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

    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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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年8月以后，面对“伊斯兰国”对中东地区和全球构成的严重威胁和挑战，美国在一个多月内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迅速组织起有近50个国家参与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其中有十国左右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空中打击行动。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全球战略选择的难题和考验。

    过去六年，以从伊拉克撤军为抓手，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了以收缩为特征的重大调整，基本改变了后冷战时期前三任总统的思路和风格。美国此次对外战略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低调、资源配置全球“再平衡”和安全事务责任共担。奥巴马的上述对外战略调整被又称为“奥巴马主义”，也被认为是奥巴马两届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政策。

    过去几年，美国的战略调整卓有成效。从伊拉克撤军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军费削减十年计划已于2013年启动，2014年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亚太“再平衡”战略也运行得有声有色。然而，“伊斯兰国”突然发难，迫使美国再次军事卷入中东地区事务，开展了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伊斯兰国”突起及其引发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威胁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型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将会坚持上述新战略不动摇，还是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回调”？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此次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做深入分析。

    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观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所采取的扩张型对外战略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全球影响力，反而使其国际形象不断下降。这种实力和付出与影响力和控制力相背离的最鲜活表现就是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不是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世界。”[1]在他看来，美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用错战略。而用错战略的根源在于观念偏差，即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普世价值来主持正义，需要霸权手段来维护稳定，唯有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可以满足这两种需求，结果导致对战略环境的误判和战略手段的错配。

    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简单化使美国领导人不仅认为价值是普世的，也觉得追求的过程是普世的。冷战后的25年间，美国发动或参与了六场战争，打了14年仗，而且并不认为是在谋求一己私利，而把每一场战争都作为善与恶的较量。[2]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的速胜，以及与“阿拉伯革命”让一个个专制政府迅速倒台形成对照的是，民主制度在中东地区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是“排异反应”。在美国的“帮助”和鼓励下，许多国家民众摆脱了专制和独裁，但却没有享受到民主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生活，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动荡和杀戮，甚至出现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在多数西亚北非国家中，美国非但没有赢得感激和拥戴，还不得不面对不同程度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就是一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承认：“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看到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暴力动乱，人们不禁会对未来感到悲观怀疑。”究其原因，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多元共存与平等竞争的基础上，而在充斥着教派仇视、部族冲突和国家认同缺失的地方，现阶段的政治多元化就意味着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去争取一元化统治，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突起就是明证。

    美国决策者还认为，除了普世价值，这个世界还需要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保持和平稳定。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美国迅速组织联盟发动海湾战争，开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国际关系本质就是“丛林状态”，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必要时采取单边方式进行军事干涉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美军入侵伊拉克正是小布什政府的这种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曾作为奥巴马竞选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危机》一书中指出，冷战结束再次赋予了美国充当全球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但美国错过了这个机遇，而且“合法性和信誉摇摇欲坠，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前三任总统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正确领悟。”[3]“霸权稳定”和“美国责任”观不仅让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安全战略，而且使美国对遍布全球的超过50个国家承担安全义务，美国支付人员伤亡和财富消耗的成本，而盟友和伙伴国则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本国发展。安全受益者不仅“免费搭车”或“便宜搭车”，还给美国制造麻烦，甚至形成反美同盟。[4]

    总之，近20年的扩张型对外战略，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数千军人生命和数万亿美元的代价，换来的却是道德制高点的丧失、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困局。这种内外双输的局面最终让美国决策者看到，民主改革需要有适宜的土壤才能修成正果，安全稳定还要靠协同合作才能实现。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不只是想结束战争，而是想首先结束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思维”，否则“我们在这个非传统威胁的世界上是不会安全的。”

    因此，此次美国对外战略转型是美国决策者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接受教训的结果，是观念转变的产物。而由此所形成的新战略具有一定的刚性和韧性，不会因“伊斯兰国”这样的局部安全挑战而有所动摇。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2014年8月在谈及“伊斯兰国”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时说：“我们在伊拉克再次学到了代价很高的一课，（那时我们）曾将自己置于一个并不真正了解的国家。”[5]可见，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所表现出的阿拉伯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反而会让美国领导人坚定战略转型的方向。

    美国战略调整的客观环境

    过去半个世纪，中东地区在世界能源供应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大国竞争和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石油安全。多年以来，为了降低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美国已将美洲作为首要石油进口地。2011年，海湾地区占美国石油毛进口量的比重为22%，而加拿大、墨西哥等西半球国家则占52%。据统计，在战后伊拉克油田市场份额中，中国占25.5%，英国占20.6%，俄罗斯占19.5%，马来西亚占16.7%，美国仅占1.9%。

