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立
摘 要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这是八旗组织下首个“火器营”，囊括汉军马甲总数的2/3，专习火器，堪称精兵之薮。清朝建立汉军火器营的原因，是为消化、利用藩下兵卒，尤其是在前明接受西法训练，精通火器的孔有德、耿仲明旧属。此外，尚有应付西北边情的原因。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卫拉特蒙古威胁，特别是准噶尔崛起，雄踞中亚，令清朝芒刺在背，筹谋应对之策。成立汉军火器营，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蒙古騎兵，是康熙君臣在武力方面的预备。
关键词 清朝，八旗汉军，火器，卫拉特蒙古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4-0018-08
清朝在入关前便积极为部队配置火器。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努尔哈齐将火器普及全军，设立“黑营”（sahaliyan ing）与“汉兵”（nikan i cooha）。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重建“汉兵”，后来易名为“汉军”，即“八旗汉军”。八旗汉军的满文为ujen cooha，直译为“重兵”，因其配备沉重的红夷大炮，遂得是名。①不过，清朝虽将火器荟萃于汉军，却复有“火器营”的建制。最有名者，当属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立的“八旗满洲火器营”，以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宿卫“三山五园”，分驻海淀之火器营，因地望有别，简称“内、外火器营”。两营官兵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旗分挑取，汉军不预其列。②然而，清朝早在康熙二十二年，便在汉军旗下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康熙三十六年裁并。它是八旗组织里首个火器营，在汉军、满洲火器营并存时期，满文史料称前者为tuwai agūra ing（火器营），而将后者写作manjui tuwai agūra ing（满洲火器营），③可见满文tuwai agūra ing一词的本义，是指八旗汉军火器营。既然汉军专操火器，为何又组建八旗汉军火器营，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纵观清史，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立，不仅与清朝平定三藩时间相近，与讨伐准噶尔汗噶尔丹博硕克图（γaldan bo oγtu）亦息息相关。鉴于清朝入主中原，以及与准噶尔的角力是在17至18世纪，是亚洲史上的重大事件，故厘清八旗汉军火器营肇建之因，对深化清代政治史、军事史和边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不过，尽管八旗汉军火器营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既有研究寥寥无几，且在考订制度层面未能尽善，结论也相互龃龉。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存在不过15年（1683—1697年）、旋设旋废、官私著述记载相对匮乏有关。本文将在广采明、清、朝鲜史料，尤其是满、汉、蒙古文档案基础上，揭示八旗汉军火器营之设，与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将残兵败卒纳入汉军，编设佐领密切相关。纳残兵、设佐领固然有消弭祸患，使之融入八旗，效忠新主的目的，但又别有深意。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蒙古威胁，尤其是准噶尔崛起，迫使康熙君臣筹谋应对之策。设置汉军火器营团练鸟枪手，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准噶尔骑兵，应付西北边情，是清廷秘而不宣的原因。
天聪五年，淑勒汗皇太极重建“汉兵”，八年更名“乌真超哈”（汉军）。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析为八旗。①清朝至此确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体制，终其一朝，未有改易。明清易代之际，汉军不仅披坚执锐、军功彪炳，还涌现出众多体察民情的地方官员，保证了清朝迅速有效地统治内地。②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次第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明郑集团，汉人抗清斗争基本平息。可就在当年五月，上谕抽调汉军甲兵组织火器营，这是旗下首个火器营。创设该营之因，表面上看，是康熙帝从善如流，采纳左佥都御史陈汝器条陈：
