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前行动主义者形象的重塑
关键词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学生运动，前行动主义者，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K7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16-07
新闻是公众获取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不仅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工具，也是人们交换意见的场所;不仅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产业，也是社会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有的学者甚至把大众媒介视为与美国政府三个权力部门平起平坐的“第四种力量”。①总之，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媒介在公共领域②和私人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主流新闻媒体认识到新左派学生运动回归者的新闻价值，重新塑造了一批1960年代学生运动回归者的形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工具、媒介和公共记忆手段的新闻媒介，重塑了60年代那些“另类”和“他者”重返主流社会、拥抱美国体制的回归者形象。媒体有意或无意重塑的这些前行动主义者形象，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倾向，体现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机构和个体认知的强大塑造力及影响力。
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新左派学生运动不复存在了。但是，运动参与者仍然活着。许多关键人物还继续活跃在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不断提醒着美国人：那场将美国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运动仍然是今天美国人观照现实问题的参照物，是他们思考现在、展望未来的棱镜。新闻媒体和大众媒介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他们仍然存在着。他们的存在成为了一种文化标记，成为美国人集体记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③
对媒体来说，1960年代的激进行动主义者在七八十年代回归主流社会，从激进政治观和价值观转向商业、宗教和程序化政治改革，这种转变本身具有无法抗拒的象征意义。事实上，60年代那一代人在经历了那场洗礼之后仍然活着，而且大部分还活得很好。而且，他们都已进入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势年龄”，即掌管着社会核心权力的年龄。一些人成了政治家、策略家或外交家，周旋于国际和国内风云场。另一些人则成了一身休闲装打扮的教授或学者，在大学讲台或报纸专栏上神情冷淡而又非常专业地讲解着马克思、福柯和德里达。更多的人成了大公司总裁、跨国公司主管、证券交易商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如鱼得水。总之，他们成了当初被自己嗤之以鼻并加以反叛的那个阶级的权势人物。①
这些人的转变对媒体来说具有新闻价值。但是，媒体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并不是随意选择所有回归主流社会的前行动主义者作为其报道对象。他们仅对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回归者的故事感兴趣，因为他们的故事能够反映某种共同的文化预想。例如，他们在回归后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人们期待的又是什么。反之，当某个回归者的某些言行与众不同或具有讽刺意味时，媒体也会感兴趣。
一般来说，媒体公共记忆主要依赖于过去媒体叙述中流行的故事本身、事件和公众人物。就1960年代以后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上关于前行动主义者的报道而言，尽管受到某些外界干涉力量的影响，其报道框架基本上与1960年代新闻媒体对学生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中采用的报道模式大同小异。②
