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之殇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世时与母亲总有吵不完的架，鸡毛蒜皮都能扯出原则性问题来，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就为一个钱字。

    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窘迫是那个时代的标签，孩子们生活在下一分钟不知会发生什么的恐惧之中。唐山大地震那年（1976年），母亲经过三进三出后（离家搬到单位住），两人终于离了婚，我被判给父亲，母亲带着姐姐和妹妹离家而去，那时我刚满13岁。

    现在想来，那时闹个离婚太难了，家里隔三岔五地见各路同事、朋友和领导上门来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调解委员会以审问犯人的口吻审问他俩，想获得一纸离婚介绍信似乎比登天还难。不知为什么，父亲那会儿铁了心要离，一闹就是一年多。

    婚姻原本是很私密的个人行为，但在那个年月，离个婚非得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不可，不仅同事邻里要弄明白你俩为啥离婚，公家人就更是要反复求证，搞得和犯了天规似的，直逼得你不从窗户里扔几口锅出去，不打得头破血流，感情就不算破裂，这婚就不得离。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彼此有的没的把对方污得像个奸夫淫妇，祸害得一班无辜者稀里糊涂被牵涉其中，弄得家庭鸡飞狗跳，搞得四邻流言蜚语。

    离婚后的父亲脾气一日坏似一日，几乎到了灵魂出窍的程度，40岁的他头发似乎一夜就白了。那些日子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为一点点小事就会把我打得口鼻流血。那阵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他发出一声叹息，我就一定逃不脱一顿痛揍。那会儿我怕极了，怕的不是被打的过程，而是被打前发自父亲灵魂深处的叹息，那叹息声中，充满了焦躁、痛苦和绝望。小小年纪的我便领悟到了疼与痛的区别—疼出自于肉体，痛发乎于心灵。

    每每打骂过后，父亲像是如释重负，倏忽变得温存起来，教育我学会嘴软和认错。而我又错在哪了呢？他抚摸着我的头，嘀嘀咕咕慰藉着我，直到我的泪水委屈的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地掉落一地。然而我自小倔强，被打时从未哭过、求过、逃跑过，瞪大着眼睛以无奈的愤怒做武器，不躲、不闪、被打倒爬起来继续承受。

    1978年元月，42岁的父亲终因无法忍受肝癌的折磨，经两次自杀未遂后终于抓住了机会，从医院病房的五楼窗户跳了下去。当医生告诉我抢救无效的父亲已故去时，我没有一滴眼泪，第一感受是—I'm free（我自由了）。那年我14岁，正处在叛逆的年龄段。

    我当时尚未成年，父亲过世后，其单位领导找我商谈，说可以协助将我的户口迁回上海，与奶奶生活。也许是被压迫得越深，反抗得也越甚，我一口回绝，执意要独立生活。那时远离了恐惧，也就毫不顾忌窘困，丝毫没想过自己如何养活自己，拥有了无拘无束的自由就是一切。

    父亲是独子，我也算是独子，上海有个孤零零的奶奶数十年来一直独自生活。父亲去世后，我享受每年一次探亲假去上海探望她。也许是由于不愿迁回上海等诸多原因，我在奶奶眼里一直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每次回去看望她时，听到最多的是她不自觉的叹息声。

    或许是我的出现唤起了奶奶对儿子的思念，原本就少言寡语的奶奶见了我就越发的无言，我和她常常就那么隔着一张八仙桌坐着，我望着她，她望着门外，头老年性地微摇着，仿佛她面前坐着的不是她的亲孙子，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多年后的一天早晨，奶奶突然问我：“你说，是不是奶奶活的太久，把你阿爸和姑姑都克死了？”

    看着一头华发、满嘴只剩几颗残牙的奶奶，我无言以对，痛上心头。那以后，我便逐渐减少了去探望她的次数，不想再打乱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平静生活……

    世上没有比恐惧更伤害人和折磨人的，痛苦是有限度的，而恐惧则没有极限，它会被恶性地复制和传承，这也是我们身边为何会屡屡发生幼儿园老师、家庭保姆等虐童事件而令人担忧的原因。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确信：“恐惧是迷信的主要根源，也是残忍的主要根源。”恐惧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它是摧残人性的无形屠刀，是人格扭曲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眼下大踏步步入互害型社会的根本成因。

    历史上非正义的运动多发源于恐惧，人人以残忍和残暴以求自保，甚至不惜伤害朋友和亲人。在文明的社会制度中，人们首先有免于恐惧的权力，那些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所带给人的恐惧，都必须得到根本的遏制，否则维护社会稳定将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