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群团组织建设
王超
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组织,把苏区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幼都有计划、有分工、有组织地发动起来,不仅为探索苏区社会的管理积累了经验,也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一、加强群团组织建设是中央苏区的必然选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一步步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依靠苏区的广大群众。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用离不开苏区的广大群众;开展各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斗争和建设离不开苏区的广大群众;争取历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离不开广大苏区群众的支持与配合。离开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所以,对于处在局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尤其是在国民党发动五次“围剿”的战争时期,更多地考虑如何密切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更好地争取、团结、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实现革命目标,夺取战争胜利,这成为中央苏区从实际出发加强群团组织建设的最大现实因素。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群众观点。在党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工人、农民、市民、士兵的斗争力量。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更是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铜墙铁壁”。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关于土地革命斗争的一系列策略成为了争取群众,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的有力武器。在之后,中央苏区又开展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苏区经济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党与苏区群众的联系更紧密,苏维埃政权也更加巩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空前高涨,有力的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工农红军善于把群众工作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才扎稳了脚跟,壮大了队伍。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群众工作,这成为中央苏区加强群团组织建设的最大历史因素。
二、群团组织在中央苏区蓬勃发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为了最大范围地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领导或组织发起了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把苏区各个阶层的人员充分组织起来,形成了具有专业性、广泛性、特殊性和组织性的不同范围内多层次、相交叉的群团组织。也就是将分散、孤立的个人组织结合起来成为整体,形成有战斗力的革命团体。“所有的人无论工人、农民、妇女、老年、青年、儿童都分别参加到相应的组织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组织之外”[3],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贫农团在农会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成为一个属于贫苦农民的革命组织,一些农会组织还建立起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如工农革命军、农民赤卫队等等,这些革命武装也成党领导农村武装斗争的基础。
农会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完成了其作为临时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协助苏维埃政府组织和动员农民群众,贫农团等新形式的农民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并发挥积极作用。1933年,中央苏区先后两次召开贫农团代表大会,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查田运动。中央苏区贫民团成立后,就组织召开村、乡、区、县贫农大会,动员广大贫农参加红军,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各种运输队,从人力、物资积极支持红军的战争。同时,贫农团中的共产党员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了贫农团组织的作用。
(二)赤色工会成为苏区政权的可靠支柱
工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重要组织。大革命失败以后,工会和农会的恢复都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苏区的工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是苏维埃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4]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加强对苏区工会工作的领导,陆续选派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冬,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入中央苏区,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相继秘密到达瑞金。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了新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为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成立后,领导工人组建了各产业工会,促进了中央苏区工会组织的发展。在中央苏区工会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充实和调整,使得工会真正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柱石。
(三)妇女组织顶起中央苏区“半边天”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和注意妇女工作,在党的各级组织中,都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中央到各省、县、区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直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以便加强对妇女工作的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中央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负责传达党关于妇女群众的工作布置、决议和指示,并且收集和反映妇女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交各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团讨论决定。同时,在中央苏区,广大的劳动妇女在妇女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参加工农业生产,为保证军需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妇女运动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一道别样亮丽的风景线,广大妇女群众顶起了中央苏区“半边天”。
(四)青年组织为中央苏区注入新动力
青年是革命的急先锋,党和苏维埃政府都积极推进共青团的建立。1933年1月。共青团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与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共青团中央局,顾作霖、凯丰先后任书记,张爱萍、胡耀邦先后担任秘书长。中央苏区的青年组织和日常工作存在于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之中。中央苏区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都以青年为骨干和先锋,同时广大青年在苏区的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与热情,也为苏区注入了强大动力。
共青团领导下还有两个基本群众组织: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少年和儿童也是中央苏区非常活跃的力量,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其他各种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与宣传者。在中央苏区管辖的地方几乎每村都有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他们在配合红军、赤卫军、游击队的活动,贯彻和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少作用。
(五)反帝拥苏同盟和革命互济会成为中央苏区的“外联部”