新闻媒体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报道模式几经变更，但是一个基本的宗旨没变，那就是始终站在政治权势和主流社会价值观一边。即使在开始的时候，为了追求新闻业中的所谓“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崇高目标，它会对矛盾双方的对立观点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报道，但是，对主流社会的批判观点不能超过一定范畴，一旦构成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新闻媒体就会在处理反对意见时有意无意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常常使反对声音处于边缘化，甚至失语状态。③媒介的社会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削弱社会中会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反对意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这种报道的基调始终未变。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新闻媒体对学生运动的纪念性活动和重要的前行动主义者的报道中，媒体公共记忆将学生运动中的某些方面和某些人提升到很高的地位，而將其他一些纳入“魔鬼”的范畴。也就是说，在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忆中，作为媒体的公共记忆对运动的某些方面加以大力弘扬，而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极力贬斥、鞭笞和批判。例如，在60年代以后的大众媒介对运动的描述中，新左派早期的纯真和理想主义受到推崇和认可，而后期充满暴力和好战的新左派政治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则遭到严厉批判。当然，在媒体的公共记忆中，关于学生运动的某些方面则被完全遗忘了。总的来说，在60年代以后关于学生运动人物和事件的报道中，其典型的特点就是对前激进派回归主流社会以后形象的重塑和对回归行为的大力宣扬。在60年代媒体上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形象主要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主，而60年代以后，媒体上的学生运动形象则主要通过对个体形象的重塑被展现出来。
早期学生运动典型代表人物主要以汤姆·海登和托德·吉特林为主。其中还有自由言论运动领袖萨维奥·马里奥，但他在自由言论运动以后主动远离了媒体的聚光灯，所以在60年代以后媒体重塑形象的过程中，他很少出现。中后期出现的公众人物主要以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为主，他们曾是媒体热衷追逐和打造的对象。60年代以后，他们的“变”与“不变”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就是60年代末那场对整个一代人的政治审判——“芝加哥审判案”造就的新闻人物，如前面提到的海登、鲁宾和霍夫曼，还有黑豹党领袖波比·希尔、和平主义者戴夫·戴林格等，这几位在媒体重塑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形象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另外还包括60年代末从“学民社”分裂出去以后自立门户的“气象员组织”成员，他们在70年代转入地下活动，从事破坏性的爆炸活动，并被列为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对象。他们是使“学民社”臭名昭著的一帮人。但是，从80年开始，该组织大部分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如马克·鲁德、伯纳丁·多恩和她的丈夫比尔·阿耶斯等渐次回归主流社会，他们也成为媒体热心报道的对象。他们的回归标志着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极端、最危险、最具破坏性的组织也被主流社会全体收编，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彻底胜利。
媒体对60年代学生运动人物和事件的关注符合新闻业追求最大受众的需要，因为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媒体总是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吸引受众眼球和兴趣的人物和事件。对媒体来说，最能吸引受众的是那些在60年代因为其与众不同和背离常规而成为公众人物的前激进派，他们在70年代及以后岁月中的生活和变化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当他们从对抗社会的“他者”和“另类”重新回归主流社会，成为现行体制内维护社会秩序与法律的“秩序党人”的时候。这种转变具有无法抗拒的象征意义，象征着社会既有秩序和法律力量的强大，也象征着现存社会制度对反叛者回归主流社会的包容与容纳，象征着美国现行体制的运作正常无误，也象征着任何反叛力量在强大的社会秩序和制度面前的软弱无力。
媒体重新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是杰里·鲁宾。通过对60年代的杰里·鲁宾与回归主流社会以后的杰里·鲁宾形象的比较，以及与他以前并肩作战的同伴、现在仍未回归的阿比·霍夫曼的形象对比，媒体表达了主流社会对回归者的欢迎和赞许，对迷途而不知返者形象的丑化和排斥。
杰里·鲁宾，1938年7月14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死于1994年一次车祸。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行动主义者、作家、演讲者和商人，但最著名的角色却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代言人。在60年代的媒体上，鲁宾是激进的嬉皮士，是一个追求轰动效应、夸张言行和过度表演、发表不负责任的激进言论的形象。但是，这个追求浮华、夸张和过度表演的极端激进派形象，在运动结束以后媒体的塑造中发生了180度改变，成为媒体塑造前激进派回归主流社会，宣扬主流价值观的典型代表。
