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档案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数字化运用
（瑞士）聂丹寅
摘要：本文介绍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运用方面的成功经验，并通过近年来三个以档案数字化为前提的跨文化合作项目，来说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对话、协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跨文化数字化
一、与中国档案界的缘起
我与中国的接触始于2011年，那时彼得·布鲁姆博士（Dr. Peter Blum）邀请我去上海市档案馆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组织的“绿色档案建筑”研讨会。当时，让我深感震撼的是中国档案学卓越的技术水平，同时，我还震惊于中国和瑞士在人口体量上的差距，瑞士目前有850万人口，约是中国人口的1/160。之后，在我与中国赴瑞士代表团接触的过程中以及我赴中国的旅行中，我发现中国和瑞士也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两国的国旗都以红色为主，两国在推崇乡村生活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城市化，两国都需要应对城市移民以及农村或山区人口同步减少的后果……
2016年夏天，我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制作关于若尔盖草原长征路线的历史纪录片，此次经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瑞士恩加丁的家。这次合作，除了工作成果，我最大的收获是与合作伙伴不断加深的私人感情。我们跨越文化界限，陌生的人在工作中相识并逐渐成为朋友，我们与有相同意向和兴趣的专业伙伴进行合作，促进了个人和机构的发展。
二、应急合作与文化遗产保护
（一）应急合作
档案馆应急管理工作在档案安全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此，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专门建立了运营合作应急组织。2018年3月1日，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演练应对中等事故的应急处理。假定档案馆发生了漏水事故，并撤离了约50架文件，我们对其进行分类和整理，以便运输至冷藏库或合适的修复车间。在这次演练中，我有两点体会：首先，即使是小型漏水事故，也会带来巨大的物流挑战，抢救过程需要一定的储存空间和大量的运输箱，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仅仅经过几个小时，我们就感到身心疲惫。
这次演习清楚地表明了在应对事故时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清晰的指令、流程和确保充足救援人员的计划安排，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与合作团队进行高效协作的前提。现在，如果我们大学的六个档案馆中有一个遭受意外，就会有约30名相关同事随时参与应急抢救。“一起拉绳子”（这是德语中对追求共同目标进行描述的一个词）将对苏黎世团队的应急响应及团结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文化遗产保护
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为国家保留真实的档案资料。作为一家研究机构，当代历史档案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国内和国际研究项目中进一步确定馆藏档案的价值。我们的馆藏主要是与瑞士当代历史有关的私人档案，即瑞士那些在本国、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机构档案。从档案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馆藏丰富了传统意义上档案的内容。
为了突显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欧盟将2018年定为欧洲文化遗产年，并将文化年活动的重点聚焦在一些细微之处。这里我将欧盟确定的重点引用如下：“文化遗产对我们个人、社区和社会而言具有普遍的价值，将其进行保存并传承给子孙后代非常重要。你可能认为遗产是‘源于过去的或静态的，但实际上遗产是通过我们特定的工作、活动而逐渐形成的。此外，我们的遗产对于建设欧洲的未来有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在欧洲文化遗产年期间试图接触一些特定的年轻人的原因之一。”因此，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其战略中，将对瑞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视为国家级重要任务。
文化遗产有很多形式，包括建筑、纪念碑等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表演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地貌、动植物等自然类遗产，以及以数字形式创造的资源（例如数字艺术或动画）或以保存为目的进行数字化的资源等数字类遗产。通过聚焦于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发掘各自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并就我们的共同点开展跨文化对话。所以，我们不能任凭文化遗产腐朽、恶化或损坏，这也是我们在2018年——欧洲文化遗产年，探究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的原因。
当代历史档案馆结合欧盟对于欧洲文化遗产年的指导思想以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戰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将成果向公众展示。一是，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开展了一项活动，当代历史档案馆以欧盟对文化遗产的更广义的定义为依据，把数字化档案材料纳入文化遗产，并将经过数字化的馆藏档案和收藏品，通过导览、展览和研讨会，使其以文化遗产的形式面向公众。二是，当代历史档案馆向公众展示了与匈牙利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相关的口述历史音像档案，这些音像档案是对书面文件的有效补充。同时，我们在展示活动中向公众介绍了一位电影导演的作品，他利用馆藏音像档案制作了一部纪录片，通过数字电影和视频互动，向大众讲述了档案中的故事，创作出了吸引更广大公众的产品。
三、抓住数字化机遇，重视数字化运用
（一）抓住数字化机遇，理解万维网的双重含义
目前仍显“稚嫩”的数字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对具有全球视角的项目来说尤为如此，因为数字化可以将地理上分散的档案馆、档案工作者、历史学家、媒体从业者和公众，通过共同话题聚集在一起。
馆藏档案数字化的成果展示离不开万维网。万维网（WWW）是我们利用的技术成果之一，它具有隐藏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其代表全球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档案知识、工作成果公布到网站上并以多种方式进行链接，比如将数字化数据从一个档案馆传输到伙伴方档案馆，这项技术为文化协调领域极具意义的项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机构、专业和个人的联系也深化了人际层面的联系，因此，万维网具有双重含义，它通过技术联系外界，也通过通信联系外界，而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技术与通信而紧密联系。
我想根据我们档案馆的经验对此进行举例说明，并聚焦于近年来那些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国际合作项目。
（二）重视数字化运用，促进档案数字化与跨文化合作
我具体介绍三个近年来以档案数字化为前提的跨文化合作项目。
1.“布达佩斯1944——被迫害的犹太人和瑞士援助”展览
当代历史档案馆于2018年5月24日在苏黎世举办了题为“布达佩斯1944——被迫害的犹太人和瑞士援助”展览，该展览是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档案馆的合作项目。