1932年6月,在苏区中央领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反帝总同盟,陈昌寿为主席。同时,自乡到省都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其宗旨就是团结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积极参加中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1932年中央苏区拥护苏联总同盟成立。1933年初,拥苏总同盟与反帝总同盟合并,统称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这就成为中央苏区的“对外联络部”,旨在号召全体无产阶级联合世界上的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1934年4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革命互济会代表大会,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正式成立,潘子兴为总会主任。“互济会是最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之一,是党夺取和教育大多数劳苦群众的组织之一。它的基本工作是反对白色恐怖,援助革命战士”。[5]中央苏区各级互济会发起多次募捐活动,将募集到的资金和物品用于救济苏区和全国各地遇难的革命烈士及亲属,支援一些国际友人。互济会在团结和鼓励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处于分散落后状态,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工农群众在斗争中被组织起来,他们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了。“职工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共青团、女工农妇代表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劳动互助社以及各种合作社等,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拥有广大群众。”[6]这些革命团体组织广大群众在生产生活和战争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夯实了中央苏区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而且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各项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群团组织在反围剿中激流勇进,发挥积极作用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后,开始组织兵力,对苏区进行“围剿”。人民群众在反“围剿”战争中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的困难。”[9]人民群众成为了保卫苏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基石,也是军队组成的主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0] 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为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的号召,中央苏区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扩大红军的高潮。5月1日,中央政府提出扩大红军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领导群众来完成实现的切身任务。尤其是要动员赤卫队、少先队、模范团、模范营全体开到前线去,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当红军。中央政府的号召,得到了根据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响应。“苏区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向潮水一样的涌入工人师,出现了永丰县10天中有1500多群众报名参加工人师。”[11]“于是,前后两个月时间就胜利地组建了一支拥有12600多名工人的工人师。”[12] 6月,少年先锋队总队部召开江西、湘赣、粤赣等省少先队队长联席会议上,朱德亲临大会讲话,号召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干部、团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参军,少共国际师迅速组建。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战失利后,中央苏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热烈响应中革军委的号召,再一次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和少先队员自带梭镖等奔赴前线,为保卫苏维埃而战。扩红运动为红军增加了武装力量,这充分体现出苏区人民群众为保卫苏维埃、开展革命战争的革命精神,同时苏区的群团组织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实践证明,只有依靠群众团体的力量,而不是把群众团体当作摆设或附属物,广大群众才会把群众团体看成是自己的组织,才能真正把广大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民组织和发动起来。
四、中央苏区群团组织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的贫农团、赤色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反帝拥苏同盟等群团组织的建设,不仅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同时作为苏区社会的各个组织,为苏区社会的各项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党全面执政积累了经验,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
在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中,中央苏区依靠根据地的各个群团组织,广泛地动员群众参与生产,各个群团组织的成员,各司其职,努力生产和劳动,为根据地创造了财富。同时,拥有武装的革命组织和团体,在协助红军作战,保卫苏区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和牺牲。这种军民一心的革命情怀,永远值得学习和铭记。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温中央苏区群团组织建设,对提高这次活动的效果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做好群众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中央苏区的群团组织建设有理有序,目标明确、讲求实效,各个群众团体的建立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组织建立各种团体在中央苏区努力发展生产,武装保卫苏区等等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央苏区依据现实需要、从实际出发所做出的。实践证明,这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实质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目标明确的群团组织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群团组织的建立也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第二,做好群众工作要注意差异性和层次性。毛泽东在后来总结抗日经验时,也是根据其在井冈山上的斗争经验得出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上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13]将组织民众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分时期地有所侧重,这也成为中央苏区能够长期立于白色包围中所不倒的重要原因。第三,做好群众工作要重视领导干部的带动作用。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朱德等,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与苏区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践充分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是推进各项群众活动的有力手段。
在历次的反“围剿”中,中央苏区的群团组织建设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重温中央苏区的群团组织建设,对于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革命传统,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3] 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M].第十六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6] 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2页.
[7] 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8]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三部(1927-1937 霜晨风雷 上卷[M].人民出版社,第790页.
[9]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1]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12]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