1976年2月11日《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杰里·鲁宾：成熟而沉思的鲁宾》的报道。文章对比了鲁宾1970年写的《去做吧》和1976年新书《在37岁长大了》，刊登了两张不同的照片（1968和1976年的鲁宾），塑造了截然不同的鲁宾形象。1968年的鲁宾留着长发，满脸络腮胡子，是一个典型的不修边幅的嬉皮士形象;1976年的鲁宾则“留着短发，眼睛明亮而清澈，身高五英尺6英寸高，体重130英镑”，“喝着橙汁，吃着苹果，很真诚的样子”。①2月15日另一篇文章也刊登了两张照片，1976年的鲁宾跟11日的照片一样，而60年代的鲁宾更夸张，他身穿美国革命时期式样的服装，肩上斜挎一支枪，头戴贝雷帽。这是鲁宾当年被美国“众议院非美行动委员会”传讯的时候，设计的一个哗众取宠、吸引媒体关注的形象。新鲁宾是一个真诚、体面、举止得体而有教养的年轻人形象，一个典型的“雅皮士”形象。
通过与鲁宾的交谈和对两本书的比较，记者描绘了一个朴实、礼貌、谦虚、与父辈“讲和”、心甘情愿接受资本主义商业和消费观念、认同体制内选举政治改革的鲁宾形象。记者特别强调鲁宾新书中所叙述的他与父辈之间的恩怨以及最后接受和认同父辈价值观的心路历程，他通过自我疗伤和将西方技术与东方神秘主义有机结合，终于实现了与现行体制和现代经济相处和谐的经历，以及他对那些回归主流社会以后通过体制内选举政治进行社会变革的前激进派的认同。新闻媒体中塑造的新鲁宾“摇身一变”，从极端激进派和极端“另类”变成了拥护现存体制、认同父辈传统价值观和政治改良主义的传统美国人形象代表。②
20世纪60年代的鲁宾在媒体上是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和“另类”形象，也是媒体极力打造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公众人物，是社会公认的抗议主流社会的名流。鲁宾的这种形象与他本人深谙新闻惯例，刻意塑造自己怪异和离奇形象有关，也与媒体追新求异，追求最大受众的需要有关。
回归后的鲁宾被进一步塑造成一个完全拥抱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篇题为《杰里·鲁宾：行动主义者改变了他的节拍》的文章提到，因为说过“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而著名的鲁宾，在40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资本家猪”。文章称，鲁宾从嬉皮士变成了易皮士，又從易皮士变成了雅皮士——一个理着短发、西装革履、漫步在华尔街的成功商人。他现在不再相信“金钱是暴力”，相信“金钱就是权力”。他还极力表明，不是他“变节”了，而是他成熟了。鲁宾在采访中称，当代许多伟大的社会改革家都是非常富有的。针对有人指责他放弃了“6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鲁宾回答，“在支票上签名的个体拥有最终的权力，这仍然是在做你自己的事”。这个曾经在纽约交易大楼抛掷美元以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藐视的鲁宾，现在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还和他的前合作伙伴霍夫曼展开了一场“易皮士对雅皮士”的辩论。③
媒体对鲁宾形象的重塑，对“迷途而不知返”的前激进派的影响不言而喻。主流媒体强调鲁宾认同美国传统文化，认可现行美国制度，其实就是否认了他在60年代反叛时代所代表的形象，突出他和他那一代人所代表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的非法性和不合理性，也就是对那个形象及其所代表的组织和运动的否定。另外，媒体塑造的新形象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所遵循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将鲁宾不同形象并置在一起，否定了嬉皮士的、革命的、反叛的鲁宾，而认同风度翩翩的、温文尔雅的新鲁宾形象。
新闻记者在选择报道对象、刻画人物形象和选取报道视角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打上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这种痕迹在媒体对鲁宾和他曾并肩作战的同伴阿比·霍夫曼的比较中体现很明显。
当鲁宾从嬉皮士变成“雅皮士”的时候，他昔日的伙伴——“易皮士”的另一位创始人阿比·霍夫曼却因为在1973年涉嫌贩卖毒品流亡在外。直到1980年，善于投机的霍夫曼为了躲避严重的法律惩罚，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是，出现在主流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上的霍夫曼，不是与当时社会发生的各种反政府、反权力部门的抗议活动有关，就是作为当时社会上反对派力量的代言人出现，直至1989年死亡。
1981年4月10日，在《不人道的审判：一个时代的结束》中，记者刻画了一个哗众取宠、投机取巧的霍夫曼形象：
阿比·霍夫曼过去曾经是经营媒体事件的高手，往往能通过厚颜无耻引起公众注意，将不利变有利。这一伎俩在反主流文化的黄金时期屡屡奏效。
