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绩效研判与提升路径研究
熊玮 郑鹏
[提 要]抚州市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研究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BM-DEA模型对2003-2015年抚州市5个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各县区之间整体的生态补偿绩效水平县域存在较大差异，南丰县的生态补偿绩效水平多年来几乎一直保持最优，远高于其他县区;而黎川县和宜黄县及资溪县的生态补偿绩效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波动变化幅度也较大。因此，各部门应从平衡与协调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方面，促进整体生态补偿绩效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SBM-DEA模型;Malmquist效率指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
[作者简介]熊 玮（1983—），女，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郑 鹏（1982—），男，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2016年抚州市社科规划项目“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绩效研判与提升路径研究”（16sk20）
一、引言
2016年9月《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号）将我省的浮梁县、莲花县、芦溪县、修水县、石城县、遂川县、万安县、安福县、永新县、靖安县、铜鼓县、黎川县、南丰县、宜黄县、资溪县、广昌县、婺源县新增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1]。抚州市位于江西省东部，国土面积1.88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辖10县1区，境内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优良，生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65.6%，是东南沿海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①。在国家新增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抚州地区就有5个，分别是黎川县、南丰县、宜黄县、资溪县和广昌县，占抚州市辖县的一半。
在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为新的战略高度、中央和江西省出台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江西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现实需要的宏观背景下，聚焦研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问题，不仅能够提高生态补偿资源的高效利用，也有助于提高针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体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抚州市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也是生态基础好、民风民俗纯、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研究抚州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对打造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数量多、覆盖的范围广，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尤其是研究如何开展“样板示范”和改进政策导向，对于江西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学界用来测量和评估绩效的方法主要有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及熵权法等。Charnes和 Cooper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用来评价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模型方法[2]。该模型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所选取的指标有统一单位，而且模型指标是自动赋权的，可以避免对于环境类指标主观赋权的影响，从而可以有效分析无法价格化或难以确定权重的指标，简化了运算，减少了误差，更好地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然而，由于传统的径向DEA模型无法考虑“松弛变量”对效率值的影响，以及同时使期望产出增加、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技术变化，这样度量的效率值就有可能是不准确或有偏差的。同时，鉴于传统DEA模型主要是以经济效益为产出指标，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侧重的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作用与影响，因此，本文将选用经过改良的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度量其绩效值[3]。该模型不需要设定生产者的最优行为目标，也不需要特殊假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它是根据投入产出的数据得到相应的技术数据和各决策单元相对于参照技术的效率评价，同时通过在目标函数中直接引入松弛变量，使得在非期望产出条件下也可以对环境效率进行评价。同时，为有效分析这些绩效值在数值上的变动程度，本文还将结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方法进一步作动态分析。该指数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4]，规模效率可变时，又将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从而能够更好的解释影响配置效率的因素具体有哪些。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相关定义和最新研究成果，结合DEA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对指标数据的要求，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科学性、相对独立性和可操作性等准则，构建了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体系构建过程中将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各项税收总和及地方财政一般收入预算作为投入类指标，用于反映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林耕地状况和生态补偿投入情况;将期望产出的人均GDP、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非期望产出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产出指标，分别用于反映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环境治理状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共包括5个县区。数据主要来源《抚州市统计年鉴》（2003-2015）和所涉及到的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统计年鉴。
三、评价结果
通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SOLVER Pro 5.0软件，将整理形成的2003-2015年抚州市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指标数据导入求解后，得到这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的计算结果，具体如下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2003-2015年间抚州市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个县区的生态补偿绩效呈现波动变化趋势，不太稳定。比较可知，各县区之间整体的生态补偿绩效水平县域差异较大，南丰县的生态补偿绩效水平多年来一直保持最优，远高于其他县区;而黎川县和宜黄县及资溪县的生态补偿绩效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波动变化幅度较大。这可能与每个县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状况之间的差异有关。
本文同时采用Malmquist指数对生态补偿绩效值变动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得到了2003-2015年抚州市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年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具体如表3所示。整体而言，除黎川县外，其他4个县区的生态补偿综合绩效均处在小幅增長阶段，其中增长较为显著的是广昌县，年均增长率为7.0%。从各县区生态补偿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情况看，黎川县呈现整体递减趋势，这表明县区在生态补偿方面的管理力度不够，且存在投入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需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善。生态补偿的规模效率变化较小，仅有广昌县增长率凸显，达到5.1%，规模效率下降与不变的县区占比较大，说明需适度合理地调整生态补偿的规模，减少盲目扩大或缩小补偿规模而导致实际的绩效不佳。整体来看，除了宜黄县和资溪县以外，另外三个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县区生态补偿的技术进步提升较快，5个县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6%，这可能源自多年来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政策等支持。国家的支持措施促进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技术水平的创新与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状况，推动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绩效研判和提升路径
抚州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县域差异还是较大的。尽管各县的生态补偿力度和规模都在逐步加大，但实际的实施方法和途径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都会因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断变动。整体上说，因各县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保护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等多方面因素存在差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历年波动幅度较大，有一定的提升与改善空间。因而，各级部门应结合各县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政策标准，完善法律法规，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与强化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能力，平衡协调县域间的生态补偿绩效差异，促进全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水平的整体提升。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
（一）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优化资金分配格局
许多重点生态功能区实际上也属于贫困地区。因此，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在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但又不能有“平均主义”倾向。因为“平均主义”可能会导致大量资金投向了生态效率较低的区域，降低生态效率较高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必须认识到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最终目标不是解决生计问题，而是切实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因而，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遵循生态目标优先的原则，合理调整生态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资金分配比重，提升生态补偿的效率。
（二）提高县区政府的积极性，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
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与活动类型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及直接针对区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类型相关结果的激励机制。同时，保证上下级政府部门间的信息通畅，降低代理成本，保证政策机制的实施效果，切实提高县区政府各级部门生态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加强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构建区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监测的信息共享平台，推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区域间的协作。对于区域间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各方要进行充分合作、协同治理和联合执法。特别是针对在河流和大气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各方应该加强协同治理力度。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还要探索建立可以协调不同区域之间利益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各个区域共享生态效益的同时，共同分担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
（四）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的利益共享机制
构建和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的利益共享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处理好生态补偿公益性与社会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的收益水平。可以探索构建基于公私合作模式的区域生态补偿基金，在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的同时惠及当地居民。还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促进绿色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支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建立和完善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保证各方权责明确，实现利益共享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江西省抚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2016年6月。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号）[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8/content_5112925.htm.
[2]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 2（6） ： 429-444.
[3]Tone K. Dealing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 A Slacks-based Measure（SBM）Approach[C].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 of Japan. 2004， 2004： 44-45.
[4]F？覿re R G S N.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66 - 83.
[5]张涛，成金华.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7，（5）.
[责任编辑：朱晨光]
