闹、俗。直,意思是它喜剧的观念,一般讲很少有含蓄的地方;露,它的笑点一般比较露,没有什么遮掩;粗,是精致不够;闹,几乎它的笑点都是闹剧性的场景出现,总体来讲当然是比较民间性,但从弱点来讲,它的闹剧性比较强;俗,笑点屎尿屁太多,色情性的硬梗比较多。

    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是内地喜剧类型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到现在以来一系列的喜剧电影更大部分都是越来越接近香港喜剧的风格,这个责任不应该是由香港喜剧电影承担,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喜剧人多思考喜剧还是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的天地以及发展的套路或者模式。因为内地的观众对于香港式的喜剧模式接受,有社会氛围和有欣赏习惯和趣味接受直观性,但是喜剧也应该培养更多的喜剧展开可能性。

    中国的电影和日本的电影大体是同样的起步,20世纪20年代,就我所见,水平大体差不多。但到了30年代以后,日本的喜剧电影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放到现在都是巨匠型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在某些喜剧的笑点构造上,和《风雨之夜》在喜剧类型有相通性。日本是一个喜剧的制作大板块,但是它的很大长处某种意义上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我们的喜剧类型往上追溯,现在是我们喜剧片极好的发展年代,但我们不断的对于最早的这些伟大的艺术源头探索,我并不觉得我们内地喜剧1950年以来风格完全一无是处,认真回过头去看,比如《今天我休息》等作品至少也有它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内地应该学习香港喜剧很多的内涵和做法,但它的精神来源除了学香港学习之外,在自身的传统上也还是有很多的值得开发的地方。

    毛 琦:

    “九七”后香港电影导演的创作路径选择与分化

    我的主题是多元时代下香港电影导演的突围与分化,核心话题是在1997年以后,将过去的20年中香港电影导演进行简单的分化和介绍,不过尚没有非常成熟的构思,只是谈自己的主观感受。在1997年以后,香港电影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动荡和希望共生,考验和机会并存,香港影人群体,尤其是导演群体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经过20年的岁月沉浮,香港导演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有的是北上拓展新的领地,有的是坚守本土精耕细作,有的如鱼得水,有的日渐式微,逐渐形成香港导演创作的新格局。

    我将对格局进行简单划分:首先是在CEPA以后北上拓展新领域的导演群体,如现在被大家熟知的袁和平、王晶、徐克等,都可以说是在北上拓展领地的导演群里非常优秀的。第二部分是持守香港本土的电影导演,很多都是新导演,当然并非绝对,现在很多新晋的导演可能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到大陆拍片。第三部分是行走在大陆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导演群体,比如许鞍华、罗志良等。第四部分是到好莱坞进行发展的导演,已经非常少了,香港导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导演在好莱坞发展,有的发展好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衰退。从CEPA以后,很多的导演逐渐回归到了内地市场,2009年,成龙在美国好莱坞拍了电影,但是豆瓣评分不高,后来回到香港内地拍片。总体来讲,前三部分是目前整个香港导演发展的基本主力,也构成了目前香港导演创作和发展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的积极作用有几个方面:第一,促进了两地电影资源和制作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像前面提及的,很多香港的导演把大家的团队和制作能力以及个人的创作力带到了大陆。在大陆过去的20年中,尤其是过去10年中,这些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内地电影的制作水平和发展水平,同时,香港的这些导演和制作团队在香港电影极度萎缩的情况下,得以在中国大陆广阔电影市场找到谋生发展新出路。第二,大的内地受众市场,在香港是很少的,包括东南亚市场都是没有的。香港导演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雄厚资本,包括徐克,如果在香港不可能拥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拍摄《狄仁杰系列》和《龙门飞甲》,到内地只要想拍就有资金支持。拍摄环境也有不同,原来只能在香港本土环境拍,现在可以在中国祖国大好河山所有地方拍摄,当然除了一些国家机关、天安门等地方。第三,促进了内地商业类型电影的专业化发展,前面很多老师都已经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见解。第四,推动了主旋律电影完成实质性的变革。在过去的三到五年,中国主旋律电影如何寻求商业化类型的道路一直是大家都在探讨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包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推出以后,通过国家政策制度方式推动商业类型片发展的手段,被反复证明是效果不大的。在过去三年中,一系列香港电影人执导的作品得到颠覆性呈现,从真正意义实现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商业类型化。没有人要求观众包场看《战狼》《智取威虎山》,但是这几部电影先后获得了很高的票房,非常难能可贵,也是最能体现出香港导演对内地电影发展尤其是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地方。

    下面是问题和困境:第一,被内地吸引的导演,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他们的创作水平不一,不仅有徐克这样六七十岁却非常有创新力的导演,也有吴宇森导演,他还在吃英雄本色老本。《太平轮》在叙事上已经不太符合当下的年轻观众的需求,当时对本片进行发行时,有人说要他剪成一部电影,他坚持要上下集发行,也证明这个片子的票房收益并不理想。其次,香港影人的心态不一,有的导演到中国内地是真心真意把自己想拍的东西拍出来,有的导演就是要到钱多人傻的地方捞金,在自己晚年多攒点养老金。包括他们获得的待遇也不同。还有一些导演到中国内地没有拍片机会,尤其是在原来电影拍摄中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的香港导演,到中国内地来主控权比较低。第二,香港本土小成本电影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票房收益低。《一念无明》投资几百万,内地票房不到1000万,另一个片子在中國票房300多万。如果香港本土的小成本电影如此拍摄,《一念无明》算是爆款,这种可持续发展怎么维系?这值得思考,不能全部的导演都到中国内地拍,香港本地一定要有导演。第三,导演的群体断代现象严重,这个现象是香港整个电影的产业机制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模式反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的导演传承是通过传帮带方式完成的,师傅带徒弟,引进门以后跟着他当副导演甚至是武术指导或替身,逐渐成为导演。

    关于未来的前景:第一,如果要追求所谓华语电影的发展,一定要坚持推动政治环境和资本环境的民主化、规范化和良性化的发展。政治环境的民主化,就让导演拥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空间。资本环境的规范化和良性化发展,中国的投资商可能很有钱,但是会要求你用他推荐的演员演,那片子怎么拍好?所以这种资本的规范化是今后必须有一个坚持的基本框架。第二,要注重后续商业类型导演力量的扶持和培养,我选了近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晋导演,在他们之中可能就有推动香港电影发展的一些中坚力量,对于整个香港导演的创作环境理想化的状态,包括香港电影和香港内地合作的华语电影未来发展理想化状态,是内地和香港强强联合,加强深度合作,消除意识形态、观念和做法上的差异,共同成就华语大中国电影的新未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现实状态也许是这样的——香港电影工业继续萎缩,小部分导演以低成本影片继续维持本土的生存,大部分的导演将会越来越多的同其他的内地导演一样进入到内地市场求生活、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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