今年，为了逃避可能会因毒品交易的罪名（为此他在1974年被迫隐姓埋名）被投进监狱，他又试图故伎重演。他承认犯有交易36000美元可卡因的罪行，同时甜言蜜语哄骗了许多名人名流，包括伍迪·阿兰和威廉·巴克利等人，写信敦请对他实行缓刑等方式“炮轰”法官，最后又在法庭上表达发表了声情并茂、充满悔悟之情的演讲。①
但是法官不为所动，照样给他判了刑。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把霍夫曼这个利用哗众取宠和过度表演的方式获取媒体和社会关注并为自己所用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形象与媒体重塑的鲁宾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成功商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与鲁宾相比，霍夫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他者”形象。在《霍夫曼：一个自始至终的激进分子》的文章中，记者沃尔德称，霍夫曼无论是外表还是处事作风，抑或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都表明他是一个在各个时代都很激进的人。他“是一个80年代的激进派，正走在成为90年代激进分子的道路上，仍然在质疑美国生活的基本原则”，而且“他现在野心勃勃地想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激进学生运动，借助南非种族隔离、美国涉足中美洲等问题大做文章。他每年在十几所大学演讲，并安排成百上千人去尼加拉瓜旅游”。②
媒体上的霍夫曼始终是一个激进派，总是与“被捕”“抗议”和“革命”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激进思想。在1988年“芝加哥七人审判案”成员重聚时，他称自己是“一个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说自己的目标从四岁的时候起就没有改变过。他还给自己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取名“小美国”（america）。他说自己仍然是一个革命者，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都保持联系，他们关注堕胎权、大众健康保健、死刑、妇女權利和环境保护等。在1989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说道，“我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制造麻烦的人更为认同，对这些人，我并不特别标以左派或右派的名号。只要是反对权力部门的人都可归入此类”。③
当鲁宾和霍夫曼出现在同一场合时，媒体总是将他们俩进行对比。打扮时尚、端庄稳重的鲁宾与狂热、疯狂的霍夫曼往往形成鲜明对比。在一篇报道中，一边是已经完全成为既有秩序中成功商人的鲁宾，即使在参加聚会时也不忘宣传自己的事业;另一边是继续坚持抗议的霍夫曼，总是在抨击社会上各种不公正现象。在参加一次“芝加哥阴谋审判案”拍摄的原班人马聚会时，霍夫曼说，“现在之所以重新出现了对60年代的浓厚兴趣，是因为又出现了一股行动主义的新浪潮。人们更加质疑权威了。伊朗门官员推动了这股浪潮的发展”。与此同时，记者说，毕竟现在是80年代了，芝加哥审判案的被告现在老了，也比以前更聪明了。而80年代的鲁宾正在分发他新饭店的财经内容说明书。①
在《纽约时报》上一篇同题材的文章中，记者将两人的对比的意图更为明显。198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授权拍摄了一部关于“芝加哥审判案”的电影《阴谋：芝加哥八人审判案》，原芝加哥审判案的被告出席了首映式新闻发布会，并接受了采访。文章称：
全体被告在审判期间的那种意见一致的情形消失了。现在，他们对于当时发生的事件和现在对电视广播的重新塑造有不同的反应。两人非常的热心，其中一个是阿比·霍夫曼，他最近因为参加了抗议中央情报局在马萨诸塞大学招聘的示威活动被逮捕，但后来又免除了罪责;另一个则是波比·希尔……
但是，另一方面，对杰里·鲁宾这位纽约商人而言，这部影片似乎成为使他困窘的源泉。鲁宾先生说，“60年代的绝大多数信仰体系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我们认为毒品将成为一种解放力量。结果，现在证明这是一个噩梦”。②
接着记者还进一步描述了鲁宾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公司和生意，对于重新体验过去没有太多想法。而且，鲁宾对于电视上自己的形象被塑造得过于凶猛和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质疑电视节目对于今天美国青年人的影响。他说，除了“反抗权威”这一信息以外，不会对青年人有多大影响，也许只是给婴儿潮一代人重温自己历史的机会。③
媒体通过对鲁宾前后形象以及与昔日“战友”霍夫曼形象的对比塑造，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哪种形象更值得尊重和效仿，哪种形象应该受到隔离和丑化的信息。
杰里·鲁宾、汤姆·海登等属于媒体重塑的回归者中较早的一批人。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当美国社会日益转向保守主义时，媒体对前行动主义者纷纷回归主流社会，谋求在体制内变革的举动给予了更多关注。