又佥都御史陈汝器条奏，每旗应添设一营操练火器事。上曰：“这条奏甚是，况汉军兵丁不能骑马者甚多，每旗应设一营操练火器。”③
单就这条史料看，清廷似乎本着“人尽其用”，将不能乘骑的冗兵编为火器营，实则不然。五月，复有扩军之议：
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八旗汉军马兵、鸟枪手，每佐领增十八人，共二十人演习鸟枪事。上顾大学士勒德洪曰：“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严加操演，以裨实用。”④
引文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标点本《康熙起居注》，将“八旗汉军马兵、鸟枪手”断开，是错误的。对勘满文本，此处写作miyoocan sindara moringga cooha，⑤直译“放鸟枪（的）马兵”，亦即“鸟枪马甲”。所以，清朝是从各佐领抽取“马兵鸟枪手”，即“鸟枪马甲”，团练鸟枪。清入关后的史料将“牛录”写作“佐领”，仍是八旗基本组织，八旗甲兵皆由佐领拣选。若不了解清初的挑甲制度，很难解读出本条史料蕴含的信息。康熙十年兵部题本载：
manju. monggo de gabsihiyan. bayara bi. ujen cooha de. gabsihiyan. bayara akū. uttu be dahame. ereci amasi haha celehe manggi. kemuni nenehe songkoi. sunja haha de emu uksin etubufi. niru tome dehi uksin obuki.⑥
译文：满洲、蒙古有前锋、护军，汉军无前锋、护军。既如此，此后比丁毕，仍照先例，五丁披一甲，每佐领作四十甲。
兵部题请汉军佐领设甲40副，得蒙允准。这里的“甲”，满文作uksin，康熙朝官方编纂的满文辞典《御制清文鉴》释为：“甲，铁叶子钉于袄面，征伐时穿着者，谓之甲也”（uksin. burgiyen de selei hitha hadafi. afara dailara de eturengge be. uksin sembi）。⑦可见uksin的本义指战士披服的铠甲，但它尚有后起义，同书bayara（巴牙喇）条下称“自马甲内选取……谓之巴牙喇”（uksin i dorgici sonjome gaifi. ……bayara sembi）。⑧“巴牙喇”一名“护军”，是择优选取八旗满、蒙马甲，随扈皇帝、王公的精兵。所以，uksin除了本义“铠甲、铁甲”外，尚有“马甲”之义。汉军佐领的甲缺少于满、蒙佐领，无前锋、护军，仅设四十副uksin，便是指马甲。虽然康熙十年规定汉军佐领设马甲40名，但此后又有缩减。康熙二十九年纂就的《大清会典》记载汉军佐领仅有马甲30名，较前数裁去10名，但火器营领有的马甲数目却固定不变：“管领火器营，每佐领设拨什库二名、甲兵二十名。”⑨可知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后，鸟枪马甲从两名增至20名，扩充10倍，占汉军甲数2/3。这20名鸟枪马甲的归属，雍正元年（1723年）的奏折称：“惟八旗汉军当年曾另立有火器营，教演鸟枪，骁骑营止习学弓马”，⑩统归火器营约束。康熙朝旗人金德纯亦云：
后复允左佥使陈汝器请，增火器一营，每旗选马军精健者，五人拔二，一佐领得二十人。①
综合史料可见，火器营自肇建便拥有汉军2/3的马甲，规制宏大。金德纯所言，火器营兵丁是从汉军马甲中按“五人拔二”的比例选取，亦即占汉军马甲2/5，固属谬误，但他称营兵皆属精锐之语，却非孤证。康熙二十三年，群臣奏请颁发火器营旗纛，奉旨：“火器军士皆简练精兵，应表异以别之”，②可见康熙帝視火器营兵为貔貅爪牙，特意颁赐别样旗纛以彰军威，与旗下诸军相区分。此谕正可与前揭康熙帝强调火器重要，严加操演之谕互为佐证，足见火器营本非操练冗兵之所，而是精兵之薮。至于康熙帝所言，因训练不堪乘骑之兵，创建火器营，不过假臣下所奏，顺水推舟罢了，心中早有定见。那么，他创设汉军火器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解答该问题，必须从八旗制度入手，探讨三藩之乱后，清朝吸纳藩下人丁入旗，编设佐领的情况。
所谓藩下人丁，指清初投诚、酬封王公的汉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沈志祥属众，包括额兵、闲散两部分。他们降清后，虽然按牛录固山制度改编，却独立于八固山外，为数甚巨。康熙帝虑其尾大不掉，遂有削藩之举。③由于清初史料缺乏，藩下人丁总数已难确知，但从额兵一项，便可知其大概。不过，既有研究未能广征档案，对其数目多为估计，就三藩额兵而言，有观点称，靖南王耿仲明领兵2500名、平南王尚可喜2300名、平西王吴三桂有兵万余。④其实，内阁满文题本清楚交待了“三王一公”领有兵数：