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方面，布达佩斯存有大量的私人藏品和市政档案，曾举办了题为“1938～1944年的破碎时日”的展览。2015年，我们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发现了被秘密保存在墙后空洞的6827份人口普查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布达佩斯犹太人在最危险时刻的状况。在进行数字化扫描之后，布达佩斯市档案馆将这些档案放到网站上，取名为“布达佩斯时间机器”，人们可以通过其地籍信息检索和浏览全文。此外，当代历史档案馆还存有两方面与此相关的重要档案，一是我馆保存的瑞士驻匈牙利副领事卡尔·卢茨（Carl Lutz）的档案，他被称为布达佩斯犹太人的“救世主”。二是瑞士犹太难民援助和福利组织协会（VSJF）的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该协会帮助犹太人以匈牙利难民身份逃抵瑞士以及约两万名难民的命运。但因其内容所限，这两方面的档案仅能为犹太人从匈牙利被驱逐和逃离的相关展览作补充。为了使在布达佩斯的故事和在瑞士的后续故事得到全新展示，我们两家档案馆对比了各自的收藏，充分利用布达佩斯2015年人口普查电子版档案和我方档案馆中上述两方面档案的数字化资源，合作举办了此次展览。
展览复原了四个犹太人家庭的经历。在展示形式上，馆藏档案主要以原件形式直接展示给公众，并辅以匈牙利语和德语版的音像档案、口述证词、照片和电影。
这次展览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离不开数字化馆藏，同时也印证了相关档案资源是如何跨境互利合作的。此外，新的见解和资源链接也在双方档案馆的网站上公布了，合作的专业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双方都收获颇丰。
2.“数字当代史”——非印刷档案的数字化
当代历史档案馆作为大屠杀历史的文献中心之一，保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即1933～1948年）与大屠杀及其历史背景相关的档案。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也是大屠杀历史的文献中心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向美国公民宣传和传播关于大屠杀的史无前例的悲剧，保存受害者的记忆，鼓励个人反思大屠杀事件引发的道德和精神问题。2010年，这两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双方复制档案材料的长期合作框架，由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资助当代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长期数字化项目，作为回报，当代历史档案馆向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提供数字化档案，以供第三方有限度地使用。
我馆根据协议确定了“数字当代史”项目。该项目与以往的数字化项目不同，它不是只挑选会议记录、审判记录等档案进行数字化，或是选定一系列会议纪要等进行数字化，而是第一次将很多制成材料各异的原始档案进行整体数字化，其技术挑战之一是这些档案涵盖各种装订形式，并且有各种格式的零散文件，纸张强度也各有不同，比如装订的小册子、折叠文件或超大尺寸文件等。为了将这些档案进行合理数字化，当代历史档案馆向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提出建立兼容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议。为此，2010年上半年，联邦理工学院在图书馆设立了新的“数字中心”，以开发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系统。截至2017年12月，数字中心同当代历史档案馆和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已经合作对48份馆藏（共计超过260万文件页）进行了数字化。
本次合作具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方面，在本项目中提高了我们档案馆在数字化领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从跨文化合作的角度来看，用户现在可以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获取我们的档案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因此成为当代历史档案馆的分支机构。
这次合作是档案及其利用全球化的一个可喜榜样，用户不再需要前往档案馆，而是可以在与本档案馆具有相关合作项目的美国机构甚至任何地方，以数字形式获取馆藏。当然，这种交换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即语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多语种信息检索无疑是未来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对国际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档案信息而言。
3.“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0年夏天，上海市档案馆代表团访问我馆，目的是查找我馆与中国相关的馆藏。当时我向上海同行介绍了瑞士摄影家、记者兼作家瓦尔特·博萨特（Walter Bosshard）。他是1938年5月第一位访问“红色首都”延安的欧洲记者，在当代歷史档案馆的博萨特馆藏中，存有1934～1945年拍摄的25盒16毫米电影胶片、大量档案及两万张照片。上海市档案馆的同行对这些原始档案资料的内容和质量非常满意，并在我们的建议下举办了一场展览，展示了13位西方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人物的相关档案。
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将相关信息译为中文，然后依托翻译后的信息对档案材料进行粗筛，并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展品进行详细筛选。展览在双方初次接触后仅17个月就举行了，这也证明了基于数字化技术开展合作项目的另一个主要优势：与需要花很长时间在档案的物理存储地查询档案材料的过程相比，数字化具有时间上的巨大优势。展览于2012年秋天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幕，两个月内迎来了两万名参观者。由于其取得的成功，该展览于2013年国际档案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之后又在宁夏和甘肃进行了巡回展出。此后，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于同年在西安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签订协议，内容是苏黎世将上述博萨特题为“延安之行”的影片永久租借给该纪念馆进行展示。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除了对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开展交流合作的意义更加重大。比如，当代历史档案馆博萨特馆藏中的博萨特音像资料结合中方的相关档案，完整再现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档案音像资料中有许多他在延安拍摄的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照片。我在访问延安时曾向该市档案部门人员展示了这些照片，与我不同，中国同行经常可以轻松确定照片拍摄的准确地点，或者可以帮助辨别照片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何种日常活动。因此，我非常愿意与中国同行就此展开合作交流！
我相信如果中国同行能够花更多时间研究图像资料，在档案工作中更多地采用数字化技术，就可以创造更多有益的新项目。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共同使档案成为传承文明、弘扬世界文化的窗口，通过相关文化遗产将双方的文化圈彼此相连！
作者单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
（本文由董凤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