从报道标题就可以看出媒体的意识形态倾向，一般是“某某现在体制内工作”或“某某现在认同美国体制”等。70年代后期，《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一批前行动主义者回归主流社会并在现行体制内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举动，如《60年代的激进分子，现在是“进步主义者”;他们在回顾过去，规划未来》;④《对60年代激进分子而言，关注取代了狂暴：前“学民社”领袖现在体制内工作》;⑤《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学校改革斗士比尔·阿耶斯现在体制内工作》，⑥等等。
但回归者从事的活动与他们当年的激进政治思想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不同于体制内其他一些程序化改革者的举措，则很少讨论。如对海登的介绍一般都是：他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或身为参议员的海登说了什么话、出席了某项活动，但他具体在做什么、如何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其政治和经济思想到底是什么，则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介绍。关于其他一些前行动主义者的介绍也是一样，一般提到的就是当年参加过某某激进运动的前行动主义者，现在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学者、华尔街商人、社会成功人士，等等。⑦
这样的描述具有强大的召唤意义。昔日反对派现在重返主流社会，不仅成了美国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还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而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对于成就他们未来的事业将更有帮助，如霍夫曼就曾说过，要充分利用公众人物的身份成就事业。60年代的公众人物也特别会利用公众人物的身份成就自己的事业，如海登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人物。成为名人的前行动主义者经常被邀请去进行演讲，或出席某些重要会议，或出现在某些重要场合。波比·希尔和阿比·霍夫曼每年被邀请到处演讲的收入就相当可观，另外还有出版社约他们写传记，所付酬金都相当高。
当媒体上塑造的海登穿着昂贵的服装、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家有室的男人、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慷慨陈词的时候，当鲁宾一身雅皮士行头，到处散发他的名片，在华尔街淘金的时候，还有许多前行动主义者仍然在抗议政府操纵下的非正义之举。于是这些回归者功成名就的形象就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如《波士顿全球报》上一篇关于波比·希尔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希尔是1969—1970年轰动全美国的“芝加哥审判案”中的被告之一。他是“黑豹党”创始人之一，在当年那场审判案中，他因大闹法庭而闻名。但在题为《波比·希尔，你现在哪里？》的文章中，记者内森·柯布重塑了一个回归者希尔的形象。
在柯布笔下，80年代中期的希尔如普通美国人一样从从容容地行走在茫茫人海中。他在克拉克大学讲学时，常常因为模仿当时的审判长茱莉亚·霍夫曼和“黑豹党”领袖斯托克里·卡迈克尔而引得学生哈哈大笑。
现年45岁的希尔头发灰白，有明显的发福迹象。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一套公寓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周两次参加丹佛广播电台的一个脱口秀节目。正在写一本小说和一部关于经济方面的书，这两本书如果出版，将成为他书架上已有的关于“黑豹党”时期的传记和回忆录新的“伙伴”。他每年演讲大约30次，每次2000美元、另加额外的出场费。①
希尔写的《同波比去烧烤》的食谱书卖得很好。对于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生存和生活而没有金钱的矛盾心态，希尔深有感触。他说：“你得面对现实，你能靠某些可笑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生活吗？”②柯布接着说：
有许多人认为波比·希尔叛变了。其实他只是像芝加哥八人的其他几个人一样。杰里·鲁宾成了一位股票经纪人。阿比·霍夫曼不放过一切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汤姆·海登穿着燕尾服和他的妻子（女演员）简·方达在竞选公职。至于“黑豹党”，看看艾尔德里奇·克里夫。而这，又来了位波比·希尔，这位曾经眼睛直瞪着奥克兰警察的枪孔，称茱莉亚·霍夫曼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法西斯猪猡的人……③
针对有人指责他“叛变”了，希尔回答说这不是“叛变”，而是“回归”，如果之前没有真正脱离主流社会，怎么折回来？“我们是整个体制中的一份子”，他辩解说，“体制就是整个宇宙。没有从体制中退出来的道理”。④