geli dahashūn gung ?en yung hing ni fejergi hafan cooha emu minggan tebuhebi.. julergi be necihiyere wang ?ang ko hi i fejergi gūsai hafan cooha ilan minggan bi.. geli fulu wang ni hashū ici ergi ing seme juwe dzung bing guwan i niowanggiyan tui hafan cooha ninggun minggan bi..……yūn nan i goloi wargi be necihiyehe cin wang u san gui i fejergi gūsai hafan cooha emu tumen funcembi.. wang ni hashū. ici. julergi. amargi duin ing ni duin dzung bing guwan i fejergi niowanggiyan tui hafan cooha emu tumen juwe minggan bi.. fugiyan i goloi julergi be elhe obure wang geng gi moo i fejergi gūsai hafan cooha ilan minggan bi.. wang ni hashū. ici ergi juwe dzung bing guwan i fejergi niowanggiyan tui hafan cooha nadan minggan bi..⑤
译文：续顺公沈永兴驻有属下官兵千名。平南王尚可喜属下固山有官兵三千名，另余王之左、右两营二总兵官下绿旗官兵六千名……云南省平西亲王吴三桂属下固山有兵万余，王之左、右、前、后四营总兵官下属绿旗官兵有兵一万二千名。福建省靖南王耿继茂属下固山有兵三千名，王之左、右二总兵官下属绿旗官兵七千名。
该题本是康熙九年监察御史韩起的密报，意在促请削藩，除吴三桂所统固山兵数记为“万余”（emu tumen funcembi）外，皆为确切兵数，较为可靠。“三王一公”额兵总数为4.2万余名，吴三桂额兵最众，合计2.2万余名;次为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子），额兵1万名;尚可喜额兵9000名，沈永兴（沈志祥从子）1000名。按一兵合五口计，“三王一公”属人逾21万名，这仅是粗略统计，尚无法囊括全部闲散和仆从。见微知著，不难估测总数之巨。清朝粉碎叛乱，依据诸藩表现，区别对待其部曲。首逆吴三桂属下被发往盛京驿站、边台、官屯，以示惩罚。⑥其余出身前明东江系统的王公（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所属丁口，则按附逆与否、主从之分，或没入内务府，或编入八旗汉军，汉军编制迅速膨胀。如何令藩下旧人融入汉军，效忠清帝，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陈汝器请设火器营，正当其时。
陈汝器之请，与他在“三藩之乱”中的经历息息相关。他的家族隶属正红旗汉军，父陈启泰任福建巡海道，于耿精忠倡乱时合家殉节。⑦陈汝器往收父尸，为耿军幽囚二载。耿藩的老底子是明朝为光复辽东，应大学士徐光启之请，延聘精通火器的葡萄牙铳师为教习，在登州训练的西式军队。崇祯六年（天聪七年），这支精兵在孔有德、耿仲明率领下浮海降金，使皇太极掌握了强大的火器军团，凭技术优势改变了明清战局。①三藩之乱距孔、耿降金已40年，接受西法训练之兵虽已凋零，但火器技艺在传统社会讲究兄弟相传，父死子继。陈汝器滞留闽中，耳闻目睹，必对耿藩精于火器印象深刻，遂有是奏。
上述观点并非空中楼阁，实际上，清朝扩充汉军佐领时，竭力搜集原属孔有德、耿仲明人丁，可为佐证。日本学者多年来深耕两部《八旗通志》，追寻藩下人丁的去向，成就斐然。不过，两部《八旗通志》分纂于雍、乾年间，属后出史料，记清初史事，每多不尽不实处，须以第一手史料校补。涉及孔、耿旧人编设佐领，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耿精忠属人编入佐领的丁数和分隶八旗贵族的情况;二是孔有德旧属佐领数;三是由孔、耿旧人编成的佐领总数及编设时间。
绵贯哲郎对耿藩旧人编设佐领情况有所考察，认为其分两部分，即康熙二十年将未叛乱的耿昭忠（耿仲明次子）家口编5佐领，以及两年后收聚耿精忠人丁入京，编5佐领，共10佐领。后者中的2个佐领给阿济格之孙绰克托（cokto）与其子苏彦（suyan），②至于每佐领的丁数、其他3佐领的分属情况，《八旗通志》失载，但内阁题本有确切记录，参见表1：
根据题本，1371名耿精忠属人于康熙二十一年被解至京城，包括“革退兵丁”（nakabuha cooha）、“闲散兵丁”（sula cooha）、“另户之主”（encu boigon i ejen）、“家口”（booi anggala）四类。③次年，清朝把这批人丁编5佐领，丁数不一，但均逾百名，给下五旗亲贵。分得佐领的亲贵，都是清初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后嗣。④是否有意为之，尚待探讨。
清初诸藩中，孔有德地位崇高，麾下多为登州练兵的精锐，但他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死于桂林，部属听其婿孙延龄节制。吴三桂反清，孙延龄据八桂响应。清朝平叛后，将孔藩旧部并入汉军，但《八旗通志·旗分志》记载失之过简，且有错谬，给研究者造成诸多困扰。最突出者，是《旗分志》关于正红旗汉军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的叙述：