    2008年，奥巴马提出从伊拉克撤军时，能源专家还预测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将会翻番。然而2009年，由于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将在2018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美国在2013年油气产量已经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受页岩油气开发热潮的影响，美国原油产量持续快速增长，20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至2013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由2005年的66.3%降为33%。2014年8月，美国向韩国交付40年来第一船从本土出口的原油，并已计划从2017年起向日本出口天然气。

    总之，即使美国十几年前发动伊拉克战争有能源供应方面的考虑，随着本国油气生产的快速增加和自给率的上升，现在则不会单纯为了石油而军事“重返”中东地区。也就是说，美国五年前以从中东收缩力量，实行“离岸制衡”为开端的全球战略调整，不会因为“伊斯兰国”所挑起的地区动乱所带来的石油供应问题而改变。理论上讲，由于在国际能源供求链条上位置的变化，伊拉克内乱所导致的油价上涨会让美国从中获益，因为较高的价格才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油气开发投资和相应的就业，最终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振兴、能源的安全和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所以，至少从美国自身的能源需求来说，中东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要。

    当然，作为世界上石油最集中的地区，中东还供应着欧洲70%、日本90%、中国30%—50%的石油。[6]伊拉克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300万桶至350万桶，如果这一产量突然消失，将给市场带来较大缺口，直接影响欧日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因此，美国要求有关国家特别是欧盟分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在美国主导下共同为解决“伊斯兰国”问题贡献力量。奥巴马在谈到“伊斯兰国”问题时明确说，中国“三十多年来一直搭便车”，其意也在敦促中国发挥作用，至少是配合美国的相关政策。

    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下降，还由于奥巴马政府将一度失衡的全球战略布局再次调整平衡，即提升亚太地区在美国资源配置中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曾有过一个“太平洋共同体”（New Pacific Community）构想，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安全集体化的亚太战略，[7]“9·11”恐怖袭击以及其后的阿、伊战争，使美国全球战略失衡，对亚太的关注度下降。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2005、2007年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并拒绝举办美国—东盟首脑峰会。三年前，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美政府高官陆续发声，提出“太平洋世纪”、“重返亚洲”、“重返亚太”、“亚洲转向”和亚太战略“再平衡”。其实，美国所谓“重返”或“再平衡”，就是将在亚太以外的军事、外交、经济资源调整一部分到亚太地区，本质上还是全球范围的“再平衡”。

    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的60%，占全球GDP总量约35%。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发展速度、与美国经济联系远超其他地区。2013年，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近1.6万亿美元，超过其与北美洲的1.1万亿和欧盟0.65万亿美元。东亚的朝核问题、台海问题、东南海问题都是地区安全热点，其中任何一个“起爆”，对地区和全球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在亚太的海外驻军与驻欧美军规模相当。过去六年，政治上美国明显加强了与日韩澳的联系，并连续参加东亚峰会；军事上，增加地区海空军力部署；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图在亚太地区打造一个“高质量和具有约束力”的经贸框架。美国将资源向亚太“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虽一再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但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本身就让美国产生所谓“战略焦虑”，担心在本地区的地位被中国取代。所以，亚太地区自身地位的提升也让美国无法放弃其开始不久的“再平衡”战略。

    美国的伊拉克困局与出路

    撤出伊拉克还不到三年，“伊斯兰国”就给美国领导人出了一个大难题。一方面极端武装的残暴虐杀让美国动武师出有名，可以在帮助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伊拉克政府渡过难关的同时，消除“伊斯兰国”成为发动国际恐怖袭击基地的隐患；另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乌克兰危机关系重大、削减赤字任重道远，诸多掣肘让奥巴马又极不情愿军事卷入。这种两难处境从民意分歧上也能窥见一斑。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8月18日的民调，54%的民众支持对伊斯兰极端武装进行军事打击，31%的人不支持；但有51%的被调查者担心美国军事卷入过度，32%的人担心卷入不够。美国政界分歧也很明显。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表示，“伊斯兰国”现在还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那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内战；而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则说保罗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我12年前就担心，现在仍然担心，会有另一次‘9·11发生，而且其武器会比飞机票和裁纸刀致命得多。”