对于希尔回归的动因，记者提到，曾有一家出版社答应预先支付给他3.5万美元，要他写一部自传，于是希尔就离开了——或者说，据一些报道所称被拖出了——黑豹党。当希尔又完成了一次广受欢迎的演讲以后，他请观众提问。第一个问题既不是关于黑豹党、茱莉亚·霍夫曼大法官、阿比·霍夫曼、艾尔德里奇和纽黑文的谋杀审判案，也不是关于里根经济的问题或者是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黑人女学生急切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告知，您有关食谱的书什么时候写完？”⑤
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怪不得波比·希尔这个昔日大鬧象征现行体制的芝加哥法庭的极端激进分子，现在除了进行各种关于60年代的演讲外，还对写食谱之类的书籍感兴趣了，因为在美国，最好卖的书包括“圣经、税款类书籍和食谱书”。负隅顽抗，行吗？在一个“体制就是宇宙”，一切向钱看，以追求成功为荣、注重机会均等的社会里，确实如希尔所言，“没有从体制中退出来的道理”。
主流媒体重塑的这些回归者形象，与大众传播媒介中传递的“回归”、两代人之间“讲和”等信息互为应和，营造出了一个昔日激进派纷纷回归主流社会、重新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气氛。而且这些回归者还都实现了“美国梦想”，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雅皮士”——衣着华丽、打扮时尚的成功人士。
在媒体和大众文化机构所营造的这种回归氛围中，那些尚未回归者是不是受到了主流社会的“召唤”，受到了媒体所塑造的回归“榜样”的激励呢？我们无从考证。不管媒体对这些极具代表性的20世纪60年代激进派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否对尚未回归者产生了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80年代开始，一大批60年代的极端激进分子都纷纷重返主流社会，如前面提到的阿比·霍夫曼于1980年结束了长达7年、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涯，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前“气象员组织”核心成员、美国历史上排名联邦调查局女通缉犯前十的伯纳丁·多恩和她的丈夫比尔·阿耶斯也在1980年向政府自首;前“气象员组织”另一核心成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起义中名噪一时的马克·鲁德也在同时期结束了地下组织的生活，重新返回主流社会，在一所社区大学教书，过着安静的生活，不再参加激进政治活动。
主流媒体上重塑的鲁宾、希尔和海登等都成了“弃暗投明者”，或者成了“变节者”。他们重新拥抱现存体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他们在媒体上代表的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失败者的形象。媒体似乎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不是失败就是被收买，回到原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安于现状，接受主流社会每天通过媒体传送的信息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媒体通过对这些回归者形象的重塑，不仅营造了一个前激进派纷纷回归的气氛，也召唤着仍然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反对派，并对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仔细思量自己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前程。同时，媒体通过对回归者形象的重塑，表明主流社会对回归者言行的认可和赞同，传达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这些昔日的挑战者、社会的“他者”现在怎样？杰里·鲁宾这样的“另类”乖乖就范于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美国梦而乐此不疲地在华尔街淘金;汤姆·海登这样曾经号召别人“拿起枪杆”的激进分子也“弃暗投明”，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大厅“指点江山”;波比·希尔这等公然藐视法官、置美国法律条文和象征美国民主体制的执法机构于不顾的“破坏分子”，最后也不得不感叹“体制就是整个宇宙，没有从体制中退出来的道理”;阿比·霍夫曼这样“冥顽不化”的反对派迫于自由民主体制的强大威力，放弃隐姓埋名的“地下”生活，在法庭上“声情并茂”地请求原谅，也不得不依循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主流媒体和其他社会文化机构所营造的这种氛围对社会反对力量形成了一种“遏制”——一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遏制”，体现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机构和个体认知的强大塑造力及影响力。
【作者简介】谢文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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