第一佐领，系顺治元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编为牛录，初隶正黄旗，以闵天俊管理。⑤
细谷良夫先生对此有所怀疑：
孔有德在顺治九年因桂林被围而自杀。与三藩相关的牛录全都是在康熙时代编成的，因此对于顺治元年孔有德属下壮丁被编成八旗汉军一事还有必要进行再分析。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名为“题请依例赏给并入上三旗汉军之原平南王属下十五牛录官兵闲散俸饷”的满文题本，内容却是调孔藩旧属入京事，显然是档案馆著录时混淆了julergi be toktobure wang（定南王）与julergi be necihiyere wang（平南王）之故。題本清楚开列了康熙二十二年编入汉军的15个佐领，请参表2（见下页）。
比照表2可知，清朝史官编纂《旗分志》，不了解诸藩原有体制，犯下两个错误：一是将编佐领和拨入汉军时间混为一谈;二是对藩下兵丁称呼不统一，导致难于确定入旗时间。设若研究者奉其为圭臬，难免落入陷阱。绵贯先生悉心爬梳《旗分志》，查出原属孔藩，后编入汉军的11个佐领（仅表2提到的闵天俊、董国应、李应科、丁永耀佐领未能确认），称它们分别在康熙十八年和二十二年入旗。⑦他的贡献很了不起，但碍于《旗分志》的史料性质，尚有三点可纠正补充。
首先，孔藩佐领数目与入旗时间，档案交待得很清楚。平叛后，议政王会议怎样处置孔有德旧部，得出结论，“定南王十五佐领官兵，著作上三旗每旗五佐领”（julergi be toktobure wang ni tofohon nirui hafan cooha be dergi ilan gūsade sunjata niru obuki）。②可见孔藩旧部15佐领在上京前业经设立，入旗后拨入天子自将的上三旗，每旗5个佐领。入旗时间皆为康熙二十二年，而非康熙十八年。
其次，佐领的编立时间不一致。譬如前文提到的闵天俊佐领，即表2的闵士谨佐领（二闵是祖孙关系）便是个例子。该佐领地位特殊，因为雍正十二年，正红旗汉军各佐领分撰“大人、官兵功绩册”，登记从征将弁劳绩，孔有德生平勋业，由该佐领呈报：
闵文辉佐领下定南武壮王孔有德所有从龙年月、籍贯之实迹，谨遵实录馆抄录，备细开列。③
鉴于诸藩的军队曾按牛录固山制度改编，那么，无论这个佐领是孔有德生前所在佐领，抑或入旗后指定奉祀孔有德的佐领，它与孔氏必定是骨肉依存，是孔藩的基本佐领。因此，其编设时间很可能如《旗分志》所称，肇自顺治元年，唯《旗分志》搞混了初设与入旗之分。它本来从属孔有德自领之固山，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始改隶正黄旗汉军，雍正四年调入正红旗。类似的情况还有董国应佐领，设于崇德元年，④也是到康熙二十二年才划归镶黄旗汉军。
再有，《旗分志》对藩下兵丁称呼有异，甚至不交代佐领源流。前者如丁永耀佐领，《旗分志》称之为“广西驻防”，是对孔藩兵丁的别种提法。后者如李应科佐领，干脆不提人丁来源，绵贯先生碍于史料缺乏，推测它可能是吴三桂旧部。⑤由此可见，《八旗通志》虽然是了解佐领制度的基本史料，但若不充分参酌档案，便援以为据，是有风险的。
上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缕述孔、耿二藩旧属入旗的过程，实因此事与创设火器营关系密切，不容苟且。综上所述，编入汉军的孔、耿旧部达25个佐领，都在康熙二十二年入京，这还不算尚可喜、沈永兴二藩属众。短短一年，大批藩下人丁骤然涌入汉军，如何吸纳这批曾在沙场兵戎相见的敌手，既确保其效忠清廷，又用其所长，不虚糜钱粮，是康熙帝迫在眉睫的急务。陈汝器请设火器营，正当其时。所以，消化原属藩下，带往北京编立佐领，纳入汉军的人丁，是火器营创立的原因之一。
清廷设立汉军火器营，除了吸纳藩下旧属、用其所长外，还有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康熙二十三年，大学士明珠谈火器营创立事，曰：“今天下承平，虽无用兵之处，然皇上安不忘危，特谕简选军士”，⑥称天下太平、不兴兵革，复称主上居安思危，故而拣选兵马。明珠位高权重，深谙彼时情势，此言不宜单纯视作吹捧之语。康熙帝念念不忘之“危”究竟指什么，他组建火器营又针对谁，不可不察。
显宗十三年，察哈尔使者向朝鲜使臣陈述蒙古情势：
我蒙古今为三国：一曰“项朵颜”、一曰“大朵颜”、一曰“山朵颜”，其余近塞底部落尽属于清国。我项朵颜即大元之后也，虽附于大国，犹有帝号。大朵颜服于大国，甚见亲待，而山朵颜自恃兵强，无服从之事矣。①
明末，蒙古大体分漠南、漠北、漠西三部，但与上文所言三部不能一一对应。漠南蒙古中，察哈尔原为大汗直属万户，于17世纪初，在皇太极持续打击下解体。天聪九年，皇太极封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子孔果尔额哲为亲王，统领原归其直辖的鄂托克，即清初之“察哈尔国”（cahar gurun）。②察哈尔使者称漠南蒙古为清朝治下的“近塞底部落”，是就其游牧塞上、分编札萨克言之，而将“察哈尔国”单列为“项朵颜”，借大元声威以自壮。“大朵颜”指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于顺治十四年承认清帝的宗主权，就是上文谈到的“服于大国”。至于倔强不臣的“山朵颜”自然指漠西的四卫拉特（d？觟rben oyirad）蒙古，清人呼为“厄鲁特”（ūlet）。朝鲜又称其为西凉塞外的“西凉蒙古”，是清朝最忌惮者。③