    实际上，美国真正的困境源于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教派和国家关系，其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可能引发连锁问题。首先，可能会引来中东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逊尼派穆斯林更深的仇美情绪，催生新一轮的国际恐怖袭击。其次，客观上有利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而阿萨德政权必须下台又是美国和欧盟的既定目标。第三，顺应了伊朗削弱逊尼派势力进而主导海湾地区的企图，而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国家层次上最主要或许也是唯一的敌人。第四，让逊尼派掌权的美国盟友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对美心存芥蒂，而它们正在暗中支持叙利亚反政府的逊尼派武装。

    奥巴马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之后，中东仍然是重点之一，美国也仍在力图主导中东事务。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至2014年9月，国务卿克里访问中东15次，到访东亚只有7次，这既体现了中东形势的复杂多变，又反映出美国对该地区的忧虑和难以割舍。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突然发力占领摩苏尔和提克里克之后，美国先是以马利基下台作为空袭支援的条件，继而派出由数百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评估伊拉克局势和收集情报，然后决定发动空中打击。面对日均5次的空袭，“伊斯兰国”又将两名美国记者“斩首”，激发了美国国内对奥巴马政府缺乏一个完整的对付“伊斯兰国”战略的不满。2014年9月，经过与欧盟和阿盟等成员国磋商，奥巴马正式宣布削弱和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战略：第一，进行系统性空中打击而不局限于“保护美国人员和人道主义目的，包括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第二，装备和训练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反对派；第三，与阿盟（包括土耳其）、欧盟建立数十个国家的联盟，在军事、经济、政治、人员多方面采取行动；同时再次表示，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据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透露，“实施这一战略需要一段时间，而要达到击败对方的目标，或许会拖到下一任政府。”美国此次应对“伊斯兰国”的决策过程表现出两个特点：首先，不追求短期见效，体现出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控制力度、渐次推进、顺势而为的奥巴马风格；第二，强调这只是美国“牵头”的战略，含义是其所带来的责任、风险、压力、费用由国际联盟共同承担，这也是奥巴马全球战略调整的原则。

    同时，这一应对“伊斯兰国”的长期战略还说明，美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伊拉克阿巴迪新政府争取逊尼派民心、使“伊斯兰国”失去生存土壤方面，包括重新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赦免数万名以恐怖活动罪名关押的逊尼派人员，与逊尼派贫油聚居区分享石油收入等。美国决策者已经明白，既然伊拉克内乱的根源在教派冲突和内政失误，消除的方法就不能再主要依靠外力，而要铲除其内在祸源。美国的空中打击就像一次“外科手术”，而肌体的真正康复需要内在免疫系统的修复。然而，阿巴迪需要时间说服什叶派各个团体的合作，也需要时间实施和解政策以换取逊尼派民众的转化。奥巴马所提出的系统空袭、军事援助和组建联盟战略，实际上只是促使逊尼派民意转变的“远水”，解不了“伊斯兰国”迅速扩张的“近渴”问题。美国试图重演波黑战争时期的“波斯尼亚方式”[8]，培育和武装当地力量，派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在外来空中掩护下先遏制和削弱对手，最终靠国家重建将其打败。

    总而言之，由于在萨达姆专制统治下的教派间平衡被美国的军事入侵所打破，伊拉克深层的教派分歧和国家认同缺失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以美国撤军、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原政府的错误政策为契机，“伊斯兰国”武装异军突起。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八年伊拉克战争的遗产，美国决策者一定会想方设法打败“伊斯兰国”。但是，随着美国对海湾地区油气资源依赖程度的下降和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利益中地位的上升，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由于应对“伊斯兰国”挑战而重新转回中东的可能性很小。其实，评判奥巴马的全球战略调整是否会夭折，不能以美国用什么方式干预伊拉克内乱作为标准，只要美国决策者不再以“救世主”的思维去处理和解决地区问题，即使与“伊斯兰国”武装在地面战场进行小规模交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重回小布什时期的干涉主义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上网时间：2014年7月1日）

    [2]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煮，张华青等译：《一致与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3] 【美】布热津斯基著，陈东晓等译：《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 44.

    [5] http：//news.cntv.cn/2014/08/12/VIDE1407817921215188.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2）

    [6] 郭丁源：“伊拉克乱局的石油‘钥匙”， http：//www.cb.com.cn/economy/2014_0816/1077928.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9日）

    [7] 金波：《克林顿政府的新亚太战略》，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21-26页。

    [8]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期间，北约帮助波斯尼亚克族建立一支常规军事力量，由统一的专业军事指挥机构领导，在北约的空中掩护下打败塞族武装，最终导致代顿协议的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