不過，朝鲜虽臣服清朝，却深怀文化优越感，每以“小中华”自命，视清朝为虏廷，冀望兴复汉室，在情报搜集上有明显的倾向性，故而对朝鲜史料不可尽信。就“西”事言之，清朝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远非朝鲜使者说得那样剑拔弩张。当时卫拉特蒙古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以和硕特最为强盛，统治着北起七河流域，南至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地区。早在崇德三年，拉萨的和硕特汗廷便遣使盛京，嗣后往来通使不绝，④大体维持着和平关系。可是，朝鲜史料的记载也决非空穴来风。明清易代，边务隳败，和硕特贵族乘势进取中甸等地。⑤康熙初年，清朝与和硕特终因争夺甘肃大草滩爆发冲突，《秦边纪略》载：
大草滩者，横截甘、凉二州，草丰茂，南北百里，东西三百里，中有焉支山，林木多，禽兽繁盛。然在祁连山北，为甘、凉喉吭。三部入据之，边吏争之甚力，诸夏、诸夷咸质于达赖喇嘛，乃命大宝法王往视分界。当是时，枢部、理藩文武咸集，皆谓之内地。怀阿尔赖拔佩刀砍地曰：大明汗江山，独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为？卒不肯离大草滩。于是中国增官兵，顾在大草滩四隅。顷之，梗甘、凉路，边吏与之对垒而军者，二旬不解。⑥
译文：你差来入贡，执钤印敕书者不可多于二百，余者在张家口、归化城贸易。⑥
康熙帝借口使者入境后不遵法度、肆行恣横，故裁抑至200人，余俱不准入边。这是清朝首次制裁准噶尔，与奇塔特出使密切相关。清使西行前后，正值准噶尔倾力讨伐中亚各政权之时。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博硕克图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率百战精兵开入塔里木盆地，将叶尔羌汗国变为附庸，复西征哈萨克，以上动向自然被清使带回北京。准噶尔凭借强劲军力扩张，令康熙帝深为忌惮，裁减使者，旨在通过限制互市削弱其力量，是经济上的制衡。至于武力上的筹备，史料虽语焉不详，仍可据蛛丝马迹求索之。
朝鲜史料称，河西耀兵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春，噶尔丹博硕克图使者入觐之时。《清圣祖实录》二十二年三月内开：“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遣使进贡，赏赉如例。”⑦噶尔丹博硕克图来使于康熙二十二年三月抵京，河西耀兵在此之前，而火器营创于当年五月，与此事前后衔接，必有关联。综合河西耀兵、奇塔特出使与裁抑准噶尔来使看，诸事递进相联，互为因果。可以认为：雄才大略，忧患意识极强的康熙帝创设八旗火器营的目的，除了吸纳三藩旧人外，尚有预筹西北边事，集中鸟枪马甲训练，作为日后远出征伐之资的考虑。明珠乃康熙帝近臣，深体上意，故以“安不忘危”称颂之，其“危”实指准噶尔。康熙帝之深谋远虑也如此。不参透这一点，便无从了解清朝何以在翦灭三藩、海内初定时，却急遽创设汉军火器营的根由。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康熙二十二年，清朝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将汉军佐领的鸟枪马甲从2名增至20名，占马甲总数的2/3，统一划入该营，演练鸟枪。所以，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设，并非如上谕所言仅为训练冗兵，实为精兵之薮。
二、清朝建立汉军火器营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消化利用藩下兵卒。清朝平定三藩后，将出自前明东江系统的王公属人带往北京编立佐领，纳入八旗汉军。其中，孔有德、耿仲明的旧属作为前明经过西法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遗存，是清朝重点吸纳的对象，共编成25个佐领。清朝通过设立汉军火器营，将藩下军人与汉军官兵共同编练，既确保彼等效忠清廷，又用其所长，不致虚糜钱粮。
三、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设，尚有一秘而不宣的原因，就是应付西北边情。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卫拉特蒙古威胁，几乎爆发武装冲突。待到准噶尔汗国崛起，雄踞中亚，令清朝芒刺在背，筹谋应对之策。成立汉军火器营，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蒙古骑兵，是康熙君臣在武力方面的预备。
总之，清朝抽调重兵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组织专业的火器军队，作为“安不忘危”的举措，谋求利用藩下火器手加强八旗军力，是为了应对准噶尔迫在眉睫的威胁。实际上，清朝在短短八年后便将火器营投入实战，在乌兰布通作为全军矛头，邀击南征的准噶尔军团，显示出康熙帝高瞻远瞩的决断。所以，研究清朝的军政制度，须如治唐、元史般，以内地、边疆互为参照、两相资藉，庶可求得较全面的结论。不过，汉军火器营虽然是八旗组织下首个火器营，但它的存在时间很短，相关史料少且零散。它的营制、武备、战术和训练情况，以及对八旗满洲火器营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有待探讨。清朝为何匆匆裁并汉军火器营，这一举动与清朝讨伐准噶尔的战局变化是否有关，对清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都是亟待讨论的问题，但碍于篇幅所限，只能另文探讨了。
【作者简介】张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早期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After the Kangxi emperor settled the rebellion of the generals ruling the Southeastern China， the Chinese firearms battalion of eight banners was established in 1683. This was the first firearms battalion under the eight banners organization and included two 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banners cavalries who specialized in firearms and were elite troops. The reason of its foundation by the Kangxi emperor was to use the firearm equipped soldiers of the generals ruling the Southeast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troops under the control of Kong Youde and Geng Zhongming， who mastered the elite infantry drilled by Portuguese officers and were very proficient in firearms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Ming dynasty. Moreover， against the potential threat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was a very important reason. After the Ming dynasty collapsed，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was for a long time threatened by Oirats. The Zunghar tribe of Oirats grew stronger and became the hegemony of Central Asia. The Qing dynasty felt potential frighten from the Zunghar and began to plan the military strategies. The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firearms battalion of eight banners and drilled the muskets against Junggar. It was the force preparation of Kangxi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The Chinese firearms battalion of eight banners was the force preparation of Kangxi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against the Zunghar.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Banners， Firearms， Oira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